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媛媛

任正非 1944年生于贵州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祖籍浙江浦江县，1963年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1974年入伍，1987年创立华为公司。

如果一位74岁的老者得知女儿被拘押，心中的感情该是怎样的？如果一家国际知名公司的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被他国以未知罪名拘押，公司员工的感情该是怎样的？以人之常情来说，这当然是任正非的苦难、华为的苦难。甚至有媒体称之为华为的“至暗时刻”。但任正非和华为公司的应对是理智平和的——在法律和规则下谋求解决。华为甚至以另一种形式继续进击——2月24日晚，华为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发布了全球首款5G折叠屏手机HUAWEI MateX，叩响了5G的时代之门。

HUAWEI MateX手机最显眼之处莫过于它的折叠屏。华为消费者业务CEO（首席执行官）余承东说，华为花费3年时间攻克了“铰链”技术，最终用100多个组件实现了屏幕的无缝折叠。许多业内人士评价这款手机是“用工业设计和顶尖制造技术实现了变形”“无论是设计还是完成度，都堪称目前最完美的产品”“这是手机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此外，手机还启用了华为最强的5G多模终端芯片，它的速度比4G芯片快10倍。有媒体评价，这意味着“华为弯道超车”，而苹果“从3G时代的领导者变为5G新技术的追赶者”。

这场发布会在公众心中激起了更大的回响，人们仿佛看见，华为凭借其无法替代的核心技术吹响了突围的号角，从两个月前的“至暗时刻”走到了一个新的高光时刻。

这样的突围，对任正非和华为来说，过去的32年里有过太多次。

1987年，任正非失业、离婚，在“人生路窄”的时刻决心创辦华为。1992年，为突破国外技术的限制，华为自主研发交换机，他倾尽所有，还借了外债，他说如果研发失败，“只有从楼上跳下去”。 2003年，华为应战美国电信巨头思科的诉讼，任正非说，“敢打才能和，小输就是赢”。此后，任正非下决心把华为推向世界，即便是在国外一些地区持续亏损，他仍然坚持。如今，在世界上170多个国家，在偏僻乡镇、非洲大漠、南美丛林都有华为人忙碌工作的身影。2009年，华为下定决心研究极化码，任正非坚持一条通往5G时代的“与众不同”的道路。2016年，在世界各大电信商云集的5G领域，华为拔得头筹……

这一路走来，蹚的都是硬坎，啃的都是硬骨头。任正非是一个硬朗的人。公众在他身上，能够看到遇事不回避，不绕行，甚至不太愿意变通处理;而中庸的态度、圆融的哲学、迂回的方式，在他这儿几乎看不到。一个硬朗的任正非造就了一个硬核的华为，这个硬核是硬啃核心技术，也是精神之核坚硬。这就很好理解，在“至暗时刻”来临时，华为的应对方式为什么会如此清晰简洁：一面遵守法律和规则，一面实打实地推出折叠屏核心技术。没有花式和繁笔，大道至简，却有力。

2019年1月17日，任正非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采访（视频截图）。

提“危机”二字，他依旧微笑

2019年1月17日，孟晚舟被拘押的第四十七天，任正非首次接受国内电视媒体采访，并与国内数家媒体见面。此前的1月15日，他接受了《金融时报》、美联社、《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外媒采访;此后的2月18日，他又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采访。这样密集地抛头露面，从1987年创办华为以来，还是头一次。见国内媒体那天，镜头前，74岁的任正非是坦然的，身穿蓝西装、白衬衣，全程面带笑容，没有表现出焦虑。谈到某些问题，他甚至哈哈大笑。“见媒体是公共关系部逼的。他们说，这段时间我们处在危机转活的阶段，一定要让客户理解我们，一定要让18万员工理解我们。团结起来奋斗，渡过这个难关。他们说，还是我讲话有权威，那我就来讲话了。”说到“危机”二字时，他依然在微笑。

“您担心她（孟晚舟）吗？”

“我觉得不应该有多大的担心，我估计她需要很长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而已）。”“这件事我们通过法律解决，我们是有信心解决的。”

