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杰 王一峰

2018年以来，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错综复杂，银行业经营稳中求进，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随着全球经济政策错位加剧，地缘政治、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国内经济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开始显现，风险隐患不断增多，商业银行经营所面临的市场环境正出现深刻变化和调整。鉴于此，本文对2018年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形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从五个方面对2019年资产负债形势进行了展望，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2018年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形势分析

资产投放回归信贷业务，贷款结构偏向零售和票据领域

近年来，商业银行资产增速不断下滑，由2016年初的16%降至当前的7%左右。从资源配置结构看，商业银行资产投放向信贷业务回归态势较为明显，2018年以来，贷款增速总体保持在11%～13%区间，较2017年同期提升1～2个百分点。然而，同业业务仍处于压降阶段，对存款性公司和非银金融机构信用扩张明显放缓，年初以来持续处于负增长区间。

信贷投放方面，受较低风险偏好和资本约束影响，年初以来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开始向零售和票据领域倾斜。以8家股份制银行为例（招商、中信、浦发、民生、兴业、光大、华夏、平安），截至2018年11月末，对公贷款增量占比为22%，年增幅为5.3%。与之相对应的是，零售贷款和票据融资增量占比分别为61%和17%，年增幅分别为20%和87%，明显高于对公贷款增长。对公领域的信贷投放短久期化特点也较为明显。

核心存款增长乏力，结构性存款占比明显提升

年初以来，前期偏激进的金融领域“去杠杆”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不断体现，表外融资出现“断崖式”下跌，弱资质信用主体现金流面临断裂风险，影子银行信用派生能力明显下滑，进而导致商业银行核心存款增长较为乏力。截至2018年11月末，商业银行一般性存款合计仅较年初增长不足8000亿元，同比增速已降至2%左右。与之相对应的是，资管新规出台后，结构性存款在保证本金兑付满足客户高收益需求以及规避监管约束上具有一定优势，并逐渐成为保本理财的有效替代品。观测数据显示，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已近10万亿元，较年初增长约3万亿元，月均增速保持在40%以上。其中，股份制银行结构性存款增长较为明显，截至2018年11月末，8家股份制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已达4.9万亿元，占一般存款的22.54%，较年初提升近6个百分点。

日间流动性平稳运行，央行政策红利助力监管指标持续达标

2018年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年初阶段，央行例行实施了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并投放了一个月期CRA，市场流动性较为充裕，商业银行持续呈现大规模净融出，月中流动性监管指标大幅冲高。随着春节后资金回潮，流动性管理压力开始加剧，2月末股份制银行LCR普遍位于90%～95%，达标压力显现。

二季度以来，央行货币政策在结构层面开始放松，先后3次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扩容MLF担保品抵质押范围，这些政策红利使得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压力明显降低。一方面，市场利率持续低位运行叠加流动性监管指标考核压力，促使商业银行适度加大了6个月以上同业存单发行力度，NSFR安全边界有所提升;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以小微、绿色贷款申请MLF置换了部分利率债，使得优质债券质押率明显下降，并对LCR形成改善。观测数据显示，截至三季度末，8家股份制银行LCR和NSFR均值分别为104.67%和104.36%，较一季末分别提升5个百分点和3.5个百分点。总体来看，在央行政策红利推动下，2018年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压力相对较小，日间流动性平稳运行，监管指标持续达标。

量价调整提升息差水平

根据上市银行财报，2018年二季度末股份制银行息差为1.96%，较年2017年末和同期分别改善约6bp和9bp。息差改善有量价两方面原因：

从量方面看，近两年来，受同业及投资类资产增长压降影响，商业银行生息资产增速不断放缓，但贷款占生息资产的比重明显提升。观测数据显示，8家股份制银行贷款占比平均水平由62.4%提升至72.5%，即生息资产结构变化对息差形成一定改善作用。从价方面看，年初以来的银行体系负债难、负债贵问题持续推升资产端定价水平，下半年市场流动性的宽松更让商业银行负债端成本受益，而资产端定价保持稳定，短端货币市场利率和存单价格一度跌破政策利率水平，结构性存款利率较年内峰值降幅超过50bp。因此，在量、价两方面推动下，商业银行息差出现明显改善。

