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胜 蔡宏波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逢“8”一个周期、每次间隔10年的外部冲击对我国就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来自城镇登记失业率、就业总人口、三大产业就业人口等五个方面的分析得知：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89年经济封锁、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这三个重要事件对我国就业产生了周期性影响。其次，这三次外部冲击的周期性特点对我国经济和就业产生了具体影响。应对中美贸易战，我国就业政策应在扩大开放、优先就业、扩大内需、振兴乡村、加强培训等方面加大力度。

关键词：外部冲击;周期性;中美贸易战;就业

引言

2018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自4月份开始，美国政府一轮又一轮地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同时严正要求美国立即纠正其错误言行。中美摩擦不断升级之时，美国分别与我最为重要的三大贸易伙伴——韩国、日本、欧盟达成协议。9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与韩国通过谈判重新修改2012年生效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KORUS），解决KORUS中一系列阻碍美国出口增长的问题。具体措施包括延长美国卡车25%的进口关税至2041年、增加美国对韩国的汽车出口额、改进韩国海关繁重的出口来源核查程序、修订韩国对全球创新药物的定价政策以确保美国药品出口的公平待遇等四个方面。9月25日，美国、日本和欧盟发布关于第三国非市场导向政策与做法的联合声明，强调非市场导向政策导致不公平竞争、阻碍创新技术的发展、破坏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行，并将采取制裁措施。具体内容包括国有企业和工业补贴问题、第三国强制技术转让问题、对世贸组织改革的必要性、加強数据安全以促进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增长以及加强三边合作以解决市场扭曲问题。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9月24日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明确阐明中美贸易关系以及中方的坚定立场。其后，中美双方就经贸问题展开积极磋商讨论，暂停加征关税并努力达成共识。直至2019年4月，第九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顺利结束，双方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措施等一系列问题上取得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历几次较大的外部冲击，历数1989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的经济制裁、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应对三次危机，使我国经济发展未受到较大影响。中美贸易战或许尚未达到前三次危机的严重程度，但借鉴以往经验并结合当前局势未雨绸缪，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可使贸易战引起的本轮外部冲击对我国经济特别是国内就业的伤害最小化。初步判断，一方面，中美双方逐渐加高的贸易壁垒会抑制中国企业的整体出口水平，导致企业雇佣工人数量减少。但另一方面，中国的部分出口企业大量进口国外的中间产品，加工后转销至国外。美国在限制进口的同时会促进本国的出口，从而存有大量进口活动的中国出口企业就业人数或会增加。此外，特朗普极力主张美国制造业回归，放宽税收政策，加强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以吸引本土企业回归。若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大量流出，无疑会带走大量就业岗位，加剧对我国经济及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由此，本文着重从历次外部冲击及其应对的视角考察中美贸易战对我国经济及其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本文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对外部冲击影响就业的已有文献进行综述;第二部分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就业形势，从中观察就业节点之上的外部冲击产生的影响;第三部分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四次外部冲击，以及就业方面的应对措施;第四部分提出我国劳动力市场应对外部冲击特别是这次中美贸易战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等研究就业受到的影响。在经济增长方面，刘书祥和曾国彪（2010）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业的增长主要源于经济增长，而当期技术的发展对就业没有显著影响，滞后一期的技术进步对就业有明显的负向效应。杜传忠、韩元军和杨成林（2011）通过研究我国东、中、西部就业的影响因素及差异，认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能够明显提高就业，而东、中部地区不够明显，因此，政府应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措施以促进就业。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提出我国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导致较高的就业率，而经济增长对就业的积极作用不断弱化（陈桢，2008）。Pmnaik（2011）认为一个经济体即使拥有较高的增长率，事实上也会面临不断增长的失业率问题，这违背了传统的增长理论。魏瑾瑞（2012）也指出我国经济增长不一定会促进就业增长，国家应该注重调整产业结构并优化经济增长模式，从而实现经济与就业共同增长。另有部分学者强调了经济结构的重要性。谌新民（1999）提出如今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产业，但其发展仍然不能带动就业增长，导致失业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结构调整滞后。

