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良

[摘 要]来新夏是南开大学著名教授，是最后一代1949年之前完成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历史学、方志学、文献学“三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本文将其七十多年治学历程，划分为启蒙、奠基、鼎盛、升华四个时期，剖析其学术渊源和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以及其通过“衰年变法”实现的自身学术超越，对当代学人不无启发意义。

[关键词]来新夏;三学;学术思想;衰年变法

来新夏先生（1923—2014）是南开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学、方志学和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并在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被誉为“纵横三学”

2018年9月12日作者向来新夏夫人焦静宜问询，此说最早出自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书赠来新夏条幅，具体年月已难于考实。的著名学者。来新夏离休之后，又致力于学术随笔的写作，短小精悍且又纵横捭阖，将其毕生学术之精髓播撒给普罗大众，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一种质的超越，延续和升华了个人的学术生命。来新夏的学术兴趣广，史料繁，开掘深，全面评价远非本文所能承担，在此谨就个人阅读和了解，作一些印象式述评——前人关注较多的这里从略从简，而对学者着墨尚少之处則稍为详述，以期使人们认识一个更加立体本色的学术的来新夏。

来新夏，号弢盦，斋名邃谷。祖籍浙江省萧山县长河乡（今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1923年生于杭州市中城三元坊。194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师从陈垣、张星烺、余嘉锡等先生。1949年入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后分配在该校历史研究室，为范文澜教授的研究生，专门攻读中国近代史。1951年调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先后担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及图书馆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并长期兼任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直属教育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直至离世。社会兼职主要有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名誉会长、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学术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顾问等。

来新夏在南开大学分校和总校先后创办了图书馆学专业和图书馆学系并担任主任，还任过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鉴于其在图书馆工作期间的卓越业绩，在相关学术领域的众多优秀成果和推动国际交流所作出的努力，2002年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CALA）特别授予其“杰出贡献奖”。

来新夏治学黾勉勤奋，去世前夕依然笔耕不辍。他的著述可谓林林总总，在诸多领域都有着开创性的成果，如历史学方面的《林则徐年谱》《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北洋军阀史》《天津近代史》等;方志学方面的《方志学概论》《中国地方志》《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等;文献学方面的《古典目录学》《中国图书事业史》《清人笔记随录》《书目答问汇补》等。其晚年大量撰写学术随笔，汇编成集的有《冷眼热心》《路与书》《依然集》《枫林唱晚》《来新夏书话》《出枥集》《只眼看人》《邃谷师友》等二十余种。

代表性书影

来新夏1940年前后读高中时，即开始发表各类文章，学术生涯综计超过七十年，这在当代学人中应该说是十分罕见的。这七十多年的治学经历，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1948年之前的启蒙期，1949年至1978年的奠基期，1979年至1996年的鼎盛期，1997年至2014年的升华期。下面就从这四个时期入手，对来新夏的学术作简略概述。

一、启蒙期：传统文化的砥砺（1948年之前）

来新夏是最后一代在1949年之前完成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虽然这一代人1949年以后大都经历坎坷，但因他们比较完整地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和西方现代教育，学术基础扎实牢固，学术眼光宏阔深远，因此不少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进入学术盛期。来新夏的早期学术启蒙就是在传统教育和西方教育的双重引领下完成的。

（一）祖父的启蒙

来氏是长河望族，门第书香不断，家学渊源有自。“长河是该地区最早居民聚集点，来氏从南宋以来一直是这里的大族，出了不少读书人和官员，有九厅十三堂的设置，至今尚遗存有光裕堂和绪昌堂等祖屋。我祖父长期在绪昌堂居住。我就是萧山来氏二十六世孙。”

来新夏：《烟雨平生·我的家庭》，《80后》，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3页。

来新夏的祖父来裕恂是清末秀才，他饱读诗书，对来新夏的学术事业有着重要影响。在接受媒体访谈和有关文字中，来新夏屡屡提到这一点。来裕恂（1873—1962），字雨生，号匏园。少攻经史诸子，光绪十六年（1890）在杭州西湖诂经精舍肄业，得经学大师俞樾青睐，称其颇通许郑之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入日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次年主横滨中华学校教务。旋归国，应蔡元培之约加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长期从事教育教学工作。1927年，以浙江省民政厅长马叙伦征荐，出任绍兴县县长。然因不善敛财逢迎，在职仅六个月即辞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撰有《汉文典》《中国文学史》《萧山县志稿》《易经通论》《匏园诗集》《匏园诗集续集》《杭州玉皇山志》等。来裕恂认为“读书种子应传砚”

来裕恂：《六月十一日接家书知初八日添孙喜而赋此》，《匏园诗集》卷三十五，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72页。，因此对长孙来新夏精心培养。在祖父的监督与教诲下，来新夏受到了比较良好的国学启蒙教育。1927年春节，来新夏刚刚五岁即发蒙读书，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为序，朝诵夕读，一年半卒业。来裕恂不但给来新夏讲解“三百千千”和《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蒙学读物，传授地方掌故与名人逸事，还让来新夏拿市面上的粗陋读本与好的版本对读，以提高文献鉴别能力。来新夏后来涉足方志学和文献学两大领域，与来裕恂撰写《萧山县志稿》及版本目录学启蒙教育可谓密切相关。

来新夏回忆道：“我是祖父的长孙，生活上备受宠爱，但他对我的教育很严格。七岁以前，我一直随侍在祖父的身边，从祖父读书。第一课是接受传统的蒙学教育。祖父虽属于新派人物，但对传统的启蒙教育依然是一丝不苟。他强制我这个六七岁的孩子按三、百、千、千的顺序去读、去背诵，甚至采取‘跪香的办法来强迫我跪在那里来完成日课，一支香点完必须背出几行几段。当时，我感到十分苦恼和无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理解为什么一位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非要如此苛求儿孙们接受传统的启蒙教育的老辈苦心。后来，我之所以能够言而有物，谈吐不俗，又颇感得益于这段‘幼而学的启蒙教育。”

来新夏：《烟雨平生·我的祖父》，《80后》，第13—14页。

来新夏还回忆说：“祖父的學问和为人对我影响都很大。我幼年时期是在祖父身边成长的，他指导我读了很多蒙学读物，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直到我离开祖父和父亲到了北方，祖父还不断写信教导我应该读什么书。”

田志凌：《访来新夏先生》，《南方都市报》2006年10月19日。这种“通信教学”的方式，使得来新夏在离开祖父之后，仍能得到及时的点拨。他认为，祖父“以通信方式为我改文章，讲书理。在我入中学那一年，他亲为我从《古文观止》中选了几十篇，毛笔楷书，装订成册，并亲署《古文选萃》，后来又选过《唐宋诗词选》，命我细读精读，对我日后操笔作文有很大帮助”

韩淑举：《人生也就如此——访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先生》，《山东图书馆学刊》2010年第4期。。

（二）名师的熏陶

在接受祖父的传统私塾式教育之后，因父亲来大雄工作不断调动，来新夏在颠沛辗转中完成了正规的小学和中学教育。1929年，父亲供职北宁铁路局，来新夏由杭赴津，入扶轮小学读一年级。1931年，来新夏随母暂返萧山，入铁陵关小学读三年级。1932年又到天津，入究真中学附小读四年级。1933年因父亲调职，再转南京新菜市小学读五年级。1935年考入金陵大学附中。1936年父亲又回北宁铁路局工作，来新夏进入天津究真中学重读初中一年级。1937年入旅津广东中学，直至1942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因为迁徙不定和异乡孤独，来新夏需要不断熟悉新生活，适应新环境，使他的学习成绩平平。读金陵大学附中期间，竟然两门课不及格，受到留级处分，灰溜溜地北归，到天津重读初中。抗战爆发后天津沦陷，少年来新夏流亡意租界，最后随全家定居法租界，并考入旅津广东中学，这才得到五年较为安定的生活。其时来新夏“知耻而后勇”，加上遇到名师点拨，学习成绩很快冲到班级前列。

1931年在浙江萧山西兴镇铁陵关小学三年级就读

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时，来新夏遇到不少十分合格的教师，对他后来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读南京新菜市小学时，有一位博闻强记、口若悬河、知识渊博的历史教员张引才先生，使来新夏对读史产生浓厚兴趣，并经常逃学到玄武湖畔狂读小说，享受自由无束快意的同时，不断拓展着少年的视野。进入旅津广东中学后，他又遇上学养深厚、藏书甚丰的国文教师谢国捷先生（历史学家谢国桢堂弟），在其引导、指点和帮助下，来新夏如饥似渴地阅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十七史商榷》等。来新夏深情回忆过谢国捷对他的影响：“谢老师当年住在他久居天津的五堂兄家，这是坐落在现在马场道和昆明路转角路北的一座高级楼房，家富藏书。我常通过谢老师的关系在这里看书、借书。我读了许多史书，并就近得到谢老师的指导，师生间的情意日进。谢老师除在课堂上传授给我们许多文学史和国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外，在私下交谈中更给我不少书本中难以得到的掌故和见闻。这些对我日后能参与学术工作，起到不可估量的奠基作用，使我一生受用不尽。谢老师对我期望甚高，为了在我未冠之年就能初窥学术之门，他和我反复研究，为我确定《汉唐改元释例》这一课题，完完整整地为我讲了搜集资料、排比考证、论述行文诸方面应有的知识和方法。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在我十九岁高中毕业那年，完成我第一篇学术论文，其中不知耗费了谢老师多少心血。”

