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标 纪莹琳

摘 要：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四十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突飞猛进，政治与文化方面也有了长足发展，人民生活向好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水平大幅提高，总而言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发展总是伴随着问题，近些年来我国社会问题日渐突出，涵盖了诸多方面：代表各阶层的诸多利益集团矛盾日益激化，不合理的甚至是错误的社会思潮不断蔓延等等。如果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剖析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与现状，并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理论成果，结合当前中国国情，可以为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发展路径。

关键词：改革开放；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发展路径

一、异化与异化劳动理论的来源与界定

异化的概念古而有之。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有哲学家提出了人性异化的问题；在近代西方政治学领域中，霍布斯也曾提出人的原始权力的异化，即一种“转让”的含义，其结果为国家政权的形成，而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也使用了异化的概念，但他强调异化的“否定”方面，即认为异化是对个人权利的不当占有或侵害，而在国家中如果广泛存在诸如此类的异化现象，那么国家政权便不为人民所有，届时人民将有权推翻这一国家政权。

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中，异化概念首次被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异化被归纳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范畴，指主体与客体分裂且相互对立，具体指作为异化主体的绝对精神进行的自我否定的一个环节（在绝对精神异化至自然界--绝对精神的对立面时，绝对精神开始对异化进行扬弃，进而返回绝对精神自身）。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异化观进行批驳，形成了自己的人本主义异化观并进行了宗教批判。他反对“人和自然是绝对精神自我异化的结果”这一观点，相反地，他认为绝对精神是人与自然自我异化的结果，神与宗教是就是人一种的自我异化，“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①，人按照自己的形象与性格创造了宗教上的神，将人自身所具有的所有的“类本质”赋予了神，使神成为了无所不知、无所不包的个体，由此人们开始自我贬低而对神顶礼膜拜，并相应地放弃了自己的类本质。最终由人的类本质构成的神借助于这些类本质对人类实现了控制，成为人类的“异己的”力量。

马克思批判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在《巴黎手稿》中通过古典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哲学化研究发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的劳动的异化，进而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劳动和生产是人的类本质，是人类所独有的、区别于其他一切物种的特殊性，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私有财产制度之下，劳动者同劳动本身相异化，进而劳动产品也与劳动者相异化，这种劳动产品就成为了私有财产；同时，资本家将私有财产转化为生产资料，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迫使工人--具体的参与生产的劳动者接受剥削，使他们被迫为资本家而工作，进而使异化劳动得以持续。这样一来，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辩证关系被揭露--私有财产由异化劳动产生反过来又维持异化劳动，促进异化劳动的强化。

二、物化理论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启示

自《巴黎手稿》公开发行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产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学术争鸣，诸多西马学者都力图从各自独特的视角出发对《巴黎手稿》进行解读，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格奥尔格·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近似于马克思“异化”理论且“物化”理论的提出先于《巴黎手稿》的出版，因而更具有代表意义。

在《巴黎手稿》尚未公开发表之前，卢卡奇就从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尤其是《资本论》）中提炼出了“物化”概念及相关理论，他认为，物化是“人自己的活动自己的劳动成为某种客观的、独立与人的东西，成为凭借某种与人相异化的自发活动而支配人的东西，”②与异化的概念相类似，即人的活动的结果成为独立的，自觉的，与人相对立的且能够统治人的一种力量。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从四个方面由浅入深分析异化劳动理论：1.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2.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3.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4.人同人相异化；而卢卡奇则从主客体两个方面平行分析物化劳动理论：1.主体上，人的活动独立化、异己化，且与人自身相对立，人与人的活动逐渐成为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劳动力商品，2.客体上，生活在商品经济中的人们被市场包围，人们生产的商品做客观运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综上所述，异化劳动理论与物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期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展批判的初步理论武器，是在时代的呼唤下催生出的重要理论成果，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关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上述理论也在建国后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得以实现，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异化劳动理论与物化理论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在1953-1956年进行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三大改造：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推行合作社制度，使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部分财产和生产资料公有，进而实现合作化大生产；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通过“赎买”政策推进私人工商业国有化，使原本由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转归国家所有，进而消灭尚存的民族资本主义。我们不难看出，三大改造在实质上是通过实现劳动产品的公有消灭私有财产和资本主義私有制，在潜在层面阻断了私有财产的资本化道路，使异化劳动的结果--私有财产不能够产生，而对于可以使异化劳动得以持续进行的现存的资本则采取直接消灭的方法，使异化劳动不能够持续，总而言之，消灭人的异化劳动。

1958年，一五计划后期，由于急于求成的思想弥漫，加之毛泽东同志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思潮，使中共中央不得不做出加快经济建设速度的决策，同年二月《人民日报》社论与三月《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正式提出了“大跃进”的概念与方针，意图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加快工业建设，增加工业产值，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实际上阻滞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从异化理论的角度来看，大跃进实质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剧了异化。大跃进追求工业产量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产品的质量和应用性，在浪费非常多的生产材料的前提下造成了大量无用产品和劣质产品的积压；显然地，该类产品不能投入使用，独立于人的需求之外，无法再次进入人的生产生活领域，这样一来，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分离、对立，进而加剧了异化。

