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宏哲

“在常青藤院校里，编写教科书总是一件有失体面的工作。你理应花时间做‘研究，对学术做出长久贡献。即便是更为年轻、更为贫困的教授，无论他们多么寒碜，也多少感觉到，真正的学者不应该过度关心金钱。然而，教科书又很诱人。你可以用它将知识、写作技巧和耶鲁的名号化为金钱”，文学评论家与大学行政官艾尔文·科尔南（Alvin Kernan）在学术自传中曾这样描述美国大学教授撰写教科书的困境。同样，当埃里克·方纳开始撰写《美国历史：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2017版）的第一版，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历史》（商务印书馆2004版）时，他认为这是一场“赌博”，“因为他当时并不确定这类的史学创新是否会赢得同行和读者的认可，或是否会达到预期的效果”。（王希，《美国历史》“译者序”，第ix页）但方纳赌赢了。这本教科书不仅为方纳带来了不菲的稿费，也给他的学术生涯锦上添花。这部教科书在美国一版再版，迄今已达到第五版。中译本的新版，正是英文版的第四版。

这部教材的成功并非偶然。的确，它是一部社会史，但这远远不够。从19世纪的地方史撰写到20世纪上半叶的进步主义学派，再到20世纪中叶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美国有着悠久的社会史传统。但民权运动颠覆了以白人为中心的社会史书写，不仅牢固树立起了黑人史学的地位，而且挑战了“黑白二元”的美国史范式。一大批非裔美国人、印第安人、亚裔美国人甚至犹太人研究项目、中心与院系雨后春笋般涌现，使秉持“美国例外论”和以文史研究为中心的“旧美国研究”逐渐转变为今天以种族和族裔研究为核心的“新美国研究”，一批研究非裔美国人史、移民史、劳工史和妇女史的学者崭露头角。接续20世纪上半叶激进主义史学传统，他们与学界同仁和社会活动家一道，提出欧洲人对美洲的殖民是“侵略”而非“定居”，奴隶制并非“文明开化的学校”而是残酷的迫害和剥削，奴隶的逃跑、暴动与组建部队为自己赢得了解放，重建是个伟大胜利而非黑人暴政（尽管它又确立起了一种新的奴隶制），黑人的压力而非白人政府的政策确保了《民权法案》的通过，“新政”带有性别歧视的色彩，以及美国政府“制造”了“非法移民”或大规模的少数族裔囚徒。

埃里克·方纳正是他们的领袖，他的这部教科书也体现了这些思想成就。虽然“自由”是该书主线，但方纳不打算为美国自由歌功颂德。相反，方纳试图揭示美国自由的局限和矛盾。随着时间推移，同一个社会群体所享受的自由会有增减。在同一时期，不同社会群体享受的自由会有多寡。从殖民地时代开始，种族在决定谁享有更多自由的问题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J·埃克托尔·圣约翰·克雷维克饱含国际主义热忱地指出，美国人“是一个由英国人、爱尔兰人、法国人、荷兰人、德意志人和瑞典人组成的混合体”，但这句话的暗含之意是非洲人无法成为美国人，亚洲人也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在19世纪和20世纪，非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对自由的争取将成为美国历史的伟大史诗。

但种族并非决定自由程度的唯一标准。在殖民地和早期共和国时期，家庭中的女性居于“保覆制”之中，由父亲或丈夫代为行使权利和自由。在19世纪，工业革命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推入社会，破坏了传统家庭的经济根基。她们对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争取在20世纪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在19世纪，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因其宗教和贫困饱受歧视，在一些地区其地位甚至低于自由黑人，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真正成为文化意义上的“白人”。一个更为显著的例子是摩门教，它既涉及宗教又关乎家庭。尽管该书初版已有涉及摩门教，但新版扩展了相关部分，这一方面是因为摩门教在美国社会与政治中的影响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也出于理查德·布什曼（Richard Bushman）和劳拉·撒切尔·乌尔里奇（Laurel Thatcher Ulrich）等一些信奉摩门教的著名学者在各自学术专长和摩门教研究上的重要影响。

上世纪末以来，全球史潮流深刻改变了对美国历史各个时段和各个门类的研究。如果说20世纪的战争与冲突催生了美国地区研究和大西洋史研究，反恐战争和“亚太再平衡”则解释了“世界中的美国”之研究的出现和壮大。《美国历史：理想与现实》一书在原版已有内容的基础上，系统地加入了相关内容，涉及“《独立宣言》的全球意义”“美国与拉美的独立战争”“内战与世界”“定居者社会与全球范围内的数个西部”“黑人国际主义”“世界眼中的美国”与“全球视野中的1968年”等。