“您作为父亲，想为女儿做些什么，又能为她做些什么？”

“我们首先感谢党和国家对一个公民权利的保护，但是我们能做的，还是要依靠法律的力量。”任正非回答。

任正非说，面对现在的问题，华为并没有猝不及防，“应该说，我们今天可能要碰到的问题，在十多年前就有预计，我们已经准备了十几年，我们不是完全仓促、没有准备的来应对这个局面。这些困难对我们会有影响，但影响不会很大，不会出现重大问题。”

1月18日一早，任正非接受采访的万字长文刷屏，国内外网友燃起一股对华为的深厚情感。中国通信业知名观察家项立刚对《环球人物》记者分析说：“第一，任正非确实是华为的精神领袖。他极少接受采访，他一出来说话，大家肯定会关注。第二，他讲得非常实在，不讲官话、不讲套话。如果仔细想一下，他的话很有思想性、哲学性，大家对华为有了更特别的认识。”

一个月后，《金融时报》称英国政府已得出结论，5G网络使用华为的通信设备所产生的风险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土耳其表示将继续使用华为的设备，德国也表态未来5G网络建设不排除使用华为的设备。2月18日，面对BBC的采访，任正非更有信心了，表示孟晚舟事件“对华为的生意没有影响，事实上我们发展的更快了”。他说，“美国不会摧毁华为……美国不能代表世界”，如果英国信任华为而美国不信任，那么“我们将更大规模地把投资从美国转移到英国”。

越是危机时刻，任正非作为“精神领袖”的意义就越发突显。在华为的成长史上，这样的艰难时刻有过多次。

2003年1月24日，思科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区联邦法庭对华为的软件和专利侵权提起诉讼。对这场官司，思科精心准备。诉讼前，他们有计划地在全球投放了1.5亿美元的广告，以良好的公众形象获得优势。美国几家最著名的财经媒体认定华为侵权，对华为进行舆论审判。而第三方专家、斯坦福大学教授、数据通信专家丹尼斯·阿利森对思科IOS和华为的VRP平台新旧两个版本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是：华为的VRP平台有200万行源代码，而思科的IOS则有2000万行，华为的VRP旧平台中仅有1.9%与思科的私有协议有关，“200万的软件怎么可能去抄袭一个比自己大10倍的软件？”

项立刚回忆说：“当时华为还是一个小公司，面对这个官司，他们缺乏专业经验，没有专业能力，出现了一些混乱。”“外界也有不少人觉得，华为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整个社会的舆论环境对华为非常不利。”

“在这种时刻，任正非却看到另一面。”项立刚记忆犹新的是， “任正非说，思科这么大的公司来告我们，把我们这样的小企业跟国际大企业放在一起比较，是承认了我们的位置、承认了我们的能力;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华为的成长、华为的价值。”

任正非十分清楚，思科对华为采取种种封杀措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讹诈和索赔。思科的真正目的是遏制华为在美国市场的持续发展，使思科在美国市场继续保持一枝独秀。为了稳住军心，任正非给出自己的判断：“敢打才能和，小输就是赢。”10个月的时间里，从媒体危机公关、寻求客户支持到组建律师团、与3COM公司联合应诉，华为一点点摸索着突围。2003年10月2日，两家企业达成了初步和解协议。2004年下半年，双方正式达成和解。

正如任正非预料，这场“思科华为之战”使华为品牌知名度大增。如今，华为再不是当年的小公司。从2013年起，华为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通信设备供应商，销售额远超思科。

华为流淌着任正非的“血液”

2018年7月26日下午，土耳其教授埃爾多尔·艾利坎在深圳华为总部享受到他一生中少有的隆重欢迎：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到门口迎接他，包括任正非在内的华为最高领导层和数百名员工肃立10多分钟等候他的到来，任正非向其颁发专门由巴黎造币厂设计制造的奖牌。

华为为什么会给予这位外国教授如此高的荣誉？埃尔多尔·艾利坎自己的理解是：“华为是一家与众不同的公司，选择了与众不同的道路。”

