中国话语的国内研究述评

2019-07-02尹占文姜娇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19年3期

尹占文姜娇

〔摘要〕近年来，国内学界就中国话语这一主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研究势头强劲，研究成果丰硕，主要包括中国话语的内涵及基本构成、中国话语的具体内容、中国话语的建构路径等方面。但同时在研究中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多元视角的碎片化研究比较明显、实然层面的实证研究相对欠缺、理论深度和学术含量有待进一步提升、国际经验总结借鉴和国际比较研究亟待加强等，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并加以改进，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中国话语;基本内涵;建构依据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9-1203（2019）03-0124-05

“话语”这一概念在近年来的学术活动中，逐渐突破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学界限，被引入其他多元维度的研究视域中。作为20世纪最富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的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涉入话语问题研究。我国的国家话语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非常强劲。紧密跟踪当前中国话语的研究动态，把握中国话语研究的成就和不足，既有助于加快推动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又有助于推动我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从而提升中国话语权。

一、关于中国话语的内涵及基本构成研究

（一）关于中国话语的内涵研究

当前，关于国家话语内涵的研究还比较少，对国家话语的定义还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学界主要围绕国家话语和中国话语体系等几个相关概念对中国话语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形成了“传播形态说”“意识形态说”和“意义系统说”等不同的观点。陈汝东持有“传播形态说”的观点，他认为，国家话语是国家在实施话语权利的过程中以传播国家信息、塑造国家形象、解决国际国内问题为目的的一种国家传播现象及信息形态〔1 〕。张国祚持有“意识形态说”的观点，他认为，话语权就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与权利，其更深层次则主要是指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这样的话语权往往同人们争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位和权益的话语表达密切相关〔2 〕。赵士发持有“意义系统说”的观点，他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指出话语体系是话语主体的价值、地位、权益等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意义表达系统，一定话语主体的话语体系，实质上是反映其价值观念、社会地位、政治权利与经济利益等生存条件的意义系统〔3 〕。

（二）关于中国话语的基本构成研究

学者们普遍认为，国家话语、话语权是内容丰富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据此，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进行了阐释。李亚彬认为话语、话语权与政治权力紧密相联，一般包括议题设置和解释的主体、内容、方式三个方面的内容，从作用方式来看，政治权力决定议题设置和解释的主导权〔4 〕。韩庆祥着重从学理角度研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由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要素构成的系统，包括话语基础、话语核心、话语体系、话语方式、话语自信、话语传播、话语权和话语创新等八个层面〔5 〕。卢国琪从探讨话语、话语群与话语体系的基本关系出发，认为话语群是由话语构成的，而话语体系又是由话语群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包括探索历程话语群、道路理论体系制度话语群、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话语群、基本要求话语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群等〔6 〕。当然，还有的学者从具体领域切入进行研究，如周凯敏、于连锐分别从国际关系领域、政治学角度探析了话语体系的基本构成。

二、关于中国话语的具体内容研究

（一）关于革命、建设、改革发展话语的研究

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转换和条件变迁，学界按主题将国家话语分为革命话语、建设话语、改革和发展话语，建构适应社会发展和符合人民利益的话语体系。杨筱刚等认为，尽管经典马克思主义本身是“革命”话语，但其内部也蕴含着“建设”话语，而列宁和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并未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虽然他们意识到“革命”胜利后需进行工作重心的转移，但始终没有从根本上突破“革命”话语，所以在列宁和毛泽东时代延续的还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7 〕。唐爱军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导话语由革命转向改革，邓小平关于改革话语体系的建构涉及“改革目的论”“改革性质论”“改革范围论”“改革评价标准论”和“改革保障论” 〔8 〕。王静以发展为研究视角，探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围绕发展的内涵、目标、方式的选择以及评价标准等内容所形成的发展话语体系，回顾了从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到江泽民提出的“发展是第一要务”，再到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直到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的发展话语体系的历史变迁〔9 〕。

（二）关于国家领袖的话语研究

对于国家领袖的话语研究，学者们主要围绕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话语，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提出的改革话语，江泽民和胡锦涛进一步发展和深化的改革话语，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治国理政思想和话语等方面而展开。陈金龙从毛泽东建设话语的建构出发，提出中国革命经验是毛泽东建设话语的重要理论资源，不管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具体道路，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都包含中国革命经验的基本因子，因此存在照搬革命经验的偏差，但不可否认，毛泽东也依据世情、国情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伟大探索〔10 〕。肖贵清和李永进追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发展历程，认为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确立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根据时代需求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11 〕。王明春着重探析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这一新时期政治话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具有导向功能、凝聚功能、示范功能和对话功能，对提升中国政治话语的影响力和在世界范围内中国话语权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12 〕。

