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看《尤利西斯·凯撒》的群氓

2019-05-29翟一帆

文学教育 2019年5期

内容摘要：《尤利西斯·凯撒》作为莎士比亚的知名历史剧，古往今来常被学界研究和探讨。剧本中所展示的平民受安东尼演讲鼓动而成为暴民的这一转变，也成为了研究文学作品当中“群氓”现象的一个代表。本文旨在运用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以该剧本为例，探讨“群氓”这一历史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不定因素，是如何在文学创作中呈现出推动历史进程的作用的。

关键词：群氓新历史主义《尤利西斯·凯撒》莎士比亚

文学巨匠莎士比亚一生创作的众多戏剧与诗歌作品中，八部为英格兰历史剧[1]，此外还有关于罗马的历史剧《尤利西斯·凯撒》、《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等，其中往往带有丰富的人物角色塑造，并从侧面展示出剧作者本人对于该段历史史实的观点和加工[2]。历来关于莎翁的研究如汗牛充栋，涉及到哲学、历史观、戏剧观、宗教思想、政治立场等方方面面，对于《尤利西斯·凯撒》这一剧本的研究也较为全面。田俊武教授曾就莎士比亚在《尤利西斯·凯撒》中体现出的对于民众的态度和政治立场方面展开研究，并认为莎士比亚在其人文主义的外衣之下，表现出了为统治阶级发声的特点[3]，其结论为本论文的群氓研究供了思路。本论文作者将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出发，以格林布拉特的历史与文本的相互关联性为指导，结合文本深入解析群氓在莎翁的笔触下如何发挥出了推进历史事件发展的作用。

該论文是采用新历史主义分析莎士比亚历史剧的一次尝试，也为《尤利西斯·凯撒》以及群氓的研究供了新的思路。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将简要介绍剧本当中群氓的产生及其影响，第二部分结合格林布拉特的文论阐释莎士比亚《尤利西斯·凯撒》是对凯撒遇刺这一历史事件的重新建构，第三部分从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两个角度出发，探究群氓在文学创作中的表达，第四部分针对群氓在推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进行总结，并对相关研究进行展望。

一.群氓的产生及其影响

在《尤利西斯·凯撒》中，莎士比亚通过一长篇脍炙人口的演说，在凯撒被刺，旧罗马贵族赢得了群氓的赞许和支持之时，赋予了安东尼力挽狂澜、扭转局面的能力[4]。演说当中不断重复的“各位朋友，罗马人，我的同胞们”迅速拉近了听众与安东尼之间的距离，而“勃鲁托斯是一个正人君子”则随着安东尼故事的讲述逐渐变得刺耳。安东尼的这段讲述强有力地传递出了凯撒是被刺身亡的信息，再加之群氓得知凯撒留给了他们慷慨的财物和馈赠，因此先前对于凯撒专政似乎略显不满的普通民众此刻完全沉浸在了失去凯撒的悲伤和懊恼之中。这些先前对勃鲁托斯表示尊重和爱戴的群氓，此刻却对勃鲁托斯充满了敌意。“我们一定要复仇”，“我们要暴动”，“我们要烧掉勃鲁托斯的房子”，冲动的人群将早先勃鲁托斯的发言置之脑后，怒火逐步升级（莎士比亚152-153）。只消一点煽动，群氓便将敌意付诸于行动，流血暴力事件无可避免，进而发展为对于勃鲁托斯和凯歇斯的追杀也就不意外了。

短短的二百行文字中，莎士比亚为读者呈现出了原本安居乐业、与世无争的市民向杀人放火、武力攻击的暴民的极速转变。这一呈现，无疑是莎翁写作技巧的完全展示，也是文学创作中不可缺少的精彩场面。

二.历史事件的重新建构

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格林布拉特曾经提到，一个典型的新历史主义研究文本往往以一则令人震惊的事件或奇闻轶事开篇。对奇闻轶事的关注，从理论的高度来审视，就是对遗落历史片段的关注[5]。古往今来研究这段文字中描绘的平民向暴民的转变，是对群氓文化的研究，也正是对于“被遗落的历史片段”的关注。

凯撒被刺杀之后，到屋大伟、安东尼、雷必达三方联合执政之前，这段权力空白期历史上无详细记载，更毋论平民在其中发挥的角色。而莎士比亚的《尤利西斯·凯撒》，恰好对于这一遗落的历史片段进行了补充，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于凯撒被刺杀这段历史的理解和认知：勃鲁托斯近乎“自杀式”地允许安东尼去煽动民众，安东尼以其雄辩能力扭转乾坤。但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安东尼是否雄辩，勃鲁托斯是否真的如此天真，无人可知。