这件事得追溯到2009年。当年，华为的销售收入仅为现在的1/6，但下定决心研究5G技术。那时5G技术标准有很多，华为坚持认为埃尔多尔·艾利坎发现的极化码有作为优秀信道编码技术的潜力。从2010年起，华为投入巨资研究极化码，终于在2016年11月使之成为5G控制信道编码方案。这是中国厂商第一次在国际移动通信标准制定中掌握技术话语权。在群雄逐鹿的5G技术战场，华为又一次突围而出。

5G时代是怎样的？项立刚说：“4G改变了生活，5G将改变社会。4G对我们生活的改变已显而易见，比如共享单车、移动支付等。5G则会带来社会管理、社会效率、社会能力的提高。汽车将是无人驾驶的，我们会有一个智能交通系统，也会有智能物流系统。甚至路灯、井盖都有各自的智能管理系统，小偷、罪犯经过的时候都能被记录下来。在4G时代，手机是智能终端，到5G时代，汽车、空调、路灯等全部会成为智能终端。”

2019年2月24日，华为在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发布全球首款5G折叠屏手机HUAWEI Mate X。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从多方面介绍这款手机。

2018年7月26日，华为在深圳举行5G极化码与基础研究贡献奖颁奖大会，任正非为土耳其教授埃尔多尔·艾利坎颁发特别奖项。

“到目前为止，在5G领域，从芯片到系统、基站，再到手机、云终端，都能做的企业，全世界只有华为一家。华为是5G领域综合实力最强的企业，没有之一。美国的高通、英特尔也没有办法跟华为相提并论。”项立刚说。任正非在1月17日接受群访时也不无骄傲地说：“全世界能做5G的厂家很少，华为做得最好;全世界能做微波的厂家也不多，华为做到最先进。能够把5G基站和最先进的微波技术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基站的，世界上只有一家公司能做到，就是华为。”

华为5G技术流淌着任正非的“血液”。“虽然他未必是技术专家，但这种战略选择依赖于他。当然，具体每一款芯片不可能都由任正非做决策。华为刚开始做芯片时每年都亏损，但他们选择坚持，这是任正非的决策。”项立刚说。

华为有这样一项硬性规定——每年销售额的10%投入研发。最初，任正非的这个提议遭到专家组和公司高管的联合反对，但他硬是把这个规定写进了《华为基本法》。时任华为企业顾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剑锋当时也非常不理解：“从学术角度讲，一个企业要拿10%去做研发，你是疯啦？！你利润有多高？但是他就是坚持，必须要这么做！”“现在回头来看，他坚持的这些东西，还都是对的。”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的华为总部有一面“专利墙”，上面挂满了华为近年来获得的专利证书。华为在诸多产品上的独特技术正是基于此。

再往前追溯，则会发现5G技术的突围来自任正非的“基因”。华为初创时期，为了不受外国技术的限制，任正非倾尽所有坚持自主研发交换机。1992年，华为资金困难，向银行贷款无望后，又向大企业拆借，前后投入1亿元人民币。当时公司有个内部政策——谁能够给公司借来1000万，谁就可以一年不用上班，工资照发。在一次动员大会上，任正非站在5层会议室的窗边，对身边的干部说：“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你们还可以另谋出路。”1993年，华为研发的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被浙江省义乌县邮电局试用，此后大获成功，华为在自主研发之路上越走越远。

如今，华为庞大的研发机构是什么样的？一组数字可以体现。任正非在接受采访时说：“华为培养了大量的科学家，其中包括700多位数学家、800多位物理学家、120多位化学家和6万多名工程师。”华为全球18万名员工中，研究人员占到45%。

2018年，华为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达到150亿美元，而且还在持续增加。接受采访时，任正非说：“我们有一个主管研发的徐直军，每次我都批判他，我说，你看你这个人，你以前说我浪费了1000个亿，今年你再批评我，那我应该是浪费了2000个亿了？！”任正非边说边哈哈一笑。