1978年，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将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为经济建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面对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广泛的经济体制改革迫在眉睫，而这不外乎是对异化劳动和物化理论的一次实践性考察。

自1978年来，党和国家就在探讨并着手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首先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商品经济来活化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而后逐渐建立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难发现，在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的过程中部分地恢复了私有财产与私有制，这样一来，异化劳动得以持续的条件产生；同时，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基础急需重建，绝大多数的工人从事着简单而重复且分工明确的毫无创造性的劳动，并且该劳动并非自由自觉的劳动，而是在当时生活条件的推动下为了维持自身生存而进行的必要的劳动，是丧失了人类的类本质的劳动，这样，异化劳动的本体也产生了。当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本体相结合，异化劳动循环体便运作起来，大量的异化现象也随之产生。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卢卡奇所提出的物化理论也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主观上，大量的工人、农民被卷入商品经济的范畴，他们的劳动力商品化，成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独立于其自身的客观性商品；而客观上，包含劳动力在内的总的商品范畴在市场经济领域内运行，人们被外在的市场所包围，围绕着商品经济而活动，被人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及其规律控制，逐渐由主体转变为客体，并最终丧失了人自身的主体地位。

异化劳动与物化的产生及其反思，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同步开启的程序。虽然异化劳动与物化借助于改革开放对私有财产、市场与商品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而得以重生，并大规模地扩散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始终如一地坚守，异化劳动与物化现象始终未能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始终未能占据人们生活的核心领域。除此之外，党和国家还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引导社会层面的异化劳动与物化现象和趋势的消除，例如，对部分从事重度异化劳动的劳动者发放补贴，缩减工时，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以期削弱异化劳动状况，在市场经济领域进行宏观调控，人为地改变供需关系并调节商品的价格，在较大程度上抑制了商品经济自由发展所带来的客观物化倾向，通过对劳动者的自我才能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有利的条件，进而激发劳动者的个人才能的充分展现，以此推进劳动力非商品化，从而消除主观物化的倾向。

综上所述，原初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劳动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物化理论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社会批判的主线，这条主线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撑、指明了方向。

笔者认为，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后的当代中国社会，削弱甚或是消灭异化劳动和物化现象，需要党和国家继续制定有力的且合理的政策加以实现，而当前政策的制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牢牢掌握国民经济命脉，以此为基础合理有效发展私有制，抑制私有财产的不合理扩张；2.重视教育在劳动者素质发展中的作用，通过改革教育体制，改变教学方法、改善教学环境以期促进劳动者的综合发展，防止劳动力过度商品化；3.增强宏观调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抑制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不合理倾向；4.大力发展科技事业，培养科技人才，促进科技创新，以促进生产工具的改善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且加大重度异化劳动领域的技术投入，减弱劳动者的劳动异化程度。

三、消费主义与消费异化的当代审视

消费主义（又称消费异化）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概念之一，是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泛的社会道德现象，在西方社会的运行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马尔库塞提出的单向度文化理论和弗洛姆的消费异化理论奠定了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两位学者在消费主义相关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马尔库塞认为消费异化是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并对思想文化进行控制的状况下，社会经济为了持续运转和增长而创造各种虚假需求加以满足，并且使文化陷入单向度的困境。这里，消费异化被分解为三个具体的部分：科技异化、虚假需求、单向度文化（文化异化）；其中，科技异化指人类在发展科学技术的过程中，科技理性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并对当今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控制；虚假需求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持自身存续而通过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来创造的需求；单向度文化指在科学技术具有统治地位、虚假需求持续蔓延的状态下，人们依赖于狂热的物质消费而精神却陷于空虚，并逐渐丧失了批判的思维和眼光，丧失了真正的自由。

弗洛姆认为消费异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产物，具体表现为通过激发人的无限的欲望将人变为消费的机器，使人在消费中获得虚假的自由和幸福。这里弗洛姆更重视消费异化的解决方法，他认为消费异化的解决需要整体的社会层面的改革与人的心理层面的改造同步进行，即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进行协同变革的同时，强调人的生产型人格，适度削弱消费型人格，使人们具备良好的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

消费主义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盛行，又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达到高潮，其核心内容是多元主体通过对人或人群在消费过程中的行为和心理进行指导或控制，使其发生消费行为，而宗旨则是追求无节制、高规格的消费以尽力满足个人无限的需求，并将这种消费视为人的生活的终极目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逐渐在大陆地区蔓延开来，成为深刻影响中国青年一代的社会思潮，严重阻碍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制约了社会的进步。

