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佳楠

摘  要：被誉为“时代的灵魂”的莎士比亚生活在人文主义思想席卷欧洲大陆的时代，他将人文主义理想王国的建立与毁灭寄托在角色塑造和情节内容中，以深刻的笔触刻画人性的复杂，揭示人类与时代隐藏在平静表面背后的危机与隐患。笔者以《哈姆莱特》为例，分析莎剧中的人文主义和两面性，并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四大悲剧中“罪”的母题的运用。

关键词：人文主义;两面性;弗洛伊德;原罪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2--03

一、引言

被华人社会尊称为莎翁的威廉·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对后世文学影响最深远的剧作家、诗人、文学家，共有39部戏剧、154首十四行诗以及两首长叙事诗流传于世。

1588年的夏天，英国舰队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国势大振，受其影响，莎士比亚早期的创作也充满了乐观主义情绪，作品中饱含对人文主义的坚定理想信念，并称为其“四大喜剧”的《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皆大欢喜》和《第十二夜》皆是创作于此时期。之后，莎士比亚转向侧重悲剧的创作阶段，1601年创作的《哈姆莱特》与1605年创作的《奥瑟罗》、《李尔王》、《麦克白》，并称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如果说“四大喜剧”是人文主义者的理想高歌，是对爱情、友谊的赞美，那“四大悲剧”则反映出人文主义理想与黑暗社会现实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也反映出理想与进步背后的隐患，是人文主义者的悲歌。

二、《哈姆莱特》中的人文主义及其两面性

“所有伟大作品的内容都来自当时社会，来自生活实际。”[1]在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文学作品、艺术作品中侧重表现人性的完美化与理想化，而到了晚期，则涌现大量致力于表现人性的两面性与复杂化的作品。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正是突出表现这种两面性。《哈姆莱特》可以定义为一部人文主义的悲剧戏剧，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得到了很好的展现。其中复仇的王子形象哈姆莱特就是人文主义的代表者，作家将自己人文主义理想和情怀寄托在他的身上。

（以下涉及戏剧作品内容均采用朱生豪译本）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2]在谈及莎士比亚时，常引用这句话，并且往往是引用到此结束。再往后看两句，“可是在我看来，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3]前一部分，蕴含了莎翁对人文主义的肯定，对人类的高度赞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以它不可抗拒的精神力量席卷整个社会，思想开始摆脱神权束缚，发现身为人这一独立个体的价值。而后一句笔锋一转，得知老国王死亡真相的哈姆莱特“装疯卖傻”、“胡言乱语”，可这些虽然是疯话，却有深意在内。哈姆莱特，准确说是莎士比亚，在这个英国历史转折时期的缩影中，揭露了反动的封建王权代表的弱点，也揭露了新兴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的弱点。泥土塑出的生命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与“天使”、“天神”相比，只能达到用“像”来形容的高度，而且他们短暂，脆弱，会历经生老病死，生而带有原罪，为赎罪而生。“人们往往用至诚的外表和虔敬的行动，掩饰一颗魔鬼般的内心，这样的例子是太多了。”[4]这是人的两面性。

哈姆莱特原本是一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生活在文艺复兴时代，深受人文主义熏陶，他所接受的教育和对真善美的天然感知决定了他性格中单纯善良、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的部分，但并不代表他是愚蠢、不谙世事的。相反，他是敏锐的，他穿过虚伪的表象，一步步摸索接近丑陋的真相，“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哼！哼！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5]父亲突然离世，母亲改嫁叔父，已经引起哈姆莱特的不解与愤怒。而在与老国王的鬼魂对话后，他更是看到了亲情的背叛，看到了他所深爱的社会光鲜外表下的黑暗现实，看到了他所信仰的人性背后深深藏起的罪恶。在他的眼中，世界从“美好的框架”、“壮丽的帐幕”到荒芜花园进而变为一所牢狱，而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长期以来扎根心底的人文主义理想和现实之间被残忍地割裂开一条巨大的鸿沟。从心爱的姑娘奥菲利娅口中那“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瞩目的中心”[6]到复仇的机器。他的乌托邦、他的人文主义的理想王国轰然倒塌，承认了人性复杂，脱离了单纯信仰人性之美的阶段，开始对人文主义产生质疑，开始重新衡量人生价值，开始重新认识人性并建构新的理性王国。“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7]这是哈姆莱特人性的两面性。