大量国外学者论述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的关系。Aghion和Howitt（1994）通过探究因引入新技术而导致的经济增长与长期失业率之间的关系，认为一方面经济增长可以提高创造就业的资本回报，从而降低均衡失业率，但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会减少工作匹配的时长，进而提高失业率的均衡水平。Michelacci和Lopez-Salido（2007）指出，技术进步可以摧毁技术过时的工作并导致失业，中性的技术进步可以促进工作的消失与重组，进而减少总就业，而特定投资的技术进步可以减少就业破坏，对创造就业有轻微影响。Postel-Vinay（2002）比较了技术进步对就业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加速了工作的过时，从而降低就业的均衡水平，从短期来看，对就业有积极的潜在影响。Liu和Zeng（2008）进一步提到长期失业率随着经济增长上升或下降取决于某些劳动力市场参数。虽然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等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总是降低长期失业率，但鼓励研发投资的政策可能提高失业率。@Collard、Fabrice、Dellas（2007）认为在标准的开放型经济中，积极的技术冲击会导致就业的负面反应，就业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考虑了多种因素对就业的综合影响。姚战琪和夏杰长（2005）通过对省级数据的回归分析，得到工资水平、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是影响我国就业的最主要因素，而如果政府减少对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的控制，让企业自主决定要素价格，会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效率。赵利、潘志远和王东霞（2014）认为，消费、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等宏观因素，以及技术进步是影响城镇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作用。

一般而言，金融危机、贸易摩擦等外部冲击直接影响国家的对外贸易及外汇汇率等，进而对国内市场造成冲击。Ktise、Seyit、Durusoy（2010）尝试分析2001年土耳其内部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对土耳其青年失业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土耳其的青年失业率在1996-2010年逐渐上升，但在两次危机爆发的节点失业率激增，且危机后保持在较高水平。戴觅、徐建炜和施炳展（2013）在研究人民币汇率冲击时提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不同制造业企业的就业人数产生不同的影响，汇率冲击会使部分制造业企业的就业率上升、部分制造业企业就业率下降。企业通常会通过改变聘任关系而非解雇来应对汇率变化。卫瑞和庄宗明（2015）认为，出口扩张是我国就业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外包不利于就业的增长。同时，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国际化对拉动就业有明显作用，而国际波动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冲击最大。张川川（2015）基于2000-2005年的市级数据研究发现，我国的出口增长能够促进制造业就业，同时问接地提高服务业的就业水平，而且出口对不同群体就业的影响存在差异，一般对年轻人、女性、农村人口以及教育水平低的劳动力影响更大。Chishti（1981）较早地分析了各种类型的出口项目和出口导向型的部门在创造就业中扮演的角色，出口增长能够创造就业，且其作用仅仅是產生外汇吸引进口投资，反过来创造就业机会。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业情况分析

我们从总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率、经济活动总人口、三大产业就业人口以及城镇乡村就业人口等多个角度分析我国过去40年的就业基本情况。

（一）总失业率

图1为1978-2016年我国失业率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失业率先短暂下降，随后总体上升，但始终保持在4.0%以内。其中，在几个关键节点，失业率有显著上升。第一次为1989年，在此之前我国失业率水平维持在0.5%左右，但1989年经历国际经济制裁后失业率上升到0.68%，此后一直缓慢上升。失业率的第二次激增在1998年，此时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亚洲多国遭到重创，经济低迷。虽然中国采取果断措施保证了人民币不贬值，但这场危机对国内市场依然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总体失业率从1997年的1.38%骤然增至1998年的2.01%、1999年1.92%，直至2000年失业率高达2.58%，此后开始回落。2001-2007年经历了一段平稳时期，我国失业率没有太大的变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至世界。全球经济低迷，我国也遭受了较大的冲击，失业率不断攀升。2008年我国失业率为1.92%，比上一年增加0.34个百分点，此后2009年和2010年的失业率分别为2.17%和2.91%。由此可以看出，这三次重要的外部冲击均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显著影响，导致失业率在短期内显著上升。而且，外部冲击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从1989年到1998年，再到2008年，逢“8”一个周期，每次间隔10年左右。

（二）城镇登记失业率

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也反映出周期性变化规律。如图2所示，从1998年开始，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连续三年保持3.1%，此后开始急剧上升，2001-2003年失业率分别为3.6%、4.0%、4.3%。失业率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反应相对滞后，1998-2000年的失业率均为3.1%，但这不能说明金融危机未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从图3可以看出，该时间段内我国经济活动总人口明显升高，因此失业率的不变主要是因为基数变大，同时失业人数也增多。直到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前，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从4.3%缓慢下降至2007年的4.0%，在2008年迅速上升至4.2%，直至2009年达到顶峰4.3%。此后失业率再次回落，近几年保持在4.0%左右。由此可见，两次外部冲击均对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产生影响，导致失业率迅速升高，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也呈周期性变化。

