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苗

摘 要：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主题之一。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不管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还是马尔库塞，他们都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给予了激烈的批判和否定。对于中国当下大众文化的泛滥、消费主义的盛行以及人的单向度化越来越严重，人们也越来越感到不安和担忧。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反思当下中国文化的问题，探索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道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启示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4-0062-03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始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在此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通过对启蒙追根溯源式的研究，揭示了启蒙理性退变为工具理性的过程，而大众文化正是启蒙理性退变的产物之一。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启蒙，本意是对世界进行去魅，一方面通过知识来驱逐神话消除人们对自然的畏惧，另一方面使人凭借理性摆脱强权和财富的统治，人成为自己的主人。但不幸的是，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社会权力对启蒙理性的制约，启蒙理性受到严重的残害，退变为工具理性，其结果是它既没有带来人与人之间权力支配关系的消解，也没有带来人与自然之间权力支配关系的消解，反而是造成了新形式的人对自然的奴役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压迫与统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这样说道：“知识就是力量，它在认识的道路上畅通无阻：既不听从造物主的奴役，也不对世界统治者逆来顺受……技术是知识的本质。它的目的不再是概念和图景，也不是偶然的认识，而是方法，对他人劳动的剥削以及资本。”[1]2换句话说，在现实的启蒙运动中，启蒙理性的目标已经不再是去魅和获得真理，而是退变为片面狭隘的工具理性，可计算性和可获利性成为其新的真理标准。在此新标准下，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值得怀疑，从而启蒙丢弃了自己的否定性的维度，不再能够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统治进行反思和否定，沦为维护社会权力和社会统治的自我持存的工具。作为启蒙理性退变和工具理性扩张的结果和产物，人类的精神生产，这个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被寄予厚望、负有武装无产阶级的头脑和改造资本主义历史使命的领域，现在被改造成为符合和服务于工具理性标准的“文化工业”。而借助“文化工业”，资本主义世界形成蔚为壮观的大众文化景观，电影、电视、广播、音乐、杂志、广告等等，都不再需要装扮成艺术，而是成为大众产品流水线上的一个个商品类型。

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看来，就大众文化的本质而言，由于它是工具理性及其背后的经济理性扩张的产物，它是一种由文化工业流水线上制造出来的文化，它按照标准化和规模经济原则进行生产，“技术用来获得支配社会的权力的基础，正是那些支配社会的最强大的经济权力”[1]135，因此它也是一种商业文化，它的目的不再是启蒙，而是获利。也因此，它是一种没有个性的文化，“不但颠来倒去的流行歌曲、电影明星和肥皂剧具有僵化不变的模式，而且娱乐本身的特定内容也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它的变化也不过是表面上的变化”[1]139;它借助大众传播媒介流行于大众之中，它通过提供单调乏味的流行音乐、夸张重复的商品广告、荒唐庸俗的影视情节、搞笑无聊的“娱乐快餐”以及狂热的“偶像崇拜”等等来欺骗和愚弄消费大众，使他们醉心于视听感官的享受与放纵，以不动脑筋的休闲娱乐代替劳作后的精神反思，忘记现实的矛盾与痛苦，从而完全迷失了自我。在此意义上，大众文化作为文化工业的产物，不仅从经济理性方面，而且从意识形态方面，都是强化资本主义现存制度的有力帮凶，是巩固资本主义现有社会秩序的“社会水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说：“文化工业真是煞费了苦心，它将所有需要思考的逻辑联系都割断了”，因此“不要指望观众能独立思考。”[1]153也是在此意义上，马尔库塞指出，大众文化是一种单向度的“肯定性文化”。

