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建国初期，广东海防形势严峻，为巩固新生政权和南疆海防，开展了渔业民主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与土改、镇反运动相结合，通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围绕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提高觉悟，不仅消除了封建剥削制度，增强了渔民主人翁地位，而且也调动了广大渔区群众参与守戍边防、巩固海防的积极性。

关键词 新中国初期 渔业民主改革 海防建设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学科共建项目“新中国成立后广东首次普选与民主建政研究（1949- 1954）”（GD17XMK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侯波，岭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概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K82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5.348

广东面临南海，1950年，海岸线全长6548公里（包括海岛在内），有大小港湾160多个，海洋渔场面积448，000多平方里，其中东京湾（即北部湾海域）的渔场更是世界有名的四大渔场之一，沿海水产种类繁多，确认的就有800多种，加强领导、发展互助合作，提高渔业生产，这些水产品既是人民的主要副食品，又可以供给工业使用。

珠江三角洲和西江一带，海洋养殖和淡水养殖渔业也很发达。广东渔业100%是旧式渔业，由于日寇的侵略和国民党统治的结果，渔业生产能力严重削弱了，战前海洋渔产有30万吨，淡水鱼产有5万吨。解放后，渔民也迫切希望党和政府为他们做主，能象土改翻身农民一样“站起来”过上幸福生活。从当时渔区的阶级关系上来看，渔工处于受剥削的最下层，其上有船主（也兼业渔民）、渔业资本家和渔业封建剥削者;从渔区资源占有上又可分为湾主、埠主、坝头等，他们通过占有海面、河面、湾头、埠头等，对渔民盘剥压榨;从渔货流通环节上看，收购商往往巧立名目，以各种手段垄断渔货专卖权，欺行霸市。此外，渔民的生产还受到自然灾害、海盗的影响，生命财产经常受到威胁。

由于历史原因，广东还有一部分疍民（水上居民），形成海上族群社会，约有90万人，集中分布在广东沿海一带，珠三角沙田区和内河各支流，过着长期离岸生活，与陆居居民隔绝往来，不喑世事，百分之九十以上不识字。广东全境解放后，广东沿海经常有敌方兵船、轮船停泊，并与潜伏、残余匪特海上联络，甚至骚扰、破坏渔民正常生产，严重威胁新生政权海上治安和海防安全。

随着全国土地改革的深入发展，只有彻底摧毁渔业封建剥削制度，肃清广东沿海匪特，巩固新中国的海防前哨，渔民才可能翻身解放，才可能成为新生政权守戍海防的依靠力量。因此，根据中央要求，叶剑英及华南分局1950年8月就提出“巩固城市，依托农村，面向海洋”的方针和“清除垃圾、修理门户、防袭防钻、巩固国防”的号召。1951年，按照党中央全国的统一部署，华南分局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分两个时期在广东推动渔业民主改革，开展巩固广东南大门，进而维护祖国南海海洋权益的斗争。

1949年8月11日，叶剑英离开北平，奉命南下，9月11日，在赣南会议上正式担任新组建的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等职，并按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参与制定解放广东及海南岛的计划。“广东大陆的治安和海面安全尤其在群众心理上多少还受一些威胁”，所以必须下大力量，肃清国民党残余的军事力量。

广州等地解放后，华南分局工作重点是全力配合、支援解放海南岛作战。1950年1月8日，台湾当局从海南岛派出一批飞机企图轰炸湛江市的党政机关，在我方地面炮火打击下，转而轰炸市民，炸死、炸伤10人。1950年2～3月间，国民党飞机轰炸广州、汕头等城市后，匪特活动明显增多。海南解放后，广东军管会集中力量大力剿灭匪特，颁布15条处理匪特的办法，号召全省军民一致、同心协力、彻底根绝匪患，巩固革命政权秩序。华南分局采取果断措施，断绝匪特的沿海重要通道，使得他们很难从海外，特别是香港、澳门向广东输送新式武器，骚扰破坏、开展颠覆活动。为此，党组织和领导渔民积极开展海防建设，创立了多种多样的防止敌人登陆、隐藏、袭扰的方法。如电白县在此期间接到省公安处的紧急通知，一名匪首由香港出发，带一批匪特和物资潜入我内地，立即成立了由省公安处、县委、县公安局、县大队、情报站领导人员组成临时指挥机构，设立四个海防重点，进行分工和兵力配合。主要进行三线工作，即海面派出船只、海边沿海居民组织大众情报以及联哨、公路发动附近公路的群众组织巡哨。海面船哨由区里书记负责找两只船在海面上哨寻，海边派出便衣侦察和发动黄屋村村民并组织民兵联防放哨。一周后发现海面有三艘船，两艘前行一艘在后面，由梅茂向东驶向放鸡岛一带，并且在博贺和沙园都发现该三只船，群众报告认为它在海面行动不像打鱼的船，当时行动想靠岸又不敢靠岸的样子。另一方面有群众报告夜晚在一区爵山乡发现领头烧有八九个火堆，可能是敌人在发信号，判定敌人可能一部潜入内地。还有群众反映几天前在放鸡岛发现一架飞机盘旋一周，飞的很低甚至可以看到飞机上的人这一情况，联防指挥机构“遂决定派人于9号夜里去袭击放鸡岛，又派两个船袭击南寺岛和清查。”

