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凤娟 孙秀芳 崔佳慧

摘 要：以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思想为视角，考察其在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中面临的挑战，进而寻找其在中国应用与发展中的对策，对于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城乡发展的实践，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指导作用，十分必要。

关键词：马恩城乡关系思想;中国城乡发展;新型城乡关系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4-0024-03

城乡关系是人类社会必须面对的基本关系之一。马克思恩格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揭示了人类社会由城乡混沌一体、城乡分离对立到城乡差别消失、城乡融合的一般规律，考察了人类社会城乡关系的發展脉络，论述了城乡融合的条件和途径，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城乡关系思想，从而为中国特色城乡发展理论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化，马恩城乡关系思想在实践运用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迎接这种挑战，寻找对策，继续用马恩城乡关系思想指导中国城乡发展的实践，是改革生产关系以使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主要表现，也是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

一、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在当代中国运用与发展中面临的挑战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影响的弱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其基本观点体现在马克思所著《资本论》中。从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到1894年第三卷出版，其间相隔27年。在27年中，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恩格斯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并发表了补充看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预测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认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由此必然会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只有实行计划经济。随后，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于1917年完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马克思经济学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汲取和借鉴了人类文明的诸多成果。如黑格尔的辩证法、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还有西尼尔、萨伊、麦克库洛赫等人的理论[1]，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具有了顽强的生命力和持久的魅力。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转入低潮，计划经济的影响跌入谷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此受到了怀疑甚至冷落。

（二）城市偏向意识根深蒂固

产业革命以前，乡村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承担着创造社会财富的重担。产业革命的兴起，动摇了农本经济的根基，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工业逐渐成为带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而城市作为工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2]，于是生产要素的配置开始向城市倾斜，乡村日益城市化，城乡关系也由产业革命前的相互依存走向分离与对立，农耕文明逐步被工业文明同化，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居于统治地位，并利用其政治优势剥夺乡村，城乡差别逐步扩大，城乡对立日益尖锐。

在这种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为了实现工业化的赶超战略，将大量资本集中到了城市和工业，将大部分劳动力束缚在了农村，以此来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偏向的政策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纠正，但是城市偏向的意识依然根深蒂固[3]，给未来城乡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增长动力等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此，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4]。在这种形势下，如何避免城市偏向意识，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充分挖掘乡村发展潜力，就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在当代中国运用与发展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挑战。

（三）城乡二元体制的烙印仍很明显

城乡二元体制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我国特有的社会制度，是基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保障城市和工业发展的一种制度选择，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发挥过积极作用，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但是，这样的制度安排也使得城乡之间形成了相对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循环体系，限制了乡村资源的合理流动，造成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失衡[5]，对劳动力要素配置和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均产生了消极影响。

城乡二元体制对劳动力要素配置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影响城乡之间就业市场一体化程度，导致城乡之间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出现“非市场性”差异，不利于劳动力再配置效应的充分释放。二是影响城市就业市场整合，导致户籍劳动力与非户籍劳动力形成新的二元结构，造成就业机会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平等、合同保障不平等等，不利于农民工权益保障。城乡二元体制对城乡公共资源配置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城乡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均，不利于农民获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其结果是：农村和农业中因生产要素过度流失而出现凋敝和萎缩现象;农村宅基地被大量闲置，而城里则是房价畸高不下、一房难求。

进入21世纪以来，党中央开始把三农问题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从2004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重点关注的就是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党的十八大则指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明确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经过十多年来的努力，我国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公共财政作为公共资源最核心的部分，其在农村的覆盖范围已经从纯公共产品逐步向准公共产品延伸，“农民的事农民自己办”的做法得到基本改变，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参与程度明显提高，农村的免费义务教育制度、新农合制度、农村低保制度、新农保制度等基本覆盖全国。但到目前为止，农业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乡村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与难点的现实并没有变，城乡二元体制留下的烙印仍很明显。

