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质雍

《菊与刀》作为西方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著作之一，自问世以来便受到学界的关注，数十年来对该书的各种评论层出不穷，可见该书的内容与观点确有独到之处。对该书进行合理的分析与解读，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特点，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人们深刻地认识近邻日本和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

《菊与刀》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应美国政府的要求，运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对日本进行研究后，在其研究报告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著作。由于特殊的时代因素，本尼迪克特在进行该项研究时并没有亲自去过日本，只是运用二手的文献资料以及与当时在美国的日本人进行了接触。尽管如此，由于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新颖的研究方式以及对日本和日本人独到的分析和论述，该书在问世以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很多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文化人类学和研究日本的经典著作之一。本文按照《菊与刀》所论述的内容将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第二到第四章、第五到第十章、第十一到第十二章、第十三章。

第一章是全书的开篇，人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绪论部分。有日本学者将这部分内容概括为方法论，笔者认为这是不全面的，本尼迪克特在本章中确实用相当的篇幅介绍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但是除此之外，作者还说明了这部著作的时代背景和写作的背景。笔者认为还有两点十分关键、应该引起注意的地方，首先是作者在这一章中已经部分地揭示了自己对于日本人的研究结果，也就是几乎所有研究该书的文章都要引用的一段话：“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其次是作者在这一章中明确表示，她认为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间差异是必然存在的，但差异并不影响世界各民族的和平共处。也就是说，作者是明确反对日本蓄意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发动侵略战争的，她的这种倾向性为该书后面的内容奠定了一个潜在的基调。

笔者认为，该书的第二部分是第二、三、四章。作者在这三章中主要论述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和目的，以及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在日本社会的重要性。在第二章中，作者对日本为何发动侵略战争进行了自己的分析，指出等级观念在日本的民族意识中十分重要，这与崇尚自由平等的西方（实际上指美国）截然不同。在第三章中，作者提出了日本社会的特征是“各安其分、各得其所”，其内涵是对各个等级或阶层的活动做出明确的规定和安排，然后严格遵照执行。在第四章中，作者承接上一章，论述了明治维新对日本社会的改造，指出虽然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社会的许多东西，但传统的等级制并没有从根本上被动摇。最后，作者提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的等级观念向外输出，想要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最高等级国家的等级制世界，然而，这种等级制观念只能存在于日本社会内部，并不被其他国家和民族所接受，所以日本的侵略行为是注定要失败的。

接下来是第五到第十章，也是全书最为核心的部分，作者在这一部分中详细剖析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形成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一部分归纳为两个关键词，即“负恩”和“义理”。作者在第五章中表明东西方民族的思维理念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东方人总是有一种对于过去、对于历史的负债感，而西方人則没有这种观念。这一部分中的另一个关键词“义理”是直接按照日文汉字翻译过来的，按照笔者对书中内容的理解，“义理”应该是“人情债”（对他人的义理）和自尊心（对自己的义理）的混合体，这种“义理”直接影响着日本人的行为，“义理”的任何一个方面受到侵犯都会引起日本人激烈的反应，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蓄意报复和自杀这样极端的行为越来越少见，取而代之的是更具积极意义的自我反省和发愤图强。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第八章中一方面表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要尊重日本人的价值观，不能犯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错误，但同时又说日本人的价值观需要改造，并暗示美国人的价值观更加优越，这与她在第一章中自我标榜的公正客观的原则似乎是不相符的。作者在第九章中描写了日本人对于肉体享乐的追求，尤其是男性在这方面似乎拥有某种特权，他们可以在婚姻之外毫无顾忌地拥有情妇。这种论断引发了争议，有学者指出本尼迪克特的论述并不完全符合当时日本社会的实际。当时的日本同西方一样也是讲究对伴侣和婚姻的忠诚的，《菊与刀》中所描述的宽泛道德标准绝不是日本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在第十章，作者正式提出了著名的“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的定义。作者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提倡建立道德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是“罪感文化”的典型代表，而日本是截然不同的“耻感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人们由于畏惧他人的耻笑而必须严格按照规则行事，这种外在的无形强制力保证了人们的行为的合规性。

接下来进入该书的第四部分，即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作者在这两章中描述了日本人的成长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进行的自我修炼。作者认为，日本人的人生轨迹和美国人截然相反，日本人在幼儿期和老年期较为自由，而在中年时期则受到较多束缚。日本的青少年如果因为做错了事而遭到他人的批评和耻笑，那么他非但得不到家庭的袒护和安慰，反而会受到家人的排斥和指责，与此同时，日本的父母也时常用嘲弄的方式教育和劝导自己的孩子。日本人从小就生活在这种“耻感文化”的氛围中，从而养成了严格循规蹈矩、决不能接受他人耻笑的思维理念和行为方式。不过，日本人的这种性格特征并不妨碍日本在战后建立像西方那样的自由平等、对个人束缚较少的社会，因为日本人从小受到的教育要求他们要保持高度的自我克制，这种因素就使日本可以比较平稳地过渡到相对自由的社会。

最后一部分是该书的第十三章，作者在这一章中回到了写作该书的现实目的：为美军在战后统治日本提供政策建议。作者在本章指出，天皇作为全体日本人共同效忠的对象，不应该轻易被推翻，只要天皇愿意和美国合作，美国就应该保留天皇制度，同时尽可能利用日本之前的政府。战后，日本必须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减少失业和贫困现象，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作者同时也预言，如果日本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将成为东方贸易中的主角，也会成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从日本战后发展的历史来看，作者的预测是比较准确的，这也说明作者对于日本和日本人的认识和评价是有其可取之处的。

总的来说，《菊与刀》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对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及其形成和演变的过程进行了分析和解释，把日本人性格中所展现出的诸多矛盾之处归因于其独特的“耻感文化”，这种论断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肯定也是不全面并有失偏颇的。究其原因，最主要还是在于作者的资料来源较为狭窄，仅靠二手的文献资料和对少量日本侨民和战俘的采访，肯定无法探究日本社会的全貌。作者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对于史料的运用也有不当之处，甚至在某些地方还出现了史实上的谬误。另外，作者的观点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自身价值观的影响，想要绝对公正客观也是十分困难的。瑕不掩瑜，尽管《菊与刀》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其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在从文化的角度剖析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问题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直到今天仍然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天津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