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整理旧物，翻出了一张老照片，1970年的，是我出差广西时照的。看着这张照片，一下子勾起了我的许多往事。

在照片上题照的，是给我照相的老先生，那位老先生是梧州市人民公园的摄影师。当时的场景是他老人家看着我背着一个大行囊，用雨伞杆扛在肩上，就过来搭讪说 “小伙子，从北方来的吧”，我说是。

“留个影吧，这里的春天跟北方不一样。”

于是，他就做成了这笔小生意。

照片是事后寄到天津的，那时的人很诚实，他要是不给我寄，我也是一点儿脾气没有。

这次出差广西，对我来说是很意外的一件事情，那个岁月，能有出差的机会，着实得有点运气，要说清楚来龙去脉还得从头说起。

我所在的红旗医疗器械厂，是从1958年街道居委会办的小作坊发展起来的，后来被天津市二机局收编，才从解放南路的海关大院里一个大铁棚子里搬到现在红光里这个地方的。当时是把一个大水坑给填埋了，建起了这个厂子。开始时，工厂只生产拉线环之类的简单的机械产品，后来，才上了几个新品种，流产吸引器，麻醉机，血压计什么的。1968年10月31号，我来到工厂报到。

革委会主任张学昆同志在麻醉机组的里屋，一张乒乓球案子上，接待了我们13个新来报到的知青，这些都是没有上山下乡的中学生。

刚到厂里分配我到机加工组学徒，让我跟刘永清师傅学车工。刘师傅大我四岁，属羊的，人极为诚实，耳朵稍有点失聪。

那时当车工很辛苦，一年到头三班倒，为的是“歇人不歇马”，充分利用起少得可怜的机器设备。头一年干巴巴的工资十五元，别的什么也没有，可是我干得十分积极努力，因为我一直庆幸学校没有分配我去东北内蒙插队。

感恩心让我当时成了十分阳光的人，不久我就被选举为工厂团支部宣传委员，这让我干得更起劲儿了，除了正常上班儿，三班倒，还要负责厂里的大批判栏的工作，抄写大字报、局里下达的写批评文章、接待外来媒体的采访等等都成了我的日常工作，到了节假日，节日联欢会的筹划布置，演节目写剧本，……我都能很兴奋地完成任务，而且件件都干得让领导满意。在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每当节假日值班都要有个领导带队，我居然也成了带队值班的一个头头儿，以至于厂里有爱开玩笑的人戏称我是厂里的“第八把手”。不过我的编制还是工人，下面说到的一次“事变”——“清理阶级队伍”，成了转变我的工人身份的开端。

我们进厂时正赶上全国上下都在“清理阶级队伍”，那个运动是要把所有没被文化大革命触动到的漏网的“阶级异己分子”都挖掘出来，彻底铲除复辟旧社会的一切隐患。其实，那就是把所有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人都过一过“筛子”，凡是跟旧政府旧军队反动会道门沾过边的都揪出来晒晒太阳。

厂里第一个被清理出来的是一个叫唱玉枝的中年妇女，她50岁上下，是在一次现场会上当场被揪出来的，说她隐瞒了地主婆的身份，从此以后就进入了牛棚。会后清理的对象，头一个是叫丰鹤卿的老头，当时他是工厂的供销主管人员，另一个是叫陈捷三的老人，是工厂的会计，我那一年能去广西过年就是因为他的缘故。

陈会计有个女儿在韶山医院做医生。韶山医院就是原来在小白楼解放路上的公安医院，文革初时改的名。根据著名的毛主席“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點放到农村去”，所有的医院都要派医疗队到边远的农村为当地的农民服务。陈捷三的女儿就随着支农医疗队被派到广西昭平县去了。陈捷三为了躲避被“清理”，以身体不好和年龄过大（大约65岁）为理由向工厂提出退休要求。

由于厂里没有专业会计接手，厂里就把我从机加工车间调出来暂时接手陈老的会计账目。大概只有三四天的时间交接就完毕了。陈老当然知道会计交接应当遵循哪些规矩，而我只能是他交什么账目，我只懵懵懂懂地看上一两遍，然后签上我的名字，至于那些数字我简直是一点儿概念都没有。

其间我的姨姐吴莉莉知道了， 说“可不能那么轻松地签字，那可要担责任的”。她中专是学会计的，在河北区的一个化工厂当会计。可是我不懂，就是懂也不能那样严格按制度办，因为领导这么说，我只能这么干。账目交接完毕我就成了临时会计，出纳刘润每天所做的传票都要交给我入账，这一下子就让我晕菜了，仅仅是分科目就够我呛了，以后要是再做平衡表，我更是无法完成。