更糟糕的是，在大众文化的潜移默化的浸染中，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异化的机制逐渐深入，并内化到人的生存结构和心理结构中，从而导致人的内在心理机制的异化。这也就是说，消费大众客观上处于受压抑、不自由的地位，主观上却感受不到这种压抑，这恰恰表明了压抑到了更加严重的程度，即压抑已深入到了人的本能结构之中。人被鼓励追求物质享受，人拜倒在物面前，把对物的占有和消费作为衡量自己是否幸福的尺度，却忘却了、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如果每个个人都满足于通过由管理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设施而获得的幸福的话，他们为什么还要为不同商品和服务设施的不同生产而坚持不同的制度呢？如果每个个人预先受到制约，以致令人满意的商品也包括思想、感情和愿望的话，他们为什么还要希望独立地思考、体验和想象呢？”[2]41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由于内在心理结构异化所导致的顺从使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变革的可能性不复存在。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的欺骗与控制本质的揭示和批判，无疑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凭借技术和经济理性肆意横行的大众文化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启蒙理性异化、文化异化以及人的自我本质异化的表征。当然，由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的精英主义立场和对大众文化的前景所持有的悲观态度，他们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也存在“偏颇”“非辩证”等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存在这样的不足，法兰克福學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所蕴含的工具理性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维度，是当代几乎所有文化批判研究所无法回避的内容。

二、中国大众文化重新审视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变化，中国在社会文化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众文化的崛起及其所引发的中国原来稳定的社会文化结构的被打破：一方面是大众文化的崛起和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国家主导文化的被冲击、传统精英文化优势地位的丧失以及民间许多传统文化的湮灭。可以说，在大众文化的强大攻势下，中国社会当前的文化结构处于一种相对失衡的状态中。

不可否认，中国大众文化在产生之初，有其积极的历史进步作用，它对消解当时的政治专制文化和正统意识形态具有不容否定的解放和颠覆功能。正如有国内学者所指出的那样：“90年代开始兴起的中国大众文化首先是一场解构神圣的世俗化运动。它是市场经济下社会整体变革的一部分，它表明了市民社会对自身文化利益的普遍肯定，表明了小康时代大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合理性，以及它处于上升期的内在动力与相应的批判意识。”[3]彼时的大众文化以直接面向人们的世俗生活、关注衣食住行和饮食男女等日常生计的文化特色，将人们从生硬灌输的意识形态文化和不食人间烟火的精英文化那里吸引过来，促使了社会大众由原先强制的“政治性生存状态”转向自由的“经济性和文化性的生存状态”。它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而且也促进了社会文化生活的多元化发展。生活在工业化、都市化的紧张压力和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人们希望得到娱乐和放松，而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和消遣性正好能够满足大众的这种文化需求。虽然大众文化因其工业化生产的特性而没有创造性和新颖性，但它使文化的共享性得以充分地实现。正是通过规模化的工业生产程序和系统化的传播程序，大众文化加快了文化的大众化和世俗化进程。可以说，正是因其独特的个性，大众文化自产生之时，就空前广泛地满足了社会各阶层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并有效调动了各阶层大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社会文化的普及和大众化。从文化垄断走向文化共享，这是现代社会生活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作为当代世界范围内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大众文化对文化的大众化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同为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本雅明就认为，大众文化由于技术的推动而在大众中的普及正是文化走向现代文化的过程，并赋予这种文化以政治的寓意，认为其能推动社会的平等与民主。

遗憾的是，我们也要清楚地意识到，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大众文化是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和产物，其目的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在商品经济的铁律和消费主义大潮的冲击下，中国的大众文化也与西方的大众文化一样，逐渐丧失其文化固有的独立、自省和批判意识，沦为资本赢利和压抑健全人性的工具。近年来我国文化市场上出现的、并为社会大众所广泛接受和消费的流行歌曲、通俗文学、影视作品、饮食文化以及网络游戏等等，都可以视为是具有压抑性操控功能的大众文化，都只能在经济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层面上去认识，而不能从文化的意义上去认识。大众沉浸在这些大众文化所炮制的“虚假需要”中，遗忘了意义和生存本身，“在文化工业的许可与能力范围之外提不出（甚至产生不出）属于自己的精神需求，因此他意识不到自己是被收买的顾客，也意识不到他与文化工业已达到合谋，这是真正的悲哀”[4]。

三、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警示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理论是时代要求的产物。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一种整体性的、系统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所带来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问题都需要新的理论予以思考和指导。立足中国的文化发展现状，批判借鉴西方文化批判理论的思想资源，反思当下中国文化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指导意见以引导中国文化发展，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文化实现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