（三）经济活动人口、从业人员及城镇登记失业人口

经济活动人口自1978年以来一直呈现上升趋势。1990年之前我国从业人员数量与经济活动人口的增长步伐几乎保持一致，1990年附近出现短暂激增，此后从业人员数量的增长率略低于经济活动人口，两者之间的差距及失业人数有增大趋势。我们所关注的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也在下图中得以体现。总体来看，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呈上升趋势，但自1994年以来，有两次较为明显的增长。第一次发生在1998年之后，此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在接下来几年中失业人口迅速上升。自2002年开始，整体增速放缓，城镇登记失业率得到控制，但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国内劳动力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导致2008-2010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提高。结合图2与图3来看，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与失业人口数均在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时期明显上升，呈现周期性特点。

（四）三大产业从业人员主：数据为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所得。

本文进一步考察我国从业人员构成及其变化趋势。首先将全体从业人员按照三大产业分类，如图4所示。总体来看，我国从业人员数量逐年增加，这也与我国人口增长有一定的关系。我国是农业大国，1978年以前第一产业提供绝大部分劳动岗位，第二、三产业的占比极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工业与服务业逐渐发展起来，就业人员比例逐年上升。从图4可以看出，直到2002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量没有太大变动，而第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其从业人员数已达到和第二产业相当的水平。此后，我国从业人员总数上升趋势平缓，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逐渐降低，至2016年收缩了将近一半。第二产业比例逐渐增高，其从业人员数与第一产业相当。但发展最为迅速的是我国的服务业，过去30多年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如今已超过第一、二产业，为我国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成为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领域。另外，从图中可以看到，1990年我国农业从业人员迅速增长了5000万，而2008年后我国农业从业人员数量迅速下滑，工业与服务业的就业比例增高，可见外部冲击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

（五）城镇、乡村就业

图5为1978年以来我国城镇与乡村就业人员结构。我国就业人员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城镇就业人员数量快速增长，而乡村就业人员数量自1990年开始逐渐减少。我国近年来不断推进城镇化进程，以及大量农民子弟进城务工可以解释这一现象。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失业率呈上升趋势。1989年国际经济制裁、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均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使得失业率迅速上升。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增长趋势也反映了这一特点，经历外部冲击后上升到4.3%，随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城镇登记失业率回落。从人口数量来看，1978年以来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员数量保持增长，但两者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大，及失业人口增多。其中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对外部冲击的反应明显，在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分别有一段快速增长。从三次产业的从业人员数来看，农业从业人员比例逐渐缩减，而第二、第三产业呈扩张趋势，尤其我国的第三产业已成为提供最多就业岗位的产业领域。通过三大产业就业人数的比例变化可以推断，外部冲击可能会对我国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产生影响。最后，从城镇和乡村的角度，我国城镇就业人口逐年上升，乡村就业人口呈递减趋势。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推断，我国的就业形势呈现周期性变化，而这一变化与国际局势和我国所受外部冲击密切相关。1989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三个重大事件间隔10年左右，逢“8”一个周期，我国劳动力市场受到冲击，导致失业率上升。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又一个10年过去了，2018年恰逢中美贸易战全面爆发，中国劳动力市场又将受到何种冲击？

三、就业节点上的外部冲击及其应对

（一）1989年——经济封锁

1989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口我国动荡的内部形势对我实施经济制裁。最初，美国总统布什宣布暂停向中国军售和出口商业性武器，暂停双方领导人的互访，以及重新考虑中国留学生要求延长逗留时间的请求。受美国影响，陆续有20多个发达国家以及受美国控制的国际组织加入制裁中国的行列。日本政府停止两国合作，世界银行停止向中国提供贷款，关贸总协定也无限期延后了对中国申请加入的批准，国际局势极为紧张。这场全面的国际经济封锁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中国获得国际贷款的渠道被阻断，资金严重不足，经济增长与建设的脚步变缓;其次，由于西方国家停止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中国出口产品积压同时无法进口紧缺产品，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发展。根据图6，198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11.2%，而到1989年这一数值锐减，仅有4.2%，1990年进一步降低至3.9%，直至1991年才开始回升。在就业方面，1989年我国就业的稳定形势被打破，失业率为0.54%，1989年增长至0.68%，提高了0.14个百分点，1990年进一步提高至0.88%，此后失业率一直处于缓慢上升状态。失业人口从1988年的296万人迅速增至1989年378万人、1990年574万人，可见这场危机和国际经济制裁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显著冲击。