目前，从亚洲到欧洲，从南美洲到北美洲，华为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华为的国际眼光，对海外市场的坚守，也是源自任正非。在华为创办初期，他就向仅有的几十个手下喊出“世界级梦想”的口号：“10年之后，世界通信行业三分天下，华为将占一分。”不少人私下嘀咕：这简直是堂吉诃德式的想法啊！还有人悄悄说：老板脑子坏了！

2003年，华为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后，开始到海外市场打拼。项立刚说：“很多国内公司是这样的，如果国内市场做得不错，就把主力人员放在中国，但华为把最精干的人抽调到国外。当初，在国外很多地方，华为很长时间在赔钱，但他仍然去做。在市场判断上，任正非是很清楚的。第一，海外是大市场。第二，回报率高、回款快。”最终，“走向世界”成了华为一个很大的特点。

这条路上的突围更不容易。2003年，华为开始争取英国电信的项目。当英国电信负责采购的人员看到华为的标书时，感到非常惊讶，“一个从没听说过名字的机构怎么突然拿了一个标书给我？”在这样极端被动的情况下，华为还是在争取。因为制定了详尽的后期服务方案，综合指标比其他几个竞标方都好，华为最终获得了订单。

在欧洲，为保证设备出故障时能得到抢修，华为工作人员24小时开机，随叫随到;在非洲、东南亚、南美洲的许多偏僻乡镇，华为员工和当地部落酋长、地方势力、非政府武装民兵等交涉谈判;2011年日本发生大地震引发福岛核泄漏，众多公司纷纷逃离震区，只有华为员工冒着危险，抢修通信设备……凭借这样的精神，在欧洲电信商的家门口，华为拿下了法国、德国的大批电信合同;在亚洲，华为赢得了普通日本人的感激，一名经历地震的日本人在信中称，对于孟晚舟遭拘捕一事，他感到“非常悲伤”，他说“孟晚舟是我的恩人”;在南美丛林和非洲大漠，华为依靠过硬的技术保障人们通信无阻碍。英国《金融时报》惊呼，中国的华为正在改写全球电信业的生存规则。

这次接受采访，任正非以另一种形式表达他对海外市场的坚持：“对于欧美国家，我们有很多东西，最终他们非买不可。”他哈哈大笑：“但是我们一定会卖给他们，我们不会计较他们曾经拒绝过我们。我们是市场经济，我们是以客户为中心的。”

华为的“文化教员”

华为是任正非“一手带大”的。32年来，他希望华为保有初创时期的精神;他自身的性格也影响着华为人。

“太空床垫枕头——华为员工特别优惠！”“凭华为工卡七五折，团购七折。”常有经销商在网上挂出这种针对华为的广告。华为员工的办公桌旁，确实常放着一个床垫。“非常忙，他们加班到很晚往往就拿个床垫在自己的办公室睡觉，有时候吃住都在办公室，一星期甚至十几天不下楼的都有。”有知情人士说。

华为推行的床垫文化，是任正非认可的，这是华为一直坚持的拼搏精神。他在一次谈话中提到华为的床垫文化，不无骄傲地说：“沙特阿拉伯商务大臣来参观时，发现我们办公室柜子上都是床垫，然后把他的所有随员都带进去听我们解释这床垫是干什么用的，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富裕起来就要有这样的奋斗精神。”

在华为，任正非看不上那些没有做好本职工作就提出远大理想、宏伟计划的员工。华为总部曾贴过这样一条标语：简单的事重复做，你就是专家，重复的事情用心做，你就是赢家。曾经有一名新员工，一进公司就向任正非写了一封“万言书”，洋洋洒洒，热情洋溢。但任正非在一次大会上说：“这个人如果病了，他很可能是精神病，应该送去精神病医院;如果他没有病，那么他应该辞职。”他接着说：“公司永远不会提拔一个没有基层经验的人做高级领导工作。要有系统、有分析地提出您的建议，您是一个有文化者，草率的提议，对您是不负责任，也浪费了别人的时间，特别是新来者，不要下车伊始，哇啦哇啦;要深入地分析，找出一个环节的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踏踏实实地一点一点地去做，不要哗众取宠。”

