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婷，李 洁，李红娟，张启录，高家民，宋纪英，尹相菊，陈景旭*

(1.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 100096；2.山东省日照市人民医院，山东 日照 276826；3.莒县碁山镇中心初级中学，山东 日照 276529；4.莒县碁山镇中心中学，山东 日照 276529；5.山东省日照市北京路中学，山东 日照 276826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心身发展的特殊阶段，青少年抑郁发病率较高[1]。有研究显示，青少年从青春中期至后期的抑郁症检出率已接近成年期(4%～5%)，且在整个青春期其抑郁症累积患病率从5%上升至20%[2]。青少年时期的抑郁症存在自杀风险高、合并其他精神障碍多、复发率高等特点[3-5]。青少年抑郁症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聚焦于青少年抑郁情绪及其影响因素。王熙等[6]调查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总体检出率为14.81%。已有研究表明，生活事件与青少年抑郁情绪密切相关[5,7-8]。目前尚无针对山东省日照地区青少年抑郁情况的调查研究，为了解该地区青少年抑郁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山东省日照地区中学生的抑郁现状，探索其抑郁情绪的可能影响因素，为促进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17年2月-5月随机抽取山东省日照市3所中学(北京路中学、港务局中学和山东省莒县碁山镇中心初级中学)的初一、初二、初三学生为研究对象，以被抽取班级中的所有学生为研究对象，共抽取20个班级，发放问卷1 300份，回收有效问卷1 23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4.69%。参与调查的学生均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北京回龙观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2 研究工具

采用一般情况调查问卷收集被试年龄、性别、主要照料者和父母关系情况。主要照料者的情况包括：父母照料组(由父母共同照料)、单亲照料组(由父母一方照料)和其他人照料组(由父母以外的其他人照料)；父母关系包括融洽、一般、很差和离异。

采用Kutcher青少年抑郁量表11项版(Kutcher Adolescent Depression Scale 11-item，KADS-11)[9]评定抑郁症状。KADS-11包括动力不足和焦虑不安两个因子，前者包含情绪低落、睡眠困难、兴趣减退、疲倦、生活无趣5个条目，后者包含急躁、注意力问题、担心焦虑、身体不适感、毫无价值感、自杀或自伤想法或行为6个条目。各条目按症状出现的频度评分，0～3分分别为“几乎没有”“很多时候”“大部分时候”“所有时候”。各条目评分之和为总评分，总评分范围为0～33分，KADS-11总评分≥9分提示有抑郁症状。国内研究显示[10]，KADS-11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4，奇偶分半信度为0.77，间隔1个月的重测信度为0.77，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筛查的准确性较高。

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ASLEC)评定青少年的生活事件及其影响程度。ASLEC共26个条目，包括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处罚、亲友与财产丧失、健康与适应问题5个因子。要求被试根据过去6个月本人及其家庭是否发生过量表中的事件及其影响程度进行评分。未发生为0分，若发生过，则根据事件的影响程度评定，1～5分分别为“无影响”“轻度”“中度”“重度”“极重度”。评分越高，说明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程度越大。国内有关研究显示[11]，ASLEC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2，重测信度为0.73，分半信度为0.85，经五因子结构评定验证，ASLEC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1.3 评定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两名调查员于午休时间在教室发放问卷，统一指导语，要求被试现场填写问卷，填写过程中不能相互交流，问卷填写完毕后由调查员核查并当场回收，耗时约2 h。

1.4 统计方法

2 结 果

2.1 中学生一般资料及受照料、父母关系情况

共1 231名中学生参与调查，其中男生587名(47.68%)，女生644名(52.32%)；平均年龄(14.5±1.4)岁，10～15岁964人(78.31%)，15～20岁267人(21.69%)；父母照料组879人(71.40%)，单亲照料组144人(11.70%)，其他人照料组208人(16.90%)；1 038人(84.32%)认为父母关系融洽，156人(12.67%)认为父母关系一般，10人(0.81%)认为父母关系很差，27人(2.20%)父母离异。

2.2 KADS-11、ASLEC评分及生活事件发生情况

1 231名中学生KADS-11评分为(7.97±4.25)分，其中动力不足因子为(4.10±2.40)分，焦虑不安因子为(3.87±2.48)分；KADS-11评分≥9分者共521人(42.32%)。ASLEC评分为(34.17±20.73)分，其中受罚因子评分为(11.78±9.53)分、亲友与财产丧失评分因子为(10.62±8.42)分、人际关系因子评分为(7.97±4.79)分、学习压力因子评分为(7.86±4.65)分、健康与适应问题因子评分为(6.56±5.37)分。排名前三位的生活事件为考试失败(78.6%)、被人误会(75.0%)和好友纠纷(72.7%)。中学生生活事件发生情况见表1。

表1 1 231名中学生生活事件发生情况

2.3 不同照料情况的中学生KADS-11、ASLEC评分比较

父母照料组、单亲照料组和其他人照料组KADS-11总评分及两个因子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ASLEC总评分及人际关系、受罚、亲友与财产丧失、健康与适应问题因子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0.01)。见表2、表3。