面对恶劣的外部环境，邓小平果断提出应对国际局势的指导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随后，中国以日本为突破口，逐渐打破僵局。化解这场危机的关键还在于中美关系，经过与美国代表的多次会谈，中国坚决维护主权的态度以及合作共赢、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理念最终使双方关系逐渐缓和。在积极打破外交封锁的同时，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金融大鳄索罗斯闪袭泰国，大量抛售泰铢，由于泰国没有足夠的外汇储备，泰国政府被迫宣布放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转而实行浮动汇率制，然而当天泰铢对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标志着一场席卷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开始。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危机逐渐在东南亚地区蔓延，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先后受到冲击。1998年，印尼盾与美元汇率跌破10000：1，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中国香港遭受国际投机家的新一轮攻击。至此，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多次进攻，香港政府予以坚决反击，在股票和期货市场投入大量资金。以中央政府雄厚的外汇储备为后盾，香港最终顶住抛售的压力，稳定了港元汇率，香港经济得以稳定。

在这场弥漫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中，虽然中国政府采取强硬的措施保证人民币不贬值，但中国经济依然面临严峻的形势，劳动力市场也受到冲击。我国GDP增长率在本次金融危机期间达到低谷，从1997年的9.2%下跌至1998年的7.8%，1999年仅有7.7%的增速。我国失业率从1997年的1.38%曾至1998年2.01%，1999年的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达到1.92%。其中，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在三年内保持在3.1%左右。时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阶段，中央政府及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199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意见）的通知》，着重强调了“扩大内部需求”的政策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国内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方面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就业;另一方面增加货币供给，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进而提高抵抗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在这期间，中央采纳了经济学家汤敏等人的建议，制定了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为目标的高校扩招计划，以解决当时面临的经济与就业问题。此次金融危机后，许多亚洲国家货币贬值，但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努力维持汇率的稳定，这一举措展现了良好的大国形象，为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提供了信心与保障，也对亚洲经济复苏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我国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这一系列举措使中国在亚洲经济发展低迷之时依然保持了1998年7.8%和1999年7.7%的GDP增速。

（三）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

从2003年开始美国深陷长达六年的伊拉克战争，形成资金黑洞、高额国债及财政赤字。为拉动经济增长，美联储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贷款利率，鼓励消费，以房地产业拉动经济增长。商业银行不断放宽贷款条件，大量信用级别低的客户也能贷款购房，但商业银行承担了极大风险。所以，银行售卖次级债以转移风险，并通过投资银行转移至全世界。虽然表面上看房地产市场一片繁荣，但实质上是一场泡沫。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破产，2008年9月美国财政部接管了房贷两巨头房利美公司和房地美公司，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此后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接连破产，美联储宣布将仅存的两家投资银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改为商业银行。至此，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迅速席卷全球金融市场。

为了应对危机，各国相继出台经济刺激政策。中国同样受到这场危机的波及，2008年的GDP增速为9.7%，同上一年相比降低了4.5个百分点。另外，我国总失业率在此期间不断上升，从2007年的1.58%上升至2008年的1.92%，此后两年的失业率分别为2.17%和2.91%。城镇登记失业率也略有提升，2008年为4.2%，比2007年增长0.2个百分点，2009年进一步提高到4.3%。城镇登记失业总人数在2007年、2008年和2009年分别为830万、886万和921万人，增加幅度明显。2008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涵盖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灾后重建、医疗卫生、教育文化、自主创新与结构调整、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增值税转型改革等各个方面，总投资额达四万亿元，简称“四万亿计划”。这项投资计划振奋了国内市场，使中国平稳度过金融危机，并维持了9.7%的GDP增长率。与此同时，为稳定就业，人社部于11月17日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应对当前经济形势做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要稳定就业局势并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具体包括稳定就业岗位、扩大就业、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以及提高社会保险待遇等。

（四）2018年——中美贸易战

近期，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两国关系越发紧张。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便高举“美国优先”的旗号，实行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他强调双边贸易关系，将WTO的多边贸易体制边缘化，带动逆全球化潮流。中美之间的巨大货物贸易逆差使得美国政府将矛头对准中国，并声称是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就业。这样的言论是毫无根据的，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8年9月24日发表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明确阐述了中美经贸关系以及中国立场。白皮书提到，中美双方均从经贸合作中明显获益，中美贸易也为美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中美经贸合作是一种双赢的关系，美国一部分人宣称的“美国吃亏论”是站不住脚的。另外，不能仅以中美贸易差额来判断双方在贸易中的得与失。一方面，中美贸易逆差仅体现在货物贸易上，而非服务贸易，不能片面地一概而论。另一方面，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中国长期占据组装环节，这一环节的附加值及利润最低，而研发及销售等高附加值、高利润环节均不在中国，中国实际获得的利益是被高估的。再有，美国是低储蓄、高消费的国家，其2018年第一季度的净国民储蓄率只有1.8%，这是导致美国长期以来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最后，特朗普政府声称要使制造业回归，实现再工业化以创造就业岗位，然而事实上美国的制造业已然衰落，第三产业吸纳了美国绝大部分劳动力，因此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尚未可知。

