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冰雪

摘 要：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文化的强大惯性力量，构成了以“家国”为网络的血缘乡村社会结构，而血缘村落又以宗族关系为核心力量，建立起了共同的地缘关系，由此形成了宗族大院的民居形态。师家大院，是在师氏家族构成的血缘宗族村落中建立起的大院民居形态，在中国传统伦理制度和封建宗族文化的综合作用下，结合黄土高原的自然地理条件，创造出了血缘宗族纽带中的窑洞民居的文化精髓。

关键词：师家大院;宗族;居住格局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4-0067-02

山西汾西师家大院是晋南地区晋商大院的代表之一，结合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以及宗族等级秩序，形成了以师家大院为中心的师家沟古村落民居形态，孕育了黄土文化的民居代表，具有重要的血缘村落民居形态的研究意义。

一、师家大院自然社会要素和居住形态

师家大院，行政区划隶属于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僧念镇师家沟村，位于汾西县东南、僧念镇之北，地理坐标为东经■、北纬■，距离县城大约五公里，东与汾西县城关镇、蔡家庄为邻，西与临汾市霍州相交，南靠岭南村，北处城关镇、加楼乡交界地带，东接霍州市白龙镇，西望邢家要，南连团柏乡滩里村，北依永安镇。师家沟村在地形上，属黄土高原丘陵山地，西邻姑射山，地势相对较高，而东南向处于沟壑盆地地区，地势相对较低，可见，师家沟所处地带，地形主要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因而地形相对复杂，沟壑起伏，山势连绵，师家大院就坐落在这样一个丘陵起伏、地势独特的山区之中，总体地势北高南低，南边临沟，避风向阳。汾河流域地产丰富，土地肥沃，早在春秋时期便盛行农耕。后因交通发达，商业逐渐兴盛。师氏一族本着耕读传家的治家精神，在经营商贸的同时，依然以农为本。据光绪十八年（1892年）《汾西县志》记载，汾西县虽处山地丘陵，土地贫瘠，但人均耕地面积相对可观，仍能保证农民收获足够粮食。据《新唐书》载，汾西县内有丰富的铁矿资源。明朝天顺五年《大明统志》记载汾西产石炭（煤）[1]1。汾西县以农为本，出产丰富的矿产资源，提高了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随着交通运输的逐渐发展，汾西与周边各地区商贸交流日益增多，农民生活越来越富裕，商人也依靠着财富的积累，向仕途靠近，形成了以师氏家族为代表的官商结合的富商巨贾集团。

汾西地区历史悠久，汾西县原属的平阳府，春秋时称“霍”。北朝时期“北齐划永安县地置临汾县（今汾西县）兼置汾西郡，治地古郡村”[2]71，方有“汾西”之称谓，因地处汾河以西而得名。明朝万历年，汾西县令毛炯因“邑之有志，犹古列国之史，一方之实录也”[3]591而前之縣志“中或紊焉而无统，遗焉而未备，鲁鱼豕亥焉而不可为读”[3]591，续修《汾西县志》并刊行，方有该县详细史料[4]71。民国时期，古村始称“师家沟”。师家沟村是第一批进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古村落，是一个清代窑洞民居为主的古村落，民居形式以窑洞为主。师家大院伴随师氏家族兴盛，逐步拓展家业、兴建民居大院，自师家第三代大家长师法泽经商起步，从要氏购入村内第一块地皮开始，自清乾隆三十二年始至光绪十一年，历经百余年，建立起了师家沟的民居建筑中心——师家大院。师家大院大小院落三十余座，包括民居、祠堂、商铺、庙宇等。师家大院的选址布局以风水堪舆和民间居住习俗为核心理念，以血缘宗族的封建礼制为院落营建的纽带，建筑装饰精雕细琢，透露着师氏儒商的精神气度和文化审美。师家大院依山势而建，高低错落，环村一周的石板路环道将大院围入其中，大院以窑洞为建筑形式，窑上建楼，院上盖院，院中套院，院院相通，交融一体。现存较完整的院落30余座，窑250余孔，房100余间。环道外侧有酒坊、醋坊、染坊、油坊、当铺、药店等，地形地貌与建筑特点巧妙地构成了师家大院的独有特色[5]620。