（三）关于中国话语的变迁

关于中国话语的变迁，学界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个是从历史角度，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解为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时代实际，形成了批判旧世界的中国革命话语体系和创造新世界的中国建设话语体系。王小宁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治话语由以“政治挂帅”、高度集权和思想文化控制为特点的革命话语体系转变为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建设话语体系〔13 〕。陶绍兴认为，“中国模式”话语从鸦片战争以后的殖民话语转变为1921年之后的革命话语，再由革命话语转变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建设话语，他指出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中国成了典型的世界各种殖民话语的试验场，1921年之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话语;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成功地实现了革命话语向建设话语的转型〔14 〕。另一个是从文化的角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变迁看作是中国优秀文化和理论成果对人类文明思想的包容与吸纳的过程。周宇豪认为，任何话语体系的形成都离不开支配它的思想理论体系和文化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形成的理论源泉和价值支撑〔15 〕。李庆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母体文化和一种文化土壤对马克思主义由西方走向东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发展过程中，两者相融合，诞生了毛澤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16 〕。

（四）关于构建中国话语的依据及价值研究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构建中国话语的依据进行了探索，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传播的需要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实践迫切需要构建中国话语。从国际上来看，胡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话语的相对弱势，导致实践话语权常被外部社会所解构〔17 〕。因此，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环境以及长期以来我国实际上处于“失语”甚至“挨骂”的被动境地，中国道路亟需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以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王文彬则聚焦国内实践，强调优化话语体系是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的必然选择，针对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政府必须立足于国家利益，整合优化各种解决方案，为此需要建立统一的话语体系来整合人们的意志和诉求，聚民心、汇民智，从而更好地推动国家的发展〔18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传播需要构建中国话语。戴木才特别强调，要打造我国关于革命、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我国今天的软实力建设应该在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文明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19 〕。

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对内不仅能够强化国家权威意识，而且能够引导社会舆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对外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提升我国的对外话语权和国际参与度，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钟天娥认为话语体系具有思想指导功能：一方面，它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另一方面，积极加强话语体系的宣传和阐释，能够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发挥强大的思想指导和凝聚作用〔20 〕。另外，构建中国话语对外能够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增强国际话语权。张涛和白醒乐指出，中国当前所遭遇的国家形象危机本质上是中国话语危机，当前进行国家话语建构对增强中国形象的“自塑”能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进而提升国家软实力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以及实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1 〕。因此，在“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我们要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深入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建构中国话语，推动“中国声音”走向世界，以期更好地传播我们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从而获得更多的理解和认同。

三、关于中国话语的建构路径研究

通过有效路径巩固和发展中国话语，提升中国话语的地位，是学界需要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目前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建构中国话语。

（一）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一支哲学社会科学队伍

中国话语的创新与发展，需要勇于探索和创新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我国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战略任务，为知识分子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赵斌立足于人才队伍的培养指出，要打造一支德才兼备、学贯中西的理论队伍。他们必须具备清醒的理论自觉，能够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拥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能够积极应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人民保持紧密的联系;必须把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具备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实践中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22 〕。施旭针对西方话语和社会思潮的冲击，认为要提高中国话语的影响力，需要有一大批学术同仁坚持不懈、锐意创新，从多元的视角讨论东西方学术交流的话语原则和方式，建立有利于文化沟通的概念和语言，将中华学术全方位地推向世界〔23 〕。此外，孙熙国强调从紧扣时代脉搏、接地气方面打造人文社会工作者，叶险明着重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方面去鼓励人们进行理论创新。

（二）坚持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话语不仅面临着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还遭受着西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的渗透。为此，我们需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地位，传承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发扬我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同时在借鉴西方优秀话语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董星辰和解丽霞通过分析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进行话语渗透这一事实，提出新时期我们要坚守马克思主义话语主导的底线。一方面，要注重多元语境下的话语体系创新;另一方面，我们绝不容许任何传统话语和流行话语消解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主导地位〔24 〕。王越芬和张世昌将价值自信作为提升国家话语能力的精神支点，强调要坚守价值自信，摒弃照搬和模仿西方话语范式，立足民族文化之基，坚守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价值取向的自信，同时要积极传播中国价值精髓，注重用世界的、时代的、发展的思维不断提升国家话语的破解力、创新力和生命力〔25 〕。另外，我们必须明确，坚持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并不代表排斥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如邱仁富将视野放宽到整个人类文明，强调要善于借鉴和吸收优秀的话语成果。

