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黎

曾于一个深夜，我接到一个女诗人打来的电话。电话那端，女诗人声调悲戚，尽管一再隐忍，却还是忍不住时断时续地啜泣。询问究竟，始知此时的她，正彷徨于婚姻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也许迈脚稍有不慎，婚姻的滑板车就会摔下断崖——起草打印好的离婚协议，一式两份地摆放于餐桌之上，伴随明晨民政局的红印章降落其上，一对相濡以沫长达二十余春秋的夫妻，将会像一哄而散的鸟兽，弃巢南北去，离枝东西飞，自此形同陌路。大概应验了“旁观者清”这一古旧俗语，作为旁观者的我，把自己对这桩婚姻的病理诊断，不加掩饰地和盘托出，但矛头所指，恰是这位此刻坐拥愁城的女诗人：你的婚姻濒临破碎，症结在于你很不恰当地把文学带进了生活，并把文学与生活予以了混淆;在家庭里，你本有自己的两重角色担当，或为母亲，或为妻子，而每一项角色，都意味着一份相对应的责任。遗憾之处在于，你即使身在家中，却都以诗人自居，过度地自我，高高在上地謀求于被捧在手心被举过头顶……值得欣慰的是，女诗人在我抡着板斧的点拨下，茅塞顿开，很快就调整了与丈夫的相处之道，从而使家庭关系，寒冰遭遇艳阳那般地春暖花开，彼此间再也不一减一等于零地做互损互害的减法了，转而变成了一加一等于二地做起了相互珍惜、相互体谅的加法，于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家庭，终于得以完整地保全。

不要把文学和生活混为一谈——这是我说给很多文学写作者的逆耳忠言。这种忠告，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自我在目睹太多反面教训后的思考所得。在浮躁的世风里，我们随时都有可能与一个被文学异化的生灵相遇。这些令人“哀其不幸”者之所以出现精神异常，追根溯源，无外乎于他们对文学过分地痴情，过分地入戏，以至于分不清戏里戏外。其情状，颇像不善游泳者高空跳水那样，头一扎入水中，就再也无法浮出水面。在相当程度上，文学仿佛是一瓶含有蜜汁亦含有毒剂的苦酒，自斟自饮日久，不一定能催生出生命的枝繁叶茂，却一定能陷入于迷幻，致人于沉醉。那些醉汉般的癫狂写作者，往往沉浸于自命不凡的自我粉饰中而不自知，以幻觉屏蔽真实，以妄想代替现实，一举手，一投足，或以作家的作派傲世，或以“天生我材无处用”的郁闷怨世，与坊间的衣食苍生迥然有别。常人视他们为怪人，他们视常人为庸人，于是彼此疏离，甚至相互轻蔑。

人钟爱文学的原始本意，无非是为了能让自己的生命更有光亮，能让自己的精神更为丰饶，能让自己的格调更为高雅。然而无限美好的初衷，绝然无法戒除文学的副作用对人的腐蚀性浸染。鉴于此，有志于从事文学的摩拳擦掌者，反倒应对文学保持足够的警惕，唯其如此，才能避免没走多远就被文学的虚土和杂草活埋——荔枝的果肉尽管甘甜，却还要防止荔枝的硬核卡住喉咙。

无论从哪个角度打量，虚无缥缈的文学，比之于实打实的生活，无疑属于生活的附属物与点缀品。生活是天空，文学是彩云;生活是流水，文学是浪花;生活是粮食，文学是花馍……仓廪无粮，拿什么来变着花样来烹饪？腹内虚空，哪有闲情逸致望云赏花？一个真正懂得生活真谛的人，都是在妥善处置好自己以及家人的实际需要之后，才转身眷顾文学的，而不是相反。换句话说，没有生活根基的坚不可摧，也难有文学的高楼万丈。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生活都搞得一团糟，却雄心勃勃地想要登天揽月，结局注定会是鱼晒沙滩，梦断黄粱。

在写作中，“文似看山不喜平”，崇尚的是个性化的创造，越独特越有价值;但在做人中，却要以平常之心处事待人，越平易近人越令人尊敬。也就是说，一旦离开稿纸，离开打字的键盘，写作者就要恢复作为平常人的七情六欲和油盐酱醋，并与街头那些卖烧饼的、下象棋的、抱孩子的、讨价还价的等等，显得毫无分野——如此，不但生活之树会甜果飘香，而且文学的枝头也会叶绿花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