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尤利西斯》中格蒂的评论大多过度凸显其感官之愉和性欲之欢，却忽视了她内心深处的创伤。本文运用创伤理论和罗兰·巴特的编码理论，阐述格蒂的跛足，探究它导致的掩盖、自卑、补偿等心理，分析乔伊斯对编码信息量及其分布的控制，探讨其对读者接受的影响力。

关键词：尤利西斯；格蒂；掩盖；创伤；编码

作者简介：李巧慧，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Title： Gertys Traumatic Psychology in Ulysses

Abstract： Most criticism on Gerty in Ulysses focuses on her sensual and sexual pleasure and ignores her inner trauma.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rauma theory and Roland Barthes decoding theory， this paper sums up Gertys physical and family traumas， explores her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such as covering， inferiority and compensation， analyzes Joyces manipulation of the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five codes， reveals its influence on the readers reception.

Key Words： Ulysses； Gerty； covering； trauma； coding

Author： Li Qiaohui， PH.D.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She is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10070034@vip.henu.edu.cn

罗兰·巴特认为文本约有五种代码：阐释性代码、象征性代码、能指代码、行动性代码和文化代码；不同文本对它们的处理也各不相同，也由此影响读者的接受（霍克斯119-121）。在《尤利西斯》第13章的前半段，乔伊斯通过阐释性代码简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姑娘在海边偶遇中年男子；两人虽然没有言语的交流和身体的接触，却激情四射，最后先后离开了海边。有关格蒂的描写共22页，而其中她的衣着和美貌占三页半，她的裸露竟有六页之多。乔伊斯凸显了以衣着和裸露为代表的行动性代码，弱化了跛足等能指代码。这导致许多读者过于关注格蒂的感官之愉和性欲之欢，也让他们忽视了仅仅被乔伊斯略略提起的格蒂的心理創伤和未来的悲惨命运（施嘉琪 110）。

目前以《尤利西斯》中“瑙西卡”一章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国外论文已经有百余篇。国内涉及格蒂的论文不足10篇，其中王江对格蒂的论述较详细（王江 69）。它们大部分的关注焦点是格蒂的性别和性欲。从小说最初在美国现代主义刊物《小评论》的连载开始，只有玛格丽特·安德森和多米尼克·博德纳斯卡两人分析了这一章中格蒂的跛足和苦难。安德森在她的自传里提醒人们抛开小说的性描写，关注乔伊斯对人类苦难的描述（Anderson 115）。这种分析相当笼统、宽泛。博德纳斯卡在“瘸腿的风流女”一文中探讨了格蒂的跛足，但关注的焦点依然是她的性欲和性别，没有涉及创伤带来的特殊心理、其对格蒂命运的影响以及乔伊斯对格蒂形象的塑造（Bednarska 80）。事实上，读者的这种忽视部分源自格蒂自身的掩盖心理。她本人不但不愿彰显她的创伤和不足，而且更愿意以她夸大的美貌和性感提升她的优越感。为了展现格蒂对创伤的掩盖，乔伊斯采用减少信息量、分散处理、甚至略写的手法，弱化跛足等能指代码，模糊圣母玛利亚等文化代码的意义，暗示了女性的悲惨命运。乔伊斯对信息的有意识控制可能会让部分读者忽视格蒂内心深处的创伤。本文分析格蒂的跛足，讨论夸张的衣着和裸露背后的掩盖心理和补偿心理，探讨乔伊斯对五种代码及其分布的控制，阐释其对读者接受的影响力。

一、作为能指代码的跛足

由于跛足对格蒂的伤害颇深，它在她的内心独白里出现的次数很少。即使当它真地浮现出来的时候，格蒂对它的回忆也是一掠而过，不愿陷在创伤和忧虑中。为了揭示格蒂的掩盖心理，乔伊斯尽量减少、分散对她创伤的描述。作为能指代码的跛足处于相对隐匿的状态。

不幸的跛足是格蒂身体上的残疾，更是她的心理创伤。跛足不但影响了格蒂的日常生活，甚至可能决定她的爱情、婚姻和终身的命运，但乔伊斯却把有关跛足的明确信息放在有关格蒂的描述的结尾。当一直端坐以掩盖跛足的格蒂起身离去，乔伊斯才通过布鲁姆的嘴说出了“瘸子”二字（乔伊斯，《尤利西斯》 871）。这种安排源自人物的心理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对布鲁姆来说，格蒂等三位少女是陌生人。既然格蒂在离开之前仅仅踢了两下球，并没有走路，布鲁姆不能看出她是瘸子。除了格蒂本人，同在海边、熟悉格蒂的西茜和伊迪也知道跛足这件事。它一直根深蒂固地盘桓在格蒂和熟悉她的人的意识里。跛足显然会影响她们对格蒂的认知，也进而影响格蒂对她们的态度。但西茜和伊迪是格蒂的好友，知道跛足对格蒂的伤害，绝不会有意提起这件事。也就是说，三位少女都知道格蒂的跛足这条重要的信息，但在读到布鲁姆说出“瘸子”二字之前，读者却并不知晓。只有当读者把布鲁姆告知的信息应用到前面的叙述中，他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和人物的心理。乔伊斯的这种安排的确挑战了读者的理解力，也给不同的解码和解读留下了空间。

在布鲁姆说出“瘸子”二字之前，乔伊斯通过格蒂的内心独白，暗示过她的跛足（867）。但他把格蒂对这件事的回忆和描述放在有关她的描述即将结束的地方。这种安排符合格蒂的心理。她不愿提起这件事，情愿它永久地停留在她的潜意识里，从不跳出来影响她的生活。只有当其他事或物刺激了她，她才会暗暗想起。但有关跛足的信息在文本中的延迟出现同样导致格蒂的创伤与之前叙述的信息的断裂。只有反复阅读和细心推敲才会让读者把创伤放进格蒂生活的方方面面，考虑其无处不在的影响力。另外，格蒂对创伤的描述只有短短的三行，而且回避了跛足这个词，仅用一个模糊词语“唯一的缺陷”来指代跛足（867）。这种简洁和模糊很容易让读者忽视这个细节对格蒂的影响，甚至不明白它的明确所指和真正含义。

