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阳 周春英

《考工记》是王安忆继《长恨歌》之后另一部低回慢转的力作。小说中的男主人公陈书玉家业殷实，年少时形骸放浪，“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南下重庆，历经周折回到上海“老宅”，与三位挚友共同勾画未来蓝图。伴随着社会变革和时代变化，最终梦想破灭，各奔东西，四处逃离。渐渐的，陈书玉成为了一个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零余者”。晚年的陈书玉，为修复老宅四处奔波游走，却是徒劳一场，陈书玉一直独身，守着破败的老宅，终至人屋命运一体。

“老宅”见证了城市的历史变迁

不知从何时起，上海已悄然成为繁华、摩登的象征，现代化的大上海成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中心想象，这也是王安忆乃至海派小说吸引我们的地方。但是在《考工记》中，王安忆没有描写这个城市应有的灯红酒绿，也没有触及老上海的风花雪月，而是直接将笔触伸进了这城市的一座“老宅”。

《考工记》中的“老宅”是晚清留下来的祖宅，历经两百多年的沧桑变化，已经变得破败不堪。王安忆把对上海的情感浓缩到了“老宅”意象中，其实是以“老宅”这一特定的意象，来演绎她心目中的上海，“老宅”在王安忆小说中真正的成为了一种上海的象征，上海的精髓不在于那些林立的高楼大厦，而在于这承载着众多精神内涵的“老宅”，“四面起了高楼，这片自建房迟迟没有动迁，形成一个盆地，老宅子则是盆地里的锅底。那堵防火墙歪斜了，随时可倾倒下来，就像一面巨大的白旗”，老上海随着“老宅”的破败而销声匿迹，最终，“老宅”的命运只是成为了现代化新上海的一个“锅底”。

“王安忆眼中的上海，是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上海，它不是海上繁华梦一般的上海，也不是日夜笙歌充满靡靡情调的上海，在它柔软的外衣下，更有着冷硬的骨子和灵魂，这个灵魂只有彻底融入到它的血脉中才能发现。”在我们的印象中，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应该是集速度与激情为一体，车水马龙，拥挤欢乐的人潮，繁华喧闹的街市，但在《考工记》中，一字一句都是那样平缓从容，不急不躁，娓娓道来，其笔下的上海，反而显得寂寞了。小说最后写道，“老宅”一直没有得到修复，然而四周已高楼林立，古老的建筑被钢筋混凝土包围，“老宅”这个承载了许多传统美好记忆的物质载体反而显得格格不入，从而形成一种新旧对立的视觉冲击。但“老宅”就像一双历经沧桑的眼睛，见证了上海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变迁。

城市的变迁不仅改变了城市景象，也导致人际关系疏离。受遗泽荫庇百年的“老宅”养育了好几代人，如今人去楼空，只剩陈书玉一人。年轻一辈因为“养老”问题而互相推诿，饥荒时期，家人自顾温饱，分分合合，矛盾不断。在面对老家迁坟问题时，陈书玉突然认识到“他和父母之间，只剩下赡养的义务了”。“迁坟”在传统的中国本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但在陈书玉的家里，父亲只是冷冰冰地问了下费用问题，就好像这件事与自己无关一样，本是血浓于水的亲人之间也产生隐形的“厚障壁”了，确定“老宅”的产权问题时，多年不联系的两个堂兄弟突然变得热心起来，就连远方姑婆的亲戚也找上门来，希望自己能从“老宅”中“瓜分”一点好处。他不禁发觉“这空宅子里其实住满了人，隐身人，都拿眼睛看着他，他走到哪里，都有眼睛”。社会的进步也驱使着人们追逐个人利益，使得亲人之间的疏离，随着老宅的破败而愈加明显。

