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宏宇

2018财年预算第二和第五章调节法案中的部分内容被简称为“减税与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也被普遍称为“特朗普税改”。尽管人们仍在怀疑这一法案中的税制改革内容是否符合现有的税收理论，以及是否取得了预期的经济效果，但是银行业确实从联邦公司所得税的税率简化与降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其中固然存在着一些减少净利润的因素，如减记之前积累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以及对海外累积利润支付一次性税款，但是这些因素的影响主要存在于2017年第四季度，从2018年第一季度起，美国银行业便因这一法案而大幅降低税收负担。“特朗普税改”对税负及净利润的直接影响已经在各银行的财报中得到充分的披露，但是，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特朗普税改”对美国大型银行业务结构的潜在影响。从财报中的税收与收入指标可以发现，大型银行集团的原有竞争优势已经被“特朗普税改”所弱化，各类业务的发展前景也出现较大差异，这将促使大型银行集团对其业务结构进行适应性调整，甚至由此改变其经营战略。

大型银行集团失去税负优势

“特朗普税改”降低了企业税负水平，对大型银行集团的经营业绩形成了良好的支撑。一方面，税负的下降抵消了部分业务增速下滑的影响，使得大型银行集团的净利润维持增长趋势或放缓其下降势头，另一方面，尽管面临着相同的税率下调，但是银行的受益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花旗银行的税负节约达到净利润的9.70%，富国银行的税负节约则只有净利润的2.48%（见表1）。

各银行在税负节约上的差异源于有效税率的差异。由于税法体系中存在许多的减免、加征和不许扣除项目，所以企业的有效税率与名义税率并不相同。在旧税制之下，美国银行业的有效税率为31.6%，接近累进税率的最高档税率，但是，大型银行集团的有效税率反而较低，其有效税率大多在27%左右，远低于银行业的平均水平（见表1）。

较低的有效税率使得大型银行集团较中小型银行有着更高的竞争优势，也意味着大型银行集团的业务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服从降低有效税率的纳税筹划。但是，“特朗普税改”消除了大型银行集团的税负优势。由于联邦公司所得税税率下调为21%的单一税率、对全球所得课税转为对属地所得课税，以及取消了一些重要的税收优惠项目，大型银行集团的纳税筹划空间急剧缩小，银行业的公司所得税税负开始高度趋同。2018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显示，美国银行业的平均有效税率已经降至21%，与税改后的联邦所得税新税率相同，大型银行集团的有效税率还要高于银行业的平均水平，并且富国银行、花旗银行的有效税率要明显高于公司所得税的法定税率（见表2）。

大型银行集团在“特朗普税改”之后的较高有效税率是短期因素的结果。如富国银行在2018年第二季度的较高有效税率由州所得税的调整导致，预计未来将回落到19%左右。但是总体来看，大型银行集团在税收上的竞争优势已经不复存在。

银行的净息差竞争力未能有效提升

较高的净息差是大型银行集团的重要竞争优势。在“特朗普税改”推出之初，一些金融分析人员持乐观态度，认为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缓解货币政策的压力，货币政策会趋向紧缩，由此带来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在此过程中，生息资产的利率与付息债务的利率将会出现非对称上升，并使得银行净息差扩大，从而强化大型银行集团的竞争力。但是，这一推测仅被部分证实。2018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大型银行集团的净息差确实在提高，扭转了净息差缓慢下降的趋势，但是提高的幅度非常有限。相对而言，原有净息差较大的银行，上升幅度较小，原有凈息差较小的银行，上升幅度略大。但是，即使净息差升幅较大的摩根大通，在“特朗普税改”之后的净息差升幅也仅有6个基点（见表3）。与之相比，从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美国联邦基金有效利率从1.15%上升至1.82%，上升了67个基点。

导致大型银行集团净息差上升幅度较小的原因是多重的。直观来看，一是存贷利差未能随利率水平的上升而同步提升，如花旗银行的存贷利差仅上升了7个基点（如表3），富国银行的存贷利差仅上升1个基点;二是债券市场，尤其是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市场收益率下降，如富国银行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收益率则从2.89%降至2.86%，持有至到期债券的收益率更是从2.49%降至2.38%。其中，“特朗普税改”对净息差的抑制作用不可忽视。一方面，“特朗普税改”对利息扣除施加较多限制，如缩小利息扣除的范围或减少利息扣除的上限，使得贷款吸引力下降，另一方面，“特朗普税改”迫使跨国公司的海外现金回流，减少了美国境内通过信贷方式融通现金的需求。总体来看，“特朗普税改”对商业银行传统意义上的竞争力并没有大的推动作用，最多只是延缓了商业银行净息差不断下滑的趋势。