根据格蒂的描述，她从多基山下来的时候摔伤了腿，从此跛足，但“总是试图掩盖它”（867）。“掩盖”一词揭示了治疗的无望，也暗示了格蒂内心深处的自卑情结。格蒂总是想把这种掩盖做得毫无痕迹，读者们也因此很可能忽视她的这种意图。在《尤利西斯》第13章一開头，乔伊斯描绘了“结伴坐在岩石上”的三个少女（845）。这种描述似乎凸显了她们的亲密关系，但接下来小说却首先把焦点对准了伊迪和西茜两个少女与她们弟弟之间风趣的对话和尽情的玩耍，之后才描绘一直安静地“坐在离伙伴不远处”的格蒂（846）。坐着的格蒂孤独、安静，而玩耍、奔跑的其他人欢乐、活泼。这是两个气氛和格调完全不同的空间。与其他两个姑娘不同，格蒂并没有带任何弟弟来海边。从接下来的描述来看，格蒂有两个弟弟，但乔伊斯并没有交待他们的年龄。他们也许已经年长，不需要格蒂带着玩耍，但这也可能源自格蒂的跛足带来的行动的不便。瘸腿的她没有办法跟着弟弟们在海边奔跑。坐在海边、陷入沉思的格蒂表面上看并没有任何不妥之处，但这也许正是她精心的设计和安排。端坐让人看不出她的跛足，同时又可以增加她一直追求的淑女风范。从故事的发展来看，布鲁姆的确没有看出了格蒂的跛足，甚至觉得她颇有魅力。这证明了格蒂策略的有效性。

跛足让她害怕竞争，但又促使她千方百计增强竞争力。对容貌颇为自信的格蒂声称跛足是她“唯一的缺陷”，但又感叹“时光年复一年地逝去”（867）。年长和成熟并没有减弱这个缺陷对她的影响，反倒加重了她的忧伤，因为跛足大大降低了她在爱情和婚姻里的竞争力。格蒂承认，“倘非有那唯一的缺陷，她原是不用怕跟任何人竞争的”（867）。从表面上来看，“年复一年”貌似是格蒂对过去的总结。事实上，这个词因跛足的持久性和不可更改性而指向格蒂的未来，甚至与文中其他有关格蒂失恋的信息一起暗示了一个可能终身不能嫁的悲惨命运。格蒂本人对这种结局也会有所察觉，但不足二十岁的年龄、日后仍有机会的盼望可能消减了她的担忧。另一种可能性是由于这种结局太过可怕，格蒂不愿过多地考虑它。作为能指代码的跛足是格蒂创伤的根源，导致了她的自卑和补偿心理，同时也决定了这种心理的长期性。

二、作为行动代码的衣着背后的自卑心理

格蒂的衣着是乔伊斯着重强调的第一个行动代码。评论界并不乏关注格蒂衣着的学者。普·库分析了格蒂对淑女风范的模仿（Ku 60），但却忽视了她的平底鞋，没有探究其背后的复杂心理。在巴特尔看来，行动代码是“能确定行动结果的代码”（霍克斯 120）。行动与结果有密切的关联。格蒂按照上流社会的标准来穿衣打扮，获得极致容颜，增加性感度，提高竞争力，以超越她身边的其他少女，吸引男性的注意力。从表面上看，衣着好像的确产生了她期望的效果，让她优于其他两位少女，提升了她的自信，但格蒂对她自己平底鞋的自卑和对西茜的高跟鞋的嫉妒却暗示了她内心的创伤，部分消解了衣着这个行动代码的效果。

乔伊斯用长达一页半的篇幅来描写格蒂的衣着。她当天的衣着并非她一人的怪异选择，而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东西。乔伊斯用“时髦”、“流行”等词来描述格蒂的穿衣风格（乔伊斯，《尤利西斯》 849）。这证明它们是许多时髦女孩子的选择。裸露身体、展示性感是这种时尚概念里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她穿着电光蓝色宽胸罩衫和海军蓝短裙，“V字形的领口潇潇洒洒地开到胸部和手帕兜那儿，……海军蓝短裙，把她那优美苗条的身材衬托得更加仪态万方”（849）。“开到胸部”和“潇潇洒洒”显然暗示了颇为大胆的胸部裸露；而“剪裁适度的短裙”和“优美苗条的身材”一方面暗示了腿部裸露，另一方面也暗示了性感。

美貌是衣着这个行动代码达到的首要目的。乔伊斯用了整整两页的篇幅，通过格蒂的内心独白，采用一种近似夸张和戏虐的手法，描述了衣着带给格蒂的极致美貌。这种描写非常细致，包括她的身材、脸、嘴唇、手、脚背等，充分表达了格蒂对她身体各个部分的关注和自豪。格蒂出身平凡，却梦想“成为与本国任何贵妇相比也毫不逊色的淑女，……跟前围满竟相向她献殷勤的贵公子们”（846）。这种愿望本来十分平常，可能存在于任何普通少女心中。但有关格蒂美貌的描述中却不断出现她与其他女孩子的比较。有关格蒂的描述充斥着大量的比喻；对肤色的描绘就包括蜡、象牙、天仙等喻体，带有浓厚的上流社会的文化特色（847-849）。格蒂谈及她的嘴唇时甚至提及爱神之弓和希腊美，以显示她的优雅和圣洁。虽然格蒂的美遗传自她母亲“吉尔特拉普家”，但也是她努力追求的结果。她服用“铁片”、涂抹“柠檬汁和高级软膏”、按照《公主中篇小说》美容栏的建议“描眉”、频繁地“剪发”和修指甲（847-848）。这种努力显然旨在增强她在同阶层女孩子中的竞争力。

格蒂的衣着受到时尚的影响，也部分源自她对自己身体的关注，但这个行动代码更重要的目的是增加格蒂的女性魅力、提高竞争力。穿着时尚的格蒂可以由此批判其他女孩子（特别是和她同在海边的西茜和伊迪）容貌和衣着上的不足，以加强她的优越感和自信心。由于格蒂对其他女孩子的挑剔和批判的信息量并不多，还零星地散布在《尤利西斯》的第十三章中，读者很容易忽视它们背后潜藏的好胜心。已经年满22岁的伊迪非常关心格蒂，但格蒂却误以为伊迪故意让她难堪，是她的竞争对手，用“像是一只可恶的小猫”（864）、“寒酸”（865）等词来描述伊迪的衣着和外貌，表达她对伊迪的不屑。活泼好动、不停奔跑的西茜是格蒂一直关注和挑剔的对象。西茜“古怪的黑面木偶般的髻发”（853）、“指甲上用红墨水画的男人的脸”（853）成了格蒂嘲讽的对象。她用“惹你发笑”（853）、“叫你笑破肚皮”（853）、“毫无可取”（853）、“丢人现眼”（861）和“像是拖着两个娃娃的荡妇”（861）来描述西茜，显然批判了这个女孩子的粗俗、鲁莽和不雅。前四个词语仅仅表示了格蒂的不屑和傲气，最后一个词却透出一丝丝的刻薄。