在“老宅”之外，曾经的“西厢四小开”也分崩离析。陈书玉从重庆回来后，几个人憧憬着振兴家业的美好生活，年少时，四小开一起骑车游玩，逍遥自在的日子仿佛还在眼前，一转眼，兄弟几人各奔东西，人生路上起起伏伏，便物是人非事事休了。从香港寄来的冉太太的信中，一句“见字如面”就让陈书玉潸然泪下，“他好久好久没流过眼泪了，追溯起来就是那一日送冉太太母子四人上三轮车，自己走在提篮桥的红墙底下，那一流泪，似乎流尽一生的眼泪，想不到，一口枯井，又蓄满了”。王安忆着力打造这样一个疏离于时代浪潮的“孤独者”，文字间不仅有对蹉跎岁月的感叹，同时也饱含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关怀。

“老宅”——为传统文化唱挽歌

王安忆在书写上海的小说中，试图通过探求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演变，剖析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影响，“老宅”这个意象很明显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浓缩，“宅子里的镂空雕饰，看起来纷繁往复，其实主题唯有一题，就是‘八仙”，“仿宫制的歇山顶内面，红绿粉彩图画，就是八仙的戏文”，精致优美的雕刻艺术，让大虞惊叹不已。“人们将八仙运用在建筑物中，比如道观里的桌椅、房梁等雕刻着暗八仙纹，寓意长寿与吉祥的意思”，可是这种美好的传统文化最后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而变得“四壁漏风，顶上的瓦盖碎了无数处，不知向谁申请修葺”，“两翼房屋实已腐朽，脚下咯吱乱响，四壁水迹道道，垂直而下，仿佛水帘洞的化石”，老宅的“八仙”图案蕴含的传统文化内涵，实属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可是如今“老宅”已破败不堪，修复问题无人问津，在这里也传达出了王安忆对于传统文化无人保护、繼承，渐渐走向没落的担忧和哀叹。

传统文化的没落还表现在“传统工艺”的失传。大虞精通明清两代的雕刻技艺，木匠活是城里数一数二的好，“擅通古建筑的工匠日益少去，新式木工都有新式武器，电锯电刨枪钉，离攻木之本越行越远，如要修旧如旧，必大虞一辈人可以胜任”，大虞和陈书玉立约定，如有老宅开工修缮一日，大虞必定出山，可是没过多久，大虞就去世了，没有一点点征兆，大木匠走了，修房的计划落空，“后进的房屋全塌了，木料让人拖走大半”，大虞的去世，也代表着木匠技艺的失传。现代新式机器代替了传统的手工，它的便利性和有效性自然会慢慢淘汰旧式工具，传统技艺渐渐被人遗忘，自然是中国传统文化没落的一个悲剧。

除此之外，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随着上海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传统的生活习惯逐渐被瓦解，几代人延续下来的古朴的生活方式、简单的生活理想以及纯净的文化精神，都受到了来自现代文明的挤压。在这种现实下，“人们一方面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和生活享受，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追求过程中所带来的失落，当享受和失落难以平衡时，精神和道德就被逐渐摧毁了”。当大家都听说“老宅”一带要动迁，私房主都忙着搭建，扩充面积，向开发商争取更大的利益，木材的需求量激增，“有几次，他和邻人各持木板两端，拔河似地拉过来拉过去，对方赔着笑脸，继而晴天转阴霾，恶语骂道：房子坍下来，压死你”，陈书玉面对邻居的恶语相加，“既不回骂，也不放手”，在物质利益的引诱下，一切人情味道都不复存在。

城市的现代化致使人的“庸俗化”，人们奋力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人际交往变得冷漠，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人心却像建造这高楼的钢筋混凝土一样“冷冰冰”，人与人之间相互疏离，甚至相互戒备。中华民族善良、互助的优良美德也随之消散，城市化的弊病可见一斑。

“老宅”隐喻了人物的悲剧性命运

在《考工记》中出现的人物并不多，主要以“西厢四小开”来讲述故事，纵观几个人的人生经历：大虞家境中落，无奈之下移居到偏远乡村；朱朱入狱，出狱之后举家远走香港；奚子参加革命，隐姓埋名，好像只有陈书玉顺风顺水，孑然一身。前三个人物的经历看似曲折，其实王安忆并无着意塑造，甚至留下许多空白：奚子为何爽约重庆一行？朱朱究竟为何入狱？“弟弟”到底是谁？作者都轻描淡写一带而过，皆成未解的谜团，给我们心中留下许多疑惑。其实王安忆是别具匠心，目的就是要把陈书玉安置在对岸，远离时代的喧嚣，独守老宅这座“孤岛”，“人”“屋”互为写照。

