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蕾

(福建中医药大学 人文与管理学院，福州 350122)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指出，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积极推进中医药海外发展和加强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是促进我国中医药传播与发展的核心内容。作为推动中医药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媒介，中医英译事业近年来获得国家不同层面外推计划和科研项目的大力支持，并取得较为丰硕的科研成果。在此背景下，国内学者先后对中医英译策略进行历时性回顾和总结，就中医英译状况进行计量化分析和概括，亦有针对中医药文化及术语翻译等具体问题进行脉络梳理和评述。本文认为，将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定量研究范式纳入语言研究范畴可更加有效克服传统语言研究的主观性和偶发性缺陷。借助CiteSpace软件的信息可视化分析功能及文献计量分析法(bibliometrics)，研究者可对大量文本进行数据挖掘、信息处理、知识计量和图形绘制，科学且直观地揭示中医英译事业的发展轨迹和特征；同时，基于微观量化数据的描写性分析也可为本学科发展基本态势的宏观把控提供信息参考。

一、数据采集

在1997-2017年时间检索范围内，分别以“中医”+“翻译”及“中医”+“英译”为主题检索词，以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核心期刊及CSSCI期刊为文献检索内容，通过高级检索方式共获取293条检索结果。经二次筛查与校对，人工排除6则出版社消息、2则会议通知、3篇日文及2篇德文翻译论文，最终获取数据采集对象共计280篇，其中CSSCI期刊论文38篇、核心期刊论文242篇。

本研究主要使用美国Drexel大学陈超美教授开发的CiteSpace5.2.R2(2018)版应用软件探测和可视化分析中医英译领域的发展趋势和突变状况[1]。首先，利用CNKI数据库的“导出/参考文献”功能，以Refworks文献类型格式导出280篇论文的题录信息(题目、作者、关键词、摘要、参考文献)并以download_TCM. text为标题另存为纯文本文件格式，然后启动CiteSpace的Import/Export数据转换功能将Text文本转换为所需要的Data格式，最后通过对Time Slice、Term Source、Term Type 和Node Type等参数的设置，完成Data到Project的数据可视化分析任务。

二、数据分析

(一)文献发表趋势分析

文献发表年度和数量二维统计分析曲线图(见图1)显示，1997-2017年国内中医英译论文数量呈现波浪形逐年上升趋势，且出现若干明显扩增节点，并于2017年达到峰值43篇。发文量的持续增长与近年来国家对促进中医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日趋重视程度息息相关。随着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2003)、《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09)、《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2012)、《中医药法(草案)》(2015)、《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2016)、《<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2016)等多项扶持中医药发展的政策及纲领性文件的陆续出台，中医英译研究体系在秉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发展进程中也得到了不断完善和丰富。自200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首次设立翻译类重大项目“中医典籍研究与英译工程”起，以中医翻译为题材的国家级科研课题也得到快速增长，主要立项项目有“中医名词术语英语翻译国际化标准”(2008)“基于语料库的中医典籍英译研究”(2009)“中国传统中医文化海外传播及其影响研究”(2010)“中医英语翻译理论与方法研究”(2012)“中医药文化在英国传播与影响研究”(2013)“《黄帝内经》中英文语料库的创建与应用研究”(2014)“中医典籍翻译中文化输出的理论研究”(2015)“中医经典文献语料库建设及其数据分析方法研究”(2016)“中医药文化在欧美传播的话语体系研究”(2016)“中医隐喻思维及隐喻话语研究”(2017)等。各类科研立项数据的变化可管窥国家对于推动中医英译研究发展的力度及方向，而自2006起以中医名词术语、异化与归化、黄帝内经、文化负载词等为主要突变词(见图3)的科研论文的稳步增长趋势也与之密切相关。

图1 2007-2017年中医英译论文数量年度分布

(二)文献发表载体分析

核心期刊中医英译论文刊载数量统计表显示(见表1)，82%左右的研究文献发表于表格中所列出的10种杂志。其中，《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以84篇发文数高居榜首，占比约30%；《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发文数量为44篇，占比约15.7%，位列第二；《时珍国医国药》和《中华中医药杂志》各以25篇和23篇发文量紧随其后，占比分别约为8.9%和8.2%； 其余三种中医药杂志《上海中医药杂志》、 《医学与哲学》、 《浙江中医杂》刊载数量分别为9篇、 6篇和5篇， 占比依次约为3.2%、2.1%和1.8%。位居前十位的外语类核心期刊共3种，其中《中国科技翻译》以14篇发文数量占比约5%；《中国翻译》共计10篇，占比约3.6%；《上海翻译》刊载7篇，占比约2.5%。根据该表统计数据对比，86%左右的中医英译文献发表于中医药类核心期刊，这与其专业属性与学科需求密切相关，而外语类核心期刊及综合性重点刊物对于此类研究的关注度与认可度有待提高。