在很多华为的高层职员眼中，任正非是个“严父”。有一次，一名副总写了一份报告，呈交给任正非。任正非当面看完之后，把报告甩在地上，用脚踩了两下，说：“这算什么报告，简直狗屁不通。”当时办公室里还有其他人，搞得这名副总下不来台。

做一些重大决策时，任正非更是说一不二。1997年，华为引入IBM公司的一套流程和管理体系，其中包括集成化产品开发（IPD）管理、集成化供应链（ISC）管理等。这对华为来说是一场震动式的变革，一次内部管理的艰难突围，时任华为副总裁徐直军说：“这其实是一场组织变革。有权的人变没权了，权大的人变得权小了，不受制约的权力变得有约束了。”可以想见，这套管理体系一开始推行得并不顺利。

在IPD动员大会上，任正非疾声厉色：“首先，要打击一知半解的标新立异者，清除不思进取的懈怠者……我们让大家去穿一双‘美国鞋，让美国顾问告诉我们‘美国鞋是什么样子的，到中国后，鞋是不是可以变一点？现在只有顾问有这个权力变，我们没有这个权力……那些长期不能理解IPD改革内涵的人，请他出去。我们这个（核心）小组不是终身制，我想能不能一个月清理一次名单，一个月发一次任命，我一年给你签12次字，每一次都是免费的！”

矛盾的是，在一些普通员工眼里，任正非又是一个体贴的家长。彭剑锋回忆，任正非曾跟在非洲工作的员工做了一次谈话，主题叫作“关爱生命，从自己做起”。 “他说，你一遇到劫匪赶快‘缴枪不杀，生命是最重要的！”他發现在非洲的员工生活条件恶劣，很多人被蚊子咬得满身包。后来他在美国发现一种军队用的驱蚊器，就买回来亲自做实验，然后再大批量发给非洲的员工用。

这些年，华为员工读过数百封“总裁办电子邮件”。在这些邮件里，任正非讲的基本上都是思想上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过是华为的“文化教员”而已，“我20年主要是务虚，务虚占七成，务实占三成”。这个“务虚”的“文化教员”塑造了华为的性格，坚韧、务实……同样，也塑造了华为的“沉默”。

在《华为的冬天》一文中，任正非希望全体员工都要低调、本分：“不管遇到任何问题，我们的员工都要坚定不移地保持安静，听党的话，跟政府走。严格自律，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说……当社会上根本认不出你是华为人的时候，你就是华为人;当这个社会认出你是华为人的时候，你就不是华为人，因为你的修炼还不到家。”

2005年的央视春晚上，一个名叫《千手观音》的节目大放异彩，身在深圳的任正非被这个节目感动得热泪盈眶。他随后提出，要在华为推行一种全新的千手观音文化：华为要学习残疾人在艰苦条件下的拼搏精神;残疾人做出的动作丝毫不差，这就是职业化，华为走向国际化需要这种职业化;而且当他们的表演赢得无数鼓掌、欢呼时，他们自己却听不见，因为他们是聋哑人，那么当所有人都认为华为是全国领先企业、世界级企业的时候，华为“要听不见别人的赞扬”，保持平和的心态。

一个没有英雄的华为

2月18日接受BBC专访时，任正非说：“他们抓了孟晚舟，可能是抓错人了。他们可能是想，抓了她，华为就会衰落，但我们没有衰落，仍然在继续前进。我们公司已经建立程序规章，再也不用依靠某个人。就算我自己哪天不在了，公司也不会改变前进轨道。”

如今的任正非在华为是什么状态？记者发现，最近接受一系列采访时，除了公共关系团队，他身边没有其他高管陪同。“他现在已经不是CEO了，只是一个董事。”项立刚说，“我的朋友在华为工作，常常看到任正非突然出现在华为一些内部会议现场，有时还说说自己的看法，一会儿又跑到其他的会议现场。现在任正非已经没有具体事务性工作，更多的是去观察、交流、研究，去影响华为的大趋势和大方向。”