师家大院的院落以北方民居中经典的四合院建筑单体为基础，结合黄土高原山地地势，建造起了以穴居窑洞为特点的二层多进四合院和三合院，有效解决了由于地形限制对扩建宅院的需求。师家大院因地处山地丘陵地区，建造民居大院时突破了传统的明清时期晋中大院一贯使用的城堡大院，而是以单个家庭为居住单位，看似分散却联系得密切的整体布局大院聚居结构，每个家庭均以自己的独立住宅，保持相对的隐秘性，师家大院以外围石板路铺就的环道作为整个大院与外界交往沟通的公共交通，大院内部以一条主干道贯穿大院院落之间，每一个单独的院落既相对封闭又通过设计巧妙的旁门、暗道，甚至暗洞相连，体现出大院总体布局既互相独立又联系密切，同时带有一定防御性的整体特点。

二、师氏源流发展与血缘村落建构

师家沟村全村现有100多户，共600余人，以师姓和要姓二大族系居多。其中一半以上村民都是师姓人口，剩下的都是要姓人口以及少量的牛姓、李姓人口。以师家沟村的石板路环道为界，形成了师姓人口在内、要姓及其他姓氏人口在外的居住格局，是典型的血缘宗族村落的形态。

师姓一族源自夏商，司乐之技师名为“师”，专司丝竹管弦琴音或是音乐歌咏，《千家姓》师尹的后代，以官职为姓，“后人遂以职官为姓，乃成师姓”[6]31。及至两周春秋战国，音乐艺术盛极时，精通音律擅长乐艺之文人能士，皆称为师。师姓望族多出于太原、琅琊、平原一带。师族的家谱对祖先的记载极其简略，从师家最早定居师家沟的师族祖先师文炳开始，到第二代师长信，长信生四子，按“法”辈取名，老大法廉，老二法惠，老三法恩，老四法泽，是后人常说的“老四门”，师法泽膝下五子为登云、自省、凌云、彩云、奋云分为五门，是谓“新五门”，新五门这一支下传五世，排行13人，下传六世，排行16人，七世排行21人，八世排行21人。

师氏家族自明末时期师氏先祖定居师家沟始，伴随着封建清王朝的兴盛衰败，宗族繁衍至今历经数百余年。在封建王权更迭、封建商业经济萌芽兴盛的历史大环境中，师氏家族以农为本，以耕读传家为治家理念，发展商贸业，兼营钱庄、当铺等金融行当，一方面通过正途科考向官场靠拢，一方面利用积累起来的丰厚家业异途捐保，从师家第五、六代开始，逐渐发展成为官商结合的封建儒商，师氏家族从传统的农耕家族演变为官商结合的封建官宦家族，发展路径的转变使师氏家族渐渐成为晋南地区的晋商大户，在三晋腹地声名鹊起。晋商古有“北号南庄”一说，北号就是晋中平遥、太谷、祁县誉满中华的票号，南庄就是上党（潞城），解州（新绛），太平（襄汾）和平阳（临汾）的钱庄。他们在强大的商业经营中独树一帜，成为晋商的两大劲旅。师氏家族作为晋商族群里的商业家族之一，是晋南“平阳帮”之一的商业族群，从乾隆盛世师法泽起室，至嘉庆、道光、咸丰年间发展到了鼎盛时期，那个时候师族的收入，可用“日进斗金”来形容，并在民间有“北有乔家堡，南有师家沟”的盛誉。