抗美援朝后，党中央对加强海防建设和开展海防工作更加重视。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与中央要求，华南分局决定加快漁业民主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夯实巩固海防的基础，要求各地限期肃清沿海与岛屿残余匪特作为中心要求。

“我们过去剿匪，单靠军事不靠群众，走了弯路，群众的认识也以为剿匪是军队政府的事，与己无关，看见匪特活动采取旁观态度，不报告政府军队这也是错误的，给匪特以活动空隙，所以此剿彼窜，收获不大”，今后我们“要深入宣传教育群众，发动组织群众，配合军队剿匪，群众才懂得消灭土匪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尤其要大力做好渔民、海员及沿海居民、水上居民的工作，把他们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加强海防建设”，“从动员群众结合群众斗争为基本，进行剿抚兼施，党政军群密切配合，机动灵活地使用力量，全面着眼，重点打破”的办法，消灭匪特，克服广东沿海海岸线长，容易被袭、被钻这个漏洞，担负起国防前哨的任务。

1951年7月，华南分局常委根据中南局要求，研究部署沿海、海防工作问题，接连召开广东第一届沿海工作会议和华南区12个大中城市民主改革的工作会议。

沿海工作会议贯彻落实毛泽东主席的对于沿海设防和构筑工事的指示，毛泽东指出：“军队须离开海岸线，驻在便于按照上述意图歼灭敌人的适当地点，从事整训，不要去守海岸线。为稽查特务潜入及打灭少数匪众登陆，应由保安队及地方武装担任”，“许多共产党员打了二十几年的仗，忽然把经验都忘了，到处修工事，畏敌如虎，你们应加教育，叫他们不要如此。”

会议认为沿海国防、边防、海防问题不仅是海、陆、空军区的职责所在，也是地方党委与政府的工作，目前沿海工作薄弱，影响到海防守卫，我们应该放手发动渔民，组织渔民，防渗透、防偷袭。这就必须要解放渔民，给渔民以经济利益，就必须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和压迫，发动渔民配合广大农村中的土地改革，与湾主、埠主、渔栏主、渔霸、匪特、帮会头子做坚决斗争，巩固并加强水产市场，渔货代销站、渔民代销合作社等组织，逐步消除渔栏主对渔民的中间剥削;合理调整劳资关系，提高渔工的工资待遇，逐步削弱废除船主对渔工的封建剥削;加强对渔民政治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争取团结港澳渔民，扩大和巩固沿海渔民基层组织，达到积极配合政府，巩固海防之目的。

7月25日，华南分局发布《关于配合城市民主改革和农村土地改革，系统地开展沿海渔民运动的指示》，重点强调系统地开展沿海的民主改革运动成为当前渔民运动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因为不开展沿海及海岛上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反封建斗争就会使沿海及海岛成为封建残余势力和反革命分子隐身潜伏的避风港，就会使沿海及海岛成为目前三大运动的死角。华南分局坚决贯彻中央精神，借鉴土地改革经验，因地制宜，推动渔业改革运动向纵深发展，并逐渐形成企业民主改革与沿海渔业民主改革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局面。

广东沿海渔业情况远远比城市工矿企业复杂，党的领导力量和群众基础较弱，针对这种情况，华南分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决定自1951年11月到1954年共分为两个时期开展沿海渔区民主改革运动。

第一时期是从粤西高（州）雷（州）地区开始的。当地党委建立民主改革委员会，从各方面抽调近一千人左右的干部，结合原当地干部组织工作队，先是进行有系统的调查研究和训练渔民中的积极分子，然后在渔民中开展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思想动员。在斗争中严格掌握政策界限，“打击的目标，即镇压和控诉的对象，严格的以特务、恶霸、土匪、帮会头子、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等六个方面的坚决反革命分子为限;特别是群众控诉的对象，必须严格的以那些有血债和民愤较大的首恶分子为限。”长期遭受欺压的广大渔民由衷的感谢共产党：“政府的眼睛是雪亮的，共产党真有办法”，“现在政府认真替人民做事，我们也应该积极替政府做事。”1951年，海南修建战备公路，共计500多公里，动员了270万民工，“表现了新海南人民对国家的建设抱着无限的热情，出了很大力量，甚至有为赶修完成修路任务，天不亮前就起来挖土，因不慎贡献了自己的生命者。”