依据于格林布拉特的历史观，“历史与文学是相互叠盖的”（转引自Greenblatt，The Greenblatt Reader3），两者的关系十分密切甚至存在重合，因此也可以认为“文学不是孤立于社会历史之外的事物，而是历史、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卢絮，《新历史主义批评与实践——基于西方文论本土化的一种考察》35）。文本和历史存在辩证关系，历史本身以文本形式出现，所以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被书写，发生着改变，也即如此，历史只能建构，不能复原。莎士比亚的《尤利西斯·凯撒》便是对于那段历史的一种建构，但因其巨大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这种建构被广泛传播开来，甚至成为了相关历史和文化研究当中十分重要的参考资料。

三.群氓在文学创作中的表达

格林布拉特文论的核心探究的是历史与文本的关系问题。这分为两个方面，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文本的历史性意味着一切文本包括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性和社会性（杨仁敬，《新历史主义与美国少数族裔小说》5），这些文本一旦被创作出来之后就会发挥作用，执行社会功能，更有甚者文本会直接参与历史的建构。莎士比亚原本用来创作、叙事和警世的历史剧却因为时间的推移，发挥出了承载历史的作用，甚至成为了记录历史本身的材料，这体现了文本的历史性的内涵。而关于群氓的描写更是将历史场景放置到了文本当中，通过文本描写，该段历史场景被记录下来，并得以长久以来被学者了解和研究，这则是历史的文本性的体现。

范若恩在其博士毕业论文中提到，莎士比亚所创作的群氓场景为后人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经典二元对立的建构机制”（摘要），因为其表现出了“两种截然相对的民众形象的生成：政治狂热的群氓与功利冷漠的民众”（61）。这一点在剧本人物的对话中可以找到证据。平民原本是冷漠的，曾经他们也欢呼爱戴过凯撒，但被追求民主共和的勃鲁托斯说服，接受凯撒是个暴君这种观点而没有过多哀悼。但是平民又是功利和极易被煽动的，加之在安东尼辞令的触动和遗嘱带来的恩惠双重刺激之下，狂热在人群中蔓延开来，温顺的平民个体成为了聚集在一处具有极强攻击力的暴徒。他们为着一时的冲动和怒火，而不去深入考虑自身利益，争抢着投入到暴行之中，不去顾及后果和危害，这是群氓的特点，也是群氓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典型形象。从新历史主义的视角看去，群氓之所以成为具有表征的一类人群，并为后人带来无限反思，是与文本和历史事件相互交错的关系密不可分的。

四.结论

对于勃鲁托斯这类缺乏政治经验的理想主义者来说，群氓无疑是可怕的。他最初的所有宽容大义和信任，都在安东尼几分钟的演讲下被彻底摧毁了。在勃鲁托斯的世界观里，平民并不具备政治力量，因此他要实行目标时也从未考虑过群氓这一不确定因素可能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变故。但是对于安东尼来讲，群氓则是他反对旧罗马贵族的最好的筹码，也是成本最低的手段，更是为他日后与屋大伟、雷必达三头共治提供了基础和资本。类似的案例在历史上屡次重复出现，也一直是文学创作中喜欢呈现的主题之一。可以认为，群氓的影响和价值是相对于作用者而言的，它是规划事件发展方向时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可能会断送整个计划，但也同时给予了政客从中运作和谋划的空间。关于群氓的文本性描述深入影响到了读者看待历史进程的眼光，而通过验证历史中发生的种种例子，也为群氓在文本中的展现提供了素材和例证。

莎士比亚通过安东尼在《尤利西斯·凯撒》中的演说将群氓场景生动地呈现到了世人面前。在试图解读群氓这一群体在该剧本当中的形成和含义的同时，本论文作者认为，群氓这一群体是可以被书写、被操纵、被利用的。群氓在文本中表现出来的迅速转变固然是莎士比亚进行文本加工的结果，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因群氓而产生变数的事实。群氓既是历史进程中的不确定因素，也是可被利用从而推动历史进程的手段。究其本源，莎士比亚笔下的《尤利西斯·凯撒》是莎士比亚本人对于这段历史的解读，带有自身的观点，这其中对于群氓的描绘也很好的展示出了莎翁对于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甚至是消极否认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