“星辰拖着火尾，露水带血，太阳变色，支配潮汐的月亮被吞蚀得像一个没有起色的病人……”[8]哈姆莱特的友人霍拉旭预言曾经的罗马便是这时代的未来。“清晨披着赤褐色的外衣，已经踏着那边东方高山上的露水走过来了。”[9]关于第一幕第一场的霍拉旭的这句台词，同样可以做两面解读。一则是原本象征希望的清晨却成了哈姆莱特走上复仇的悲剧之路的开端。而另一方面，无论如何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我们终将迎来下一个清晨，前代人文主义者前赴后继地在追求真理的道路献出汗水乃至献血，用死亡和牺牲托举起人文主义的太阳。这是时代的两面性。

人文主义主张追求现实人生幸福，便离不开文学创作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感情。复仇与爱情交织赋予了悲剧更加壮美的色彩，无疑，哈姆莱特是深爱奥菲利娅的——“我爱奥菲利娅;四万个兄弟的爱合起来，还抵不过我对她的爱。”[10]奥菲利娅美好又脆弱，不仅仅是这混乱的时代中以哈姆莱特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心中的柔软与温情，更深层次来看是理想社会的象征。奥菲利娅的死是对人文主义理想的又一次冲击，美好背后的脆弱与隐患埋葬了哈姆莱特心中最后的纯真，渴望唤醒一批人们发自内心的审视和反省。而亲情在戏剧中已然显得扭曲，哈姆莱特最初的绝望与痛苦就是来自母亲的不守贞洁，并慨叹道：“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11]如果说最初哈姆莱特的心理诉求是寻找真相、为父伸冤，那么在克劳狄斯登场后，便成了“为父报仇”与“为情报仇”的雙螺旋结构。乔特鲁德的存在弥补了哈姆莱特潜意识中的恋母欲求，在他眼中，母亲丧夫，“伴侣”角色空缺，而克劳狄斯却取而代之，既是弑父仇人也是潜在情敌，哈姆莱特的“俄狄浦斯情结”蠢蠢欲动。

《哈姆莱特》的人文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和内容情节中，通过人文主义精神莎士比亚将英国的社会矛盾以及人类生活状况真实而深刻地展现出来。上帝是否已死尚未可知，但人已经觉醒，问题也接踵而至。“个性解放”的大旗下放任了为所欲为的混乱产生，这样一个热情自由而又私欲泛滥的混乱时代中前方的路该怎么走？《哈姆莱特》正是对充满隐患而又混乱的社会的一种审美观照，旨在唤醒真正的人文主义精神，号召对现世幸福自由生活的追求，以促进社会更快更好的进步。

三、“四大悲剧”戏剧角色及其身上的原罪分析

莎翁笔下诞生了众多艺术典型，剖析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将角色的每一面都展现得淋漓尽致。人无完人，莎翁笔下的人物之所以真实生动，正是因为每一个角色都是多面而立体的。

英国学者柏格斯曾经指出：“莎士比亚汲取《圣经》的井泉如此之深，甚至可以说，没有《圣经》便没有莎士比亚的作品。”[12]“罪”的母题，是构筑基督教神学大厦的重要基石，也是广泛影响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重要神学观念。其悲剧中有关“罪”这一母题，不仅仅是对概念的简单应用，通过某种具体的罪行架构情节，而是把笔触深入到其深层底蕴，比如，对原罪的理解和运用。能够把美的东西呈现在眼前，也敢于把丑陋和罪恶撕裂开来，在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中，不乏“原罪”的载体与化身。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提出了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概念。当本我占上风时，自我便会不顾任何理性和道德伦理的约束发泄本能冲动。“一个人要是把生活的幸福和目的，只看作吃吃睡睡，他还算是个什么东西？简直不过是一头畜生！”[13]傲慢、嫉妒、愤怒、懒惰、贪婪、淫欲和暴食本都是人的天性，然而越过了一定的界限，就成为了一种原罪，就到了悲剧的峭壁下。

