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水涛

语言是思想的家。语言决定着人的思想和行为，说不同的话语意味有着不同的认识。陈词滥调总与平庸腐见紧密关联，诸如，言必称“天朝”“华夷”的满清官员，决不会有现代“科学”“民主”的理念；那个念叨着“手执钢鞭将你打”的阿Q决不会有天下情怀。

海德格尔指出，语言的本质在“说”，但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他名之为“闲谈”，一种他名之为“言谈”。他认为，“不是原始地把这种存在者的据为己有的方式传达自身，而是以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的方式传达自身”，这就是“闲谈”。它求诸于一种“平均的领悟”，其本质是“无根的”和“封闭的”。

“闲谈”是一种没有自己思考的“说”，它没有将事物“据为己有”，而只是在重复人所共知的常识乃至偏见。这就掩盖了人之存在的本真面目，失去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也失去了人对外在世界能动性的认识，只能沉浸在空话、套话和八股的庸见之中。

另一种“说”，海德格尔称之为“言谈”。“言谈”是展示“此在”的敞开或开放状态，是诉诸人之“思”的过程，而非“平均的领悟”。在这一过程中，言者真正把言说的事物“据为己有”，使存在者昭然向世界敞开。

这种“言谈”，海德格尔称之为“纯粹的说”。这种“纯粹的说”真正体现了言之有物的话语本质，全然不同于人云亦云的“闲谈”。什么是“纯粹的说”？法国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说：“绘画把我们带回到看的本源，音乐把我们带回到听的本源，诗则把我们带回到说的本源。”

在他看来，这种“纯粹的说”最集中地体现在诗中，因为诗使“真”得以显现。对此，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尔律治说过一段异常精辟的话：“诗人给日常事物以新奇的魅力，通过唤起人们对习惯的麻木性的注意，引导他去观察眼前美丽和惊人的事物，以激起一种类似超自然的感觉。”

诗之所以成为诗，在于它以一种穿透的力量揭示了真，也袒露诗人的真诚。诗以它鲜活的语言挑战那些因袭的成见与套话，这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反思，也是一种把被日常经验掩蔽了的真理“据为己有”。于读者而言，是一种塑造新思想、新价值和新视界的过程，使人们重新审视自己并改变自己的经验方式。

什么是诗的“言谈”，什么是“诗人”的话语？诸如，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别尔嘉耶夫说：“没有普希金，就不可能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普希金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声誉，这是他的良知、才情和真诚，他的诗作深深打动了俄罗斯人民。

1826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人举行了反对沙皇尼古拉的起义。失败后，5人被判处绞刑，100多人被流放到苦寒的西伯利亚。沙皇问诗人说：“普希金，如果你在彼得堡，你也会参加12月14日的那次起义吗？”普希金的回答说：“一定的，陛下，我所有的朋友都参与其事，我是不会不参加的。”

普希金的诗：“我平常而高贵的竖琴，从不为人间的上帝捧场，一种对自由的自豪感使我从不为权势烧香。我只学着颂扬自由，为自由奉献我的诗篇……”这就是普希金，这就是普希金的诗，不是人云亦云的“闲谈”，也不附和世俗对权势阿谀奉承。苏联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也称道普希金“把自己的血化为红宝石，把自己的泪化为珍珠”。

像自由飞驰的骏马，更像自由歌唱的云雀。普希金的诗作燃烧着青春的激情，又有着孩子式的纯真。他纵情地颂扬美好，凌厉地抨击丑恶。由此，我们或可以感悟到“言谈”与“闲话”的区别，感受到“诗”与“真”的关联。话语贵在真诚，言谈要有诗意，人格有其尊严。如華兹华斯的诗《虹彩》——“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希望，永远怀着赤子的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