来新夏：《怀念谢国捷老师》，《80后》，第110—111页。这篇论文后来经过陈垣先生的指点，成为来新夏的大学毕业论文。《汉唐改元释例》完稿前后，来新夏还相继在报刊上发表有《诗经的删诗问题》《谈文人谀墓之文》《桐城派的义法》《清末的谴责小说》《清末小说之倾向》《记近事丛残》《邃谷楼读书笔记》等文章，多刊于《庸报》和《东亚晨报》副刊上，其文史才华崭露头角。天津市地方史研究者侯福志，在1948年11月出版的《天津教育月刊》创刊号上，还找到一篇来新夏的法文译作《中学生的回忆》。此外，高中时代的来新夏，曾经短暂地追随谢宗陶（谢国捷之父）、王汉章（原名王崇焕，王懿荣之子）等学习甲骨、金石、经史等国学知识。谢宗陶、谢国捷和王汉章，虽然都非声名卓著的大学者，但均可算是学有专长的饱学之士，他们对来新夏后来学术事业的影响无疑都是积极的。

从前述的早年文章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高中时代的来新夏涉猎是十分广泛的，同时也不难发现其兴趣所至、率性为之的特点。来新夏的这种学术状态，虽然尚处在自发、朦胧和泛化的状态，但却为其奠定了宽阔的学术视野，此后经过名师大家的引导，不断走向成熟。

（三）大家的点化

1942年8月，来新夏以优异成绩考上北平辅仁大学，9月正式进入历史学系就读，受业于陈垣、余嘉锡、张星烺、朱师辙、启功、赵光贤、柴德赓诸先生。早年成功的学术启蒙，再加上四年的正规专业训练，使来新夏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辅仁四年可以说是他收获最大的四年，对其以后的人生之路与学术之途影响至巨。尤其是作为入室弟子，他得到陈垣先生的亲自指点，加之与其他师友的切磋探讨，来新夏的学术根底不断强化。

来新夏进入大学时，日本已经发动太平洋战争，北平的大学不是改成敌伪大学，就是因英美背景而遭到封闭，只有辅仁大学因是德国教会主办，而德国与日本是盟友，所以形式上还保持着独立，许多知名学者由此纷纷应聘于辅仁。来新夏回忆说：“我刚入学就受到名师效应的困扰，既不肯放弃受业于名师之门的机遇，但又被每学期选课学分所限，只好分先后选自己喜欢的课程。四年中，我选读了许多由名师讲授的课程。虽然我因努力不够，没有达到高徒的水准，但是这四年的修业却使我一生受用不尽。有几位名师对我的教诲之恩也是终生难忘的。”

来新夏：《烟雨平生·师恩难忘》，《80后》，第41页。在这篇文章中，来新夏还详细谈到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位名师。

第一位名师是张星烺先生。他是历史系主任，选课单必须由他签字，“他除了开设‘中西交通史课程外，还开设‘秦以前史、‘宋辽金元史。由于他中西淹贯，文理交融，所以听亮尘师的课比较难，有时英、德、法语的语词，甚至化学方程式都会同时出现于黑板，乡音又重而快，笔记很难当堂记全，需要课后相互对证，才能大致完整”

来新夏：《烟雨平生·师恩难忘》，《80后》，第42页。。

第二位名师是余嘉锡先生。来新夏选修的“目录学”是中文系一年级课程，余既是授课教师，又是中文系主任，因此来新夏得以亲聆教诲，“他的课讲得很好，虽带有湖南乡音，但口齿清晰，手不持片纸而滔滔不绝，侃侃而谈，如数家珍，使人若饮醇醪，陶醉于这门形似枯燥而内涵丰富的课程中。这门课规定以清人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为基本教材，余师要求我们准备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作课本，分二年按四部循序讲授。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书目答问补正》这个书名。当时，我幼稚得以为由此就可以进窥古典目录学的堂奥。孰知展卷一读，只是一连串鳞次栉比的书名，彼此毫无关联，读之又枯燥乏味，昏昏欲睡;不过，还是硬着头皮通读了一遍。但久久不得其門，遂求教于先生。先生告我再通读一遍，注意字里行间，并嘱以姓名、著作为序反复编三种索引，即可掌握其七八。归寓试作，果如所言”

来新夏：《烟雨平生·师恩难忘》，《80后》，第43页。。

第三位也是对来新夏影响最大的名师是陈垣先生。他对来新夏的本科毕业论文给予了直接且具体的指导，“在临毕业那年，我把读高中时在陈师《史讳举例》一书启示下仿作的《汉唐改元释例》一文的文稿，恭恭敬敬地用墨笔小楷誊清，诚惶诚恐地送请陈师审正，他……同意我把它作为毕业论文的初稿。我在陈师的亲自指导下，认真修改，终于成为被陈师认可的一篇毕业论文”

来新夏：《烟雨平生·师恩难忘》，《80后》，第50页。。来新夏一直非常珍惜这篇论文，手写两个副本保存，所以虽经“文革”之火，仍然有一份幸存下来。又经过四十多年，在1990年陈垣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会上，来新夏原样不动地将耗费过陈垣先生心血的习作奉献出来，留下了师生情谊的可贵记录。

南开大学教授徐建华，在总结其老师来新夏的学术思想时，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陈垣对来新夏的影响：第一是陈垣先生的学术风骨，使来新夏在1949年后历次运动中遭受不公正待遇时，仍能治学不辍;第二是陈垣先生作为学者肯于为人作嫁，编制工具书的思想与做法，为来新夏一生提倡并身体力行;第三是陈垣先生将做人与治学结合起来，注重仪容，书写端正，来新夏也是如此，从来不以不修边幅自喜，面对学生时更是一丝不苟。

徐建华：《我的老师来新夏》，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编：《邃谷主人速写》，《天津记忆》总第54期，2010年8月27日。

关于陈垣先生为人作嫁，来新夏有过专门忆述：“大学者往往喜欢作‘为己之学，把毕生精力专注于他所钟情的题目和领域内，不屑做为他人服务的学问，包括像编工具书这样的重要工作，甚至有些号称‘学者的人也以编工具书为小道，不仅不屑为，还歧视甘为人梯的学者。陈师则不然，他把‘工具提到与‘材料、‘方法共为治学三大要件的高度，不为俗见所扰，深刻地指出‘兹事甚细，智者不为，不为终不能得其用的道理，足以振聋发聩。以他这样一位智者甘愿去为‘智者不为之事，实在难得。他更身体力行地亲手编制过《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等等嘉惠几代学者的大型工具书。这种精神也影响了他的学生，就以我为例，我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学识，视陈师的学术造诣诚若小溪之望大海，惟独于工具书一道，我一直奉行师教。我曾历时二十余年，中经艰难的年代，重写被毁手稿达数十万字，终于撰成《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呈献于学术界，虽不能达到陈师水平的高度，但自以为惟此一点，尚可称无负师教。”

来新夏：《烟雨平生·师恩难忘》，《80后》，第47—48页。这部《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在2010年出版了增订本，内容增加整整一倍。

1946年5月，来新夏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学系，获得文学士学位，随即回到天津谋职。赋闲家居期间，集中精力续读二十四史。1948年2月，应聘至天津新学中学任教，成为其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开端。

1946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并获文学士学位

二、奠基期：科学方法的指导（1949—1978）

经过1948年以前的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启蒙，1949年1月天津解放直至1978年，成为来新夏学术的全面奠基期。其间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指导并积极实践，形成了数部早期著作，此后他在种种曲折磨难中仍然读书不辍，虽然失去近二十年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的权利，但其勤学博积，为新时期“三学”的“厚发”打下扎实基础。这个时期又可以大致划分为前后两个小的阶段。

（一）锻炼中成长

第一个阶段为1949年至1959年，是来新夏在“锻炼中成长”，学术研究初露峥嵘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来新夏的思想也逐渐转变，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从事以近代史为主的研究，同时进行了一些基础性资料整理工作，大大扩张了学术视野，丰富了文献基础。当然，这个阶段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影响，如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痕迹明显，使得相关的研究和结论在今天看来既有方法论上的优势，同时也带有一定的偏颇。

天津解放后，来新夏的命运随之发生重大转折。他热切地投身于新的革命工作。1949年3月，被天津民青组织保送到华北大学，接受南下工作的政治培训;9月份结业时，因其有历史专业的经历，被留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师从范文澜教授从事研究，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生。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给来新夏以深刻且深远的影响。范时任华北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研究室（1950年改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是中国近代史所前身）主任，他对弟子的文章格外“挑剔”，使得大家都心存敬畏。他根据每个人不同情况分配任务，要求来新夏从原来攻读的汉唐史转向中国近代史。

来新夏说：“解放后，我又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师从范文澜教授，做中国近代史方向的研究生，学习新的理论和方法。我和几位同被分配到研究室的同志初次晋见范老时，范老就语重心长地为我们讲述了坐冷板凳和吃冷猪肉的‘二冷精神，勉励我们勤奋求成，范老晚年把这种‘二冷精神又化作一副名联：‘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不仅使我们终生受益，在学林中也传诵颇为久远。”

来新夏：《烟雨平生·师恩难忘》，《80后》，第52页。在范文澜、荣孟源二位先生的直接指导下，1950年2月，来新夏完成《太平天国底商业政策》，为其试用新立场、新观点、新方法所写的第一篇论文，也是他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的第一篇论文（后收入三联书店《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论文集》）。范文澜先生等谨严缜密、求实务真的学风，成为来新夏一生努力和坚持的方向。