表1 发文期刊统计

(三)高影响力作者与机构分析

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作者群体是某一学科领域科研活动的缩影之一，其学术影响力可通过发文量和被引频次来衡量[2]。这两个指标可分别从数量和质量角度反映出本学科领军人物的科研活跃度及学术贡献度，也有利于研究者把握该领域的研究基础与发展态势。根据表2高产作者名单统计，陕西中医药大学李永安以12篇数量遥遥领先，上海中医药大学兰凤利与李照国(2007年调入上海师范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朱剑飞、南京中医药大学张斌与姚欣、广西中医药大学蒋基昌发文量位居前列，其余高产学者依次为浙江中医药大学李虹、南京中医药大学罗海燕以及北京中医药大学沈艺。其中兰凤利、李照国、李永安、张斌、朱剑飞与蒋基昌同时出现在表3高被引作者群体中，这些学者共同构筑了中医英译研究领域的中流砥柱。

从图2的高产发文机构统计数据来看，南京中医药大学以44篇发文量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该院校的科研实力于2010年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这与其近年来先后获得相关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与自然基金项目立项不无关联。紧随其后的是陕西中医药大学(28篇)、河南中医药大学(27篇)、北京中医药大学(14篇)及上海中医药大学(14篇)等多所高校。由此可见，中医英译研究活动主要以中医药院校及相关研究机构为主要阵地，并且已经形成了多个以上述权威学者为核心的科研团队力量。

表2 2007-2017年中医英译论文高产作者名单(第一作者)

表3 2007-2017年中医英译论文高被引作者名单(第一作者)

图2 2007-2017年中医英译论文高产机构名单

(四)新兴研究前沿分析

利用Cite Space的突变检测计算功能可将特定时间段内频次变化率高的词从大量的主题词中探测出来，然后通过绘制突变词(Burst Terms)的骤增程度时间轴，客观且系统反映出该时间节点的新兴研究前沿的变化历程。首先将关键词数量设置为大于等于20，呈现方式设置为按照突发起始时间排序(Sort by the beginning year of burst)，可获得图3检测计算结果，其中，加粗线条表示该突变词在相应的起始和终止时间段内发文量激增。统计发现，1999年至2004年，中医英译研究研究热点以翻译法、中医名词及中医英语等为主；2005至2010年中医英译研究仍旧关注名词术语翻译问题，而对中医英译法的探讨则逐渐集中于归化和异化两个话题；2011年至2015年，中医英译研究与中医学科结合度上升，以《黄帝内经》为主的典籍翻译以及中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开始受到大量学者关注，由于近年来翻译领域呈现跨学科发展态势，此阶段的中医英译研究的重点也逐渐从语言学层面转向文化层面。

图3 2007-2017年中医英译论文突变词时序列表

(五)研究热点分析

CiteSpace可对关键词出现频次与中心度进行数据统计，获取高频关键词和高中心度关键词，并通过绘制高频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和聚类关系知识图谱展现本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首先在Time Slicing中设置导入数据年代1997-2017，Years Per Slice设置为时间间隔1年，在Term Source中选择Title、Abstract、Author Keywords、Keywords Plus，在Term Type类别中选择Noun Phrases，在Node Type中选择Keywords,最后在Pruning中选则Pathfinder和Pruning sliced work后就完成了所有分析参数的设置，启动导入数据分析功能后将阈值参数入口设置为10，便可获得图4可视化知识图谱和表4各项数据统计结果。其中，图4中的节点分别代表对应关键词，节点的大小表示该关键词出现频次的多少，而节点之间的连线粗细则表示关键词之间共现关系的疏密。表4中的Freq代表词频、Burst指的是突现率，Centrality是各节点在整体网络中所起连接作用大小的度量, Σ代表标准差，Keyword则是按照词频排序的关键词列表。分析显示，围绕中医翻译策略、中医术语、典籍翻译、语料库、中医文化等问题展开的研究构建了1997至2017年中医英译领域的研究基础和热点。

