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忠帅 杜希英

摘 要：明末佛教之世俗化转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僧人关注政治及民生社会，二是佛教日益深入民间，与老百姓关系密切。明代后期，佛教世俗化转向明显，这与佛门内部僧伽制度的变革和明政府倡导的诸宗融合政策有关。明末之佛教世俗化转向，对当今中国佛教的发展具有借鉴价值。

关键词：明末;佛教世俗化;原因;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4-0055-02

佛教的世俗化是指它日益关心此岸的人间世俗生活，而不再专注于彼岸佛的世界。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内地，其世俗化即已开始，至明末，这种世俗化更是加速进行。梳理明末佛教世俗化转向的表现，并深入分析其原因，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明末佛教世俗化转向的表现

1.“四大高僧”关注政治及民生社会。云栖■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被称为明末“四大高僧”。他们积极践行大乘菩萨道精神，关注政治及民生社会，掀起复兴晚明佛教的浪潮。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正是明末佛教世俗化转向加速的表现。

首先，“四大高僧”关注政治，与官府联系广泛。■宏虽对僧人结交官场颇有微词，但他并未与官场绝缘。时任南京礼部尚书的沈三洲曾在南京瓦官寺救过■宏的命，此后二人交往甚密。“四大高僧”中与官府关系最为密切者，当属德清。为振兴佛教，德清广交权贵，上至皇太后、中央各级官僚，下至各级地方官吏。他认为：“沙门所作一切佛事，无非为国祝厘，阴翊皇度。”[1]46因此，万历九年（1581），当得知李太后欲建祈储道场于五台山时，德清马上将其正在筹划的《华严经》无遮法会转为祈储无遮法会，以回应李太后所建祈储道场。德清此举，虽赢得李太后欢心，但也因此构怨于神宗，被发配充军广东雷州。在雷州，德清并未中断与官府的联系，相反，他借用官僚和太监们的力量，复兴曹溪祖庭，使之“一岁之间，百废俱举”[1]79。德清只是因为结交权贵被流放，而另一高僧真可却因此丢掉性命。万历二十年（1592）后，随着“三大征”的进行，国库困竭，为了敛财，神宗派遣宦官为矿监税使，四处搜刮，为害一方。万历二十八年，神宗派太监李道到南康催缴矿税，太守吴宝秀因拒不奉命而被劾入狱，其妻哀愤投缳而死。真可得知后，义愤填膺，亲赴京师营救。到达北京后，真可奔波于达官权宦之间，并向李太后痛陈矿监税使之害，经多方营救，最终使吴宝秀获释。然而，真可的行为遭到一些宦官的嫉恨，最终在“妖书案”中被诬陷入狱，不久坐化狱中。而智旭的儒释融通思想，则是他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的精神之源。

其次，“四大高僧”关注民生社会，积极救护百姓。隆庆五年（1571），■宏至杭州云栖时，恰逢当地虎患严重，每年死于虎口者数十人。■宏分析到，虎伤人主要是因饥饿所致，只要给它们足够的食物，自然也就不再伤人。村民们照做后，果然“虎患遂宁”。上述真可因营救吴宝秀、反对矿监税使获罪而死，既是其结交权贵的表现，也是其关注民生社会、救护百姓的表现。“四大高僧”中关注民生社会最具代表性者，当属德清。万历十二年（1584），山东发生灾荒，隐居崂山的德清矫诏将李太后赐予修建庵居的三千金散施于灾民，得到李太后与神宗的肯定。万历二十一年（1593），山东再次发生灾荒，死者载道，德清将海印寺中储存的所有斋粮分赈近山之民，但仍然不足，他又拿出寺中钱财亲自乘船到辽宁买回大豆，救济附近山民，“由是边山四社之民，无一饥死者”[2]570。在充军雷州的路上，德清见道路崎岖不平，行人走的艰难，于是嘱咐他的随行者修道路、建茶庵，以方便行人。抵达雷州后，正逢当地大旱，瘟疫肆虐，死者的骸骨遍布城内城外。德清见此景象，虽然旅途劳累，但他立即劝说群众收拾、埋掩尸骨，并为死者建普济道場超度七昼夜。在雷州充军期间，德清见广东采使李敬信佛，于是利用这一契机说服他约束采珠船，以拯救当地百姓。智旭也利用一切时机，劝说世人积德行善，并发以己身代众受苦的大愿：“所有一切恶业，应受报者，智旭悉皆代受，令得解脱;所有一切善业，应受报者，普施法界众生，同成正觉。”[3]8-9应该说，这是对社会民生更深层意义上的关注。

2.“四大名山”成为信众朝拜的主要圣地。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浙江普陀山和安徽九华山并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明末，佛教与民间信仰和民俗节日进一步融合， “四大名山”成为信众朝拜的主要圣地，这正是明末佛教世俗化转向的最好例证。

首先，“四大名山”成为信众朝拜的主要圣地。明末五台山香火旺盛，朝山进香者“四海云涌”，而列宰名臣也“屡有思真之咏”[4]。峨眉山佛教在明末达到鼎盛时期，“四方缁白朝礼者无虚日。乃其盘道曲折险峭，登涉艰难。虽大士神力，善士之信力，往返上下，顿忘其苦”[5]。明代中后期，普陀山佛教空前发展，佛事十分旺盛，朝山进香者超过了五台山和峨眉山，“上自帝后妃主、王侯宰官，下逮缁侣羽流、善信男女，远近累累，亡不函经捧香，博颡茧足，梯山航海，云合电奔，来朝大士，方之峨眉、五台有加焉”[6]。明末的九华山佛教发展十分迅速，香客“或南自浙江、徽郡，北自山、陕远来”，“日牵连如蚁而下，每队不下数十人，无冬无春，摩肩不绝于道”[7]583-584，“岁不下十万人，佛号连天，哀求冥福”[8]。