傲慢与虚荣的原罪加速了李尔王的悲剧。

《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中道：“遵守等级、次序、地位、规则、比例、惯例、一线相接，秩序井然。一旦受到震撼，高龄、王冠的特权又有何意义？强壮的青年会凌驾衰弱的老人，子女会一拳打死老父亲！”[14]傲慢的李尔王在经受了至亲的背叛后愤怒的呐喊：“打碎造物的模型，不要让一颗忘恩负义的人类的种子遗留在世上！”[15]在《李尔王》中，和谐秩序的人文主义命题是一个着力表达点。李尔王竟然通过让三个女儿讲出自己对父亲的爱作为依据来分割国土，这样一个在今天看来夸张又离谱的情节，放在当时这位狂妄乖戾、肆意任性的独裁君主身上，虽然凸显了他的幼稚、愚蠢与可笑，却并不显得虚假。因为他是一个傲慢的统治者，他渴望得到爱，但统治者思维的镣铐不允许他低头去寻求爱，他要他的女儿们捧着她们的爱，匍匐在地，小心翼翼地将爱呈上来。在这样的前提下，多么虚伪的阿谀奉承也会成为他眼中的忠心与热爱，多么诚挚朴实的表达也会变成违抗与叛逆。甚至他不相信也不会承认有人敢欺骗他，因为他自认为是信念、秩序、伦常的捍卫者甚至化身，一切对他的忤逆都是对伦常的蔑视，对既定秩序的否定。所以这位独断专行、不可一世、唯我独尊的封建专制君主走向了他的末路。

贪婪的原罪造成了麦克白的悲剧。

“万福，麦克白，未来的君王！”[16]

女巫的预言让麦克白内心对于权力的隐秘的欲望浮出水面，而后贪婪的欲望吞噬了一位将军的忠心。国王邓肯一边给予他无上的褒奖，“你的功劳太超越寻常了，飞得最快的报酬都追不上你”;一边又用言语扼杀着麦克白对于王位的觊觎之心，“我现在向你们宣布立我的长子玛尔康为王储，封为肯勃兰亲王，他将来要继承我的王位。”这样的理所应当，麦克白的野心再次被放大。每当他生出犹豫之情，麦克白夫人便会开口，“你不敢让你在自己的行为和勇气上跟你的欲望一致吗？”激将法从来都是管用的，恶向胆边生便是如此。从屡建功勋的军中大将到一个野心勃勃的残忍统治者，是无穷无尽的滋长的贪婪的欲望打开了通向悲剧的大门。该承认的是，这是一个不愿匍匐他人脚下的觉醒了自觉意识的个体，他认识到自我的价值，他的追求是个体人格的体现，但是这种愿望却转化成了无视道德原则的兽性的杀戮与暴虐。别林斯基说过：“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是一个坏蛋，但却是一个具有深刻而强大的灵魂的坏蛋。”

《麦克白》的情节结构其实带有《圣经》“失乐园”的影子，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体现了基督教的原罪观念。原本，神與人、国王与将军是相处得和谐融洽，但是，当亚当受到蛇的诱惑，麦克白受到三个女巫的诱惑，内心的欲望滋生，夏娃和麦克白夫人则在一旁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最终，人被赶出伊甸园，将军杀了前国王最后自己成为被削首的新一任国王。“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然而人这一生汲汲营营向上攀爬，总该有一个临界点，生了僭越之心，表面的平衡就会被打破。从宗教的角度出发，麦克白必然走向毁灭。他失去了对神的敬畏之心，以人之力对抗神，罪上加罪。“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17]

嫉妒的原罪导致了奥瑟罗的悲剧。

“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人认为，伊阿古是奥瑟罗悲剧的制造者，有人则倾向于追根溯源到人性的复杂性，即是奥瑟罗自己的嫉妒之心致使这场爱情悲剧的发生。莎士比亚在展现这出悲剧的同时，为读者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及其相互作用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尽管奥瑟罗和苔丝狄蒙娜都是文艺复兴时代理想的人文主义者的形象，但他们作为个人很难抵御社会强加在身上的各种桎梏，他们的人文主义理想与以伊阿古为代表的残酷现实中的利己主义罪恶势力存在剧烈冲突。而从人物本身出发，奥瑟罗是正直勇敢的，又是敏感而多疑的，他决不允许怀疑和不安占据他的心头，他曾说：“我有一天感到怀疑，就要把它立刻解决。要是我会让这种捕风捉影的猜测支配我的心灵，像你所暗示的那样，我就是一头愚蠢的山羊。”[18]因人种而生的自卑的因子和嫉妒的种子深埋在奥瑟罗心中，从不曾消失，伊阿古使之爆发出来的那刻，也就注定了必然酿成无可挽回的悲剧。