师从范文澜先生期间，来新夏还参与了整理北京所藏北洋军阀档案的全过程，使他成为新中国最早的档案工作者之一，同时还被引入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来新夏说：“当时历史研究室的主要研究工作就是从整理北洋军阀档案入手。这批档案是入城后从一些北洋军阀人物家中和某些单位移送过来的藏档，没有做过任何清理和分类。这批档案有百余麻袋，杂乱无章，几乎无从下手。每次从库房运来几袋就往地下一倒，尘土飞扬，呛人几近窒息。当时条件很差，每人只发一身旧紫花布制服，戴着口罩，蹲在地上，按档案形式如私人信札、公文批件、电报电稿、密报、图片和杂类等分别打捆检放到书架上。”“大约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清理麻袋中档案的工作告一段落，为了进入正规的整理工作，研究室集中十来天，让我们读一些有关北洋军阀的著作。我虽是历史专业出身，但在大学时除了读过一本丁文江的《民国军事近纪》外，所知甚少，就乘此阅读了一部分有关著述。下一阶段的整理工作主要是将初步整理成捆的档案，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大类分开。每个人把一捆捆档案放在面前，认真阅读后，在特制卡片上写上文件名、成件时间、编号及内容摘要，最末签上整理者的名字，然后分类归架。因为看得仔细，常常会发现一些珍贵或有趣的材料，我便随手札录下来。”正是这个“随手札录”的习惯，使得来新夏既增长有关学识，也引起追索兴趣，“有时便在第二天去追踪原档，了解具体内容。前后历经半年多的整档工作，虽然比较艰苦，但却不知不觉地把我带进了一个从未完全涉足过的学科领域，它成为我一生在历史学领域中的中心研究课题”。

来新夏：《烟雨平生·笔耕舌耘》，《80后》，第54—55页。

1951年春，应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吴廷璆之请，范文澜先生同意来新夏到南开大学任教。进入南开大学前后，来新夏的学术活动也逐渐活跃起来，他撰写、编纂、翻译的一系列著述陆续出版，留下“锻炼中成长”印记的同时，也为其学术领域的拓展和深化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1950年12月，来新夏有感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撰成《美帝侵略台湾简纪》一稿，经范文澜先生审阅后，1951年8月由天津历史教学月刊社出版。这部仅有2.5万字的书稿，成为来新夏最早独立完成并出版的著述。1956年1月，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了来新夏编写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957年1月，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史第三教研组油印了来新夏编写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1957年12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来新夏、魏宏运编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论集》。1958年3月，三联书店出版了來新夏等翻译的《美国是武装干涉苏俄的积极组织者与参与者》。1959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他还与张文轩合作完成京剧《火烧望海楼》的创作，1960年2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列入《河北戏曲丛书》中。

在这一阶段，来新夏出版的最重要学术著作是《北洋军阀史略》。1952年，来新夏在南开大学的讲稿《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天津《历史教学》杂志上连载，引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后来他又不断补充完善，撰写出《北洋军阀史略》，1957年5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部系统论述北洋军阀历史的学术专著，提纲挈领，论而有据，对北洋军阀集团的形成、发展、更迭、派系混战及覆灭作了简明勾画，为此后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该书同时也奠定了来新夏在北洋军阀研究领域的领军地位，此后他的相关研究不断拓宽深化，至今仍难以超越。日本明治大学教授岩崎富久男，曾将此书译为日文，并增加了随文插图，易名为《中国的军阀》，1969年由日本桃源社出版，1989年又由光风社再版，成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军阀的重要参考书。

（二）曲折中砥砺

第二个阶段从1960年至1978年，随着历次政治运动的起伏，来新夏失去了研究和教学的权利。1960年9月，因1946年在《文艺与生活》杂志短暂任助理编辑的所谓历史问题，来新夏在审干中受到严格审查并“内控”，教学和研究的权利被剥夺，同时也不能参与社会活动，不能写署名文章。从此他被“挂起来”长达十八年，直到1978年问题才得到落实解决。尤其是1970年至1974年，来新夏被下放到天津市南郊区太平村镇翟庄子村（时称翟庄子大队，今属滨海新区太平镇）落户当农民，其间居农舍、吃粗粝、赶驴车、耪大地，可谓苦不堪言。在坦然接受生活磨难的同时，来新夏以其豁达的胸襟，为自己赢得了专心读书的时间。在人生的逆境中，他没有在悲观和嗟叹中虚度，而是以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坚持读书写作，即使在无法正常读书写作的岁月里，也尽最大的可能读些书刊，写点札记，或整理劫余残稿。农村四年中，他每晚“在15瓦的灯光下，盘腿坐在土炕上，凭着一张小炕桌，摊开旧稿、残稿和资料，笔耕不辍”

来新夏：《烟雨平生·乡居四年》，《80后》，第78页。。

在将近二十年的坎坷中，来新夏以惊人的毅力营造着心灵的世外桃源。虽然不能出版著作和发表文章，但他完成了很多基础性工作。20世纪80年代，来新夏连续出版多部有着广泛影响的学术著作，大都是在这段时间里成稿和恢复成稿的。我们不妨根据《弢庵自订学术年谱》

来新夏：《旅津八十年记事》，《旅津八十年》，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39—398页。的叙述，看看他在将近二十年时间里所做的学术努力：

1958年6月，中华书局为出版《林则徐集》，将书稿送交来新夏审读。他在这些资料基础上，着手编纂《林则徐年谱》。1959年5月至10月完成草稿。1960年10月被“挂起来”后，来新夏开始修订草稿，1961年12月完成初稿。1962年1月再次修改、检校、订正，1963年2月完成第二稿（定稿）。

1958年开始编纂《林则徐年谱》

1956年6月，为丰富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来新夏检读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清人年谱，随读随写提要。1962年8月，经过五年多的不断工作，在阅读大量清人年谱的同时，写了870余篇书录近50万字，定名《清人年谱知见录》。1964年9月，经两年修订后手写为定稿10册，因清初有些人入清而不顺清，不得以清人名之，乃易名《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

1963年3月，检读校图书馆所藏清人文集与笔记，每读一种均撰写提要。二年余积稿盈尺，其文集提要名曰《结网录》，笔记提要名曰《清人笔记随录》。

1966年8月，大量藏书及《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林则徐年谱》之定稿和《结网录》《清人笔记随录》初稿被付丙丁。年谱部分草稿和知见录初稿因置乱书堆中幸免于难。

1970年7月，到南郊区太平村镇翟庄子大队插队落户，整理《林则徐年谱》草稿和《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初稿，历时三年完成两书第三稿。

1973年2月，就有关古典目录学之卡片与笔记，开始撰写《古典目录学浅说》，次年3月完成初稿。

1974年9月，举家奉召迁回天津。1975年1月，因参考资料较以前方便，对《林则徐年谱》三稿再加参校订正，计检校图籍168种，成文34万余言，是为第四稿（最后定稿）。

迁回天津后，来新夏还进行了两项与学术有关的工作。一是1974年10月，奉派参加法家著作《曹操诸葛亮选集》校注;二是1977年，奉命参加《中国古代史》新教材编写。因当时尚未落实政策，这些工作都不得署名。在将近二十年时间里，来新夏惟一正式出版的著作，是日本明治大学教授岩崎富久男翻译的《中国的军阀》（即《北洋军阀史略》，1968年由日本桃源社出版）。该书在日本学术界很受重视，而来新夏当时的处境，则是岩崎教授所无法了解和理解的。

三、鼎盛期：纵横三学誉学林（1979—1996）

1978年3月，来新夏开始恢复工作，为南开大学历史系开设“古典目录学”课程。10月，南开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为来新夏等十七位同志公开平反。在将近花甲之年，他开始迎来学术和事业的第一个春天。1979年和1983年，来新夏分别在南开大学分校和总校创办了图书馆学专业和图书馆学系，为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培育了大批合格人才。20世纪80年代中期，除各种学术兼职外，他同时担任南开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以及校务委员会委员等。他在历史系和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同时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并坚持给本科生上课。来新夏精力过人，所有职务均干得卓有成效。繁忙的社会工作和行政事务并没有影响他的学术追求，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来新夏出版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著作，主要包括《林则徐年谱》（1981年）、《古典目录学浅说》（1981年）、《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1983年）、《方志学概论》（1983年）、《北洋军阀史稿》（1983年，在《北洋军阀史略》基础上增订）、《天津近代史》（1987年）、《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1990年）、《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1996年）等。来新夏的这些著作，大多为学术领域开拓或学科建设发展起到了奠

1986年在南开大学图书馆辅导图书馆学系第一届本科生、藏族学生卓玛检索资料

基作用。

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南开史学家论丛》中，收有来新夏的《三学集》，内容涵盖代表先生治学成就的历史学、方志学和文献学三个领域，虽然篇幅非巨，但却是对先生学术精华的准确总结。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简略叙述来新夏学术盛期的成果（因为这方面的评论较多，仅点到为止不再展开）。

（一）历史学

来新夏在历史学领域的耕耘，主要取得了三方面的成就，这就是北洋军阀史、年谱学和天津史。

1.北洋军阀史。

1949年10月，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即后来的近代史所）当研究实习员时，来新夏开始接触整理北洋军阀档案，并积存起二百余篇札记和数百张卡片。其后他在南开大学讲课记录基础上完成《北洋军阀史略》约11万字，1957年5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11月，在《史略》基础上增补修订的《北洋军阀史稿》再次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36万余字，新增部分超出原书的两倍多。《北洋军阀史稿》集中反映1912年至1928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历史，內容包括北洋军阀建军、袁世凯的统治与洪宪帝制、皖系军阀与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与直奉军阀，并设有军阀人物志、大事记、论文索引等。所选录的范围，涉及档案、传记、专集、杂著、报刊等，并尽可能选录一部分具有史料价值的原始资料和流传较稀的成书，如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选录的第一次直奉战争资料，比较完备地反映了战前的舆论准备、战争中直系的财政支出状况等。与《史略》相比，《史稿》大量补充和运用了当时所见已刊和未刊的图书、档案、译稿及报刊等新资料，代表了当时北洋军阀史研究的水平。民国史专家孙思白先生认为，该书是民国史研究领域一个良好开端，为后来的研究者起着提携与带头的作用。

与《北洋军阀史稿》相配套，来新夏还主编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的《北洋军阀》。新中国成立后，在范文澜、翦伯赞等著名史学家倡导主持下，中国史学会主编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大型史料集，包括从鸦片战争到北洋军阀的十一个专题。《北洋军阀》是这套丛刊中的最后一种。1985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派专人来津，与来新夏面商该书的编辑出版事宜。相关编辑工作随即启动，陆续编辑陆续出版，自1988年8月起至1993年4月，全套资料五册出齐，总计330余万字。