其次，“四大名山”僧人从事商业活动。随着“四大名山”香客、游人的增加，为之服务的设施如店铺、庙栈等也相继兴建并日趋完善，僧人经商者不在少数。这其中，尤以九华山最具代表性。由于地藏信仰的内容深契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人文精神，所以九华山成为佛教名山的时间虽晚于其他三座名山，但在明末的发展速度却是最快的，最能代表明末佛教世俗化转向的特点。随着香客、游人的增加，九华山商业逐渐繁荣起来，僧人也参与经商，“山门经商远集，珍品毕致，肴食甲于官府;凡城市所无，常从僧人售得之”。官府虽明文禁约，但却禁而不止。香客、游人的增加，势必促进庙栈的增多。至明万历年间，九华山专事接待香客游人的庙栈，仅化城寺东、西两序就有百余间，“高栋层楼，邃户曲房，明窗净牖，雕栏画槛，争极宏丽，以招邀四方香客”。除化城寺僧房以外，分布全山各处的僧房亦不下百间。通过开设庙栈，寺院收取香客游人的食宿费，“每岁所获不下万金”。为了获取更多利益，寺院僧众总是想尽办法争取客源，特别是地藏法会期间，香客云集，僧人们忙于接待，“各携茶酒下山，中途邀迎。其至舍也，张筵唱戏以待”[7]584。

二、明末佛教世俗化转向的原因

1.佛门内部僧伽制度的变革。针对明初寺庙混乱的状况和民间显密法事盛行的现实，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下令分天下寺院为禅、讲、教三类，僧人也相应分为禅、讲、教三类，并要求他们各务本业，“其禅不立文字，必见性者，方是本宗;讲者务明诸经旨义;教者演佛利济之法，消一切见造之业，涤死者宿作之愆，以训世人”[9]58-59。僧伽团体分工的细化，使得关于佛教义理的研究大为减少。特别是将从事世俗法事的教僧独立成类后，世人基于孝敬之心，多邀请教僧为其先人度亡，加之法事的商品化，教僧有可靠的经济收入，致使佛教内部出现了向教僧倾斜的趋势，“甚至连本应从事禅修、研究经纶的禅、讲僧，欲分沾经忏之利者亦大有人在”[10]282。教僧团体的兴盛，使得明末佛教趨向“死人佛教”“经忏佛教”，故以关注人死后事宜著称的九华山佛教，在明末“四大名山”中发展速度最快。同时，这也是明末“四大高僧”掀起复兴佛教浪潮的原因。

2.明政府倡导的诸宗融合政策。明初，太祖诏令讲僧专门讲习《心经》《金刚经》《楞伽经》三经，但这些并非各宗派的根本经典，于是讲僧“多以融合诸宗学说为特色，专弘某一派或某一经的人极少”[11]277。政府的这种变革要求，加速了禅宗与其他流派、特别是净土宗的融合，故永乐以后，“念佛之法门风靡天下，禅师之兼净业者多”，并“形成一代风潮”[12]734。净土宗简便易行的特点，也促进了佛教在民间的传播，使得社会上的佛教信仰气氛浓厚，正如明末文人谢肇■所说：“今之释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宫，盛于黉舍，唪诵咒呗，嚣于弦歌。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妇人女子，每读禅拜佛，无不洒然色喜矣。”[13]227明末佛教“四大名山”格局的形成，正是佛教在民间广泛传播的具体体现。

三、明末佛教世俗化转向及意义

1.为当今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借鉴。任何宗教的创立，不管其营造出的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如何，但终究是为了“解决”现实世界的人的需求和关切。佛教世俗化，为民众提供宗教服务，满足他们的宗教需求和关切，应是佛教创立的根本宗旨。没有世俗化，佛教很难获得更多民众信仰，从而获得发展，其神圣性势必难以持久。

2.给当代人以精神的抚慰和心灵的超越。当代社会，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压力大，精神容易焦虑，内心容易痛苦，心理疾病也随之而来。另外，由于长期忙碌，人们接受的文化润泽不够，导致心灵的枯萎和荒芜，易迷失自我。所有这些，都极大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佛教一定程度上能给人以精神的抚慰和心灵的超越。随着世俗化，佛教走进人们的生活，对疏解人们的烦恼心情、减轻人们的思想压力具有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释福征.憨山大师年谱疏卷上[M].上海：国光印书局，1934.

[2]憨山德清.憨山老人梦游集[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3]■益智旭.灵峰宗论[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4]释镇澄纂修、释印光增修.清凉山志·镇澄序[M].中华大藏经续编（汉文部分）本.

[5]释印光.峨眉山志·峨山修改盘路记[M].中国佛寺史志汇刊本.

[6]许琰.普陀山志·补陀洛迦山记[M].续修四库全书本.

[7]光绪青阳县志·九华山供应议，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8]吴文梓.建东岩佛典碑记，载光绪九华山志·杂记[M].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9]葛寅亮.金陵梵刹志·钦录集[M].何孝荣，点校.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

[10]陈玉女.明代的佛教与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1]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2]忽滑谷快天.中国禅学思想史[M].朱谦之，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3]谢肇■.五杂俎[M].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