不久，大概是过了半个多月时间，局里派来了一个叫杨文妹的新会计，是个很文雅的中年知识妇女，那年她42岁，多才多艺。杨会计从我手中接过账本没怎么看，立马起身就去找了厂领导说，这样的账没法儿接，根据财务制度一定要新老会计当面交接。

此时厂里才知道陈老已经去广西了。厂革委会领导很快就决定让我马上动身去广西接陈老先生回天津，因为工厂的财务工作不能停止运转。我从厂里开了一张外调介绍信，然后跑到二机局换成天津市二机局的介绍信，内容是“兹有我单位高续增同志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昭平县黄姚公社调查原我局所属天津市红旗医疗器械厂原职工陈捷三同志的历史问题，请有关单位予以协助为荷”。此时已经是一月下旬，距离春节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

得到这个好差事，我很快就做完了一切准备工作，先动身到广州。从广州到梧州的船票要等两三天时间，这两三天的时间。正好我用来逛一逛广州的旅游景点。我去了毛泽东在广州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动物园，全国著名的广州文化公园等游览场所。从广州到梧州坐船的两天旅途也是很浪漫很享受的，一路上欣赏两岸不断变换的山水风光，并不觉得一个人在外边有多寂寞。在梧州换乘长途汽车来到黄姚镇。黄姚镇真是一个风景优美的世外桃源，旅店服务员介绍说这里是何香凝抗战期间躲避战火之地，这里有八大景区，我正好有充分的时间慢慢游览。韶山医院的支农医疗点不在黄姚镇上，而是在距离黄姚镇十里以外的巩桥大队，这是个偏远的村落。通好电话后，我在一个午后走了十几里山路，到了巩桥大队见到了陈捷三和她的女儿。

千里迢迢我终于来到了他们的住地。这个地方真不能称为“家”，只能说是临时住的地方。没想到，首先碰到的是她女儿的一副冰冷的面孔。陈医生对我的冷漠，是源于工厂对陈老的不恭敬。到底是怎么个不恭敬法我当然没有领教过，大概是文革初期那两年针对陈捷三的历史问题进行审讯的事儿，不过那时我还没有到厂工作，此时我只能代他人“受过”。后来见到的陈老倒是对我挺温和的。

支农医疗点的驻地和所有医务人员的住宿条件很差，上面是一座大型木结构的屋顶，下面用木板隔成的一间一间的房间，每个房间都没有顶棚，这跟我住的黄姚镇旅店是一样的。如果某个人起了歹心想盗取别人的财物，几秒钟就可以轻易翻过木板墙进入别人的住处。

我住的那个黄姚镇旅店，由于临近春节，只有我一个人住店，不会有多大的噪音打扰，而在这里所有从天津来的医务人员都住在一起，十来家人要是谁的说话声稍微大点，所有住在这大屋顶下的人都能听到。

陈医生板着脸像审臭贼一样审我，我只能低声下气一一作答，陈老在一旁听着不做声。最后陈医生提出这样的意见，等过节到初三那天，陈老再和我一同回天津。听到这，我的心里才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我真怕她执意不让她父亲回天津去。

那时广西人的习惯是每天只吃两顿饭，下午三点左右就吃第二餐了。最终我没有坚持住，被陈老劝说留下吃下午那第二餐再往回走，直到快四点多才动身返回，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下午到晚上的这段时间就成了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一段记忆。

从巩桥大队动身走时，日头还在西邊斜照着，可是广西的山多而且密，没走多远，几乎是一下子天就黑下来了。此时的时间还不到下午五点。好在被人们走出来的山路与两旁的浓密的植物之间颜色反差很大，才不至于走进森林中。黑暗中顺着这唯一的一条路，我战战兢兢、匆匆地连跑带颠……当时让我害怕的是时不时有从路边窜出来的狗，冲我一顿乱吠。它们倒没有上来咬我，只是疯狂地叫，看着我渐渐走远后才安静下来。当时我还真没有想过，要是窜出一条孤狼，或者狗熊会怎样？倘若此，我会更加害怕的。当时我穿的是一件工厂值班守夜时穿的蓝色棉大衣，一路匆匆地赶路，连一个人也没碰到，一个多小时才到了黄姚旅店。连跑带吓，我这时才发现我浑身上下都已经湿透了。

一进旅店，就听见留下来值班的女服务员一声问话，问我“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顺着声音看去，原来她正在冲凉，北方话就是洗澡。洗澡间只用半截的门挡住外边的视线，上面看得见脸，下面看得见脚。

那个女孩子怎么这么大方，她一边洗澡还一边跟我说话，这在天津是绝不会有的事情。此后直到初三的四五天里，我除了出去散步和逛集市，就只有这个小姑娘一个说话的人。她矮矮的个子圆圆的白白的脸，说起话来总是摇着头，她说特别愿意跟我说话，她说她用这个机会可以跟我多学学普通话，对她来讲，跟人说普通话的机会不是太多。