《北洋军阀史稿》出版后，来新夏仍不断积累资料完善内容，完成了更加厚重的通史性著作《北洋军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在评介《北洋军阀史》时，顺便梳理了来新夏的有关研究，对《北洋军阀史稿》和《北洋军阀》史料集作了高度评价。他说：“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得到迅速发展，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提上了日程，获得长足的进步。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成果日益丰富，论文、著作、资料汇编大量问世。来新夏先生亦重理旧业，将《史略》一书，增补修订，完成了36万字的《北洋军阀史稿》，于1983年出版。篇幅较前增加，条理更加清晰，论证更加精密。1985年来新夏先生又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编纂《北洋军阀》资料一书，收集档案传记、专集、专著、报刊等达300万字之多。此两项成果使北洋军阀史研究领域的面貌焕然一新。”

戴逸：《功力深厚的佳作——读来新夏先生〈北洋军阀史〉》，《光明日报》2001年5月23日。

2.年谱学。

来新夏的年谱学研究，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早在1979年，他就发表了《清人年譜的初步研究》

来新夏：《清人年谱的初步研究》，《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这是来新夏落实政策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曾以此文参加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太原），后来用作《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的代序。1991年，来新夏、徐建华师生又合作出版《中国的年谱与家谱》，为任继愈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之一。来新夏撰写其中的年谱部分约5万字，分为年谱的缘起与发展、谱主、编者、体裁、刊行与流传、史料价值、编纂工作、工具书等八个部分，对有关年谱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作了通俗易懂的阐述。

《林则徐年谱》（1981年、1985年）和《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1983年），则是来新夏在年谱学领域的两大成功实践。

20世纪50年代初，来新夏对魏应麒撰《林文忠公年谱》进行过补订。60年代初，他应中华书局赵守俨之邀，审读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林则徐集》书稿，遂在有关资料基础上纂成《林则徐年谱》稿。“文革”初期原稿被毁，至70年代中期重加纂辑，1980年完成定稿，1981年正式出版。1982年冬，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学术讨论会在福州召开，《林则徐年谱》被列入1985年林则徐诞辰二百年纪念学术讨论会出版规划。于是，来新夏又对书稿进行了修正，补充新的资料，扩大征引范围，订正部分失误，又新编大事年表和索引。增订本《林则徐年谱》1985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来新夏又两次对该书进行增订，出版《林则徐年谱新编》和《林则徐年谱长编》（详见后述）。

《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既是年谱学著作，同时也是目录学著作。该书收录自明清易代之际开始，直至生于清而卒于辛亥革命之后的人物年谱800余种，包括自谱、子孙友生编谱、后人著谱，以及校书谱、诗谱、图谱、纪年诗、年表、合谱、专谱等。每部年谱均著录谱名、撰者、刊本，并注明各谱在专目中的著录情况，记载谱主事略（包括姓名、字号、籍贯、生卒年、科分、仕历、荣哀及主要事迹与特长等），还增录相关史料，简述年谱编著原由、材料根据及编者与谱主关系诸项内容。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认为：“《知见录》是一部研究性的著作，全面分析了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的总体特色和每一部年谱的具体要点，又是一部信息量很大的工具书，要了解清人年谱必须很好地利用这部书。”

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

《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的写作缘起，是作者基于个人教学研究的需要，本属“为己”之学。作者在后记中简单交代说：“在《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即将问世的时候，我怀着诚挚的敬意，忆念这部书的创议者，我的学术前辈——南开大学图书馆故馆长冯文潜（柳漪）教授。早在二十五年前，我正担负着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工作，不时到校图书馆去翻读一些清人年谱。当时，冯老建议我，这类书看的人不多，也无需人人都去看，你既然在看，何不把清人年谱清个底数，顺手写点提要，积少成多，将来也能为人节省翻检之劳（大意）。冯老还表示可为搜求与转借图书提供方便。我原有这方面的朦胧想法，便接受了这一建议。”

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7页。

这部书稿的写作成书，可谓是历尽坎坷。作者接受冯文潜教授的建议后，经过了五六个寒暑，写了八百多篇书录，近五十万字。可书稿增订完成后，很快就遭到散失的厄运。十多本手稿仅剩两册，另外还有些杂乱的卡片和原始记录，已经不易复原而不得不弃置一旁。对此来新夏在后记中又进一步说明：“一九七○年，我到津郊学农。临行，亡友巩绍英同志义重情长地来送行，并谆嘱重新编纂《知见录》。几年的耕读生活和回校后等候具体工作的时间为我整理残篇断简、重新查书提供了方便。一九七五年，我终于又一次完成了定稿。”

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第347页。在后来创作的学术随笔中，作者也多次回忆到这段经历，并谈到巩绍英谆嘱他鼓起勇气，学习谈迁，重新撰写。于是作者携残稿与零散卡片下乡，在耕读生活和回城候差的几年里以此排遣抑愤，忘却纷扰，终于在1975年秋完成《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定稿。

在后记的最末，来新夏又说，该书“虽已著录八百余种，但还很不完备，不仅有知而未见者，尚有未知者。一些稿本、抄本和或附于集首卷尾、或刊于报章杂志者，则搜求不易而缺漏尤多。但为了能为他人稍节翻检之劳，先将已有部分汇为初编;俟续有所得，再成续编。我殷切期望初编问世后，能有更多同志补正，惠告线索，俾获增补完善”

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第347页。。这里面虽然含有学者的谦虚，但也是事实，以个人之力，确实很难穷尽各类年谱著作，这也成了作者继续在该领域探索的动力。其后，来新夏又以八旬高龄对《知见录》进行了增补修订（详见后述）。

3.天津史。

来新夏的天津史研究，实际上是其历史学和方志学研究在天津的实践与延伸。2012年来新夏迎来九十诞辰纪念，天津官方和民间分别举行了系列庆祝活动，这对一个有着七十多年治学经历和六十余年从教生涯的著名学者来说，无疑是最好的褒扬和礼遇。而来新夏关于天津的诸多史学成果，可以看作是他对天津这个第二故乡的最好回报。

来新夏籍隶萧山，生于杭州，但与其关系最密切的，仍莫过于天津。他接受正规学校教育、从事教书育人事业、最早涉足学术研究等，都是在天津这座城市起步的。他早年在扶轮小学、究真中学附小、究真中学、旅津广东中学就读，参加工作后又在新学书院、南开大学教书，先后居津垂八十年，对天津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六十多年时间里，来新夏为天津历史文化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主编的《天津近代史》，已经成为新时期天津近代历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他主持的《天津风土丛书》和《天津建卫六百周年丛书》，是研究天津历史必不可少的资料和参考;作为方志学权威，他参加过数十部天津新编志书的审订，并写了大量序言和评论等，贡献了诸多指导性意见;此外，他还撰有上百篇关于天津历史文化的学术随笔和回忆天津师友的散文，为天津地方文化建设身体力行和鼓吹呼吁，如他以《天津邮政博物馆刍议》文章首倡报端，推动了这一文化工程的启动和实现。

来新夏对于天津史研究的贡献，撮其大端主要有三：

第一是1987年《天津近代史》的出版，这是来新夏天津史研究的扛鼎式成果，也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天津地方史著作。1985年冬，万里同志视察天津时向李瑞环市长建议说：天津近代史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可组织人员编写一部《天津近代史》。其后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选定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和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来新夏担任《天津近代史》主编。该书参考了近二百种文献资料，对自1840年至1919年间天津近代历史中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和系统阐述，并对若干重要史事和历史人物作出了较为恰当的评论。

第二是主编《天津风土丛书》（1986年）和《天津建卫六百周年丛书》（2004年），其中前者侧重文献整理，后者侧重基础研究。《天津风土丛书》收有《津门杂记》《天津事迹纪实闻见录》《敬乡笔述》《梓里联珠集》《天津皇会考》《天津皇会考纪》《津门纪略》《沽水旧闻》《津门诗抄》以及《老天津的年节风俗》等。明清以来的天津地方文献，此前少有深入研究和系统整理，尤其是缺乏大型地方文献丛书。《天津风土丛书》虽然规模有限，但作为最早的天津地方文献整理丛书，其开创性和先导性不容忽视。《天津建卫六百周年丛书》包括《天津的城市发展》《天津的人口变迁》《天津的方言俚语》《天津的邮驿与邮政》《天津的名门世家》《天津的园林古迹》《天津早年的衣食住行》和《天津的九国租界》共八种。在2004年天津迎接设卫筑城600周年时，出版物虽然颇有一些，但《天津建卫六百周年丛书》是其中最具规模的成果，而且其专业性和学术性也是最强的，虽然该书的初衷仍是通俗和普及。

1994年春在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查阅古籍资料

第三是促进天津新志的编纂和旧志的整理。来新夏长期担任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顾问，他不但亲自培训修志人员，而且先后参与过数十部各级天津志书编纂的指导、论证、修订和评审，并为多部志书撰写序言或者评论。天津修志工作很长时间都走在全国前列，这里面应该说有着来新夏的很大一份心血。整理点校天津城区的旧志，是来新夏和天津史志同仁的一大愿望。经过多年的努力，最终由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与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共同组织实施。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郭凤岐回忆说：“来先生担纲审定，并亲自点校了《志余随笔》。先生博学多识，一字一事地审改，付出了大量心血。我有幸一起作为审定者之一，从中感受了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经过三四个春秋的努力，《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上、中、下）终于完成出版。全书收录天津旧志9种，500多万字，包含300年间的天津史料，是当时天津规模最大的志书著述。”