为徹底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华南分局又作出：河权、海权的私人垄断一律废除，归国家所有;取消渔栏主垄断渔货制度，打击流氓、烂仔夺渔劫渔霸市行为的决定。渔栏是一种残酷的封建剥削制度，在渔港、渔湾、渔村中掌握着渔民的经济，垄断渔货，实行超经济的剥削。如闸坡港，位于海陵岛西南，是一个优良的渔业据点，外港渔船云集，为粤中区的主要渔港。但是湾主、渔霸解放后依然骑在渔民的头上征收栏租、垄断渔贷。由于这里的沿海没有进行渔业民主改革运动，渔民政治认识模糊，且严重存在斗船主、大工的思想，店员、造船工也普遍存在着反资本的思想。在第一阶段，为了分清敌我，扭转渔民斗船主、大工的思想。首先让渔民讨论船主与封建恶势力的剥削有什么区别？算剥削账。大渔船每年受封建剥削，有偷称、压价、出店佣、拖菜面、登船费、装船费、食水钱等占42%，如加上征兵费、安家费、户口钱等苛捐什税，一个渔工在每百斤渔获物中仅分得11两半。至此，渔民体会到了穷根在哪里。湾主、渔霸除了高利贷计息是月利10%～20%外，还查出该区劳资纠纷史，“1910年至1950年间层出不穷 的发生流血、下狱、饿死渔工家属的劳资纠纷，全是地主、恶霸、伪渔会恶霸挑拨离间、制造事件乘机扒钱”造成的。

由于渔栏的存在，政府贷款给渔民亦不能真正使渔民得到益处，改革这种制度就是解放渔业生产力和渔村的社会改革的重大问题，这种改革应依照全国政协会议共同纲领，第30条及第34条规定的精神来处理，全国首届渔业会议决定改革封建渔栏制度，成立国家水产管理机构的鱼市场，将来解决渔民渔货的交通问题的决议。如粤西区辖区有3个渔民区，渔民、盐民和水上居民共计110924人。根据华南分局的指示，粤西区委于1952年6月9日召开了渔民工作会议，推动渔区生产建设。12月10日～16日，粤西区物资交流会在赤坎召开，交易额达到3200多亿元。通过总结经验，广东水产局有重点、有步骤的在石歧、江门、汕尾、广海、水东等5个主要渔区设立于市场，1953年继续在汕头、北海、澳头等渔区设立鱼市场，改善全省主要渔区的交通制度，调剂供求，掌握渔价。

1952年11月，根据党中央《关于渔民工作的指示》，华南分局要求沿海渔区结合土改、镇反进行民主建政工作，通过人民代表会议，进一步发动和团结大多数渔民（包括船主、资本家），开展第二次民主改革。

随后，华南分局制定了《关于沿海渔民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要求沿海地区渔业贷款，帮助失业渔民恢复生产。针对广东实际，明确指出“地主、渔栏主、工商业资本家所欠渔民的债务，无条件归还。”这些政策得到了广大渔民的热烈拥护，奠定了他们经济上彻底翻身的经济基础。

1953年2月，华南分局成立沿海边防工作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具体指导粤东、粤西和海南岛渔区的民主改革工作，并确定了“先管、先活、后改”，依靠渔工及贫苦的独立劳动者的工作总方针，渔区民主改革进入到第二个时期，并规定分为三个阶段完成民主改革任务。

第一阶段为酝酿发动与民主斗争，主要工作是依靠渔工及贫苦民众，大张旗鼓惩办、肃清反革命分子与封建残余，恢复生产，巩固国防。工作队敌情贯彻“三同”三通，摆脱基层，深入贫苦，进行摸底，打下扎根基础，大张旗鼓的不断的展开政治攻势。通过黑板报、“谷种”、召开群众大会，就地取材，真人真事，公开揭露敌人的阴谋破坏，号召群众起来检举控诉，表明政府态度，坚决为劳动人民翻身撑腰，结合镇压与宽大的政策宣传指出敌人应走的道路。召集渔拦主训话，要他们必须割断垄断渔贷的专卖权和封建剥削的尾巴，朝着正当的渔业资本家的道路发展，开展“铲除封建剥削”的斗争。如闸坡港1951年12月至1952年6月，通过访贫问苦和结合政治攻势开展民主斗争。召开13次大小控诉会，管制伪警长、坏分子2人，对进行造谣恐吓的军头、神婆集中训话，要他们规规矩矩的不得破坏民主改革，并经过上级批准先后4次行动逮捕土匪地下军、美情报站长、官僚恶霸等26名，获得经济果实4.056791亿元（旧币，下同），培养出积极分子116个，组织起609人的基本队伍，建立了反封建斗争的领导核心——闸坡港民主改革委员会。