二、马恩城乡关系思想在实践运用中的对策

（一）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城乡建设实际相结合，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保障。因为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需要有科学理论做支撑，如果没有理论支撑，就难以保障其科学性、战略性和指导性。因此，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城乡建设实际相结合，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十分必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城乡关系方面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也迫切需要在基本理论上有一个根本性的突破和规范。这就要求我们在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时，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由于從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到现在已经一个半世纪了。一个半世纪以来，整个世界的经济、科学技术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了许多新特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我们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完善与发展阶段，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经典社会主义模式有了很大不同，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使我国经济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学的时代使命。换句话讲，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巩固自身地位，继续发挥巨大作用，就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理论体系，科学地解释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新变化、新特征，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见解、新观点，并用以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地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加科学、理论体系更加完备、话语体系更加丰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从而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了原创性贡献，为世界经济学的繁荣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我们相信，在马克思现有理论的基础之上，结合马克思之后一百多年世界经济丰富的经济实践，在吸收和借鉴现代经济学的丰硕成果的基础之上，我们还会不断完善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使之焕发出勃勃生机。

（二）摒弃“城市偏向”的固有思维，推动城乡互动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推行的城市偏向的经济发展政策，对乡村经济的重要性和城乡经济的互补性重视不够，是导致我国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一个重要诱因。随着信息化浪潮的来临，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趋势日趋明显，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单靠城市工业及其生产要素已经不足以形成区域竞争力，这就需要整合工业与农业，并积极调动城乡生产要素，突破城乡二元分割的壁垒，提升区域综合实力，这是城乡关系发生实质性改变的根本前提。同时，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将城乡关系由二元对立推向协调、融合发展，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特征。

事实上，从我国城乡经济产业和资源的特点来看，我国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均各有优势和劣势，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推动城乡互动发展不仅是必需的，也是可能的。近代工业文明使乡村孕育了城市，城市在工业化发展的推动下不断成长、壮大，最终使城乡关系由混沌一体演变为分离与对立，今天又在现代化和信息化的推动下走向协调与融合发展。而农业作为城乡关系发展变迁的基础性产业，是推动城乡关系演变的最原始的动力，没有农业的发展与进步，工业化就难以起步，产业革命也不可能完成。即便在产业革命完成之后，农业对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仍具有强劲的基础作用。因此，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推进，都依赖于农业发展水平尤其是农业所提供的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特别是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现代文明更是会加快由城市向乡村的渗透与辐射，为城乡由分离、对立走向融合、一体化发展创造条件。

正因如此，在推动城乡发展的过程中，正确认识农村经济的优势和重要性，发挥城乡经济的互补性，促进城乡经济互动发展，摒弃“城市偏向”的固有思维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打破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加快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告诉我们，城乡经济之间的互动是有规律的，经济资源从农村向城市集聚，促进城市经济先行发展是第一步;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经济资源又会从城市向农村扩散，拉动农村经济共同发展，这是第二步。但由于受二元体制的长期影响，我国城乡要素市场长期不统一，要素交换不平等。与城市相比，农村发展滞后、农业基础不稳、农民收入较低;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老龄化严重，“空巢老人”“空心村”现象有增无减，乡村凋敝的现象逐步显现等等，都与城乡二元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城乡生活形态不同，由于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会使得城市公共服务的成本低于农村，城乡公共服务存在差距有其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我国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之所以这么大，与体制不合理有很大关系。公共资源配置与生产要素配置不同，如果说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取决于制度和市场机制两方面的话，那么实现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就完全取决于体制障碍的消除。正因如此，今后我国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放在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和就业制度上，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构建功能完善、流通自由、类型齐全的市场体系，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为了给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也非常必要。

总之，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迫在眉睫，这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必须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也是我们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要完成的重大任务。

参考文献：

[1]李义平.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的思考[EB/OL].人民网，2017-03-0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申长鹤，邓谨.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4]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2017-10.

[5]张神根.努力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N].农民日报，2013-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