淫欲与愤怒的原罪制造了哈姆莱特的悲剧。

“啊，罪恶的匆促，这样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衾被！”[19]“淫欲罩上神圣的外表”后，便可以轻易引诱外表贞淑的乔特鲁德。《哈姆莱特》中淫欲的原罪便体现在国王克劳狄斯和王后乔特鲁德身上，也是王后的背叛与不忠，造成了哈姆莱特最初的痛苦与挣扎。哈姆莱特身上的俄狄浦斯情结和愤怒的原罪又推动了悲剧。俄狄浦斯情结指无意识中对与自己异性的父母的欲望。其实哈姆莱特的内心深处潜藏着许多欲望，对叔父占有母亲的嫉妒，对母亲不忠的鄙弃，对高大勇猛的父亲的爱慕，以及对奥菲利娅的爱。据弗洛伊德泛性论学说，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俄狄浦斯情结，具体表现是：每个男孩都爱母恨父，想要弑父娶母，而每个女孩都怨恨自己的母亲，并想取代母亲与自己的父亲结婚。但是由于社会文化的禁忌，由于超我的控制，这个愿望一直被压抑在无意识之中。而在愤怒的驱使下，为父报仇和重整乾坤的双重推动力下，年轻的王子用犀利的语言辱骂她的母亲，欲采取暴力手段杀死克劳狄斯犹豫再三却误杀了波洛涅斯，坚定决心后又杀死了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并且间接导致了无辜善良的奥菲利娅的死亡。愤怒的原罪还体现在雷欧提斯身上，本性并不坏的雷欧提斯在愤怒下失去理智，被克劳狄斯利用，在最后的决战中，哈姆莱特和雷欧提斯双双中毒剑身亡。哈姆莱特、雷欧提斯都不是克劳狄斯式的角色，但是愤怒使他们作出了一个个绝非最正确的选择，恶与恶互相激发，恶性循环，无法收场，在悲剧的冲突延展中，双方的形象逐渐趋同直到成为对方的镜像，互相映照出灭亡的悲剧结局。

黄晋凯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中有这样一段评析：“从外部特征上看，奥塞罗与哈姆雷特的性格完全不同，他永远都处于动作之中，而不是像哈姆雷特那样沉溺于‘延宕和思辩之中。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如果将他们二人的位置对调，那么哈姆雷特在证实苔丝德蒙娜的不贞和伊阿古的鬼话之前，绝不会杀死爱妻;而奥塞罗在第二幕就会干掉克劳狄斯。”[20]然而“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所以奥瑟罗用一吻和苔丝狄蒙娜诀别，自己的生命也在一吻里终结，而哈姆莱特没有在第二幕干掉克劳狄斯。

综上，原罪的母题在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得以体现。

四、结语

朱生豪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者自序中写道：于世界文学史中，足以笼罩一世，凌越千古，卓然为词坛之宗匠，诗人之冠冕者，其唯希腊之荷马，意大利之但丁，英之莎士比亚，德之歌德乎。……然以超脱时空限制一点而论，则莎士比亚之成就，实远在三子之上。

莎士比亚的戏剧与人物都是真实的、鲜活的、富有强烈的生命力的，不论是美好的人文主义理想，抑或罪的母题的诠释，人性的真实永远能够引起人们的反省与思考，并且这种真实是不受时空限制的，不因国界与习俗不同而折损其价值。文艺复兴的巨浪激荡，人文主义雕琢着社会的新面貌，在这个文化辉煌灿烂的时代中诞生了一代文豪莎士比亚，诞生了他留给世界文学宝库的灿烂瑰宝。

注释：

[1]卞之琳 . 莎士比亚悲剧论痕[M]. 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社，1989.

[2][3][4][5][6][7][8][9][10][11][13][15][16][17][18][19]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亚悲剧集（上）》[M].朱生豪，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

[12]转引朱维之. 基督教与文学[M]. 上海：上海书店，1992 ：64.

[14]转引刘文华. 君权衰败与道德沦丧的一面镜子[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2：35（1）.

[20]转引刘德军 . 哈姆雷特性格之辨[J]. 台声，2005：6.

参考文献：

[1]威廉·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悲剧集（上）》[M].朱生豪，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

[2]张金良 . 也论哈姆雷特的延宕[J]. 湛江师范学院 学报，2014（4）.

[3]李毅. 自我认识的局限——论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5）.

[4]<奥地利>弗洛伊德. 自我与本我[M]. 张唤民，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5]孙成平. 从精神分析看《哈姆雷特》[J]. 中国学术期刊电子出版社，1994-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