当前资产负债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资本愈发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的硬约束

截至三季度末，银行业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以及资本充足率分别10.80%、11.33%和13.81%，仍高于监管要求，但在资產负债回归存贷款基础性业务趋势下，贷款等重资产投放占比依然较高，在资本补充的内源和外源渠道相对受限的情况下，资本管理面临较大压力。

资本充足率安全边界不足。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要求，商业银行要在2018年底达到办法对于核心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以及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目前，商业银行实际资本充足率与监管要求的差距逐年收窄，特别是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剩余空间不到2%。

资本消耗加剧，内外补充渠道有限。从资本消耗看，截至三季末，上市银行风险资产权重系数为70.19%，较年初提升超过3个百分点。分结构看，五大行权重系数相对稳定，但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较年初分别提升3.2个百分点和2.9个百分点。这表明，2018年商业银行重资产投放节奏较快，对资本产生较大消耗。从资本补充看，一是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长难现高增态势，部分“灰犀牛”性质金融风险有望加速暴露，客户风险将进一步加大，对拨备和利润的侵蚀将抑制资本内源式补充;二是目前股票市场较为低迷，银行股PB长期低于1，定向增发和可转债推进难度较大，商业银行迫切需要通过资本工具完成资本补充。

监管趋严加大资本管理压力。近期，央行发布《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内容重点涵盖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特别监管要求和特别处置要求。在FSB披露的G-SIBs清单及对附属资本的要求中，四大行分别被赋予1.5%和1%的附加资本要求，《意见》影响相对较小。对于部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承压的银行而言，若《意见》采取“一刀切”模式（不设置过渡期）将其纳入SIBs监管名单，将加大机构核心一级资本补充压力。

存贷增长不匹配现象进一步加剧

2018年以來，商业银行存贷板块资金来源与运用不匹配现象进一步加剧。截至11月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8.1%，与贷款增速剪刀差已扩大至5个百分点，较年初提升近一倍。

随着存贷缺口的不断扩大，商业银行存贷比、资负比压力进一步加剧，流动性管理难度上行。观测数据显示，截至11月末，五大行存贷板块资金来源与运用匹配度相对较好，存贷比均值仅为74%，较2017年末提升2.78个百分点。8家股份制银行存贷比均值为95.42%（较2017年末提升6.18个百分点），在商业银行中最高，其中部分银行存贷比已超过100%。中小行存贷比尽管低于五大行和大型股份制银行（11月末为88.14%），但较2017年末提升近15个百分点，反映出中小行存贷款基础性业务发展不均衡现象较为严重，负债业务面临较大瓶颈。存贷比虽已不再作为监控指标进行考核，但在“六稳”政策安排下，表内信贷投放有望持续增加用以对冲影子银行收缩，存贷比高企现象难有改善。

债券投资占比偏低使得流动性监管指标缺乏安全边界

2018年二季度以来，市场流动性总体较为充裕，央行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助力流动性监管指标持续向好运行。然而，从中长期角度看，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约束依然存在，主要体现为存贷增长不匹配和债券投资占比偏低。

从债券投资情况看，五大行因其负债成本较低，债券业务盈利性更强，债券投资占比相对较高，但股份制银行相对较低。截至11月末，8家股份制银行债券投资占比为17.78%，剔除央行MLF质押后的债券投资占比仅为12.52%，较2016年末基本持平，较2017年末下降近1个百分点。另外，股份制银行MLF占比为5.26%，较2016年和2017年均有所上升。这表明，近年来股份制银行债券投资占比在未出现明显提升的同时，申请MLF消耗的债券有所增加，导致股份制银行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不足。目前，利率债收益率和高等级信用利差均处于低位，配置性价比相对较低，商业银行投债意愿相对有限，占比难有显著提升空间。