华为高管团队合影，前排左一为孟晚舟，后排左五为任正非。

一个没有任正非的华为该是什么样的？任正非在数年前就想过这个问题。一位长期在华为从事管理顾问工作的学者说，任正非与大多数企业家有一个区别：很多企业家经过“十月怀胎”诞生了企业这个“婴儿”，并辛勤“哺育”它长大，最后割不断与“子女”在生理和心理上的脐带连接，他们在感情上越来越相信“企业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必须牢牢地把持住它”;任正非则不同，在他的观念里，企业一旦诞生，它便拥有了独立的生命。

2005年4月28日，任正非应中共广东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之邀，做了“华为公司的核心价值观”的专题报告，其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管理就像长江一样，我们修好堤坝让水在里面自由流淌，管它晚上流，白天流。晚上我睡觉，但水还自动流。水流到海里，蒸发成空气，雪落在喜马拉雅山，又化成水，流到长江，长江又流到海，海水又蒸发。这样的循环多了以后，它就忘了一个还在岸上喊‘逝者如斯夫的人，一个‘圣者。它忘了这个‘圣者，只管自己流。这个‘圣者是谁？就是企业家。企业家在这个企业没有太大作用的时候就是这个企业最有生命力的时候。所以企业家还具有很高威望，大家都崇拜他的时候，就是企业最没有希望、最危险的时候。”

任正非又为一个没有他的华为做了哪些准备？

这些年，他一直跟公司高管传达一种思想 ——“任何一个希望自己在流程中贡献最大、青史留名的人，一定会成为流程的阻力”。

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授予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其中没有任正非。后来，他承认自己主动向深圳市委、市政府申请放弃这个称号。他不希望华为的领导者有当英雄的想法：“一个没有英雄的公司是一个最好的公司，过去是靠英雄打下这份基业，现在是靠流程、靠平台，不再是靠一个能人”。

早在1997年，华为就开始做一系列的管理制度改革。任正非说：“哪一天把华为烧没了，你们‘带着嫁妆，带着你们的妹妹都走了，但只要制度和流程在，我们就可以再造一个华为……”

在CEO人选上，他也做了准备。2011年，任正非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一文中专门谈交接班问题。他说：“文化的交接班，制度的交接班，这些年一直在进行着，从没有停歇过。”那时华为已经开始执行轮值主席制度，由8名领导轮值，每人半年，最后又演变到轮值CEO制度。任正非仔细斟酌过轮值CEO制度的好处：“每个轮值者，在一段时间里，担负了公司COO（首席运营官）的职责，不仅要处理日常事务，而且要为高层会议准备、起草文件，大大地锻炼了他们。同时，他们还不得不削小屁股，否则就达不到别人对他的决议的拥护。这样他就将他管辖的部门，带入了全局利益的平衡，公司的山头无意中在这几年削平了。”

当这一切都做好了，有记者问任正非：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他的回答却是：“一定。”很多公司都在宣誓做“百年老店”，任正非意识到这其中的艰难。他说：“曾经有首长说要总结一下华为公司的机制，我说首长您别总结，前20年是积极进步的，这10年是退步的，为什么？就是人们有钱就开始惰怠了，派他去艰苦地方就不愿意去了，艰苦工作也不愿意干了。如何能够祛除惰怠，对我们来说是挑战。所以我们强调自我批判，就是通过自我批判来逐渐祛除自我惰怠，但我认为并不容易，革自己的命比革别人的命要难得多得多。”

任正非已经带领华为埋头苦干了32年，完成一次次的突围和飞跃。毫无疑问，两个月前开始的“至暗时刻”，华为也一定能走过。但终有一日，任正非会离开华为，彼時谁会成为华为的精神领袖，他会把华为和华为精神交给什么样的人？这是等待任正非的最后一场突围，也许是难度更大的突围，而我们对稳健又严厉、平和又执着的任正非抱以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