其一，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对我们的警示首先在于，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应坚守文化的价值取向，不可过度逐利。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作为新型的控制大众意识的方式，不仅使得文化成为资本赢利的工具，成为巩固社会秩序的“社会水泥”，而且使得整个社会因为没有反对派而失去了自我反思与反省的能力。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可谓振聋发聩。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传统中，文化的定位从来就有其自身价值，即它是人迈向自由的力量，它作为社会启蒙与进步的一部分，担当着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如上所述，中国的大众文化在兴起之初，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在市场经济规律以及文化产业化思维的诱导下，某种程度上也已经陷入“文化工业”的牢笼，沦为资本赢利和操控大众的工具。在中国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文化生产当然要遵循市场规律和规则以追逐利润，但与此同时，文化生产必须时刻注意到其自身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文化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追求利益的同时不可忘记文化的教化和引导功能。概言之，文化生产既要坚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文化需求，又要守住文化底线为人民群众提供真正有营养的文化产品，既要满足大众的感性需求以抚慰人心，又要显现社会化的价值诉求以引领和塑造健康向上的社会精神风貌。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发展，必须在文化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商品属性和价值属性之间做出取舍，切不可将逐利作为至高甚至是唯一的标准。

其二，在坚持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不可过度逐利的基礎上，对于大众文化也要辩证看待。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所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一大特点就是资本成为一切的主宰，精神生产领域的商品化、文化生产的工业化、人自我的异化，本质上都是资本扩张的“杰作”。法兰克福学派基于其精英主义的立场及其对无产阶级革命潜力的悲观失望，所以他们对大众文化的前景也是极度悲观的。虽然“清醒的悲观见解也许比肤浅的乐观主义更有用”[5]，但面对大众文化的扩张及其对艺术想象力的侵蚀，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正如马克思辩证看待资本文明的两面性一样，马克思虽然指出由于资本的狭隘性质必然会导致文化成为资本的附庸，但他同时指出，相对于封建文化而言，文学艺术变成商品毕竟是一大进步。而且马克思同时指出，由于历史不断生成的性质，资本所带来的异化是可以克服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文化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受一定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各种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任何一种文化的出现和存在都不是凭空的。大众文化作为现代资本文明和工业文明的产物，其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毋庸置疑，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和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就必须经历市场经济这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而市场经济正是大众文化的肥沃土壤。市场经济所引发的中国社会的转型即从高度一元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社会转变为经济活动、文化活动与政治活动相对分离的准市民社会，为大众文化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也就是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崛起有其历史必然性。我们需要做的是规范和引导大众文化，规避其过分逐利的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和实现中国大众文化的创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的属性已经发生了改变，它虽然也追求增值，但它要更多地受到社会的调节，它最终以服务于全体劳动人民为目的。这就决定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调节资本，限制资本过度逐利而导致的大众文化粗俗的问题，同时积极引导其向服务于全体劳动人民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方向转变。

其三，积极探索国家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发展路径。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着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社会主义文化失去其主导地位，必然导致价值观念混乱、民族内聚力减弱和社会风气污浊，这势必会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必须高举社会主义文化大旗，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当然不是说要用主导文化去打压大众文化以及其他文化形式。在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今天，主导文化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以一种灌输的方式让大众接受，而只能遵从文化发展的规律并通过自身独特的风格去赢得大众。唯如此，主导文化才能抵御住大众文化的冲击，并在赢得大众的过程中对大众发挥积极的价值引领作用。就精英文化而言，作为精英文化的代表，知识分子要坚守自身的文化启蒙立场，任何时候都不应放弃自己传播文明、引导社会、开启民智的责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知识分子需积极主动，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以及人民的福利贡献自己的才智。而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根，也是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武器，同時也是我们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一把利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文化上的复兴必然是以植根于传统文化沃土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复兴。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还要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在实现大众文化、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同时，努力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四、小结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能为人民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因此必须不断加强文化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6]这就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思路与根本遵循。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同样启示我们，遵循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对文化价值的重视，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和建设中坚守文化的价值导向，探索能够保障民众基本文化权利、改善民众文化生活、提高民众文化素养的文化发展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中文化真正服务于全体劳动群众，真正发挥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引导并促进人的解放与自由的历史使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超越西方文化发展弊病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金元浦.重新审视大众文化[J].中国社会科学，2000（6）.

[4]陶东风.欲望与沉沦——当代大众文化批判[J].文艺争鸣，1993（6）.

[5]周宪.大众文化的时代与想象力的衰落[J].文艺理论研究，1994（2）.

[6]习近平.在十九大开幕会上的讲话[R].2017-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