平跟鞋是满身时髦装扮的格蒂的唯一不足，打破了她不稳定的心理平衡，揭示了跛足带来的心理创伤。乔伊斯对格蒂的衣着的细致、夸张、长篇幅的描述很容易让读者忽视他对这个女孩子的鞋子的特殊处理方式，进而遗漏格蒂与西茜在鞋子上的差异以及跛足带给她的创伤。在内心独白中，格蒂强调了她鞋子的四个细节：“当前最时髦的”（849）、“鞋号码很小”（849）、“鞋尖是漆皮的”（849）、“高高拱起的脚背上有着精致的饰扣”（849）。从表面上来看，这种描述相当细致，也展示了格蒂鞋子的时尚性。格蒂的鞋子好像与她全身时髦、淑女的装扮并无任何冲突。但她对西茜鞋子的关注点并不是鞋号、材料和装饰，而是鞋跟。西茜当天穿着“弓形法国式高跟鞋”（861）。在乔伊斯的笔下，西茜并不是像格蒂那样追求淑女风范的女孩子。他用“跳起来”（860） 、“迈着大步”（868）等词来描述不停地在海滩上奔跑、几乎毫不停歇的西茜。格蒂觉得“有双飞毛腿”（861）的她不像个优雅的淑女。奔跑成了“雄鹅”（861）、“假小子”（861）、“荡妇”（868）的标志。更重要的是，格蒂嫉妒西茜的高跟鞋。如果这双高跟鞋“不巧绊倒在什么东西上头，摔了个屁股墩儿，那才活该呢。”（861）。“摔屁股墩”和让“绅士赏心悦目”甚至暗示了格蒂幸灾乐祸的心理，也说明格蒂本人穿的鞋不是高跟鞋，而是平底鞋。她内心深处的自卑感不仅来自她的平跟鞋，更扎根于她的跛足。在20世紀初的爱尔兰，高跟鞋颇为流行、时尚，是中上层女性的挚爱。既然假小子西茜都要穿高跟鞋，自以为是淑女的格蒂不穿高跟鞋显然有违常理。她并非不愿穿，而是因跛足不能穿。这也说明了她讥讽不停奔跑的西茜的原因。活泼好动的西茜与端坐不动的格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凸显了她瘸腿的缺陷。这也是她过度追求时尚、进而以衣着超越其他女孩子、补偿身体残疾带来的创伤的根本原因。由于平底鞋一词直接暗示了格蒂的跛足，她又一直从心里回避自己的缺陷，这个词从未直接出现在小说中，但却停留在她的意识深处。从这一点来说，平底鞋显然是跛足这个能指代码的外延，自卑心理是跛足导致的后果之一。

三、作为行动代码的裸露背后的补偿心理

裸露是乔伊斯强调的第二个行动代码。他在前后长达六页的篇幅里用大量直白、详细、坦率的词语描述了格蒂的性裸露，叙述了性幻想带给格蒂的新生。这一切源自格蒂对跛足的补偿心理。国内外对格蒂裸露行为的讨论一般着重两点：女性的性欲和男性期望对女性的影响。菲利普·希克（Sicker 93）具体分析了格蒂获取性快感的方式，而凯迪·穆兰（Mullin 1）探讨了男性注视对格蒂行为的影响。格蒂的残疾对她行为的影响以及格蒂的性幻想的补偿作用显然被忽视。

格蒂的裸露行为在文中不断升级。她一开始仅仅撩起裙子，后来甚至露出了整个的“小腿”（乔伊斯，《尤利西斯》 869）、“蓝袜带”（869）。读者关注的焦点往往是后来的过分行为，忽视了她在文中一开始的裸露冲动。事实上，跛足是格蒂最初裸露的缘由，也是裸露不断升级的根源，但跛足一词从没有通过格蒂的嘴出现在小说中。当西茜、伊迪以及孩子们玩耍的球停在格蒂的裙子下面，她暗想，“要是这只笨球没滚到她这儿多好”（856）。格蒂显然知道在场的其他人需要她帮忙踢球。她不踢不行，但她踢球时又会把她的跛足显露出来。如果她踢球不中，她还会招致他人的嘲讽和讥笑。格蒂第一次踢球失败，并招得“伊迪和西茜大声笑”（856）。对一个跛足姑娘来说，在公共场合因跛足而没有踢中球是一件极其丢人的事情。其他人随之而来的大笑简直是一种公开的、恶意的侮辱。当伊迪鼓励她再来一次时，“她把裙子稍微撩起”（856）。按照格蒂的解释，这是为了“免得碍事，对准目标”（856）。但撩起裙子还有其他的原因。当众出丑深深地伤了格蒂的心，让她“打定主意让他们看个究竟”（856）。这里的“他们”不但有西茜和伊迪以及她们带的孩子，还有坐在不远处、帮西茜踢球的布鲁姆。就西茜他们来说，格蒂需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把球踢给他们。但就布鲁姆来说，格蒂的心思非常复杂。这个身穿黑衣的绅士目睹了他们踢球的整个过程。西茜显然知道这个陌生人到那个时候为止并不知道她是个瘸子，因此她针对布鲁姆的首要目标是掩盖她的跛足。从下文来看，格蒂做到了这一点，但这对格蒂来说还远远不够。这里的“让他们看”暗示了格蒂的另一个目的：以裸露来吸引布鲁姆的目光并赢得他的爱慕，甚至提升她在两个伙伴面前的自信。因此，“让他们看”的东西不仅仅是踢出去的球还有格蒂撩起裙子后露出的腿部和她以此展示的性感。这样复杂的心思并没有直接出现在格蒂的内心独白中。它也许来自她饱受创伤的潜意识深处。格蒂本能地想要保护她自己的尊严，没有仔细思量就产生了这样的念头。第二次踢球后，格蒂“热辣辣的红晕”（856）显然证实她察觉了她自己裸露的冲动；她对他的“一瞥”和他“迎着她的视线”的脸暗示她达到了吸引他目光的目的（856）。

为了描述格蒂裸露行为中所展示的性渴望和性快感，乔伊斯堆砌了大量直白、描述听觉、视觉、触觉等方面的词语，如“热辣辣的红晕”（856）、“燃烧着的双颊”（856）、“呼呼直跳”的心（858）等等。这样的词语也出现在对布鲁姆的描述中，比如“如烈火”的眼神（858）、“心的悸跳”（869）等等。这两组词语都出自格蒂的内心独白。这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既然第一组描写了格蒂自己的性欲，这种描写整体上是真实可信的；第二组以格蒂的所见所闻为基础，描写了她眼里和心里的布鲁姆的性欲。布鲁姆本人的感受未必完全是这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表达了格蒂对性的渴望。

