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春芳 刘文生

摘 要：近代的兴义出了不少在贵州乃至全国政界、军界、教育界等地位显赫的人物，这首先应归功于教育。刘统之作为兴义地区近代教育的奠基者，他顺应历史潮流，重修笔山书院，创办小学堂和女子学堂，派遣留学生，对推动近代兴义地区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刘统之;书院;近代教育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4-0132-02

清末教育改革，是晚清政府新政改革的重要方面。通过改革，传统教育废止，近代教育体系建立。地处贵州西南部的兴义顺应时局，也进行了教育革新。兴义近代出现的在贵州乃至全国政界、军界、教育界等地位显赫的人物，首先应归功于兴办新式教育。刘统之是兴义地区近代教育的奠基者，他顺应历史潮流，发展兴义的近代教育，殚精竭虑，对地方教育事业的振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兴办兴义教育迈出了开拓性的第一步。

一、重修笔山书院

笔山书院，位于贵州兴义，主要是作为官方教育机构的补充而存在的，是当地重要的文教机构。创办于清代乾隆（公元1730——1795年）年间，由地方人士集资兴办，为科举时代讲授四书五经的场所。笔山书院建成以后，因战乱及其他一些原因，先后有过四次兴废。1813年（清代嘉庆十八年），知县杜友李会诸生倡建，由文武生童各捐钱1000文及邑人之捐助始成，以有笔架山得名。清代嘉庆二十三年，知县张梦骥购地拓宽。清代道光十二年（1832年），知县徐又增修学舍，规制完备，咸丰、同治年间毁于战火。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鉴于前三座“老书院”的院址地势较高，位置较偏，教读不便，在19世纪末全国各省、府、州、县纷纷成立书院讲学的背景下，刘统之顺应历史潮流，第四次兴建书院。他认为兴义地方迭遭动乱，出乱的根本原因是“文风衰靡”，武功只是平一时之乱，兴学才是治理动乱保持社会稳定的根本出路。

刘统之与地方绅士计议，重修笔山书院。他倡议动用团防局历年积存的白银（传说有十万两）用于新建学院的费用。在取得兴义府知府的同意后，于老鹳坟（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校址）购地建院。在刘统之、赵天如等的主持下，第四次建院工程很快完工。新建成的笔山书院校舍更加规范，教学设施较为完善，制度益趋健全。书院共有三进院舍26楹，有礼堂、山斗堂、斋房、憩息室和寝室等，并在山斗堂写下了建院的目的“通今效用，修辞立诚”。同时购置了大量图书，有经、史、子、集四部万余卷，又有乡人唐续宗、李映雪捐资刊刻朱子《小学》、《训蒙诗歌》、《史鉴节要》等存于其中。

书院建成后，刘统之首先解决书院发展的物质条件。他以剩余库银为基金，劝导官民捐资兴学，没收“匪产”、绝户的收入，划拨斗息、称捐、屠宰捐等作为兴办书院的常年费用。其次，刘统之认为要办好教育，主要是师资。他认为要使笔山书院得以迅速发展，多出人才，首先得有一批名师。没有好的老师，是培养不出优秀人才的。刘统之凭借自己的一腔热情和在社会上的影响，从光绪十六年（1890年）至二十八年（1902年）期间，不惜重资，以年俸三四百两（年俸三、四百金，是当时普通年俸的2倍，相当于知府所得）聘请省内外名流十五六人前来书院任教。他对所有受聘到兴义讲学诸名儒，优礼有加，待为上宾，结为世好。其中以绥阳举人雷廷珍（当时名震贵州的教育家）和贵定举人徐天叙任职时间较长成效最为显著。雷廷珍执掌笔山书院约3年，期间，书院学务蒸蒸日上，“书院向习八股诗赋，自戊戌，雷廷珍提倡经学、小学，住院生月呈笔记，亦当堂课给奖，广置时务报及经、史、子、集以供涉猎，学风为之一变”。《兴义县志稿》记载，“甲辰徐天叙主讲时，指阅经史，分呈笔记，每月会邑中人士举行讲演，风气又一变”。在这些名师的带动下，书院名声大振，本县及邻县来求学者众多，院址几乎不堪容纳。《兴义县志稿》载：“时笔山书院学务，蒸蒸日上，巳达顶峰。”笔山书院开始步入全盛时期。

笔山书院虽为旧式书院，实际上已完全具备了新式学堂的规模和性质。从笔山书院走出的学子，如王电轮、王伯群、何应钦等数十人，有的成为辛亥革命的先驱，有的成為国民政府或执政贵州的军政要人。总之，在刘统之的带领下，清末的兴义笔山书院，在传播优秀文化传统、培养人才、繁荣学术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兴义笔山书院在贵州近代教育史册上，占有宝贵的一席。