郭凤岐：《言传身教为师表——记来新夏先生几件事》，天津记忆志愿者团队等编：《九秩弢庵——来新夏先生九十诞辰纪念集》，《天津记忆》总第112期，2012年6月9日。1997年之后，来新夏还主持编纂了《天津大辞典》（2001年）、《天津历史与文化》（2008年）等工具书和教科书，继续为天津历史文化研究奉献余热。2014年1月（去世之前两个月），来新夏在其曾任职多年的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生前最后一部著述《旅津八十年》。全书共分为天津史事、天津回忆、天津碑刻、天津的人、天津的事五部分，并附录了“旅津八十年记事”，为先生与天津的不解情缘画上了圆满句号。

（二）方志学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中国迎来一个编纂地方志的高潮。来新夏是新修方志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除了参与天津市的修志之外，对全国很多地区的修志也都有介入，或顾问指导，或评审志稿，或撰写志评，或为志作序。

关于在方志学领域的工作缘起，来新夏2003年接受南开大学夏柯、刁培俊两位博士访谈时，作过比较平实的叙述：“在这方面，我的起步较早，因为我的祖父是民国《萧山县志》的独立纂修者，所以，我有一定家学渊源，也很想继承祖父研究地方文献的传统。四五十年代之交时，我阅读了大量旧志。我国的方志有2000余年的历史，但志书的分布却不均衡，有的地方修得多，有的地方少，有的甚至没有，所以，解放初期，中央很重视纂修地方新志的工作，号召各地编修自己的‘地情书。由于政治运动不断的原因，新方志的修撰工作屡兴屡废，直到八十年代初，才掀起全国性的修志高潮。当时由梁寒冰先生负责主持全国的修志工作，我担任第一助手，由此进入到地方志研究领域。”在这次修志潮流中，来新夏将自己的贡献总结为四个方面：“我在这个领域除写了《方志学概论》、《中国地方志》、《中国地方志通览》、《志域探步》、《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等书外，还做了四点工作。首先，是做了新志编修的启动工作，负责起草了全国新志编修规划和第一次启动报告。第二，是参与了若干新志的评审工作，给几百个县市区的地方志写序，做了一些评论和纠谬的工作。第三，是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新志纂修人才。1982年时，我担任了华中、华北、中南、西北四个地区新志编修人员的培训工作。现在我的学生和私淑弟子遍布全国各地。第四，是倡导和参与了旧志的整理研究工作。我国是个志书大国，解放前编修的旧志就将近万种，不但存量大，而且种类繁多，包括各级行政区划志、江河山川志、行业志种种。这些志书包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地方情况，是一个蕴藏量和信息量极为丰富的资料库，所以有必要进行相关的整理研究工作，以为现在社会所用。当时，我参与了旧志的目录编修、资料分类、内容研究和整体评价工作。”

夏柯、刁培俊：《纵横“三学”求真知——访来新夏教授》，《书前书后——来新夏书话续编》，太原：三晋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来新夏的个人总结十分宏观，其实他還具体做了大量微观工作。为了推动修志基础工作的开展，来新夏策划编写了《河北省地方志提要（附天津市地方志提要）》计划，作为“中国地方志整理出版规划座谈会”参考资料。他还为此亲撰《河北地方志提要示例六则》（1982）和《河北省地方志提要示例》（1985），供编写提要者参考。郭凤岐就特别指出过，来新夏的新修方志观念，在理论上一直处于全国前沿。天津新志在人物篇增加有“生人简介”，这在旧志中是没有的。起初先生尚存异议，不久便感到这一做法的好处，并对此给予大力支持，认为这是新志的创新。1997年底，中国（海峡两岸）地方史志比较研究讨论会上，来新夏发表了论文《关于比较方志学建设的思考》，率先提出两个层面的创新理论：一是史志的比较研究，二是新方志学科建设，得到方志界的高度认同。

郭凤岐：《言传身教为师表——记来新夏先生几件事》，天津记忆志愿者团队等编：《九秩弢庵——来新夏先生九十诞辰纪念集》，《天津记忆》总第112期，2012年6月9日。

来新夏的方志学著述主要有《方志学概论》（1983年）、《志域探步》（1993年）、《中国地方志》（1995年），与其主编的《中国地方志综览》（1988年）、《河北地方志提要》（1992年）、《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1996年）等，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系列。

《方志学概论》是普通高等院校教学用书，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通论性的方志学著述，主要供给高校历史系开设方志学课程和培训全国各地史志编写人员，对新修地方志研究和编纂的推动非常之大。《中国地方志》实际是《方志学概论》的增订本，对方志与方志学的源流、类别特征以及历代方志的编纂、方志学的发展与现状、地方志之整理与利用、新方志的编纂等都进行了专题论述，并展望了今后地方志的发展趋势。《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中外学者比较研究地方史志论著，为该领域的发轫之作。

（三）文献学

来新夏著作等身，已卓然跻身于当代学术大家之列。其众多的高水平成果，应该根源于其“三史合一”的大文献学思想。综观来新夏之学术，根基并得益于其图书文献学基础和理论，其全部学术可以说都是围绕着这一思想展开的。而这一思想的产生，可以追溯至早年祖父的启蒙和辅仁的训练，而后在其教学实践中逐渐成熟。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因教学授业的需要，来新夏的治学领域开始由古典目录学向图书馆学等领域延伸。1979年，他在南开大学分校创办图书馆学专业，当时提出的办学方针是，不仅要学习图书馆管理方面的有关技能性操作课程，还要求学生能植根于“博”。于是，广泛开设各种人文和自然学科方面的课程，培养了一批有学术根基和掌握管理技能的人才。1983年秋，先生又受命筹建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1984年1月，经教育部正式批准，于秋季公开招生。图书馆学系建立后，先生承担诸多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对相关学科的探讨剖析日益增多。先生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叙言》中说，他当时已“朦胧地感到在图书馆学的教学领域中某些课程有重见叠出的弊病，如中国书史、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图书馆史的分设就出现无可避免的重复，使人有数见向、歆父子之烦”

来新夏：《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页。。思考之余，他力主将这三史合一，去其重复，构筑了“中国图书事业史”的框架。具体实践上，先生决定先从鸦片战争前的古代部分着手，并在1980年写成《试论〈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的研究对象与划阶段问题》一文，发表在当年《学术月刊》8月号上。此文发表后，得到不少学界同行的支持与鼓励，于是先生系统组织人力，进行《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的撰述。经过三易书稿、四次修订，最后该书199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毫无疑问，以“图书事业”作为专有名词来概括中国书史、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图书馆史，为来新夏所首创。这一创新至少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理论上打破了传统的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与中国书史、图书馆史分立的框架，将其以“图书事业”来综合代替，形成了全新的大图书文献学概念，将与图书有关的各种事业，包括制作、搜求、典藏、分类和再编纂等重新合为一体，修正了“各自为学”的偏颇，使极端细化的学科重新融会贯通;在实践上，避免了图书馆学课程设置中重见叠出的弊病，以图书为中心最大限度地容纳了原来三门课程的内容，而且重新进行了编排和整合，减轻学生負担的同时，也大大节省了师资。基于这两大原因，“三史合一”的课程一付诸实践，立即得到国内诸多同行的首肯，先生主持完成的《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也被推誉为中国学术界“第一部将中国书史、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图书馆史熔为一炉的学术专著”。继《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之后，来新夏又集合老中青三代学者，于2000年完成出版《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一起，构筑了完整的“中国图书事业史”框架体系。2009年，虞信棠、毛志辉二位编辑，又将古代、近代二书缩编为《中国图书事业史》，成为前后贯通的通史性著作，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贯穿来新夏学术人生始终的，还有“辨章学术”的“致用”意识。来新夏图书文献学家的地位，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即已经奠定，其标志就是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古典目录学浅说》和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余庆蓉、王晋卿《中国目录学思想史》一书，介绍“新时期目录学家”时只谈到两个人，一个是乔好勤，另一个即来新夏。该书评价说，在新时期目录学研究恢复起步阶段，来新夏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古典目录学浅说》被誉为“是一部‘综合贯通研究的目录学史著作。虽仍是对史的研究，但该书的撰写体例，一别往古，别具新意”，“给当时目录学界带来了一股学术的春风”。

余庆蓉、王晋卿：《中国目录学思想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75页。这些评价作者确实当之无愧。该书虽然名为“浅说”，篇幅也只有十五六万字，但其成就却是开创性的。全书分为四大部分：目录学概说、古典目录学著作和目录学家、古典目录学的相关学科、古典目录学的研究趋势。全书在论述古代目录学一般问题的同时，提纲挈领地总结了古代目录学著作和目录学家的主要成就，讨论了本来属于目录学而有独立趋向的几个学科分支与目录学的关系。来新夏还提出，研究古典目录学应从整理、研究、撰写和刊印四方面入手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该书本来面对初学，写得简明扼要，但客观上倒因通俗易懂而扩大了社会影响。书中关于基本研究理论方面的探索，对其后来古典目录学研究的深入展开，起到了很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2005年1月8日，来新夏在“缘为书来综合文化社区”网站接受网友访谈，当被问及“最满意的个人著作是哪一部”时，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它给了很多人方便。”

来新夏：《答“缘为书来”网友问》，《邃谷书缘》，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4页。如果《古典目录学浅说》是予人以门径的话，那么《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就是直接予人以工具。从这两部著作中，我们既可以看出先生“致用”的文献意识，也能够看出他“为人”的治学思路。

《古典目录学浅说》1980年由南开大学历史系印行征求意见稿，1981年被中华书局列入《中华史学丛书》之一正式出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今人的目录学专著。此书问世之后即赢来学界一片赞誉。其中以中华书局崔文印先生的《古典目录学津逮》