按照格蒂和布鲁姆两人的叙述，格蒂的性裸露和性渴望源自她的生理需求。格蒂觉得“她那个想必快来了。因为上次她为了新月而铰头发时，就有过这样的感觉”（863）。她显然认为即将来临的月经激发了她对性的渴求。布鲁姆“估计她的经期快到了，所以才那么烦躁”（872）。这种认识很容易让读者像布鲁姆那样把格蒂看成是一个纯粹追求性快感的“风流”姑娘，忽视她心中潜藏的其他欲望。性的确是人的生理需求，但它从来都不仅仅局限在生理范围之内，也不是格蒂单纯的生理需求。正是通过她与布鲁姆之间半真半假的性互动，格蒂不但赋予布鲁姆一个完美的丈夫形象，也把她自己变成了一个不受跛足影响、自由恋爱、性感十足的姑娘，部分弱化了跛足和失恋带来的伤痛。但乔伊斯对性幻想中格蒂的形象变化的描写不但数量少，而且呈现碎片化、零散化的分布状态，很容易被读者忽视。由于格蒂的裸露吸引了布鲁姆的目光，甚至让他痴迷，格蒂觉得她“征服”了布鲁姆（864），称他为她“新征服”的男子（864）。既然格蒂和布鲁姆从没有说过一句话，她的这种认识显然颇为主观。格蒂甚至赋予布鲁姆一种完美的品质：“他是至死不渝的，坚定不移，牢固可靠，通身刚正不阿”（868）。格蒂由此批判了她之前热恋的男青年。他完全不具备这种品质，“是个轻浮的负心人，见异思迁，永远也不会理解他在她心中是何等重要”（864）。正因为此，格蒂凭空地在脑中把布鲁姆想象成一个完美的恋人、甚至丈夫的形象。格蒂与布鲁姆之间的眉目传情也由此让她觉得她获得了新生。乔伊斯用“英勇”、“傲然”、“宣告”、“从容”来描述此时的格蒂（868）。这些词语与第13章一开头格蒂的“忧郁”（847）、“缄默”（847）、“恐惧”（849）和“忧心忡忡”（850）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首先，征服布鲁姆让她对自己的魅力颇为自信，甚至感受到爱情选择的自由。她告诉伊迪：“我喜欢谁，就追求谁”（864）。她一直掩盖她的跛足，但布鲁姆着魔般的眼神让她觉得这一切都“应该了结啦”（867）。也就是说，瘸腿根本不会影响她的爱情。格蒂甚至对爱情有了新的认识：“爱情才是最有权威的向导。其他都无所谓。不管怎样，她就是要无拘无束，自由奔放”（867-868）。此处的“其他都无所谓”意思是跛足不再影响她的爱情；“自由奔放”的意思是跛足的她可以赢得任何人的爱情。其次，征服布鲁姆消除了她在其他女孩子面前低下、可怜的感觉。西茜和伊迪因格蒂的跛足和失恋而嘲笑她、讥讽她。征服布鲁姆后，格蒂觉得她超越了这两个女孩子。从表面上看，有这种想法的格蒂必然十分自信和骄傲，但是如果考虑到她的跛足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不幸，读者反而会从中感受到格蒂的可怜和可悲。格蒂的裸露、性渴望所实现的新生有很强的想象和虚幻色彩。它可能带给格蒂短暂的安慰，但却不能改变残酷的现实。补偿心理是作为能指代码的跛足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尽管对于他人来说格蒂的这种心理有些怪异，但它却能带给格蒂一定的精神安慰。

四、象征代码和文化代码所揭示的悲惨女性命运

饱受创伤的格蒂渴望爱情和幸福，但等待她的命运很可能是遁入修道院。

玫瑰、情诗和情歌等象征代码断断续续地出现在格蒂的内心独白里，揭示了她对爱情的渴望。由于酗酒的父亲和由此而来的家庭暴力让格蒂不能获得家庭温暖，格蒂极度渴望美好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玫瑰一词在小说中出现了将近十次。格蒂提及两首情歌，它们分别是“告诉我玛丽，怎样向你求爱”（854）和“我的意中人及其茅舍在罗切尔附近”（854）。她还提到一首情诗《我理想的人儿，你是凡人吗？》以及此诗的作者路易斯·J·沃尔什（866-867）。文中出现的两首情歌出自格蒂父亲之口，再现了格蒂一家并不常见的其乐融融的幸福场景。格蒂还畅想了她未来的生活：“做他信誓旦旦的妻子”（851）、“照顾他”（851）、到大陆去“度蜜月”（852）、安顿在“安乐窝”里（852）、“共进早餐”（852）。求婚、丈夫、太太等字眼频繁地出现，揭示了格蒂对未来的设想：恋爱、结婚、幸福地生活。这种计划对于女孩子来说非常传统、保守。这些象征代码的信息量并不多、分布相对分散，与过于直白、时尚精致的衣着和裸露等行动代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数量多、分布集中的行动代码很容易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许多人仅仅关注格蒂的肉欲和性感，认为她是个放荡的姑娘，忽视了象征代码中所暗含的格蒂对爱情和婚姻的保守态度。

这样的爱情和婚姻对格蒂来说却困难重重。尽管格蒂对未来充满想象，但并没有沉迷其中，反倒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知道“情思是徒然的”（850）。对于跛足的格蒂来说，恋爱并不容易。当格蒂回忆她与骑自行车男孩的恋情，她坦言“关于举行一场婚礼的幻想啦，为雷吉·怀利·T .C. D.太太敲响的喜钟啦……以及社交栏的报道都是不可能的”（850），但却把这种不可能归咎于男孩的“年轻”、“不懂事”和“不会相信恋爱”（850）。事实上，跛足应该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格蒂却回避了这一点，掩藏了内心的创伤。