在该书最后，方纳将美国自由的悖论故事延续到了21世纪初，叙述了小布什当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气候变化、卡特琳娜飓风、美墨边境管控以及奥巴马当选与执政等热门话题。從独立战争到内战，从一战到二战，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为保卫美国自由而进行的历次战争都会剥夺一部分人的自由。在反恐战争中，平民——尤其是穆斯林或阿拉伯群体——的通讯受到监视，战俘遭受无人道的虐待。美国人对物质自由的追求造成了气候异常，包括一部分美国人在内的全世界数百万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受到损害。对安全自由的追求强化了边境管控，但这不仅否定了拉美裔民众在自己传统土地上的迁徙自由，而且使无数家庭被迫分离。这一点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并无好转，尽管他的当选在美国种族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美国高校，教科书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尤其是在常青藤院校，教授倾向于为学生选取独特的阅读材料组合，有时也会编写自己的教科书。尽管如此，方纳的《美国历史》仍是美国高校使用频率最高的教科书。从麦克莱南社区学院到德州农工大学，从路易斯-克拉克州立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这部教材都是相关课程的必读书目。史密斯学院教师霍尔格·德贺斯勒（Holger Droessler）曾向笔者表示自己在教学时采用的正是这部教科书，因为它不仅条理清晰，而且各章都有大事记和思考问题，便于教学。

由方纳撰写一部以“自由”为主线的美国历史并不意外。“自由”这一主题不仅纵贯美国历史，也贯穿了方纳的学术生涯。1970年，方纳出版了由其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杜华译，译林出版社即出），以“自由劳动意识形态”解释美国内战的不可避免性。此后，作者又出版了一系列与“自由”相关的作品，包括《唯有自由：黑奴解放及其遗产》《自由的警报：激进重建的黑人领袖》《19世纪美国的奴役与自由》《自由的立法者：重建时期黑人官员名录》《美国自由的故事》。在《给我自由！》于2004年问世后，方纳又出版了《自由之声：文献中的历史》《永世自由：黑奴解放和重建的故事》《烈火中的考验：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和《为自由而战：美国历史的使用和滥用》等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自由之路》（焦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和《烈火中的考验》（于留振译，商务印书馆版）的中译版均于2017年出版。前者讲述了在19世纪上半叶黑奴如何通过自身努力并在废奴主义者的帮助下获得自由。在描述了纽约市的奴隶制与奴隶贸易的历史之后，方纳聚焦于《全国反奴隶制标准报》的主编、一度参与“老中国贸易”的悉尼·霍华德·盖伊。虽然纽约市是奴隶逃往新英格兰和加拿大的重要通道，但因其同南部奴隶主集团的紧密联系，尤其是在1850年《逃奴法案》颁布之后，停留纽约和在纽约帮助逃奴都相当危险。利用意外留存下来的盖伊1855-1856年的《逃奴手记》，方纳分析了200余名逃奴的构成与纽约市地下铁路的运行方式。这本书告诉我们，自由不仅是理念，也是行动。

当方纳所指导的本科生马德林·刘易斯向他推荐《逃奴手记》之时，方纳正在撰写《烈火中的考验》。利用我们可以称之为“新历史主义”的方法，方纳还原了林肯一生与奴隶制已知的和未知但可想见的关联。方纳不认为林肯是个天生的废奴主义者。在青年时代，林肯曾作为律师为试图追回逃奴的奴隶主代理，也曾作为国会议员反对立即解放奴隶。直到《解放黑奴宣言》颁布前不久，林肯还签署合同将一些黑人殖民于加勒比海的一座小岛上。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等废奴主义者改变了他，使他成为了后人眼中的“伟大解放者”。当林肯突然颁布《宣言》之时，就连废奴主义者也感到惊讶。

以内战起源中的“自由劳动意识形态”作为学术开端的方纳，用这样两部以获得自由为主题的著作为他的执教生涯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但方纳关于美国“自由”的创作并没有停止，“美国自由的故事”也将一直继续下去，并得到未来美国史家的书写。由此看来，这部教科书未尝不是对学术的“长久贡献”。

（作者系哈佛大学美国研究项目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