2.4 不同父母关系的中学生KADS-11评分比较

不同父母关系的中学生KADS-11总评分及动力不足因子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焦虑不安因子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4。

表2 不同照料情况的中学生KADS-11评分比较分)

注：KADS-11，Kutcher青少年抑郁量表11项版

表3 不同照料情况的中学生ASLEC评分比较分)

注：ASLEC，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表4 不同父母关系的中学生KADS-11评分比较分)

注：KADS-11，Kutcher青少年抑郁量表11项版

2.5 KADS-11与ASLEC评分相关分析

散点图显示，KADS-11总评分及各因子评分与ASLEC总评分及各因子评分均无线性关系。

2.6 KADS-11与ASLEC评分回归分析

以KADS-11总评分为因变量(Y)，ASLEC各因子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学习压力因子(X1)、受罚因子(X2)和人际关系因子(X3)进入了回归方程，Y=6.01+0.23X1-0.06X2+0.11X3，可解释的变异率为7%。学习因子及人际关系因子对KADS-11总评分有正向预测作用(β=0.23、0.11)，受罚因子对KADS-11总评分有负向预测作用(β=-0.06)。见表5。

表5 KADS-11与ASLEC评分的回归分析

注：KADS-11，Kutcher青少年抑郁量表11项版

3 讨 论

本研究显示，1 231名中学生KADS-11评分为(7.97±4.25)分，其中521人KADS-11评分≥9分，抑郁症状检出率为43.32%，高于Mojs等[12]对青少年人群抑郁检出率，与上海等地的研究结果相近[13]。提示近半数被调查中学生存在抑郁症状，山东省日照地区在校中学生的负性情绪较为普遍，需要教育工作者和家人高度重视。本研究中，由父母照料者879人(71.40%)，由父母中一方照料者144人(11.70%)，由父母以外的其他人照料者208人(16.90%)。三组ASLEC总评分及人际关系、受罚、亲友与财产丧失、健康与适应问题因子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父母照料组评分最低，提示单亲和受父母以外的其他人照料的中学生受到人际关系、受罚、亲友与财产丧失、健康与适应问题等生活事件的影响程度更大。研究显示，由隔代亲人或其他亲戚邻居作为监护人的儿童，缺乏稳定和安全感、亲子依恋较差[14]。关于福清市中学生的研究[15]结果与本研究类似，但人际关系相关生活事件结果不一致。本研究中，学习相关生活事件的影响在不同照料组中无差异，这可能是因为父母和其他亲属照料，主观上都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

不同照料情况的中学生KADS-11总评分及两个因子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提示不同照料情况的中学生抑郁情绪无差异，与陆娟芝等[16]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与青少年对有关负性情境的回避和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迟钝有关[17]，尚未将不同照料环境造成的差异反映到情绪层面。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父母关系的中学生KADS-11总评分及动力不足因子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焦虑不安因子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中学生的焦虑不安情绪可能与父母关系有关。钟明天等[18]研究显示，父母婚姻状态不稳定的初中生存在更明显的神经质特点、更高水平的抑郁与焦虑情绪；国外也有研究认为父母关系会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19]。李艳华等[20]认为这种焦虑的产生与父母冲突会动摇孩子内在的情绪安全感有关。

回归分析显示，学习压力、受罚和人际关系因子进入了以KADS-11总评分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其中学习及人际关系因子对KADS-11总评分有正向预测作用，受罚因子对KADS-11总评分有负向预测作用。可能是因为学习压力是中学生群体的主要压力来源[21-23]，高考竞争压力、课业负担重等学习压力导致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较低[24]，从而产生抑郁情绪。因中学生的认知及情绪调节倾向于自责、灾难化、纠结等特质，使其经历人际关系相关的矛盾后易出现抑郁情绪[21]。刘桂兰等[22]研究显示，受罚因子与青少年抑郁情绪不相关；而郭兰婷等[23]研究认为，来自父母的严厉惩罚会加重青少年的抑郁情绪。推测受罚对抑郁情绪的影响可能与施罚人群及惩罚内容有关。本研究显示，亲友与财产丧失、健康与适应问题因子对抑郁情绪无预测作用，与国外其他研究结果类似[21]，这可能是因为近半年内的生活变化及丧失经历尚未导致抑郁情绪，与抑郁情绪的出现延迟有关[25]。综上所述，山东省日照地区在校中学生的抑郁情绪检出率高，经历的生活事件主要与学习相关，父母关系、学习压力及人际关系是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调查对象相对单一，进一步研究可将范围扩大至高中生及其他省市，并对年龄段进行分层，以了解青少年不同阶段经历的生活事件及其抑郁情况；其次，相关分析结果不理想，散点图显示KADS-11与ASLEC评分无线性趋势，回归方程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很小，提示生活事件对抑郁情绪的预测作用较低，今后研究可引入更多可能影响中学生抑郁情绪的因素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