格蒂对未来的忧虑和伤心还源自她对当时女性在爱情和婚姻中被动性的认识，知道“她只能等待，总是等待人家来求婚”（850）。自由只是一種幻觉，被动等待才是残酷的现实。一些女孩子很可能终身等待，不能顺利嫁人。从乔伊斯的作品对爱尔兰社会中老姑娘的描绘来看，格蒂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她很可能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结局将会非常凄惨。在《都柏林》中，乔伊斯在“姐妹”、“泥土”和“死者”等三篇故事中塑造了五位老姑娘的形象。（乔伊斯，《都柏林人》58）和格蒂不同，她们并无残疾，但也只能以老姑娘的身份终老，或者寄人篱下地生活在弟弟家里，或者教授音乐课来谋生，或者不得已在妓女改造所里工作。如果身体健全的女孩子有这样悲惨的下场，跛足的格蒂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乔伊斯还运用以圣母玛利亚为代表的天主教文化代码，暗示了她更为悲惨的结局：她非但不能结婚，还有可能遁入修道院，成为一名修女。这些文化代码在文中断断续续出现，但篇幅很长，次数很多，详细描述了教堂内的戒酒、布道和降幅仪式。一些学者（如约翰·麦克圭根）（Mcguigan 201）从神父对忏悔中的格蒂的安慰出发，认为天主教以此激发了女性的性欲。另一些学者（如芭芭拉·兰基）（Leckie 48）从圣母的处女身份出发，认为乔伊斯讽刺了追求快感的格蒂。乔伊斯在文中的确提及强调圣母的处女身份，称她为“无染原罪圣母”（乔伊斯，《尤利西斯》 854）和“童贞”（854），但这并不是他关注的焦点。事实上，乔伊斯反复强调了圣母的另一个身份——世人的保护者。按照神父的布道，她是“保护他们的人”（857）、“最有权能的童贞，最大慈大悲的童贞”（854）、“没有社会阶层的畛域”（853）、“罪人之避难所”（859）、“苦恼者之安慰”（859）、“苦难者的避难港”（859）。这些词语一方面凸显了圣母的无所不能，另一方面描述了她带给世人的安慰。乔伊斯用“暴风颠簸的心灵”（843）、“饱经令人厌倦的现世风暴”（853）、“饱经忧患的心灵”（843）、“误入歧途”（857）、“到处流浪”（857）来描写现实的芸芸众生。正是由于圣母的保护，来到教堂的人的眼睛“又放出希望的光辉”（857）。格蒂完全认同神父有关圣母的布道，认为“凡是怀着信仰持续不断地向她祷告者，永远不会迷失方向或遭到遗弃”（859）。这展示了格蒂对圣母的虔诚信仰。既然格蒂不幸跛足，还有一个酗酒的父亲，饱受失恋之苦，她显然也是一个饱受苦难和忧患的普通人。那么圣母如何带给格蒂安慰？从小说的描述来看，格蒂是一个规规矩矩地按时去教堂听布道的姑娘，但这显然不能解决她的失恋问题。事实上，格蒂明确指出了圣母帮助她的另一个道路：“当上多明我会的修女”，永久地献身圣母（860）。既然她用“身着白袍”和“九日敬礼”（860）等细节来详细描述成为修女的过程，那么这种结局显然并不是凭空一说，而是一种非常具体、实践性很强的计划。

格蒂对成为修女的描述仅此一处，显然并不能证实她将来的确会遁入修道院，但布鲁姆对她命运的揣测和对修女的联想却加大了它的可能性。布鲁姆称格蒂为“可怜的姑娘”（872）和“被遗弃的美人儿”（872），坦言“女人要是落了残疾，得倒霉十倍”（872）。这种揣度显然暗示了格蒂异常凄惨的未来。在布鲁姆的意识流里，格蒂和修女之间的共同点是“各种古怪的欲望”（872）。格蒂爱袒露，而修女“爱闻石油味”（872）。在小说的第八章，布鲁姆对特兰奎拉女修道院的修女的描述揭示了格蒂与修女之间的另外两个相似点：美丽和失恋。在他看来，那里的修女“漂亮”、“真俊”（373）。这呼应了他对格蒂的称呼——“美人儿”（872）。布鲁姆观察了修女的眼神，确信“她曾失过恋”（373）。这与格蒂的失恋如出一辙。虽然格蒂的命运仍是未知数，她与修女之间的这三处联系却增强了她结局的悲剧性。

乔伊斯综合运用衣着和裸露等行动代码以及跛足等能指代码，通过控制不同编码信息的多少、强弱、分布等特征，展示了一个饱受创伤、心理复杂的爱尔兰姑娘的形象。能指代码是解密行动代码的关键，是隐性的、间接的；而行动代码是能指代码的表象，是显性的、直接的。作为能指代码的跛足导致了格蒂的自卑和补偿等特殊的心理。由于能指代码的隐匿性，我们只能通过衣着和裸露等行动代码来解读格蒂的创伤心理。格蒂的确以自己特有的补偿方法，获得了一些精神安慰，但乔伊斯笔下的象征代码和文化代码告诉读者，20世纪初的爱尔兰女性很难彻底走出困境。这些不同的代码有复杂的内在关系，揭示了格蒂创伤心理的方方面面。乔伊斯的编码艺术不但塑造了一个心理复杂、身处困境的年轻女性，更丰富了现代主义小说的语言艺术。

注释【Notes】

①这五种代码的定义如下： 阐释性代码是讲故事的代码；象征性代码是文本中以不同方式和用不同手段、有规律地重复的、可以辨认的结构；能指代码是有关各词语的内涵的代码；行动代码是能确定行动结果的代码；文化代码是格言的、集合的、无人称的和命令的语态。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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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文惠

家宅的危机与艾米莉·狄金森的隐居

王 玮

内容摘要： 迄今，有关艾米莉·狄金森的隐居原因批评家们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但是却忽视了从家宅自身发展的角度进行思考。从狄金森的诗歌和书信中可以看出，在她所生活的时代，古老的家宅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主要表现在：首先，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门奔向远方求学、旅行或工作，家宅面临着被抛弃的命运；其次，现代工业文明的强势入侵致使“家中无家”；再次，家宅自身也被异化为商品，成为人们终生奋斗的目标，炫耀、攀比的工具以及囚禁家庭主妇的牢笼。正是源于对家宅的热爱以及对于对家宅重要性的认识，狄金森隐居家园。

关键词： 艾米莉·狄金森；家宅；隐居

基金项目：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塔里木大学2016年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艾米莉·狄金森的空间诗学研究”（TDSKYB16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玮，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Title： The Crisis of Homestead and Emily Dickinsons Seclusion

Abstract： So far，critics have probed into the reasons for Emily Dickinsons seclusion from various aspects， but they have never pondered over this question from the angle of the self-development of the homestead. Unprecedented crisis of homesteads in Emily Dickinsons times can be found in her poems and letters. It is mainly shown in three aspects： first， more and more people left home studying， traveling or working， and the homestead was confronted with the destiny of being abandoned； second， The overwhelming invas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s resulted in “Being homeless in the homestead”； third， homesteads were alienated into commodity， becoming the aim of peoples whole-life striving， the tool of showing off and social comparison， and the cage for imprisoning housewives. Because of the love towards homestead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homesteads， Emily Dickinson lives in seclusion.