2019年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形势展望

资产规模增速已基本筑底企稳，信贷结构持续调整

从形势上看，2019年货币政策在稳健中性基础上延续结构性宽松，监管政策逐步回归中性，政策导向由“去杠杆”转向“稳杠杆”，影子银行收缩有望边际放缓，国家会出台更多鼓励信贷投放和助力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在此形势下，预计商业银行总资产增速已基本筑底企稳，未来存在小幅回升空间。

对于信贷投放，实体经济有效需求不足可能是2019年经济领域面临的最主要问题，“资产荒”压力重新抬头。综合来看，预计2019年信贷投放主要聚焦于以下领域：一是居民杠杆率仍有提升空间，信用卡、综合消费和住房按揭贷款有望保持较好的增长态势;二是在基建投资托底实体经济的大环境下，地方政府平台、PPP等融资约束将有所放宽，商业银行对该领域信贷资源的配置力度有望加大;三是在国家政策导向指引下，商业银行对于国家重点支持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加大，小微、民企等领域信贷增速有望进一步提升。

一般存款增长小幅改善，存款结构依旧不容乐观

随着国内政策导向回归中性，金融环境趋于友好，大资产投放速度有望筑底企稳，一般存款增长存在小幅改善的空间，但存款增长的长期约束依然存在，存款结构不容乐观。

存款派生驱动因素已发生改变。从近十年来的情况看，外汇占款和信贷投放是商业银行存款增长主要驱动因素，但近两年支撑效果不断减弱。这是因为：一方面，美联储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国内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人民币汇率贬值使得外汇占款结束了多年高增态势，存款增长“量多、价低”时代基本结束。另一方面，2016年中央明确“去杠杆、防风险”政策基调后，商业银行开始主动压降同业业务，非标等影子银行业务不断收缩。受此影响，外汇占款和影子银行驱动货币创造的因素已明显减弱，一般存款增长将更多依赖表内资产投放进行的信用派生。2019年，我国M2增速有望从8%反弹回升，与名义GDP相比基本相当，宏观杠杆率将保持大体稳定。受此影响，商业银行一般性存款增长虽略有缓解，但增存稳存压力犹存。

M1收缩剧烈，核心存款增长依然乏力。截至11月末，M1同比增长不足2%，较本轮峰值跌幅高达22个百分点。M1剧烈收缩反映出当前企业经营面临较大困难：一方面，前期去杠杆引发外部融资环境收紧，导致企业资金运用受到制约，对公存款收缩压力加大;另一方面，地产调控趋严使得销售增速放缓，居民储蓄存款（M2）向地产企业存款（M1）迁徙速度下滑。目前，经济运行尚未见底，企业部门现金流压力难有改善，核心存款增长难言乐观，商业银行存款增长仍将不得不依靠结构性存款拉动，主动负债、高成本负债占比可能进一步提升。

流动性管理压力总体可控，需做好MLF抵质押品储备工作

201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财政支出力度加大，市场流动性延续合理充裕状态，短端资金利率有望保持平稳运行，商业银行日间流动性和监管指标达标压力总体可控。需要注意的是，2018年商业银行特别是股份制银行LCR安全边界的提升，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以小微、绿色贷款申请MLF所释放的利率债，2019年这一政策红利能否延续仍取决于商业银行相关资产储备情况。同业调研结果显示，2018年部分银行申请MLF已基本消耗完存量小微、绿色贷款，2019年若存量资产出现到期，将被迫改用优质债券作为抵质押，进而对LCR产生负向影响。为此，商业银行应综合权衡小微、绿色贷款RORAC与其他流动性管理工具成本，合理安排小微、绿色贷款增量规模，使得流动性监管指标持续保持适度安全边界，为各项业务开展提供一定的弹性空间。