师氏族人在官商结合的发展道路上，收获了政商通畅互惠的巨额物质财富，以此为基，又受到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的观念影响，师氏家族和其他晋商大家一样，拓展家业修建宅院，历经百余年建造起了富于晋商文化品位的庞大的宗族大院。依照师氏家谱，自始祖師文炳迁居以来，历经第二代师长信，直至第三代师门人：师法廉、师法惠、师法恩、师法泽，师氏家族不断发展壮大，发展至第四代时，记载在师氏族谱上的则更多是师法泽的后代，分别是：师登云，师自省、师凌云、师彩云、师奋云。第五代：师鸣凤（师登云之子）、师五音（师自省之子）、师克昌（师凌云之子）、师五常（师彩云之子）、师五奎（师奋云之子）。第六代：师炳成、师玉成、师化成、师彦成、师缵成等。在第三代时，由于宗族内部分家形成了“老四门”，第四代时，又分为“新五门”。新五门产生了各自的堂名，分别是以师登云、师鸣凤两代人构成的第一支系的老大家“敦本堂”;以师自省、师五音、师炳成、师玉成三代人构成的为第二支系的老二家的“敦仁堂”，以师凌云、师克昌、师化成三代人构成的第三支系的老三家的“敦壤堂”;以师彩云、师五常、师彦成三代人构成的第四支系的老四家的“敦礼堂”;最后是师奋云、师五奎、师缵成三代人构成的第五支系的老五家的“敦厚堂”，这五门人构成了师家后代的主要支系。老大家敦本堂家业扩至师法则的长孙师鸣凤的大夫第院。老二家敦仁堂家业扩至师炳成的竹苞院。老三家敦壤堂祖辈扩建瑞气凝院，师克昌建成均伟望院（始建于师法则，师克昌建成，历经10余年），二层中间住师克昌，左面厢房住老大师化成、右面厢房住老二师功成。师凌云、师化成扩建北海风院、师克昌扩建理达院和务本院（两院并排），与北海风院相连，在东山气院下面。老四家敦礼堂师五常扩建建流芳院。老五家敦厚堂师奋云、师五奎父子建成瑞气凝院、东山气院。这五堂门的基业也都隶属于巩固院祖业，现在在巩固大院的二门墙壁上留存有“五堂闹春”的影壁雕塑。如此，师氏家族内部不同支系小家庭的血缘发展和新院落的不断增加促成了师家大院院落规模的逐步扩大，无形间在村落居住形态的建构上，起到了一定的引领和规划的作用。

三、宗族血缘及封建礼制与师家大院居住形态

宗族结构以一定的思维模式反映到居住形态上，体现了大院民居蕴含的自然观念和人文意识。师家大院在封建礼教礼制的规范下，也体现出封建大家庭背景中居住形态的规制规格。“礼制”作为封建时代等级制度下社会规约、道德约束的范本，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必须以此为原则、尺度，在一定的范围内合理化进行。对于家庭生活来讲，体现为尊卑有序，长幼有别，它是一种构成或稳定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法则。礼制观念和等级制度自始至终制约着汉族的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自然也左右着民居院落的创作和建造，但是因时间、地域及建筑内容的不同，“礼制”的作用也有所不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以宗族内部的“大家长”为代表的宗族势力，他们往往是村落政治权利的核心，同时也掌握着整个家族的经济权力、行为规范的制定权力，以及奖罚的执行权力，以此集权性统治管理，在家族内部的事务的处理上发挥了一定的优势。围绕着宗族长辈聚集的权利中心、居住中心，宗族人口在不断增多，需要另立门户，选择新宅院的时候，就会将长幼次序的宗族意识反映到居住格局当中。