表4 2007-2017年中医英译论文研究热点数据

图4 2007-2017年中医英译论文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分析

1.中医英译理论与策略研究。根据文献计量与CiteSpace的数据分析，翻译理论依据和策略选择是本学科的研究基石。陈可冀院士指出，中医译事之难在形神俱合,信达雅兼备;而译者之难在融合东西文化精髓, 通晓古今知识流变[3]。 除了医学学科属性，中医文本还蕴含大量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内涵，由于众多概念并不存在于西方读者的认知语境中，需要译者从语用角度填补目的语读者的认知空白；此外，中医用语高度的语义概括性及简洁的结构特征使其具有高度的信息密度和运载力[4]，大量隐喻与修辞格的使用又极大增加了译者进行源语解码和译入语编码的困难度。因此采用何种译介模式确保中医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与交流的有效性是中医英译领域长期探讨的主要内容，尤其是针对异化和归化、直译和意义、音译和借用等开展了深入论证。纵观二十年发展历程，中医英译范围已逐渐从纯理论研究拓展至具体文本研究，从微观的语料符号研究上升至宏观的语篇研究，研究方法也从规定性研究范式发展至描写性研究范式，从基于个例的定性研究扩大至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定量研究。近年来，包括功能对等理论、生态翻译理论、关联顺应理论、文化图式理论、对比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理论在内的各类语言学与翻译理论的使用也进一步提高了中医英译的系统性、理论性和研究水平，为本学科发展开拓了新的思路。

2.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研究。中医术语是中医文本翻译中的基本单位，也由此成为了解决中医药科研人员目的语表达需求的重要参考来源。由于中医术语的抽象性、模糊性和文学性特点，如何制定出既符合中医学精髓，又能为西方世界所接受的中医术语英译标准，是长期位居中医英译研究领域首要位置的研究热点。统计发现，1997年至2006年，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研究成果中涉及方法和策略的关键词频繁出现，例如音译、意译、直译、解释性翻译、词素翻译等。2007年，《WHO西太区传统医学国际标准名词术语》以及《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的颁布和实施成为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此后若干年间针对不同标准化方案展开的比较性研究和探讨逐渐成为新兴热点，发文量也因此出现骤增现象(图3)。李照国认为中医用语英译国际标准化研制应遵循自然性、简洁性、民族性、回译性及规定性“五项原则”[5]，该文遂成为至今为止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研究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2009年起，随着国家对中医文化对外宣传的大力扶持，文化负载词、跨文化交际、中医药文化逐渐出现在中医名词术语英译高频关键词列表中[6]。兰凤利指出中医名词术语英译应遵循唯一标准——即反映中医学隐喻、取象比类思维模式的翻译策略和标准, 这对于继承、发展、传播中医学至关重要[7]。在此之后，不少学者开始尝试从文化内涵、认知方法及思维模式视角探寻中医名词术语的最佳翻译策略。

3.中医典籍英译研究。中医典籍是传承和发扬中医文化的基石，也是中医国际化的基础和前提。2007年起，中医典籍翻译研究开始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2012年出现一个明显扩增节点，以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首的《黄帝内经》为研究对象的科研论文数量开始呈现爆发性增长态势，而其余研究涉及的典籍主要包括《伤寒论》、《金匾要略》、《本草纲目》、《本草歌赋》等。学术界的主要研究发展脉络可梳理为：从语言学层面探讨典籍中的辞格英译手法，例如隐喻、举隅、转品、转喻、四字词组等；对典籍外译活动的史料性挖掘、描写性分析及宏观概述；在多元系统论、适应选择论、关联顺应论、译者主体论等译学理论视域中对典籍英译本进行比较性分析；从文化学、国情学、传播学、哲学等角度研究典籍蕴藏的中医文化内涵的译介策略；利用计算机大规模数据贮存与分析功能展开典籍语料的多模态研究。由于中医典籍英译活动是由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等多重关系构成的系统性动态行为，因此在语言文本分析基础上融合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要素在内的微观与宏观以及历时与共时研究现已逐渐成为当前主流。然而与传统文化典籍与文学作品的译介规模相比，中医典籍的英译研究在数量、广度、深度和影响力方面还相距甚远，需要通过有志之士的共同努力不断完善与发展。

