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发端与日本法隆寺金堂的那场大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法隆寺位于日本奈良县生驹郡斑鸠町，相传建于607年，是飞鸟时代典型的木结构寺庙，寺内保存着大量的建筑及文物精品，其中金堂的壁画尤为美轮美奂，是古代日本绘画的杰出代表。金堂的四面墙上绘着四方天界的景象，也就是四方净土的菩萨群像。壁画采用线描与晕染的方法创作，立体感和真实感都很强，可谓旷世奇宝。不幸的是，1949年1月26日拂晓，金堂失火，珍贵的壁画因此严重受损，并震惊全日本。

然而，福祸相依，虽然大火损伤了国宝，但也因此促成了一部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历程中有重要影响的法律文件——《文化财保护法》的出台。其实，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少国家都已经意识到了文化遗产被破坏和流失的情况相当严重。加之战后为了恢复重建，又在原文化遗产富集区域进行大规模的开发，更多文化遗产消失于一夜之间，一些私人收藏的珍品也因为种种原因迅速流失，这些情况促使一些有识之士萌生了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

人类对非遗的认识和保护是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渐进过程，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种非遗产保护意识尚未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重视。比如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指出：“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三类，也就是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此公约明显将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排除在外。当然，各缔约国也在不久之后纷纷发现了此公约的不妥之处，那就是人类文化遗产中那些不能归入文物、建筑群和遗址的非物质形态的部分，其实面临着比物质类文化遗产更严峻的形势，消亡和被破坏的情况更严重。比如古埃及最大的岩窟庙建筑——阿布辛拜勒神庙就因为20世纪60年代修建阿斯旺水坝而被毁坏。该神庙有着3000年的历史，是由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下令在尼罗河岸边几乎垂直的崖石上开凿出来的。阿布辛拜勒神庙的建筑无疑是辉煌的，但更宝贵的则是其建筑技术和各类雕塑等艺术。有学者统计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各国因为旅游和水利工程的兴修而毁掉的文化遗产要大大多于两次世界大战中毁掉的文化遗产。附着在建筑上的、用文字记录下来的非遗的消失我们是可以感觉到的，但那些仅仅流传在口头上的非遗则大多悄无声息地从人类的历史中溜走了。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曾发表演讲称：每两个星期，世界上就会有一种语言消失，与之相关的传统、创造、思想、历史和文化也都不复存在了。

为了弥补1972年公约的遗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在1989年和1997年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与《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宣言》。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非遗保护进程中最重要的国际文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就使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2003年以后，很多国家先后加入了该公约，成为缔约国。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我国加入联合国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国由此成为较早加入该公约的国家之一。

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设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评审工作。2001年、2003年、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公布了三批共90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国的昆曲、古琴、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以及中蒙联合申报的蒙古长调民歌入选。有意思的是：世界非遗保护中逐渐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亚洲热潮。以中、日、韩三国为代表，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把非遗保护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并从资金、实物等方面积极支持国际非遗保护事业。

随着人类对非遗理解的不断深入和实际保护工作的需要，世界非遗名录的呈现方式也发生了变化。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了“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年有1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了此名录，包括中国的羌族农历新年、编梁木拱桥营造技艺、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其设立的目的在于保护那些濒于灭绝的遗产。2009年，公布的还有“最佳实践项目名册”，其评选侧重考量一国非遗保护工作实施的效果，显示了非遗保护的成功经验与案例。上述三种不同的世界名录的设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首先，它为非遗保护的急缓、重轻分出了层次，有利于针对不同类别的项目实施不同的保护措施，从而提高了保护的效率。其次，它为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在操作上设置了特殊的规则，使其与物质类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操作有了明确的区别，并由此强化了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的专门性。至此，无论是从概念，还是保护方式上，人类非遗的保护已经走上了一条独立的道路。

从1950年日本颁布《文化财保护法》算起，世界非遗保护已经走过了近70年的历程，取得了诸多成就。但我们必须看到在人类发展狂飙突进的21世纪，经济向文化渗透导致的文化商品化的倾向，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侵略和影响，城市化对农村和农业文化的破坏，以及文化的标准化对多元文化的破坏等实际上都阻碍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非遗保护过程。而这些问题又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伴生物，很难避免。因此我们判断，未来世界非遗保护仍将遇到许多挑战，发展中国家非遗资源不断消失的现象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存在。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人类对非遗特点与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入，以及各国协同保护方法的深化发展等，世界范围内的非遗保护道路将越走越宽，对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影响也必将越来越深远。

（作者简介：毕旭玲，博士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員，院民俗与非遗中心秘书长，研究生导师。上海民协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专业研究领域为民俗与非遗，曾公派访学日本，先后发表过论文数十篇，出版过专著2部、译著1部，先后主持和参与过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