师家大院院落形制多样，建造主要依靠山势，因而不同位置即产生不同的院落格局，师家大院虽然不像一些晋中大院那样在整体外形上呈现一种图形对称，但是也秉承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格局对称，各院落之间布局严谨，联系紧密。师家大院的各个院落规模和形式虽各不相同，但基本都由正房、厢房、倒座、入口、院子这五个部分所构成。垂直方向上，顺应山势整体分为五个院落层级，这五个院落层级自上而下以师氏宗族辈分高低为等级秩序，形成了师氏大家长师法泽所在的“巩固”大院为院落等级制高点，后辈族人依照宗族等级秩序依次向下扩展的院落垂直分布格局。师氏族人依据地势，利用窑洞院落之间的高低层级，充分开发有限空间，使得下层院顶成为上层院落，将山地空间开发到了极致。水平方向上，又因为地势位置，以及宗族等级高低不同，形成了三个院落集合。第一个院落集合地势相对较高，处于整个大院的第四、第五层级，同时，这一院落集合的院主人在师氏宗族中的地位也较高，即由师氏家族的封建“大家长”师法泽营建的以“巩固”大院为基点、老大敦本堂、老二敦仁堂、老四敦礼堂的家业院落为核心的第一个院落集合。其次是以老三敦壤堂、老五敦厚堂的家业院落组合的第二个、第三个院落集合。后两个院落集合在地势上相对较低，同时其间距较近，距离第一个院落集合相对较远，只因为后两个院落集合的院主人均为师法泽的门下后代，因此，在封建宗族社会等级制度的影响下，表现出了晚辈对于长辈的尊敬，在居住层级上表现出较低的姿态。

师家大院就是以师氏宗族大家长师法泽为代表，以祖宅“巩固”院为基点，其他大院围绕“福地”，以不同的水平距离以此在垂直高度上延展，形成了一个以“福地”为中心的风车状村落民居形态，距离这块“福地”越近，这些院落则建造年代较早、规模也越大、其光照条件也越好、居住的舒适度也越高，同时这些院落的主人也都是师氏大家族中的长辈。这样按照师氏宗族内部长幼次序为规则，师家逐渐建屋，扩展家业。这样的分布格局背后暗涵着师氏家族强烈的封建宗族意识和封建等级意识。

正房、偏房、客厅、书房、绣楼、门房、仆房的严明区分，以及祠堂、节孝牌坊建筑的考究，都是师族宗法祖制、封建尊卑道德观念在物质空间、居住形态的具象反映。师家大院的建造理念始终受到传统社会封建礼制的规约，在院落布局上，以宗族血缘亲疏为纽带，反映了一定的风水理念和传统居住习俗观念，以封建等级观念为营建大院的基本范式，院落组织主次分明，满足了民居大院的各项实用功能和文化审美功能。建筑装饰以封建士大夫传统文化内蕴为底色，综合地方乡土文化，有封建儒商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体现了尊卑有序、内外有别的宗族礼制，显示了北方大院民居文化稳固保守而又富于变通的时代特性[4]。

四、结语

师家大院，在封建时代历史大车轮的带动下，在丰厚的物质财富积累和儒商大家文化品格的引领下，经历了师氏家族百年的兴衰发展，是广袤厚重的黄河文明孕育出的山西南部山地地区晋商大院的窑洞民居精华，师家民居大院依托黄土高原的地理优势，将大院与山体结构合二为一，是人类原始的穴居意识的文化展示，是耕读世家追求的价值典范，具有浓烈的时代风貌。同时，师氏家族以宗族发展为纽带，按照血缘亲疏关系营建了以“福地”为中心、“巩固”大院为宗族等级制高点的院落层级，形成了具有血缘谱系的宗族大院文化。同时，构成了以师家大院为中心的村落聚居形态，在居住格局上结合了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封建礼制规范，以及宗族等级秩序，共同创造了师家大院这一黄土文化的民居形态，是血缘村落民居形态研究的典型代表，具有深远的民俗文化遗产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薛蕾.山西汾西县师家大院古村落保护与利用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5.

[2]汾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汾西县志·行政区划[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

[3]明万历《汾西县志乔世魁序》[M]//汾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汾西县志·附录.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

[4]薛林平.师家沟古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5]山西省志·古建筑志：第五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3.

[6]万姓总谱[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