陈书玉的一生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成长脉络，年轻时的南下重庆算是唯一一次冒险，在经历了“毒蘑菇汤”事件后，从重庆回到上海，如果说从灰色家庭逃离出来的陈书玉对外面的世界还有一点点期待，那么这次的小龙坎之旅完全打破了陈书玉对新鲜事物的所有幻想，就像蘑菇，色彩越绚烂越危险。“他走一路，掉一路泪。乱世中的人，本应该粗粝和麻木些的，他倒好，反而变得善感，更苦了自己”，陈书玉的心灵由此开始变得脆弱敏感，好似许多事情都不会顺遂心意，他能做的，就是一次次“逃离”。

这种心理充分体现在了“反右派”斗争和“三年饥荒”时期。在“反右派”斗争中，学校里的几个同事乃至副校长都被划为右派，陈书玉怕自己受到连累，行事谨慎，盲目从流，过五关斩六将似地躲过了这场政治斗争。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已经移居香港的冉太太寄来一个包裹，陈书玉考虑到在这特殊时期，接受境外寄来的东西难免会惹人耳目，弄不好还会引火烧身，但另一方面，“饥荒”时期，生命还是最重要的，他犹豫了一小段时间，终于还是鼓起勇气，从邮局大楼办事厅领回了食物，避开老宅里其他人的耳目，小心翼翼，自私自利地慢慢享用这些东西。陈书玉此前的经历让他深有危机意识，在变幻无常的时代浪潮里，他胆小怕事的性格恰好把自己武装起来，也正是这个原因，陈书玉一直独身。王安忆将他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和人性的弱点刻画得纤毫毕现。

实际上，陈书玉的命运和老宅是系于一体的，“老宅”之于陈书玉，既是一种无形的枷锁，又是免他受苦的庇护所。为了尽快摆脱这枷锁，他主動出让老宅建设瓶盖厂，“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群十七八岁的红卫兵来老宅子“抄家”，当线装书和字帖扔出门外，折扇、卷轴纷纷投入火堆中，危难之际，陈书玉却觉得“身心轻快”“心情雀跃”，并及时向学校领导汇报：“昨天我家抄过了！”好像终于挣脱了枷锁，不过，经历了这次风波，他的处境也渐渐明朗起来，老宅又像“护身符”一样保护着他，正如书中所说，“他这一生，总是遇到纯良的人，不让他变坏”。

小说的最后，陈书玉已年老力衰，作者叙述的口吻也变得暮气沉沉，“他问一句：什么时候维修？文物局的人迟疑一时，支吾几声，终没有回答，他便不再问下去”，这个最初让大木匠惊叹不已的精致建筑，如今已成为上海的“锅底”，从精美绝伦到破败不堪，这两百多年里，恰好隐喻了陈书玉孤独的一生。透过陈书玉心理状态的变化，可以看到有一定“宿命论”的色彩。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一切都在变化，“无论是苦是乐，是喜是悲，那种难以抗拒的宿命感是彻底的”。因而，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也成了王安忆在这篇小说想要传达的主题。

王安忆对小说中的“老宅”赋予了太多的精神内涵，它不仅见证了城市的发展变迁，也在为传统文化的没落而低声叹息，更重要的是，在“老宅”的对照下，折射了陈书玉漂泊孤独的一生，在上海这座生活图景丰富的现代化城市，陈书玉注定只能是一个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零余者”，王安忆演绎了一曲悲怆的挽歌，正如“上海的正史，隔着十万八千里，是别人家的事，故事中的人，也浑然不知”。

（作者简介：周春英：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导，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刘阳：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研一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