中美贸易战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巩固其自身的霸权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全世界有目共睹，如今中国更是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GNP）达到美国的60%左右，且近年来中国的GDP增速始终保持在6%以上，远远高于美国。中国的蓬勃发展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今日的场景与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战极为相似。当时的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为了遏制其發展势头而发动汽车贸易战，最终以日本被迫签订《广场协议》而结束，但自此日本的经济增长几乎停滞，再也没有了超越美国的能力。如今的中美贸易战或许就是曾经日美贸易战的重演，但也有所不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两者之间的关系关乎世界的发展与稳定。白皮书关于中国立场的部分写道，中国坚定推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同时坚定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与此同时，中国积极采取措施稳定国内的劳动力市场。2018年7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做好稳定和扩大就业工作。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扩大科研人员自主权的措施，以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激发创新活力，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7月17日，国家发改委联合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17个部门发布《关于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积极稳定和促进就业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总体平稳，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国际国内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的影响，结构性就业矛盾依然存在。因此，意见明确要加强统筹施策，加大援企稳岗力度;要发展壮大新动能，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导劳动者转岗提质就业等。

四、应对中美贸易战对我国就业影响的政策建议

从本文对我国就业形势的分析可以看到，历史上三次外部冲击均对中国经济及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影响，而我国也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1989年国际经济封锁后，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绝不含糊，并以日本为突破口，同时缓和中美关系。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意见）的通知》，着重强调了“扩大内部需求”的政策方针，江泽民提出要努力扩大内需、发挥国内市场潜力。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实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四万亿计划。与此同时，人社部发布通知指出要稳定就业局势，扩大就业和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并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当下，中美贸易战激战正酣，直接影响了我国的对外贸易，进而威胁到我国的就业形势。借鉴以往经济封锁和金融危机时一系列方针和具体政策措施，并结合当下的国际局势，提出如下应对中美贸易战对我国就业影响的若干建议。

（一）扩大开放，深化与各国经贸往来

发展才是硬道理。自身的强大是应对各种外部冲击的关键和根本。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发展成就举世公认。然而，当前要想获得进一步发展所面临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也逐渐涌现。在这种形势下，应对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形成更加清醒的认识，着重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继续创造良好的国内投资环境。同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开展与沿线各国的全方位合作，维护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在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就业受到的影响就是可控的，外部冲击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不利影响也便容易化解。

（二）优先就业，全面发力稳增长保就业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就业优先政策，并进一步提出稳增长首要的是为了保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就业优先政策旨在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结构性矛盾凸显，新的影响因素还在增加，因此必须把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只有就业稳、收入增，经济运行才能保持在合理区间，使我们更有底气推动高质量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就业优先的政策前提下，也要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如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群体的就业工作。

（三）扩大内需，持续释放我国市场潜力

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扩大内需、发挥市场潜力以刺激经济增长是我国应对各种外部冲击的一剂良方。扩大内需，既要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也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从而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首先，推动消费稳定增长，多措并举提升城乡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其次，合理扩大有效投资，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加快实施惠民利民的一系列重点项目。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我国政府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出台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四万亿计划”，使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降到最低。故而扩大内需的方针在当下同样能够减少贸易战对国内市场的伤害，进而缓解就业压力。

（四）振兴乡村，统筹城乡两个劳动力市场

我国城乡二元分割是改革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在一定阶段，这种城乡二元的劳动力市場，又是我们应外对部经济风险的重要法宝。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农村劳动力市场为稳定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我们要切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鼓励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不断提高村民在产业发展中的受益面，彻底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同时通过统筹各生产要素及资源在城乡两个市场的统一合理配置，实现城乡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就业问题有效缓解，社会和谐进步。

（五）加强培训，提高就业创业能力

面对外部环境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不仅要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创造就业岗位，也应该加强劳动者培训，使劳动者的技能不断改进，以提高就业创业能力，更好地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更依赖于创新，更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更依赖于人力资本红利。加强教育投入及劳动者技能培训无疑是创新的重要源泉。比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从长远来看，我国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责任编辑 国胜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