刊于《读书》1983年第1期。一文，评价最为全面允当。文章开头即对《古典目录学浅说》的学术意义作了定位：“我国古代目录学的成就，除解放前姚名达先生写过一本《中国目录学史》外，解放后还没有人作过系统的介绍。南开大学来新夏先生的新著《古典目录学浅说》的出版，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文章还认为，《古典目录学浅说》本来是指导初学的著作，但却体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力。除深入浅出、便于初学外，该书还具备了如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在介绍目录学发展成就过程中，抓住了每个时期的特点，并不是孤立地、单纯地罗列事实，而是把事实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考察，力图揭示出目录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使读者了解到目录学发展中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广泛的社会因素;第二是持论公允，特别是遇到学术界尚有争议的问题更是如此，如目录学是否能独立为学的问题，学术界相当一部分同志认为只有校雠学而没有目录学，目录学应包括在校雠学之中，来新夏尽管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却能充分地摆出诸家有关重要言论，然后才申以己见，而不强加于人;第三是在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中，作者能够广泛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如关于“旋风装”问题，以前大都采用刘国钧《中国古代书籍史话》的说法，可1981年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李致忠提出了新的观点，来新夏认为后者更科学可靠，在《古典目录学浅说》已发排的情况下，仍坚持改为后者。

崔文总结的《古典目录学浅说》三个特点，充分反映了作者广阔的学者胸襟和对读者的负责态度。此外，这部著作也体现了先生“致用”的图书文献学思想。无论是《古典目录学浅说》还是后来编撰的大批工具书，都是先生这一思想的直接体现：就是作为入门书和工具书，必须对读者有用，要以此为“治学”来服务。到《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清人笔记随录》，作者在提供“工具”的同时，又加入了“辨章学术”的内容，加大学术含量之外，实质上是给读者提供了更大方便。

此后，在图书目录学领域来新夏耕耘不断，相继推出《社会科学文献检索與利用》《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辞典》《清代目录提要》《古典目录学研究》《古籍整理讲义》《书文化的传承》等主编或撰写的著作，大大方便了学人。其中的《古典目录学研究》，基本涵概了以往古典目录学研究的所有领域，学者在综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古典目录学研究情况时认为，该书代表了当时古典目录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四、升华期：古稀变法励后学（1997—2014）

1993年4月，来新夏正式办理离休手续。就在大多数同龄人选择颐养天年的时候，已届七旬的来新夏却迎来学术的第二个春天。在不断出版新著完善旧著的同时，他顺利实现“衰年变法”，开始大量创作学术随笔，并使自己的学术大大地升华。

（一）出版新著完善旧著

离职以后，来新夏余勇可贾，又先后出版多部学术著作，其中最重要者应该是《清人笔记随录》（2005年）、《书目答问汇补》（2011年）。当然，这些新著的酝酿和写作，在数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可谓是千锤百炼，绝非率性逞才之作可比。譬如收入《书目答问汇补》的《人名索引》《书名索引》和《姓名略人物著作索引》，是来新夏1943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在余嘉锡先生指点下利用暑假完成的，至全书最后出版已经将近七十年。来新夏回忆道，余嘉锡指导他做了三项工作：一是讲了三国时董遇“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故事，让他继续读《书目答问补正》，特别注意字里行间;二是再读一些与《书目答问》有关的书;三是利用假期为《书目答问》编三套索引，即人名索引、书名索引和姓名略人物著作索引。

来新夏：《〈书目答问汇补〉叙》，来新夏、韦力、李国庆汇补：《书目答问汇补》，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叙第2页。汇补工作正式开始于1962年，他在所藏《书目答问补正》上过录有关资料，将叶德辉、刘明阳、邵瑞彭、高熙曾诸家的标注誊写于天头地脚之间。真可谓七十年磨一剑，这不但需要生命的足够长度，而且还要佐以超常的毅力。

《清人笔记随录》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之一。清代笔记为研究清史极重要的资料，早在1991年4月，来新夏就公开撰文《清人笔记的史料价值》

刊于《九州学刊》第4卷第1期。，为清代笔记的研究鼓吹。在自序《清人笔记随录》时他谈到，课余浏览清人笔记不辍，“每读一种，辄以小笺考其撰者生平，录其序跋题识，括其要点卓见，论其评说得失，甚者摘其可备论史、谈助之片断”

来新夏：《清人笔记随录》，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页。。该书对每种史料笔记，或考证作者，或追溯源流，或钩稽史料，或核定版本，集史料学与文献学研究为一体，充分体现了清人笔记的历史研究价值。阚红柳曾从清人笔记的特点、清人笔记的史料价值、《随录》的著录原则、注重比较分析与考证等四个方面，详细评析了《清人笔记随录》的价值，并认为“《清人笔记随录》可谓认识、学习和研究清人笔记的窗口，为发掘清史研究的数据宝库——清人笔记提供快捷方式，必能嘉惠后学，推动清人笔记的后续研究，并有益于促动清代史学研究的发展”

阚红柳：《发掘清史研究的资料宝库——〈清人笔记随录〉读后》，《史苑》2005年第6期。。

《书目答问汇补》可看作是《书目答问》研究的总结性成果，其编纂宗旨是：“进一步增订《书目答问》，使之更趋完备，以达传本扬学之目的。遴选传世校本，汇录诸家校语;增补书目，胪列版本，订正讹误，利于学人;弘扬传统文化，促进国学发展。”

来新夏：《书目答问汇补编纂说明》，来新夏、韦力、李国庆汇补：《书目答问汇补》，第1页。孙文泱认为：“《汇补》选择清光绪五年（1879）贵阳王秉恩校、陈文珊刻本为底本;汇集王、江、范、瞿潘、吕等五个版本的长处，使得《汇补》成为史上内容最为丰富、校订最为全面精审的《书目答问》版本。”同时，“《汇补》参考叶德辉、伦明、孙人和、赵祖铭、范希曾、蒙文通、邵瑞彭、刘明阳、高熙曾、张振珮等名家批校本，与李笠、吕思勉二家书目，汇总而成一汇校之本。尤其难得的是，将《答问》诸家校语一一区别，分列于各家名下。总之，《汇补》为一百三十年的《书目答问》流传史做一系统总结，使多种版本与名家批校，均荟萃《汇补》之中，《汇补》遂成为《书目答问》校勘与笺补考订的集大成之作。”

孙文泱：《〈书目答问汇补〉读后》，《书品》2011年第5辑。

整理出版新著，为的是赓续早年未竟的事业。而不断打磨增订旧著，则可以看出来新夏学术上的不断精进。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林则徐年谱》《北洋军阀史》和《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的几次增订上。

2000年9月增订《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

《林则徐年谱》1981年首次出版，1985年《林则徐年谱》增订本出版。其后有关谱主的奏牍、日记、信札、诗文、题字不时被发现，其他诗文集、笔记、方志及民间收藏的有关资料也时有所见，于是来新夏再加增订，1997年甫一离职即出版了《林则徐年谱新编》，以祝贺香港的回归。该书附录中增收了林则徐的逸文、逸事，为林则徐所写的诗文，对林则徐的评论，以及鸦片战争有关文献和林则徐手札史料摘要等。而这还不算完结，2011年，第三次增订的《林则徐年谱长编》，再次补入大量原始资料，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洋军阀史》也是如此，这部书来新夏先后写过三遍。他回忆说：“一九五七年时，湖北人民出版社向我约写北洋史书稿。当时没有人写相关专著，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写成了十二万字的《北洋军阀史略》。没想到，出版后有一定反响，日本还出了两次译本。我当时自认为这是以马列主义观点写就的第一部北洋军阀史。一九五七年以后至七十年代末，因受形势影响，研究处于徘徊阶段，没有什么进展。进入八十年代，湖北人民出版社又向我约稿，希望增补《史略》。一九八三年面世的《北洋军阀史稿》就是在原书基础上重新扩充、修改完成的。《史稿》出版后，我仍觉得当时没有一部完备的北洋军阀通史是一个缺憾，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遂又经过十余年努力，在几位同仁的协助下，写就一百万字的《北洋军阀史》一书。这本书获得了教育部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夏柯、刁培俊：《纵横“三学”求真知——访来新夏教授》，《书前书后——来新夏书话续编》，第3页。

来新夏对旧著的增订，并非简单的量的积累，而常常是质的升华。从《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的增订可见一斑。《知见录》初版于1983年，是先生较早的目录学著作。该书初版本涉及谱主680人，叙录778篇，总56万字;增订本涉及谱主1252人，叙录1581篇，总110余万字。而2010年中华书局之增订本，视初版本内容扩展了整整一倍。不过，《知见录》增订本的学术价值，更突出地表现在质量的“订”上。一是改正初版本之疏失。例如，《（先大父）泗州府君事辑》，谱主应为张佩芳，初版误为张佩芬;《（先）文靖公年谱》，编者应为孙慧惇，初版误为孙慧恺。凡是发现舛讹，先生均一一正谬，绝不饰过。二是考辨各家著录之疏失。例如，《肯庵自叙年谱》条，杨殿珣著。谱主清乾隆八年（1743）生，先生在按语中考订曰：“谱主生于乾隆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应为公元1744年1月14日。”

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15页。又《范西屏施定庵二先生年谱》，谢巍著录编者为浮昙木斋主人，先生在按语中考订曰：“浮昙木斋为‘浮昙末斋之误。”

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第169页。诸如此类，全书随处可见。三是订补原谱之内容。例如，王廷灿编《潜庵先生年谱》，著录谱主汤斌为安徽来安人，未提其先世自来安迁睢州（今河南睢县）事，后人常由兹而生误会。先生略为点破，阅者疑团顿解。此外，还有一种“不订之订”。如某自撰年谱，记谱主任伪职等事，其亲属多次要求“修正”，先生此次增订时，重新详核并增录谱文佐证之，仍以遗老立场定论，体现了史家的实录精神。

出版高水平学术著作的同时，来新夏离休后还完成了多部普及性读物的编写与出版。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书文化的传承》（2006）、《天津历史与文化》（2008）和《来新夏说北洋》（2009）。这些书都具有讲座、教材的性质，通俗易懂，普及性强。它们与来新夏晚年创作的大量学术性随笔一起，成为其延续“为人”之学，以学术反哺社会的一部分。