4.中医文化传播研究。作为对外沟通与交流的纽带，翻译实现的不仅是语码间的转换, 同时也发挥着文化移植功能。熊欣指出在中医药的海外传播活动英译实践中的某些误译或错译，以及大量不顾内在文化差异的随意套用西医学术语或以汉语拼音形式出现的译音不译义等现象导致中医药国际化进程中的话语主导权丧失[8]。中西医隶属于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既有共同认知，也有由大量异质文化所产生的截然不同的表述方式与内涵，需要译者在外译活动中充分考虑语言内部因素与外部干扰因素之间的互动与制约关系。自2014年起，针对中医翻译中跨文化差异问题的研究与日俱增，文化负载词遂成为该阶段的突变词(见图3)，以输出性为导向的传统中医英译活动开始被视为一种以接受性为目的的跨文化传播行为。此方向研究既有涉及将中医文化作为中国文化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而积极推动其海外译介的宏观性策略探讨；也有就方剂、针灸、养生或中医歌赋等具体问题中的文化信息传递问题开展定向研究；亦有将文化图式理论、接受理论、阐释学理论、生态翻译学理论等作为研究框架，用于分析和解释文化缺省项的填补方法，例如植入法、归化法、诊释法、融合法、过滤法等。葛校琴指出，中医翻译的研究范围需进一步拓展, 研究视阈应进一步拓宽, 停留在微观层次(语言内部)的翻译探讨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中医传播的国际需求[9]。因此，从文化视角探讨中医翻译将有助于突破中医对外交流中遭遇的层层异质文化壁垒，对于中医药的海外传播和中西医文化的交流共生意义重大。

5.语料库建设研究。语料库建设是近年来语言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兴热点话题，虽然中医翻译语料库相关论文数量屈指可数，其作用举足轻重。借助语料库大数据统计分析优势实现定量与定性研究、实证与描写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案可有效弥补以内省式和诱导式研究方法为主导的传统语言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缺陷，也为中医英译各研究领域的深化与发展开拓新的视角和思路。2003年，闻永毅、樊新荣在《上海中医药杂志》提出建设中医英语语料库这一崭新课题。随后，全国多所中医院校及相关机构研究者陆续将这一构想付诸于各类研究与实践。早期研究主要是针对中医英语语料库的规模、构建方法、研究价值及潜在问题进行论述和剖析；2012年以来，随着语料库的存储和处理能力以及加工精读已获得实质性提升，研究者开始更加关注的是语料库的应用问题，语料库的建设也随之逐渐从通用语料库向专用语料库及平行语料库转型。例如，有学者以中医双语翻译人才培养模式为切入点，探讨中医英汉双语语料库辅助教学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有学者尝试自建中医典籍平行语料库，将实证与定量研究方法纳入中医英译研究领域，还有学者运用语料库技术展开中医文献快译或中医网络电子词典研究。纵观其发展轨迹不难发现，中医英语语料库研究逐渐从早期基于语料库(Corpus-based)的宏观概述层面逐渐拓展至以语料库数据驱动(Corpus-driven)和语料库技术指导(Corpus-informed)为基础的教学、辞书、典籍等应用型研究范畴。然而，在语言学各个领域积极开发和利用语料库这个强大工具的时代里[10]，中医英语语料库的建设与应用研究方兴未艾且存在较大研究空白。研究者需要在语料库的建设过程中不断加强语言学、中医学、计算机、统计学等多学科知识的对话与相互渗透，才能保障各维度实证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有效交流。

三、总结

综上所述，本研究借助CiteSpace信息可视化处理软件，对近二十余年CNKI所刊载的国内核心期刊中医英译文献展开计量化和可视化的定量分析，并在大数据基础上结合定性分析方式客观揭示二十余年间该研究领域发展的基本态势。通过对论文发表动态与主要载体、高影响力作者与研究机构、新兴前沿与研究热点的衍变等主要问题的数据分析和内涵探讨，本研究可得出以下几个结论：①中医英译研究总体呈现加速发展趋势，并与中医学科的发展形势与政策息息相关；②以南京、上海、陕西、河南等地中医药大学为主体的科研团体已形成，其较为丰硕的科研成果构筑了本学科发展的基石；③中医药类核心期刊是中医英译研究文献的主要发表渠道，这与其专业属性和学科需求密不可分；④研究理论和视角开始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基于多种译学理论的案例分析与内涵挖掘更加彰显中医英译研究的系统性与科学性。

然而，作为近年来才出现较为蓬勃发展态势的科研领域，中医英译研究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探讨与及时解决：①多数研究仍以内省思辨范式为主，存在较大主观性和偶发性，可增加大数据或语料库等量化与实证类研究手段在本领域中的应用；②针对如何改进中医药人才翻译技能问题的教学研究与教材建设类论文数量相对较少，英译活动研究所涉及的中医典籍种类也显不足，这些空缺有待学者的探究和填补；③国内科研团队之间的合作相对有限，既具备英语语言能力又具备中医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匮乏，可通过不断加强国内外中医药翻译人才队伍的交流与合作，构建语言学教师与中医各学科专业教师的跨学科科研团队等方式提高本领域研究内容的深度与广度；④国内外语界对于中医英译研究的关注度与参与度较低，研究者应及时了解和吸收翻译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和研究成果，并将其有效运用于本领域的探索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