（三）立足中国实践，总结中国经验，创新中国话语

实践是思想认识和话语的来源，提升中国话语之所以在今天倍受关注，根本原因在于蓬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推动，提升中国话语必须立足中国实践，总结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盛静从“母语安全”的角度，立足实践，将整合和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当代话语体系的重中之重，为中国问题寻求世界表达和国际视角，整合向世界发送声音的渠道和资源，求同存异，传递中国力量，同时影响世界，使得传统和世界之间尽量实现和谐统一，进而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26 〕。敖带芽以执政话语体系为切入点，指出执政话语体系的创新必须着眼于执政实践的变化，政治上要顺应执政规律，经济上要适应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文化上要承认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和普通商品的双重属性，同时，要向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社会转变〔27 〕。总之，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我们要善于探索中國实践的新形式来进一步丰富中国话语，以实现中国话语的现代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四）创新传播方式，借助传媒力量加速中国话语传播

一个国家话语能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媒能力的强弱。为此，我国应该创新国家话语传播方式，遵循文化传播规律，拓展多种传播渠道，积极发出中国声音，传播好中国故事。孟威探究了话语体系的传播方式，提出要建立方式创新、效果导向的话语体系，要把握好传播“时、效、度”，处理好“讲道理”和“讲故事”、“自己讲”和“别人讲”、“大声讲”和“柔声讲”的关系，既能够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又能够达到说服成效〔28 〕。姚朝华和谷超针对互联网等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指出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规范网络信息传播机制，针对各种舆论热点，政党话语要正面回应，面对多种媒体造就的不同话语体系，国家要以民众认可的方式加以引导〔29 〕。关于国家话语传播方式的创新，学者们还从其他方面进行了设想，如杨升平提出要注重话语宣传与推广的策略。总之，我们不仅要完善国家话语内涵，而且要提升话语传播效果，以增强中国话语的影响力。

四、中国话语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改进建议

综上所述，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国话语的研究成果呈逐年增长态势，为中国话语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

（一）多元视角的碎片化研究比较明显

从知网收录的主题为“中国话语”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期刊所占比重较大，硕博论文份额较小。虽然研究领域比较宽泛，但是研究内容大多聚集于近年来的发展方面，对过往的发展研究较少。而且，研究主要从新闻学、语言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历史学等单个学科视野下展开，理论视野相对狭窄。中国话语研究属于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综合性比较强，这就需要学界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结合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传播学等开展跨学科和多学科交叉研究，通过内容创新对中国话语进行整合研究，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有利于避免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的趋同甚至重复。

（二）实然层面的实证研究相对欠缺

当前学界从应然层面对增强国家话语能力、提升话语权的研究比较多，而实然层面的实证研究和可操作性应用研究相对较少，理论与实践结合相对比较松散，甚至有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的需要，没有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有效指导作用。更重要的是，针对西方国家利用“话语霸权”遏制我国的现象，中国话语缺乏有效的理论分析和应对措施，在这方面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今后的研究要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诉求，要通过大量的社会调研和实证研究，让群众能够真正理解和领会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增强群众对国家话语的理解度和认同感，实现国家话语凝神聚力的作用。在国际上，我们的研究要讲清楚中国故事，走出书斋、深入实践，拓展可操作性的研究路径，寻找中国话语和西方话语的汇合点和相通点，让世界了解中国，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话语的认可度。同时，要善于发挥新闻传播媒介的舆论引导作用，从而增强中国话语在国际交往中的影响力。

（三）理论深度和学术含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目前，学界对中国话语的内涵、特征和基本构成等方面的研究缺乏一定的理论深度。现有研究成果中，多数学者是从各自的学科领域和专业背景出发对国家话语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解读，系统化的专著相对较少。因此，今后的研究要增强理论深度和学术含量，需要一批优秀学者立足于鲜活的社会实践，不仅要融会贯通基础理论研究、历史经验研究和实践应用研究，而且要将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统一起来，将国内话语和国际话语统一起来，为中国话语研究搭建基本的理论框架、明确基本的表达范式。

（四）国际经验总结借鉴和国际比较研究亟待加强

當前学界热衷于构建新时代中国话语，这点确实非常重要，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研究西方话语的生成和表达机制，从方法论上对当前中国话语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西方话语”虽是西方社会的特殊产物，其产生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也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和服务对象，但我们不仅可以从“西方话语”的生成和演化规律中提取可操作性的国际经验（主要是在话语建构的基础概念和基本方法层面），而且可以从东西方话语的国际比较中，找到中国话语和西方话语的相通点和汇合点，提升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对中国话语的认可度，这对于增强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为此，今后要加强国际经验总结借鉴和国际话语的比较研究，在处理好中国话语和西方话语关系的基础上，在保留足够的中国特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中国话语的创新性发展，既要防止西方话语对我们的“西化”和腐蚀，又要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话语体系，逐步建立、巩固并强化我国独立自主的话语阵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舆论服务和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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