Key words： Emily Dickinson； homestead； seclusion

Author： Wang Wei is associate professor from college of huminities， Tarim university （Alar 843300， China）， Her research area i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517867967@qq.com

“房屋废弃何其迅速，你那‘灵魂的贫瘠小屋也会如此丧失其房客的无尽推断，远超过你所思量，依旧袭扰着我——”（L888）①1884年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对好友霍兰夫人（Mrs. J. G. Holland）说。废弃的房屋、丧失其房客的居所表征着狄金森所生活时代家宅的危机。早在1850年她就特别伤感地说：“每个人都要走——不久以后我们也要走——不再回来”（L30）。1852年她再次说道：“差不多每个人都要搬家……”（L82）尽管给哥哥写信汇报家长里短几乎是妹妹维妮（Lavinia Norcross Dickinson）的责任，狄金森并不乐于写这些“实际”的事物，然而，在她的书信中还是留下了一系列有关镇上人搬迁、修缮房屋的消息（L1、L2、L6、L9、L82、L129）。1878年狄金森对霍兰夫人的丈夫、当时美国最受欢迎的散文家之一、也是她结识的第一位全职作家霍兰博士（Dr. J. G. Holland）说：“你一夕成名好似房屋突然隆起，我们相信，是以更持久的材料筑成，尽管住所没有一颗钉子，令人惊惶。”（L544）透过这些言语我们发现狄金森在情感上似乎更怜惜于老房的废弃，而对新房的猝然建立则并无多少欣喜之情。这位自称“守旧”（old fashioned）[J12 （1858） / F32 （1858）、J70 （1859） / F117 （1859） 、J176 （1860）/F167 （1860）、 J788 （1863） / F739 （1863）]的诗人一生除几次短暂的离家求学、旅行、治病之外，大多时间都居住于父亲的房屋之中，甚至在最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竟然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在狄金森的隐居与家宅的危机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联？从这个时期家宅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狄金森的隐居我们能够得出怎样的结论？

一、对家宅的热爱与遭遗弃的家宅

狄金森所生活的时代是传统的父权制大家庭受到极大冲击的时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交通条件的改善、西进运动以及女权运动的兴起……都吸引和鼓励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宅外出学习、工作和旅行。那首流传甚广的《家，甜蜜的家》（“Home，Sweet Home”）②就是在人们大量离家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与那些被迫离家却充满对家的思念的人不同，在霍山女子学院饱尝了思家之苦后，艾米莉·狄金森可以留守家中。1851年，狄金森给在波士顿担任教职的哥哥写信说：“家是神圣之所——任何的怀疑或不信任都不能进入它福祐的大门。我越来越感觉它像大千世界一样运行，一个又一个放弃了，那些你倾注了你的信任之人——这里真的有点像伊甸园，任何人的罪孽都不能完全将其毁灭——它确实较小，也许没那么美好，但是却比整个世界的其他地方都更美好更明艳”（L59）。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狄金森却情愿成为留下的那一个，1854年在回绝好友亚比亚（Abiah Root）的邀请时她说：“谢谢你，亚比亚，但我不会离家，除非情况紧急拽我离开，我也是心不甘情不愿，伺机退回。若我有一天会离家，那是不可能的，我会很高兴，接受你的邀请；至此，我亲爱的亚比亚，我最温暖的谢意给你，但不要指望我。我如此守旧，亲爱的，你所有的朋友都会盯着看我。我还要带上我的针线包，我的大眼镜，并且差点忘记我的孙子们，我的针垫和猫咪——何必认真呢，亚比亚——你认为我有义务离开吗？”（L166）我们可以由此看到，狄金森对家的眷恋、成为家宅守护者的倾向几乎在20岁左右、生活在西街时就已经展现，而且最后的反问也透露出她对自己这一逆潮流而动的行为所感受到的压力。

这是一个女性第一次可以离开家门外出学习、工作和旅行的时代。她有幸出生在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并且有幸能够就近入学：“就在她入学前不久，阿默斯特学堂一直不对女生开放，女孩子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去更远的地方求学，要么念汉娜·怀特（Hannah White）的阿默斯特女子神学院”（哈贝格 110）。而且，巧合的是，正是在狄金森于另外一所学校霍山女子学院求学的最后一学期，1848年4月19日至20日，“一个小型会议在纽约州的塞内加瀑布城（Seneca Falls）召开，掀开了女权运动的序幕”（哈贝格 168）。狄金森身边不乏现代女性的身影。她的朋友简·汉弗莱就于1848年8月，回到阿默斯特，在学堂担任了五个学期的女校长；表姐艾米莉·拉维尼娅·诺克罗斯在俄亥俄州教了一年书；嫂子苏珊·吉尔伯特也在结婚前在巴尔的摩教了一年书……更不用提她身边的那些女性教师。据统计，“到了19世纪30年代末，马萨诸塞州当地出生的白人女性中，平均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在一生当中的某个阶段或多或少从事过教师工作！”（Evans 70）然而狄金森在面对希金森的询问——是否她从未想过去工作、离开这个地方、去见任何访问者时，竟然回答：“我从未想过在我未来的所有时间里我会有丝毫可能产生这样的需要”，而且补充道：“我感觉我尚没有把自己表达得足够强烈”（L342a）。甚至还出言对职业女性进行讥讽：“我所看到的‘诸多圣母，是那些怀抱救世主，路过家宅去工作之人——”（L460）我们对此该如何理解呢？或许狄金森在霍山女子学院求学时接触到的一位现代女性先驱可以让我们对这个问题稍有了解。汉娜·波特，一位支持霍山女子学院的福音派信徒，正是在她的领导下，狄金森在霍山女子学院的室友兼表姐艾米莉·诺克罗斯以及朋友莎拉、老师玛丽·惠特曼等等这些虔诚而坚毅的女人联合起来想迫使她皈依，变成基督徒。“她把许多时间都花在了社交和集会上，而不是献给家人。她的前三个孩子都夭折了，最后幸存的女孩因罹患猩红热和‘心脏病身体非常虚弱，但在学校放假的间隙里她却不得不在波特家的厨房里忙碌。这个女孩在13岁那年也死了”（哈贝格 158）。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然而它恰是出现在狄金森进行价值观塑造的时期。那一年离家外出求学的经历对狄金森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迄今我们还难以估量。但可以确定的是，她在那里过得很不愉快，这让她进一步思考拥有一个“家，甜蜜的家”对于人的意义，也加剧了她对离别的憎恶。在狄金森看来离别“是对有限生命的一种勒索。凄凉——如同死亡，却多次呈现”（L399）。她认为，活着，真正的活着，“若不是因离别泛滥，它太过神圣”（L860）。正是在1847年求學南哈德利时她发觉自己“离开了家就快活不起来”（L18）。用她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离别以后，既无自然，亦无艺术，因为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PF52）。