二、创办小学堂和女子学堂

戊戌维新，废除科举，各省县书院都改设学堂。书院改为新式学堂，是清末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当时全国书院教育逐渐走向衰落的大背景之下的笔山书院所面临的困境决定了其改革的必然性。刘统之在教育改革上颇能触及时代脉搏，顺应潮流。他深感“兴义设县晚，科名较稀，高瞻远瞩，为地方百年大计，锐意兴学，优礼厚币，敦聘省内外名儒，创办城乡小学。”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刘统之致力于书院改革，创办新式教育。他开始从事兴办新学堂的活动，着重发展小学教育，他将笔山书院改成兴义高等小学堂，自任兴义城内学堂监督。他礼聘贵阳有名举人张寿龄任首任高等小学堂堂长，并筹集资金修缮扩建了校舍，于书院后山新建教室、图书室、仪器室、仓房等，开辟出了操场和游戏、娱乐场所，同时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购供师生参考书刊数千册。

但学堂开始的招生困难重重。清末《章程》规定，小学堂招收7岁以上儿童入学，因初等小学为义务教育，所有儿童均须按期入学，不需考试。但在兴义这个闭塞落后、风气未开的地方办新学，群众多存在观望心理，招生十分困难。当时一些具有守旧思想的人制造谣言，“读洋书，就要信洋教，当洋人，不要祖宗，无君无父，变成禽兽”等等，恐吓家长和学生，企图阻挠破坏新学的兴起。刘统之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坐上轿子，首先从自己的家族、亲戚和有世谊关系应该上学的人家劝说，先说服家长，“保证不信洋教，不信耶稣仍然贴家神”，之后又说服学生，“谁敢动你一根毫毛，三爷爷同他拼命”。开学之日，刘统之坐上轿子亲自接学生去学堂，但仅有学生七人。刘统之并没有灰心，而是看到了希望，开学典礼办得很隆重。刘统之让七个学生从头到脚都换了一身穿戴，并发给纸笔和课本，还请学生吃茶饭，孩子也渐渐变得知书达理。这一事件，在当地一时传为美谈，不久家长们也消除了顾虑，纷纷把自家孩子送进学堂。学生增加到二十多人，后又激增至八十多人。这所学堂也发展成为兴义府规模最大的一所学堂。

为了提高高等小学堂的教育教学质量，刘统之向外地聘请了陈树藩等名流来堂任教，学校不仅认真指导学生研读经史，还从日本购进大量学习近代知识所需的各种图表百余张、物理和化学仪器各一套和各类书籍，供学生们学用。再加上他注重初等小学堂的教育，升入高等小学堂的学生基础较好，因此高等小学堂毕业的学生都很优秀。如1905年，堂长徐天叙带领王文华等十三名学生赴省城投考通省公立中学，这十三人不仅全部录取，而且包揽前十三名（全是兴义籍考生），轰动全省，名震贵州学界。后有教育界名流聂树楷、解伯莹等先后担任堂长，因教学有方而成绩显著，邻省滇、桂及本省盘江八县慕名而来的学生日渐增多，每年有毕业生数十名，毕业后，他们或在教育、或在政治、或在军事上有所贡献。

中国近代女子学校教育是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近代是中国历史的大变革时期，教育变革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兴办新式学堂，并专门开办女子学校，向女子打开进入学校接受教育之门。在清廷颁布《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的大背景下，刘统之在兴义倡导创办女学，设立了毓秀女子初等小学堂，开风气之先，这在盘江八属尚属先例。女子们破天荒地走进了近代学堂，开女子解放、男女平等之先河。这不仅对兴义产生第一代新型的知识女性有重要意义，也是对兴义地区沿袭了数千年的“男尊女卑”封建陋习的挑战，从而成为近代兴义妇女解放之先声。

三、派遣留学生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让国人难以忍受的赔款、割地，造成了中国国运的空前低落。内外交困的清政府在20世纪初被迫开始实行新政措施，派遣留学生是其新政的一股清流。20世紀初中国出现了大批学生涌向日本留学，形成了一股世界留学史上罕见的盛极一时的留日热潮。

当时的贵州，虽然已筹办多所新式学堂，但“行远弗自迩，无基而后墉，徒贻躐等之讥，终无后获之日”，无法适应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与其画地而谋其旧，不如游学以图厥新”，为此，必须尽快选送本省聪俊子弟去日本留学，以培养合格的新政人才。刘统之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积极推动兴义的青年学生外出留学。于是乎，僻处腹地、历来闭塞的贵州兴义，留日也蔚然成风。他从团防总局划拨部分款项以地方公费（所有旅、杂、伙食、学费等全由地方包干）派遣学生到日本留学。先后派往日本的有刘显治、王伯群等十多人，“留学生之多，声誉之隆，甲于全省”。这十多位留日学生赴日后，勤奋好学，分别进入日本中央大学、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等，学习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医学等方面的先进知识。他们在日本期间，不仅掌握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还在政治上追求进步，有的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这些留学日本满怀热情的青年学子们，在严重民族危机之下，满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以救亡图存为目的，赴日学习奋斗。学成归国后，为国家、地方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如王伯群回国后，任国民政府第一任交通部部长，为我国的交通、教育、邮电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对近代贵州甚至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造成了极大影响。

参考文献：

[1]黔西南州教育志编纂小组编纂.黔西南州教育志[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7.

[2]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黔西南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兴义刘、王、何三大家族[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3]黔西南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盘江历史风云人物[Z].2002.

[4]《贵州通史》编委会编.贵州通史：第3卷“清代的贵州”[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