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伟

一、2018年我国利用外资整体走势分析

（一）整体保持稳定增长态势，2018下半年明显高于2017年

2017年，我国全年利用外资规模增长4%，与2016年增速基本持平。2018年上半年，我国利用外资增长势头相较去年下半年稍显乏力，1—6月份实际使用外资4462.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如按美元计价，则同比增长4.1%）;其中一季度增速0.5%，二季度增速有所提升，为1.7%，增长速度稍显乏力。但随着《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2018年7—10月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同比增長10.9%（以美元计价），明显高于上半年的4.1%，扩大开放对促进外资流入的积极作用十分明显。预计2019年我国利用外资规模有望增长6～8%，明显高于过去两年水平。

（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商务服务业成为利用外资增长的主要动力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流入我国的外资已经逐渐由传统的加工组装和房地产转向高技术制造、科技研发、信息服务、商业服务等高附加值领域。2017年，流入我国房地产业的外资下降14.24%，而流入科技服务业、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等高附加值行业外资分别增长4.97%、147.78%和3.78%。

2018年以来，我国利用外资整体上仍然表现出流入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态势。2018年前三季度，流入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制造业的FDI分别同比增长20%和50%，带动制造业利用外资同比增长13%，扭转了制造业利用外资逐年下滑的趋势。而在服务业中，以总部经济为代表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成为利用外资增长的重点，特别是三季度该行业利用外资同比增长84%，显示出外资企业日益重视我国市场，积极建设财务、清算、决策等业务中心。但也要注意到，医药制造业、科技服务业等部分高技术行业利用外资规模呈现显著下降态势，这既有行业周期因素和外部冲击因素的原因，但也间接说明我国的营商环境仍有改善空间，值得密切关注。

（三）日韩和欧盟在利用外资增长中贡献较大

长期以来，中国香港特区、新加坡、中国台湾省、韩国和日本等亚洲经济体一直在我国利用外资来源地中占绝对主导地位，2017年来自这五个经济体的外资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88.1%。2018年以来，香港特区作为我国主要利用外资来源地的地位仍未改变，但已有所下降。上半年来自香港特区的FDI仅同比增长2%，7—10月份累计值更是仅同比增长0.16%，明显低于平均增速。受中美贸易争端影响，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走势陡变，由上半年同比增长34.5%转至7—10月份同比下降21.9%。同时，日韩、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充分利用我国进一步扩大汽车、船舶等领域开放的机遇，并希望借中美贸易争端之机扩大在我国市场的影响力，纷纷扩大对华投资规模。7—10月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规模同比增长69.5%，英国、德国等经济体对华直接投资更是增长了数倍之多。

（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外贸易规模占比明显下降

2018年以来，虽然面临中美贸易争端等诸多外部因素，但大多数外资企业通过转变出口方式、内部降低成本、强化贸易谈判议价能力等因素有效地消化了关税上升对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加之现阶段客观存在一定的“抢出口”因素，外资企业对外贸易仍然保持增长态势，1—10月份出口额、进口额分别同比增长8.53%和12.46%。但也要看到，外资企业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占比相对偏高，受外部冲击影响要大于本土企业，其对外贸易额占比出现较为明显下降，1—10月份出口额、进口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比重分别为41.6%和43.8%，较2017年同期分别下降1.6和3.1个百分点。

二、2019年我国利用外资走势预测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博鳌亚洲论坛、中国进口博览会上作出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建设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等重大开放措施，2018年版外商直接投资负面清单已经出台并付诸实施，汽车、船舶、金融等产业开放水平大幅提高，我国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排名迅速提高32位，首次进入全球前五十名。从目前看，这些开放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外资企业来华直接投资，特别是面向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投资。从目前看，中美贸易争端并未影响广大跨国公司，特别是欧盟和日韩跨国公司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水平的信心，反而促进这些企业进一步在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扎根成长。预计2019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效力的进一步释放，我国利用外资规模有望实现5～10%的增速，重点流向汽车、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商务服务等领域。