外面的世界并不足以诱惑狄金森。她对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都市从无好感。1846年因为“爸爸和妈妈认为一次旅行会对我有好处”，她去了波士顿。在信中她说：“旅途中乘车很愉快，现在我心情平静下来，如果在城市里能有这种心境的话”（L13）。言下之意在城市几乎很难快乐。1851年她和妹妹维妮一起游览了波士顿， 在给哥哥的信中她说：“我们总是鄙视波士顿人和波士顿，装满了轻蔑、怜悯、同情的宝箱，吝啬鬼罕有。有时，我担心你呆在那儿会伤害你。我担心你呆在那儿任教的这一年太过痛苦以致这整个受祝福的国度无法将它洗刷”（L54）。1852年她再次给身在波士顿的哥哥写道：“今晨风和日丽、神清气爽——你将在尘土中、在城市永不疲倦、永无休止的喧嚣中醒来，难道你不想将你的住所换成我露珠的宫殿？”（L89） “露珠的宫殿”是她对自己的家宅甚至包括阿默斯特小镇最好的隐喻，这是波士顿那个大的“牢狱”（L290）所不能媲及的。

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人们普遍离家、尤其是女人也可以如男人一般离开家门的背景下，正是在人们将离开家视之为“寻求进步”、尤其是作为新时代的女性应该如《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一样勇敢地走出家门、挣脱家宅的束缚、寻求自我独立的观念映照下，艾米莉·狄金森的隐居家宅才显得如此反常，成为一代又一代批评家值得探讨的问题。反过来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家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古老的家宅所维系的传统的人际关系、那诗意的牧歌田园生活正被人们遗弃于身后。狄金森在诗歌中说：

伊甸园是那座老屋/我们每日居住/从不怀疑这居所/直到我们驰去

回顾那天多么美好/我们信步门外/不知不觉归返/却发现家园不再

——J1657 （？）/F1734 （？）

细读这首小诗，我们可以发现对狄金森而言最关键的不是离去或者不离去，而是在人们匆匆离去、奔向远方的过程中所抛弃和失去的。狄金森在另外一首诗“我已—离家—多年—”[J609 （1862） / F440 （1862）]中也真切地展现了这种恐惧，“我”站在家宅的门前，试图寻找曾经遗失的生活，然而却害怕一切面目全非。1852年面对好友简·汉弗莱（Jane Humphrey）的离开，她说：“珍妮，为何这么远，难道新英格兰的山间没有足够的空间满足你的雄心，必须舒展羽翼，远走高飞，停留俄亥俄州？有时想我亲爱的珍妮肯定在自己的家乡有点不适，否则她永远不会走那么远，但不要对她有丁点责怪，因为成为异乡人不胜悲凉，而她此刻即是。为什么，我想象不出有什么能引诱我离开我的朋友们。我担心在我亲爱的家里我变得自私了，但我真的爱它，当某个好友邀我与她共度一周，我看看我的父母和维妮以及我所有的朋友，我说不——不，不能离开他们，在我离开的时候他们死了怎么办”（L86）。由此可见，艾米莉·狄金森珍视家宅所表征的亲情、友情。她在诗歌中大量描绘死神对家宅的入侵[J389 （1862） / F547 （1863）、J390 （1862） / F556 （1863）、J1230 （1872） / F1221 （1871）]，并且沉痛地说：“如果爱也同样如此守时/欢悦早已把守大门/把进来的阻拦”。[J1230 （1872） / F1221 （1871）]可以说正是死亡的无可防御性、含在我们有限人生中的必死性，让她加倍地珍惜，倾尽全力去爱。1877年在书信中她认真叮嘱自己的好友霍兰夫人：“紧紧守住你的家，因为亲人隐秘的动向让每个时刻——恐惧——”（L525）总之，对离家之后家宅发生变故的恐惧、对家乡的深深的眷恋、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排斥，都让狄金森拒绝成为异乡人，“置身家的都市/容易，也许—”然而，“异乡的习俗/我们—难以适应”[J821 （1864）/F807 （1864）]。当然，把守家宅大门拒绝异物入侵的战斗也并不意味着轻松。

二、被入侵的家宅与“家中无家”

艾米莉·狄金森所生活的時代还是一个家宅备受现代工业文明入侵的时代。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不仅诱使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乡，它也将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冒着黑烟的工厂和代表着现代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念带到了曾经封闭的乡村、小镇。

狄金森无论在诗歌还是书信中都从留守者的立场对因交通条件改善、人口的流动而带来的对传统生活的冲击进行了描绘。在“我知道有些道旁的孤屋”[J289 （1861） / F311 （1862）]一诗中她为我们呈现出还保持着前现代（农业时代）状态的那些曾经偏僻的孤屋所遭遇的侵袭。随着铁轨的修建、火车的到来，它们从前的与世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从此，偏僻再也不给人以庇护，简陋也不再“给人以巨大的安全感”（巴什拉 62），相反，那些孤屋的木栅栏、矮窗户几乎成为一种邀请，为盗贼的光顾提供了极大便利。在现代性的强势入侵面前，这些老宅几乎毫无防范能力。狄金森另一首有关火车的诗“我喜欢看它绵延几英里—”[J585 （1862） / F383 （1862）]则一方面展现了工业革命带来的摧枯拉朽的力量：“把幽谷逐个舔舐—”“高傲地凝视/简陋的棚屋—在道路的两旁—”另一方面却以“一种纯真的、安心的田园牧歌情调作结”（哈贝格 240）：它“温顺而威武—驻停—/它自己的厩舍前—”这真实地反映了狄金森面对火车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她同情和响应父亲一往无前修建铁路的热情，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却又担心铁路修通对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侵扰。现实是，在1853年贝尔彻敦和阿默斯特之间的铁路成功通车后，她在这同一年的书信中极为坦率地写下了铁路贯通带给她家宅的影响：

乔尔走后，我们终于从‘阿默斯特和贝尔彻敦铁路所输送的访客中解放出来，尽管我们一直生活在害怕来访的恐惧中——”“街上车水马龙——许多乘客骤然降临，尽管无人知晓从何而来——父亲现在每天希望他的新马车由车带来，那会有点帮助——我希望我们所有的祖父外祖父和他们乡下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来这里参加毕业典礼，毫不怀疑那周股价将上涨好几个百分点。若是我们这些孩子和苏能够寄宿某个‘辽阔旷野，我想我们会有快乐时光。我们的房子每天众生云集，高雅的低俗的，为奴隶的自由的，‘这物质世界中的穷人和‘万能的美钞，还有那些尚不知‘在这世上追求什么的——但我希望他们统统走开，犹如蔬菜上的小虫，让我们在金秋丰收的时光一起收割——就是当你求学结束，你和苏茜和我和我们亲爱的妹妹维妮一定要共享无侵无扰的幸福时刻。（L128）

如果说由火车所带来的对家宅的侵扰是暂时的，犹有喘息之机，那么工厂的建立以及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理念对家宅的影响在狄金森看来则让人无处逃遁：