（二）学术随笔的创作

1997年，来新夏连续出版《冷眼热心》（1997年1月）和《路与书》（1997年7月）两本随笔集，此后他一发而不可收，每年都会有一到两本集子问世。截至去世时已经超过二十部。針对这种情况，有评论者借用书画界成语，称之为“衰年变法”，意指先生晚年治学路子发生改变而更上层楼。

来新夏的“变”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他身跨学术圈子和社会大众两个完全不同的圈层，多年思考的一个结果。这个“变”是主动的，他曾说：“我是到了晚年才突然觉悟了。我原来在学术圈子里头所做的事情，只是给学术圈子里那几百个人看的。因此我要变法，我要把得自大众的一些东西反馈给大众。”

田志凌：《访来新夏先生》，《南方都市报》2006年10月19日。来新夏以其离休后的大量实践，将学术随笔化、散文化和美文化，使学术从象牙之塔走向普罗大众，这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学术本身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

来新夏的随笔创作自20世纪80年代即已开始。在1999年春，他夫子自道说：“八十年代，我以花甲之年进入第二个青春期。看到人们多从心有余悸的状态中逐渐苏醒过来，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经过摸索探求，我找到了随笔这样一种表达形式。于是我开始学写随笔。我要写自己走过的路，读过的书——我读的书不仅是用文字写的书，还读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无字书;我走的路不仅指地理概念的路，也包含拖着沉重脚步、跌跌撞撞走过的人生道路。我将以动乱纷扰后的冷静，写观书、阅世、知人之作。”来新夏：《烟雨平生·衰年变法》，《80后》，第80页。

来新夏之“衰年变法”值得注意之处有两点：一是学术界的“变法”多是年老体衰，精力减退，才有意或无意地专力于学术随笔的创作。而来新夏离休之后，仍继续从事学术活动，如出版《清人笔记随录》，笺补《书目答问》，增订《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以及主编其他各类学术丛书等，完成了相当数量的预定研究课题。第二个值得注意之处就是来新夏晚年的随笔量多质高。量多是因为他身体比较硬朗，质高则得益于学术功底的积累。在“衰年变法”的学者随笔中，量多者固然有，质高者也不鲜见，但能兼有两者的，则是屈指可数。来新夏仅以古稀之年的余力，迈入学术随笔新领域，以其清新流畅的风格、平实老到的文笔、底蕴深厚的学养和对现实与人生的独特感悟而卓然成家。

来新夏已出版的二十多种学术随笔，总量有数百万字。这些文字，既是用历史眼光对现实进行的观察与思考，同时也是用现实眼光对历史进行的回顾与审视，逼真地展示了人生百态与另一方学术天空，文中所描述的人情物事，无不独辟蹊径，体现了当代意识与历史深度的有机融合。

来新夏随笔的“质”，主要体现在其受欢迎的程度上。其随笔集能得到出版社垂青，一本接一本地刊行，这本身就可视作质高的体现。综而言之，其随笔的突出特点有三：一是现实性，常常针对实际问题有感而发，针砭时弊，有的放矢;二是学术性，知识含量丰富，引经据典，要言不繁，观点明确，论述精彩;三是趣味性，即读着不枯燥，看起来轻松愉快，既能获得知识，又有美的享受。这些应该是读者喜欢其随笔的重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笔者更看中的是最后一个特点，即将学问做得有趣味，好看且有用，成为学术的美文。关于这一点，来新夏似从未专门述及，而全部体现在他的学术实践之中。

来新夏随笔的美文特征，在其早年治学中就已有所体现，如《古典目录学浅说》《古籍整理散论》等，虽然都是系统的学术性专著，但都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著名目录学家钱亚新认为，《古典目录学浅说》的特点“在于一个‘浅字，行文不论叙述、议论，都能由浅入深、‘深入浅出”。能把枯燥的学术论著写得“深入浅出”，说起来简单，实际上非学术大家而不能为。因此钱亚新在评价《古典目录学浅说》时，才把眼光盯在了“浅”字上。

1984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结网录》，则已经充分显示了来新夏学术取向的美文化和随笔化特征。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人笔记随录》，则达到了学术与美文结合的巅峰。《清人笔记随录》中的许多篇目，正式出版前就曾在《藏书家》等报刊上以随笔形式发表，受到学人追捧，这也正体现了美文耐读的特性。学术如果做得枯燥，不但自己没有兴趣，更易坏了读者胃口。因此，来新夏一直追求学问有趣味，文字有美感。当然，这些理论上总结比较容易，真正实践起来，绝对离不开渊博的国学素养和深厚的学术功力。

2006年6月，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来新夏的《书文化的传承（插图本）》，该书被《中华读书报》评为“年度图书之100佳”之一，复旦大学陈福康教授在配发的短评中认为：“作者跳出传统目录学、图书馆学的讲课框框，从中华文化承传的角度，对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书文化作了梳理。该书见解精辟，要言不烦，虽是一本小书，却展示了大学问家的功力。”

《中华读书报》2006年12月27日。这也可以算作来新夏学术美文化的一个例证。这部书后来更名为《书文化九讲》，2012年由三晋出版社再版。

徐建华也对来新夏的随笔有着独到体会：“虽少大言，却大义自显;行文平和却耐人寻味。从容，大气的行文风格体现出作者达观向上的人生精要。來新夏先生将自己对传统文化永难割舍的爱恋与执着流于笔端，将自己的经历苦难化作对历史的深刻理解以呈现于世人面前;以淡泊宁静依然故我的纯真境界，抒写对人间风雨沧桑的无怨无悔。”徐建华：《我的老师来新夏》，天津记忆志愿者团队等编：《邃谷主人速写》，《天津记忆》总第54期，2010年8月27日。

宁宗一先生的评价，则更显得具有哲学高度和诗的意境：“来公的随笔最突出的特点正是以当代意识审视历史，又在历史的背景上思考当代，真正做到了当代意识与历史深度的融合。”“如果说来公在几十年治近代史、地方志、目录学和图书事业发展史方面，是在铺陈文化和文化人的命运史，注重的是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文化衍演变革的话，那么与这种‘编年史的纵向宏观的叙述方式不同的是，他近年却在横断面上逼真地展示了人世百态和各有一方天空的学术文化，这既体现了他的学术见地，又说明了他文化焦虑和现实关怀之深。所以与他的‘编年史不同，作为横断面的随笔，其展示方式是描绘人、事、书、物、山川的品格与气韵、性质与形式，从而也就暗示了纵向的历史沉积过程。因此，读来公的大部分随笔，给人的强烈印象好像总是能不断地听到一连串的声音：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文化，这就是活着的历史！于是它证明了一点，历史过程和发展及其诸种生活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心灵，而心理结构正是浓缩了的人类历史文明;于是史与文在来公的随笔中得到了契合。”

宁宗一：《文史之对接与契合——来新夏先生的古稀“变法”》，《南开大学校报》2009年6月12日第1064期。

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皓首学术随笔·来新夏卷》，与季羡林、任继愈等学术大家并立，这也不妨看作是对先生学术美文的一种评价。

除了上千篇的学术随笔，来新夏还在其各种著作上，给师友、弟子等题写了大量的跋文，短者三言两语，长者亦不过百言，因为题赠时心态悠然，往往更见性情。这些如果能够搜集整理成书，或可成为先生散文随笔集的隽品。仅就所知，李国庆、刘运峰、谭宗远、冯传友、孙伟良、王庆安等中青年学人手中，就有不少这类文字。

2007年3月在萧山来新夏方志馆留影

五、来新夏的“杂学”

所谓“杂学”，是来新夏治学和生活的润滑剂，其中虽然不乏轻松愉快，但更寄寓着一位耄耋学者对学术、生活和社会的深切思考。“杂学”其实与来新夏一生致力的“三学”密切相关，或者本身就是“三学”的衍生和拓展。它们或者学术意义重大但未得到应有关注，或者有助于全面理解来新夏之道德文章，或者有裨于学院与民间互动的良性学术环境建立，因此下面分别简述之。

（一）鼓吹照片之学

1996年12月，山东画报出版社推出《老照片》系列书籍，此后“老照片”类书籍很是火了一把。以前读史基本是读文字，顶多再配点插图之类，而“老照片”则让以往熟知的历史，有了更加栩栩如生的影像。张元卿则认为：“‘老照片更大的价值还在另一方面，即许多陌生的照片不仅颠覆了普通读者的历史常识，同时对一些专家用宏大叙事把握历史的治学范式也构成了一种挑战，它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何解释照片背后陌生的历史？照片上的历史细节作为史料如何进入史的构建？然而，这些问题目前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出版家和作者大多还停留在把‘老照片当古董，沉湎于展示古董的阶段。在这种情形下，‘老照片类书籍一度非常泛滥，造成照片解释时有错讹，图文信息不对称，照片版本缺乏考证等多种问题。”

张元卿：《来新夏先生“照片学”思想初探》，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编：《九秩弢庵——来新夏先生九十诞辰纪念集》，《天津记忆》总第112期，2012年6月9日。

来新夏很早就发现了以上这些问题，2003年他撰写的《亟待建立“照片学”》

刊于《北京日报》2003年5月19日。就是针对上述问题而来的：“现在对照片已不是单纯收集就可以了，而是需要进行研究，这座房子是谁的故居？某些人物为什么在这儿照相？人物照上前排的是些什么人？是否都能认得出来，说得清楚？图书馆、博物馆和一些私人收藏的照片是否都有文字说明？如果没有，应如何补救？”来新夏不但指出了“老照片”出版热带来的问题，还提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即建立“照片学”。他的说明既简明又扼要：“照片无疑是一种图形文献，它必将与文字文献、数字文献等成为文史研究工作者研究与编写的重要史源。因此，我们必须抓紧时机，搜集照片，反复辨认，多方研究，编写说明，不仅要多编些图说之类的书，并在进行全方位积累经验的基础上，进而建立‘照片学（或扩称为‘图片文献学）这类专学，以扩大史源，推动文史研究。”