提到那天晚上的赶路，我问她那些冲我汪汪叫的狗会不会上来咬我？她的回答是：“你在这边走，它在那边走，它不咬你。”可是他们广西人说话总是把尾音往上翘，回答起来就像问话，“它不咬你？”这么多年过去了，但她说话的声调和表情仍然能清晰地呈现在我的面前。闲谈中这个壮族小姑娘还跟我谈到她特别希望能有一条长长的纱巾，广西那儿买不到，她说的就是电影《冰上姐妹》中丁淑萍戴的那个样子的。《冰上姐妹》是60年代曾经特别热映的一部电影。我答应她了，我说“我在接那位老会计回天津以后还会把他送回来的，那时我会给你带来一条的”。当时连颜色尺寸都说好了，可是这成了一句无法履行的诺言。陈捷三老人到了广西以后，很不习惯当地的生活，本来我如果不去接他的话，他过些时候也是要回天津的，只是我这么一来，让他把回天津的日程安排提早了一段时间，这是后话。

接下来的几天由于只是等待。除了闲逛以外，我只能在旅店里写日记或写信。由于地处山区，这里的人过年跟天津人很不一样，外边街上冷冷清清，过年的年货也不像大城市一样要到处采买，也许是人们都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呢。那几天我写了好几封长信给家里和厂里的同事们，回到厂里后，一同来厂的几个人还常常把我写的信当众朗诵给我听，尤其是我那天晚上在路上我为了壮胆，对着向我狂叫的狗连说了好几个“我能怕你”那段，……说是他们在取笑我，其实被人取笑的我才是最开心的人。

最寂寞的是春节前后的那几天。广西人过年不知道是为了省钱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没有几个放鞭炮的，街面上一点节日的气氛也没有，连旅店那个服务员也只是给我一个人做完饭也跑回家去了。更要命的是那几天的小雨下下停停、停停下下，很难见到太阳露一露脸，屋里屋外都湿冷湿冷的，没地方躲没地方藏，我一个从小在北方长大的人哪里过过这样的冬天！外面葱绿的山山水水此时我已经无心去欣赏，不时从心底透出一股一股的凄凉，——我特别想家了。

最后我是焦急地苦熬才到了初三我们动身的日子。

从广西回来的路径当然是要听陈医生的了，这也是他们从天津入桂的路径，是从贺县直接坐长途汽车到桂林，从那里换乘火车取道北京回天津。这正合我意，正好兜一个圈子能到桂林逛一逛甲天下的风光。这一路上陈老先生向我展示了他很深的国学才华。每到一处休息和用餐时，那些偶然提到的植物和花卉名称，他都能说出名字来，还时不时地吟上几句唐诗然后告诉我说是哪位诗人写过关于那种花卉的诗句。

到桂林以后，我印象最深的是秀丽的风景中，浅颜色的一座座很漂亮的建筑物上临街的一面都是一串串、一片片的弹痕，那是不久前这里发生武斗留下的痕迹。北京和天津的武斗双方都是工人干部或学生，武斗的工具，只是柳条杆子和旗杆标语牌，而广西武斗的双方加入了各自一方的支左部队，武斗时双方都搬出来轻武器了，才给广西的几个城市留下了这些“纪念疤痕”。

就在我回天津后不久，这里又发生了激烈的武斗。我很幸运，我在广西的这段时间正好是在两次严重武斗之间的空当时候。我们到北京和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已经没有印象了，我们到天津站时受到了革委会副主任毛文福同志的迎接。他是原来的厂长，一直抓生产和供销。

老毛（从一进厂他就要求我们这样称呼他）是坐着新购进的解放牌汽车来东站接我们的。老毛看我们安全抵达，显得十分兴奋，对我也赞许有加。坐在车里老毛还不止一次地对能买到这辆解放牌汽车夸赞有余，兴奋无比——那个时候工厂想买一辆汽车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有了这辆车，能解决厂里生产中的许多难题。从此就不用再向局里和兄弟大厂求援了。我记得当时的车牌尾号是8048，当时天津市的机动车数量才刚刚超过8000辆。

回到家里，自不必说让高堂二老放下心来，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儿，而且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去了这么长的时间。我的同学也一直在等待我回津好好聚一聚呢。我们几个是文革中常常吃住在一起的战斗队的队友，是比亲兄弟还亲的革命战友，他们一直在等我回天津给我接风。

这个春节是我一生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春节，由于我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才能够把许多细节串连起来。我想，这其中的许多细节都带着那个逝去的时代的烙印，现在的年轻人都根本无法体味到当年那特殊的社会环境对每个人心灵的束缚和压抑，所以就把散在日记和信件中的文字重新梳理一遍，让后生们在闲暇时读一读大概也是一件有益并且有趣的事情。

（2018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