债券市场与股权市场业绩差异显著

投行业务已经成为大型银行集团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投资银行均是如此。虽然财报中的投资银行业务仅是广义投行业务的组成部分之一，甚至也不是广义投行业务中盈利能力最强的部分，但是投资银行业务的规模与走势仍是大型银行集团的广义投行业务竞争力的重要指示器。在“特朗普税改”前后，大型银行集团之间的投资银行业务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富国银行和花旗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仅有小幅上升或下降，摩根大通和高盛的投资银行业务规模则呈现较大规模的增长（见表4）。这固然对应着大型银行集团对商业银行业务的重视程度，但是也反映出投资银行业务内部因“特朗普税改”而出现分化的事实。

投资银行业务的内部分化体现在债券市场业务与股权市场业务的差异之上。在“特朗普税改”前后，美国大型银行集团的债券承销业务与股票承销业务呈现鲜明的对比。债券承销业务整体低迷，2018年第二季度，花旗银行和摩根大通的债券承销收入均较上年同期下滑，高盛的值券承销收入也仅有微弱的增长;与之相对，股票承销收入增长迅速，无论是偏重投行业务的高盛，还是偏重商业银行业务的花旗银行，或是投行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俱重的摩根大通，股票承销业务均有巨大的增幅（见表5）。富国银行未在2018年第二季度财报中披露股票承销与债券承销业务的收入，但是在当期财报中明确表示股票承销对其收入增长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债券市场业务与股权市场业务发展势头的差异同样有着多重原因，“特朗普税改”则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通常的税制之下，税收使得债券市场较股权市场更有优势，诸如政府债券收入的所得税豁免和债券利息的税前扣除等税收优惠都降低了企业融入债券资金的成本，从而提升了债券市场的需求。但是，“特朗普税改”使得债券的税收优势大为削弱。首先，在联邦公司所得税的名义税率大幅下调之后，债券的节税作用大幅降低。其次，联邦公司所得税取消了利息上的诸多税收优惠，包括不允许借款利息扣除和取消多种债券利息的免税政策，使得债券资金的成本上升。再次，税改所带来的财政政策扩张鼓励了货币政策收紧，利率水平的上升进一步降低了债券市场的需求。因此，债券市场业务与股权市场业务的发展势头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特朗普税改”。

住房抵押贷款及衍生业务受到抑制

“特朗普税改”对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衍生业务的影响需要被特别强调。这既是因为住房抵押贷款是“特朗普税改”中着重限制的项目，又是由于住房抵押贷款业务在大型银行集团的业务机构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总体来看，大型银行集团的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衍生业务收入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挫。2018年第二季度，富国银行和摩根大通的业务均较上年同期大幅下挫，富国银行的下降幅度尤其巨大（見表6）。

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衍生业务的缩减也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巨大的法律风险。富国银行的住房抵押贷款业务便是因为收到巨额罚单，导致收入下挫的幅度非常显著。但是，这些因素的影响都是短期的，与之相比，“特朗普税改”的影响更为深远。“特朗普税改”对联邦个人所得税中的住房抵押贷款的利息扣除进行了严格限制。首先，只有主要居所的住房抵押贷款利息才允许税前扣除;其次，对2017年12月15日及之前发生的住房抵押贷款，税前扣除的上限从100万美元降至75万美元，直至2025年;再次，暂停对房屋净值贷款（home equity loans）利息的税前扣除。这些限制条款会既直接抑制住房抵押贷款业务，又对住房抵押贷款衍生业务形成冲击，从而在较长时期之内抑制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衍生业务的发展。

大型银行集团业务结构的调整前景

“特朗普税改”是通过严格的立法程序确定的，其影响将长期持续存在。这就迫使大型银行集团调整其业务结构，以适应“特朗普税改”对银行各类业务的不同影响。总的来看，大型银行集团的业务调整会具备以下特征：其一，节税目标将大幅弱化。由于税制的简化减少了纳税筹划的空间，所以大型银行集团很难获得高于中小型银行的税收优势，从而会将业务结构调整的目标重点转向业务本身的收益。其二，商业银行业务的重要性将逐渐弱化。尽管大型银行集团在短期内仍能维持较高的净息差，但是“特朗普税改”在本质上是抑制净息差的，如果货币政策的收缩趋势趋缓，那么净息差甚至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因此，大型银行集团在整体上会逐步减少商业银行业务的比重。其三，大型银行集团会更加重视股权市场业务的扩张。尽管当前的股权市场业务规模仍小于债券市场业务，但是债券市场税收优势的下降会不断削弱其吸引力，使得股权市场扩张，并促使大型银行集团开展更大规模的股权市场业务。最后，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衍生业务将进一步萎缩。在“特朗普税改”的直接抑制之下，银行会将更多的资金从住房市场转移到实体经济，从而对美国的实体经济提供更大的支持。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