2011年，来新夏又发表了《〈影像辛亥〉：用“照片学”诠释历史》

刊于《北京日报》2011年11月21日。。在这篇文章中，来新夏继续阐述了他对图片文献与文史研究的看法，认为“以照片说史是历史文献的一种拓展”，并对闵杰《影像辛亥》“以图解史”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这不是辛亥革命的老照片集，而是辛亥革命这一历史重大事件的图史。是以老照片作为史料来叙述、分析和论断这段历史的”。

针对来新夏的照片学思想，张元卿进一步指出：“在来先生心中，‘照片学始于编写说明的‘图说，最终是要达到‘以图解史的目的，亦即‘照片学的基础虽然是图片的整理与鉴别，但它不是档案学之分支，而是史学之新军，其宗旨还在于解史，因此在西方史学界‘照片学又被称为图像史学。”

来新夏以其史学家的敏感，提出并不断丰富着“照片学”的概念，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近几年来在年轻的天津文史研究者中，出现了一些实践“照片学”的新型学人，他们专门通过研究老照片来考察城市历史建筑，推导出很多有价值的成果，比如卢鹤绂旧居、袁克文旧居、张爱玲旧居、马占山旧居等一大批重要历史建筑身份的确认等，其中部分建筑因此成功进入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的行列。

关于“照片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许还需要不断地修正、补充和丰富，但来新夏这一思想本身，已经给我们提供无限的研究张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最近几年“影像史学”的勃兴，其实就可以看作是“照片学”向特定学科领域的拓展。

（二）钟情京剧艺术

来新夏热爱天津这座城市，也热爱天津这座城市的人民。他关心天津地方史志编撰和文献资料挖掘的同时，还倾注心血宣传弘扬天津的特色文化。来新夏与京剧的缘分就可充分证明这一点。

来新夏与京剧的结缘，至少在旅津广东中学读初中时就开始了。1937年“七七事变”后，来新夏家从天津北站附近的新大路，搬到法租界绿牌电车道（今滨江道）的益德里，过一个街口即是其就读的旅津广东中学，再过几个街口则是驰名海内的劝业场。劝业场内的天华景戏院，组织了个著名的票房稽古社，少年来新夏经常到那里“蹭戏”。他回忆说：“我很喜欢看稽古社小演员的戏，除了演技纯熟外，还可以看到成人演员身上难以看到的清纯。有好多戏演得很有情趣，如拾玉镯、三岔口、四杰村、夜奔等，看起来很逗乐。尤其是张春华的偷鸡、盗甲、盗银壶等，真是神乎其技，身手不凡，给人以美的最大享受，难怪他日后成长为武丑行中的名家。”“我蹭戏不纯是娱乐消遣。每次听完回家，头等大事就是找出家中已被翻掉书皮的《大戏考》来对照剧情，日积月累，我对京剧剧目所知渐多，剧情也很熟悉。”

来新夏：《蹭戏——劝业场怀旧》，《今晚报》2008年6月10日。另据来新夏与笔者的谈话，他1940年前后读高中时，受劝业场天华景戏院之请，曾经获得免费观剧的机会，并撰写了十余篇剧评，刊于《庸报》副刊（署名“弢庵”）。可惜目前我们还未见到发表这些文章的报纸。

1959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来新夏受有关部门委托，以“天津教案”为题材，与人合作编写了京剧历史剧《火烧望海楼》，热情地讴歌天津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帝爱国精神。该剧在中国大戏院公演多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获文化部调演二等奖。遗憾的是，因为该剧塑造了“清官”形象，后竟遭到无限上纲，给他本已十分坎坷的命运，又增添了一层严霜。

与《火烧望海楼》相表里，20世80年代后期，来新夏又创作了京剧历史剧《血战紫竹林》，剧团内部已“彩排”和“响排”，然而由于时移世变，这部剧本至今未能得到正式演出的机会。不过，来新夏对京剧艺术的钟情，还是催生出了另外一个成果，就是他与友人合作出版的《谈史说戏》（1987年）。

《谈史说戏》是一本通过经典京剧而介绍历史的通俗读物，在介绍剧情和具体内容的同时，运用丰富的历史知识，详细考证了整个剧目的人物、情节和背景知识，在肯定其艺术真实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以戏为实、牵强附会之处。全书57篇文章，来新夏撰写了《文昭关》《赠绨袍》《萧何月下追韩信》《王昭君》《战宛城》《长坂坡》《群英会》《定军山》《刮骨疗毒》《空城计》《汾河湾》《贵妃醉酒》《贺后骂殿》等十三篇。2007年該书增订再版，来新夏所撰又增加了《哭秦廷》《连营寨》两篇。来新夏认为，这些成果的取得仍得益于他早年“蹭戏”：“当我后来主修历史专业以后，常喜欢拿戏中的主要情节和史实对照，分辨几真几假，如有所得，就写成片段小文。多年以后，我和几位同道把这些篇什集成一书，题名为《谈史说戏》，先后由北京出版社和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颇得佳评，这不能不归功于多年前那段蹭戏的经历。”

来新夏：《蹭戏——劝业场怀旧》，《今晚报》2008年6月10日。

（三）推进民间学术

来新夏“衰年变法”，晚年大量创作学术随笔，在学术界发挥影响的同时，更是深深影响了普通知识阶层，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不以学术和智识为生，但却热心文化且痴迷读书的人，他们依托多种多样的平台，办起了形形色色的非正式出版物（来新夏戏谑地称其为“非婚生子”），并在南京《开卷》的引领带动下，逐渐形成了所谓民间读书圈层（也有少数重视民间活力的学院派学者参加）。来新夏晚年就交了一大批这类的“小友”，为他们书写了许许多多序言或者评论。而由这些民间学人组织的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来新夏也多次莅临以示支持。他晚年很少参加正式的学术会议，但这类民间的会议却露面得不算少。这些会议虽然缺乏学术性和规范性，但其学术意义其实十分重大。学术研究固然可以视为精英化的行为，但如果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最终也很难有大的突破。而民间学人的存在，恰恰填补了学院派学者和普通民众之间的空白——他们在向更广大民众普及知识、推动阅读的同时，一部分人还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提升，进入更高的学术层次。由此来看，来新夏晚年放下著名学者的身段，广泛参与民间读书普及活动，在给他带来更高社会声誉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民间学人的层次，而且通过这些民间学人，又提升了更多读书人的層次。这种影响和提升，无论从提高民族素质还是促进社会和谐方面讲，其功德都是难以用数字来量化的。

2012年11月8日题问津书院匾额

来新夏在作文或演讲场合，多次提到读书要“淑世润身”，也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更精练概括。2008年起，笔者先后创办《天津记忆》《问津》等内部交流资料，来新夏不但允任顾问、亲笔题签，而且还经常地撰文支持，他说：“《天津记忆》……始创之际，我曾应振良之请为题刊名，一直使用至今。我也不时为刊物写稿，刊物亦曾为我出过几期有关我的人与文的专册。彼此契合无间，我当算与这份民间刊物有过相伴共舞的岁月。”

来新夏：《〈天津记忆〉百期》，文津社编：《三年间——百期行旅纪念集》，《天津记忆》总第100期，2011年11月5日。在来新夏的关怀鼓励下，天津民间学人以《天津记忆》为平台，五年来举办约二十次各种规模的学术活动，有的在国内乃至海外都有着广泛影响。2013年6月天津问津书院揭牌后，来新夏还主动走上问津讲坛，于当年9月28日为市民讲述《袁世凯：在津推行北洋新政》，完成了其生命历程中最后一场公开的学术活动。

2013年9月28日在问津书院讲述《袁世凯：在津推行北洋新政》

来新夏十分强调各种民刊（内部资料）的文献性，尤其注重其为民间学者与学院派交流搭建平台，从而推动民间挖掘、整理、保存史料活动的意义。天津，只不过是近水楼台得到其更多指导而形成的一个范例。

六、结语

来新夏说过“勤是治学的不二法门……与勤相连还必须有点坚韧性”之类的话，因为“人生一世， 不可能永远是康衢;挫折、逆境往往会

使人消沉、颓废、懒散、嗟叹。这样，一二十年的岁月会无形中蹉跎、荒废掉。一旦有所需用，只能瞠目以对，追悔莫及”

来新夏：《良师·勤奋·坚韧》，《书林》杂志编辑部编《治学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3—94页。。

来新夏七十多年来治学不辍，著作等身，而且其开拓性和创新性极强，以“博大精深”四字来评价，是绝对当得起的。2010年8月，在天津举行的“来新夏教授米寿庆祝会”上，苏州学者王稼句提出“来学”概念，虽因时间关系没有作更深程度的阐发，但是与会者一致认为，来新夏治学的方法论的意义、学术思想的意义、社会研究的意义，以及其“金针度人”的学问本身，确实都是值得认真总结与弘扬的。2017年10月，各地学者又齐聚杭州市萧山区，举行“传承学术精神，感悟人格魅力——缅怀来新夏先生逝世三周年座谈会”，会上对“来学”概念又有所深化，并提出打造“弢庵”学术品牌的设想，具体包括注册弢庵书院、开办弢庵讲坛、创编《弢庵学刊》、筹设弢庵学术奖励基金、辟建弢庵书室等。所有这些活动，都可以反观出来新夏作为著名学者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

2012年，笔者在组织庆祝来新夏教授九十诞辰系列活动之际，曾与张元卿兄为撰一联，觉得用来概括其学术经历和学术成就还是十分恰切的，谨略事更动恭录在此，以为本文之收束：

匏园破混沌，辅仁窥颖博，南开终展鸿遒，一生挥洒马班重;

志域辟荆蓁，史海起沉沦，歆略更臻新境，三学纵横斗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