从消费主义的路径来讲，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整偏低，整体上供不应求，国民经济发展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人均收入低，人民生活较为困苦的国情决定了人们消费水平低下，消费欲望不足，储蓄率较高的状况，也决定了中国社会尚不具有滋生消费主义的土壤，即消费层面上消费主义因素难以产生；三大改造后，中国步入社会主义道路，奉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国家掌控着所有资本，因而资本不是单纯为增殖而增殖，而是为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而增长，即生产层面的消费主义因素无法产生。而改革开放后，国家的中心任务由阶级斗争调整为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速度加快，我国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整体上升，城乡居们收入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改善，加之党和国家奉行共同富裕的原则，坚持先富带动后富，因而少数人抓住先机迅速富裕起来，这一部分人消费水平高，消费欲望强烈，急于通过享受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来使自己获得满足感，这样一来，中国逐渐具备了消费主义赖以滋生的土壤，消费层面上的消费主义因素得以产生；在与改革开放同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施行后，我国经济体制逐渐由单一公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由于政策放开，私有制企业广泛出现，大量国有、集体企业私有化，使得社会资本占比快速增加，部分资本开始为了单纯的增殖而增殖，他们通过广告等各种营销手段来促进、诱使消费者购买，以便于达到资本快速周转、增殖的目的，因而生产层面的消费主义因素得以产生。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消费主义现象的产生始于改革开放，其根源亦来自于改革开放。

从消费异化的路径来讲，改革开放前，我国科学技术有一定的发展，但发展水平并不高，科技理性虽受到重视，但仅限于高等教育层面，而在基础教育层面国家更强调意识形态的普及和道德教育，因而科技理性对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小，远未达到"控制"的程度，科技异化尚不存在；三大改造后，由于资本的国家化和企业的公有制，资本的目的由不断增殖转变为增进人民福利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加之人民生活状况十分困苦，谋求货币的最大购买力，并尽可能购买有用的产品，消费水平较低，因而不存在虚假需求；在文化层面，由于科学技术异化和虚假需求不存在，人们的生活不依赖于狂热的物质消费，且由于书籍和报刊的普及，精神层面不致陷于空虚，且仍然保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的眼光，因而不存在单向度文化。改革开放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迅猛，总体水平也较高，由于国家政策的支持，科技理性受到高度的重视，教育层面对科技进行广泛普及，社会层面开展类似于"公众理解科学"的公共运动，科技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增大，并逐渐部分地控制了社会意识形态，造成了科技异化；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后，由于资本私有化的推行，单一公有制的改变，使仅为增殖而增殖的私有资本大量出现，私有资本乃至控制消费层面来达到资本循环周转，进而发生增殖的总目的，加之人民生活逐渐富裕，城乡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提高，造成了大量的虚假需求；文化上，由于一定程度的科技异化和大量的虚假需求的产生，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中依靠狂热的物质消费来满足自己，而不注重通过学习文化知识来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在丧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动力的同时接受西方资产阶级道德，由此导致单向度文化蔓延开来。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费异化理论与消费主义批判是当代中国社会消费主义反思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与消费异化现象的蔓延，也为这些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支撑与方法论原则。

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代中国社会抑制直至消灭消费主义和消费异化，既需要党和国家制定强而有力的政策，减轻消费异化程度，又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同心协力，互相监督。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点入手：1.广大人民群众应以勤劳节俭为荣，以奢侈浪费为耻，自觉树立反消费主义的观念；2.广大人民群众在意识形态上应对西方资产阶级道德和资产阶级腐朽文化展开决绝的斗争，在物质领域内抵御糖衣炮弹的袭击；3.党和国家应重视在各个教育阶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抵御消费主义文化对青少年群体的侵蚀；4.党和国家还应在鼓励发展公有制并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主张抑制并合理促进私有资本的发展；5.党和国家应适度控制不必要的冗余产品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对广告业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6.党和国家应该在教育层面提倡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均衡发展，抵制重自然科学，轻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

四、结束语：何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纪念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和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这四十年中，中国经历了转型期的阵痛，经济腾飞的欢欣和国力强盛的骄傲，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走上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也有许多人感到疑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条社会主义道路能否通向共产主义？

2018年也是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在这两百年间，历经了无数此起彼伏的战争与革命，世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原初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阐释和争论构成了世界思想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第三国际（苏联）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五大类，面对这世界上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许多学者亦提出质疑：这些派别都是对原初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发展吗？究竟何种马克思主义流派适应当今世界的发展？

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何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最初由卢卡奇同志提出的问题可能也会令马克思先生本人感到头痛。

而在此不得不说的是，我們应该重视的不是从理论上检验这个问题，而是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具体的国情，因而也都有适合于它们自身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一条社会主义道路究竟是否适合一个国家的国情，是否能使一个国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其核心在于实践。我们相信，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真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找到一条真正适合自己国家的道路，若不进行实践，一味地畏惧变革，一味地逃避革命斗争与自由，那么这个国家永远也不会找到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开始了一次伟大的实践，一次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而经过这四十年来，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的榜样。中国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稳步前进，正在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因而我坚信，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当今，我们应该坚持并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方向，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应该持批判与吸收并举的态度，吸取其有益的理论成果和成熟的实践经验，批判其重理论、轻实践与妥协的学术导向，在"西马非马"的正确的政治引导下进行研究与创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黎日明.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及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启发意义[J].济宁：济宁学院学报，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