哪里钟声不再吓着黎明—/哪里慌乱永不再来—/哪里异常聪敏的绅士/被迫持守他们的空间—

哪里能让疲倦的孩童酣眠/穿越若干世纪的正午/这地方就是极乐—这城镇就是天堂—/请，天主，快点

“哦是否我们可以爬到摩西站的地方，/把美景尽收眼底”/既没有父亲的钟声—也没有工厂，/能够再把我们惊吓！

——J112 （1859） / F114 （1859）

据说这首诗与“睡眠在明智的灵魂看来”[J13 （1858） / F35 （1858）]皆是因父亲早晨叫起床而作，后者狄金森还曾发给苏珊（Susan Gilbert Dickinson），对父亲进行调侃。书信中写道：“给我的父亲——因其不倦的努力，基于我的利益，我辜负了从3点到12点的晨光。这些感激之辞由他亲爱的女儿刻写”（L198）。狄金森在书信中还有一次写到父亲搅扰了她的好梦（L175）。无论如何，在狄金森看来，父亲“勤奋、简洁、守时、稳重”，“从来就不是小孩—/没有任何玩伴”[J153 （1860） / F166 （1860）]。1871年春她给小表妹路易斯·诺克罗斯（Louise Norcross）也曾说道：“你知道他从不玩乐，最刚毅的发动机也有其折断的时刻”（L360）。无独有偶，1878年在谈起好友鲍尔斯先生（Mr. Samuel Bowles）的死时，她说：“他的天性是未来——/他尚从未活过——”（L534）并认为“‘蜜蜂乃鲁莽的向导。亲爱的鲍尔斯先生醒悟太迟，付出生命的代价”（L542）。在劝诫现代女性先驱玛利亚·惠特尼（Maria Whitney）时她也说：“很高兴你接受休息。太多人嗤之以鼻。……真正地活着如此首要，余皆必然归附。若不是因离别泛滥，它太过神圣”（L860）。透过狄金森的这些言语我们可以看到，在她的眼中，父亲、鲍尔斯先生这些成功的男性以及玛利亚·惠特尼这样的现代女性他们身上都存在着一种异化，他们的生命离真正的活着越来越远，成为一架永不休止的工作的机器。也许在未来他们有不朽补偿（L457），然而，“星号代表死者，/生者，繁星满天—”[J1647 （1886）/ F1685 （1886）]那些荣誉是否能够弥补他们对生命的辜负？狄金森希望那些“异常聪敏的绅士”能够“被迫持守他们的空间”，不要用他们的钟声和工厂来侵犯疲倦孩童的睡眠，打扰他们对美景的欣赏。也就是说，在狄金森看来，这些最不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影响的孩童竟然也不再能够拥有自由、散漫的童年，钟声、工厂已经过早地介入、摧残了他们的生命。从这个角度讲，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以所谓的工作为名对人们的生命进行压榨。因此，从狄金森的书信中我们看到她更看重休闲，而非劳作。她努力告诫侄女：“务必百无一用，切勿混迹于老鼠——如同爸爸的钳子——” （L403）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艾米莉·狄金森甘于庸常、虚度人生、无所追求，事实上她和小表妹一起立志要“与众不同”、“成就‘伟大”，并认为即便“也许挣扎一生，也未有所成，但无人能够阻止我们想望”（L199）。但是，狄金森所强调的自我实现是一种对生命的丰盈，对世界的增值，而非物欲的膨胀和对生命的盘剥。因为她说：“丁点面包—残皮—碎屑—/些许信任—一坛老酒—/就能让心灵存活—/不是肥壮，记住！而是呼吸—温暖—……谁若寻求更多，就得索取邻人性命！”[J159 （1860）/ F135 （1860）]

三、家宅的异化与其重要性

这还是一个家宅遭遇深刻异化的时代。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日益汹涌、人们拜物教欲望的极大膨胀，这又可以说是一个人们空前重视私人住宅的时代，家宅已不仅仅是“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巴什拉 5）的庇护所，它还成了人们终生奋斗的目标，炫耀、攀比的工具。与狄金森同时代的作家梭羅在《瓦尔登湖》中为我们详尽地展现了这幕人间的悲喜大剧（梭罗 21-31）。狄金森也切切实实地经历和体验着这一悲喜剧。艾米莉·狄金森所居住的老宅乃她的祖父塞缪尔·福勒·狄金森（Samuel Fowler Dickinson）于1813年在自家的原址上所新建的。这座房子“是阿默斯特镇的第一座砖房，为联邦式的四坡顶对称结构，上下两层，每层四个大房间”（哈贝格 8）。它宽敞、宏伟，从稍高处即可俯瞰大街，是当时全镇最气派的房子，这代表着狄金森家曾经的辉煌。然而到1828年10月29日，因塞缪尔的债务问题，狄金森家宅以及狄金森父母结婚时的住房——杰迈玛·蒙塔古的房子悉数转手他人。从1830年开始，狄金森的父母就饱受金钱和住房焦虑的困扰，他们在此后近十年的时间里不得不先是与自己的父母后是与大卫·麦克一家共同居住在这栋老宅之中。尤其是1834年之后，在六年的时间里，他们一家则必须以租客的身份与自己的房东共同生活在他们的祖宅里，可想而知这对狄金森的父亲而言是何等羞辱。而更令人悲痛的是，流离失所的塞缪尔·福勒·狄金森于1838年4月22日在遥远的俄亥俄州去世，年迈的卢克丽霞·甘恩·狄金森则难觅一个歇脚处，最终于1840年在恩菲尔德镇（Enfield）的妹妹家去世，那时他们最小的女儿伊丽莎白还不到17岁。住房的焦虑，在狄金森生命的早期竟然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以致到1847年狄金森离家到南哈德利（South Hadley）求学，那时候他们早已拥有了独立、稳定、温暖、舒适的西街房屋，她还会梦见：“父亲失败了，母亲说‘她和我种的黑麦地被抵押给了赛斯·尼姆斯（Seth Nims）”（L16）。家宅的稳固依赖于父亲的成功，可见，她多么害怕父亲的失败。

文明的异化，不仅使人成了汲汲于挣食者，成了房屋的奴隶，而且使家庭主妇进一步成了家宅的囚徒。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家庭主妇的活动空间愈发受限，每日被“灰白的活计”[J1310 （1874）/F1319 （1874）]缠身，忘记了自然的多姿多彩。狄金森亲眼目睹自己的母亲成为被家务累垮的女性，在1861年的一封信中她说：“母亲本想献上她的爱——但她正在清扫‘屋檐管道中去年十一月吹进去的一片落叶”（L235）。这个情景着实够反讽，一位兢兢业业、勤奋刻苦的家庭主妇奋力维护着家宅的清洁，却遗忘了或者说顾不上更重要的“爱”。家务对狄金森而言“是一门多刺之艺”（L907）。大多数时候，家宅的清扫都由母亲和妹妹进行，而她负责斥责。（L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