三、我国利用外资仍存三大隐忧

（一）中美贸易争端对外资存量的负面影响持续上升

与对外贸易不同，分析利用外资既要看增量，更要看存量。当前，我国营商环境的改善和部分领域开放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在短期内能够有效地吸引新增外资流入。但与此同时，在纺织服装、家电乃至电子等领域，受中美贸易争端、劳动力成本上升、综合成本优势下降等因素影响，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经营困难程度加剧，向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转移的趋势明显上升。南京市最新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下半年以来，受调查的143家企业中有13家企业已经计划向其他经济体转移，全部为外资企业。这些外资企业已经在我国生根多年，对就业、税收和完善产业供应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在短期内受外部冲击出现大面积转移，将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冲击，最终也会影响新兴产业的外资流入。

（二）新开放领域利用外资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有待观察

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均表明，在某项政策实施初期，必然会迅速影响市场微观主体的决策，从而产生经济数据的大幅度波动。我国2018年以来大幅度扩大了汽车、船舶、金融等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这无疑为诸多跨国公司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特斯拉、宝马等欧美大型企业均明显加大了对华投资力度。但从中长期看，这种政策开放红利势必会逐渐减弱，我国保持全球最优投资目的地之一的地位仍然要依靠优良的营商环境、相对有竞争力的各类成本、完善的配套产业、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等综合竞争优势。而当前，我国在企业生产成本上的优势已经有所弱化，在营商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虽然有所改善，但距离发达经济体仍有一定差距，这些问题若不能有效解决，势必会影响这些新兴领域利用外资的可持续性。

（三）东盟等新兴市场国家和我国的引资竞争日趋激烈

近年来，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大力改善基础设施状况，不断加大税收、金融等政策优惠力度，意图成为全球跨国公司新的投资目的地。这些经济体不但重点引入劳动密集型外资，也在积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研发投入等措施改善自身的要素禀赋，积极引入高技术产业外资，已经和我国形成激烈竞争。广西钦州中马产业园区的负责人称，虽然钦州园区取消了企业所得税的地方留成，企业实际所得税率仅为9%，在国内已属非常优惠，但和马来西亚关丹产业园企业所得税“五免五减半”的优惠政策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在吸引优质项目入驻方面呈现明显劣势。

四、政策建议

（一）有效对冲中美贸易争端等外部因素对外资企业的影响

建议各地区，特别是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重点省市尽快对500亿清单和2000亿清单受影响较大企业的摸底工作，并在地方权限范围内尽快设立专项资金做好救助准备。重点地区应建立好对受影响较大企业的长期跟踪机制，对企业经营状况做到“心中有数”，及时解决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力争做到外资企业“一个人都不裁员”。加强部门协调，依据法律基础，以“防倒闭、防失业”为重点，在国家层面尽快形成对这类受不可抗力损害较大企业的支持政策体系。

（二）从细微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稳定外资

加快推进各地区对于具体营商环境问题上的梳理工作，着重对涉及中央事权的部分进行归纳总结，使相關改革更加“有的放矢”。在签证、员工住房、购车、孩子教育等领域加大政策创新力度，如探索建设针对大学毕业生的“白领公寓”，对年龄较大的境外技术工人在工作签证上提供更多便利等，为外资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以国家级开发区为重点，探索在新增投资的建筑施工许可、消防、安全等领域推广实施自贸试验区的事前承诺制政策，对“零增加面积”技术改造投资探索采取备案制，缩短企业项目建设时间。

（三）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建议：一是切实落实《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2018版）》中公布的扩大汽车、船舶等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措施，有效提升利用外资综合质量。二是加快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进博会讲话精神，尽快减少教育、医疗两个领域对外资的股比限制，探索进一步放开农作物新品种选育、演出场所、娱乐场所等领域的外资股比和业务范围限制。三是在维护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有效扩大电信业对外开放，探索逐步放宽外资企业从事大数据、云计算等业务的限制。

（四）结合陆海大通道建设创造利用外资新热点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西部地区陆海大通道建设，这一通道建设客观上有助于改善四川、重庆等西部重要省市的区位劣势，培育利用外资新热点。建议：一是适度放宽通道沿线省市企业主营收入占总收入70%才能获取税收优惠的门槛。二是探索将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的企业所得税“五免五减半”优惠政策推广到通道沿线省市的西部国家级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和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三是探索允许通道沿线各省市企业的职工培训费用按150%的比例抵扣企业应纳税额，最高不超过应纳税额的8%。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来源： 中宏院 国宏高端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