存贷利差逐步收窄，息差改善存在下行压力

从形势上看，2019年预计商业银行息差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主要理由如下：

贷款定价基本见顶，存贷利差逐步收窄。從贷款定价看，2018年三季度以来，在市场利率持续低位运行情况下，除住房按揭贷款利率粘性相对较强外，其他贷款新发生定价均出现见顶迹象。这一方面与央行货币政策引导存贷款利率下行，以及银行间市场资金宽松向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传导有关，同时也反映出信用供给结构性萎缩已蔓延至需求端，造成企业投资预期急剧恶化，融资需求较为低迷，“资产荒”有抬头迹象。在此形势下，2019年贷款新发生利率和重定价利率均有可能出现下调。从存款定价看，2018年三季度以来受央行降准等利好政策影响，商业银行相继下调结构性存款FTP引导结存利率下行，但总体仍高于其他负债成本。在监管层对结构性存款监管导向仍不明晰、利率并轨尚未启动以及稳存增存压力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对于结存吸收存在较强刚性，结存利率下行空间相对有限，存量占比有望进一步提升，2019年存贷利率存在收窄压力。

同业资金对降低负债端成本贡献边际下降。2017～2018年上半年，商业银行同业负债久期相对较短（股份制银行平均久期约为3个月），随着下半年流动性转向宽松，同业负债与结存利差有所扩大，商业银行择机调整同业负债期限结构，政策红利对同业负债成本改善基本释放完毕。目前，资金利率持续贴近隐性利率走廊下限运行，考虑到2019年央行货币政策在2018年基础上进一步宽松的可能性不大，叠加美联储加息的外部约束，资金利率进一步下行空间有限，对降低负债端成本贡献将边际下降。

对2019年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相关建议

抓住市场机遇，实现业务发展稳中有进。2018年以来，商业银行资产增速基本位于6.5%～7.5%区间，筑底态势较为明显。从形势上看，2019年货币政策延续结构性宽松，监管政策回归中性，银行业面临的经营环境趋于友好，但实体经济有效需求不足以及金融风险“灰犀牛”将加大客户风险暴露。在此形势下，商业银行业务发展应当以稳为主，对于资本管理压力相对较小的银行而言，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可实现资产增长略快于可比同业平均水平。

信贷投放坚持效益导向，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商业银行信贷投放要坚持效益导向，一是在贷款利率处于下行通道情况下，国有大行可适度增加住房按揭贷款、个人消费金融投放额度;二是对于负债成本相对较高，流动性、息差和资本管理压力相对较大的股份制银行和中小行而言，可适度加大零售、信用卡等领域投放力度，安排专项额度用于发展高收益业务，在“资产荒”背景下博取信用收益;三是通过ABS、资产转让、清理表外低效风险资产等方式降低资本占用，为信贷投放腾挪空间。

完善考核机制，提升流动性监管指标安全边界。流动性管理的核心在于实现存贷匹配增长，商业银行应完善考核机制设计，加强对分支机构存贷比的考核，突出核心存款重要地位，引导分行夯实稳定负债基础。同时，要继续保持债券投资合理适度增长，提升流动性监管指标安全边界。一是继续支持分行对地方债投资，增强财政存款营销能力;二是推进存量债券结构优化，提升债券资产综合收益水平;三是优化押品管理制度，加强对优质债券资产使用管理。

建立收益与风险相匹配的定价管理能力。近年来，商业银行NIM和NII均面临不断收窄压力，经济下行压力、客户风险暴露增加叠加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对商业银行定价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商业银行应进一步提升精细化的定价管理水平，逐步形成以RAROC为评价基准的定价管理理念，通过提取产品条线的资金成本、运营成本、预期损失、资本成本等相关属性信息，并加大宣传培训力度，引导分支机构基于产品营销数据积累合理确定客户RAROC综合目标，进而实现贷款收益与风险相匹配。

（作者单位：中国光大银行，中国民生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