第二阶段为民主团结，即加强渔工间的内部团结，强调渔工们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是受封建剥削压迫的对象，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取得对封建势力斗争的胜利。为了解决了广东渔民恢复生产这个大问题，特别是支前渔民的生产恢复问题，政府和工作队通过中南、各专署与善委会发放的渔贷，帮助解决渔民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截止1953年5月，粤西北部湾地区共发放渔贷2.0663亿元，救济渔户2327户，到年底发放贷款总额达到53.193亿元，其中利用贷款新造渔船272条，修理528条，新造竹排195张，修理1513张，新购网具4201张。海南仅一年内政府就发放农贷解决更牛4167头，农具38675件，种子30.9430万斤，发放救济衣服4.8万余件，被子2.5万余张，蚊帐1.5万余张。1953年，广东省发放渔贷482亿元和救济款33亿元。渔贷、农贷在放贷办法上有不同的地方，农民可以在收成时一次清还本息，而渔民在目前生产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渔贷必须通过合作社或供销站、渔市场，才能有保证收回本息。渔贷不能只是管发放，而是要与渔业改革运动结合起来。

第三阶段是民主建设，主要是完成组织建设和设立民主管理制度。遵照党中央“各地方各种企业的情况有差别，解放后的斗争条件及历史发展有差别，干部和群众的准备条件有差别，所以必须允许各地各企业在处理各项问题上的具体方式和具体步骤，有必要的和适当的灵活性”的指示，广东省政府发出《广东省内河小帆船、艇、渡船管理暂行办法》，加强管理，保障水上交通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根据华南分局的指示，重新划分了渔村，开展基层民主建设活动，建立和巩固基础政权组织。民主改革活动正时值全国首次普选，工作组结合渔区生产实际，宣传贯彻党的民主改革、普选政策，并解决渔民生产因受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困难，体现党和政府对渔民的关怀。如粤西地区多方组织人、才、物，在沿海地区修好山塘37个，水坡17宗，水圳12条，新建台风报警站6个，台风警报台12个，避风港2个。

要巩固渔業民主改革成果，从根本上消灭封建剥削，就必须把渔民组织起来，让渔民加入渔工会、渔协会、共青团、民兵等组织，“在组织方面，阶级组织是渔工会，我们要依靠渔工，因为他们是失去生产工具最革命阶级，单纯依靠还不解决问题，还要团结那些自己有船、自己劳动或雇佣一、二个人的独立生产者，这和在农村依靠雇贫团结中农一样，在渔村中不是单一的依靠渔工就抛弃了独立生产者。所以有了渔工会还要组织渔协会，在反封建斗争中这是很重要的。”

为提高渔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沿海地区和海岛还开办渔民子弟学校和渔民干部训练班，普及文化知识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渔民协会的陆续组建，解决了长期困扰渔民生产上的困难，如补网打揽、增加工具、购买消费品、房屋修缮、维修船只等所需的资金、物资，保证了渔民正常生产。随着生产的发展，渔民的船只、网具和各种设备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增加，船只吨位不断增大，不仅能在近海捕捞，而且还到远海作业。有的渔船安上了收音机，随时可以听到海洋气象预报，掌握气候变化指导生产，海上事故也在逐步减少。此外，民主改革运动后，广东省水产企业公司专门为海岛渔民建立了2个分公司，3个供销渔业总站、17个分站，建设了广州、江门等6个水产市场，保证供应渔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有力平抑了渔需品的价格，同时赊销捕鱼用具等生产资料，解决渔民渔汛时的生产急需。

广东沿海自从去年完成了渔业民主改革以后，不仅解决了渔民生产上的困难，改善了生产关系，扫除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且还帮助渔民兴办文化福利事业，建立医疗站、渔民新村等，进一步密切了党与渔民群众的关系。1950年广东省全省渔产量15万吨，1951年产量达到26万吨，而1953年则达到38.2万吨，平均每年递增率13%。沿海各地渔民已开始组织起来，1954年，全省已组织了渔业生产合作社6个互助组，1000多个，其中有不少实际上是合作社的性质，组织起来的户数根据粤东、海南、粤西三个区的统计，已占到渔业总户数的8%～21.9%，互助合作组织在生产中，由于能够合理的调配劳动力和统一使用工具，增加作业时间，扩大作业范围，较快的积累了资金，扩大生产，一般增产20%～40%，个别的还增产两倍到4倍，大大的改善了渔民生活，在合作社和互助组的影响下，渔民对组织起来的要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