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清山

哈尔滨这座美丽的城市，在许多外地人眼里是一座欧陆风情洋气十足的地方，本地人亦颇以“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感到骄傲和自豪。殊不知，这个建城仅有百年历史的城市，不但有着众多欧式建筑和西洋文化，而且可以说它还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一座具有丰富红色文化资源的英雄之城。

让我们搭乘时光列车，回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去重温那段激荡人心的红色故事……

“一毛钱饭馆”

1932年2月5日，哈尔滨沦陷后，日本军警宪特伪军等遍布全城，整个哈尔滨笼罩在紧张而恐怖的氛围之中。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极其艰难危险的环境中，带领不甘沦为亡国奴的哈尔滨各阶层的爱国民众，用各种方式同日寇展开斗争。

同年冬天，在哈尔滨道里区中国四道街路北5号的一间小平房，一个叫“一毛钱饭馆”的饭店开业了。这个小饭馆由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工运的负责人金伯阳出面，联络一些哈尔滨左翼文化人士共同集资开办的。不仅可以为左翼文化人士解决生活出路，而且为左翼文化人士营造了一个经常活动的场所。实际上，这里也是地下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便于党组织与党员之间的联络。

“一毛钱饭馆”饭菜实惠，价格低廉，客人只需花上一毛钱便可吃饱吃好，方便普通市民百姓就餐。开业之前，饭馆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些广告，很多人怀着好奇的心理前来就餐品尝，一看究竟。饭馆开业不久，就发生了一件赵尚志前来接头的事件。

1933年1月，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派人来满洲省委，传达上级指示。因为原来的所在地点发生变化，省委与来人无法联系，便在哈尔滨《国际协报》上用暗语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约定时间与来人在“一毛钱饭馆”接头。

省委委派金伯阳去接头。当金伯阳来到小饭馆时，看看店内顾客不多，便找了一张桌坐下，不一会儿，接头人高庆有进来了，二人正准备交换情报时，突然，穿着破烂的赵尚志推门进来了。

原来，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赵尚志，受党组织派遣前往巴彦游击队开展工作，并担任巴彦游击队参谋。后来，遭到土匪和地主武裝的袭击，损失较大，赵尚志本人也受了重伤。1932年11月，根据省委指示，赵尚志率领部下转战于哈尔滨周边，1933年1月，赵尚志带领十几人返回哈尔滨。回到哈尔滨后，赵尚志急于寻找组织，准备向中共满洲省委汇报工作。正为如何寻找组织犯难之时，偶然间，在《国际协报》看到了金伯阳约人会面的消息，他喜出望外，按时来到“一毛钱饭馆”寻找组织。

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赵尚志见到金伯阳，便装作乞丐向他乞讨，这时，金伯阳警觉地发现赵尚志身后有特务盯梢，于是随机应变，两眼一瞪，抬手就狠狠地给了赵尚志一记耳光，嘴里高声喝骂道：“你个臭要饭的，快给我滚开！别弄脏了我的衣裳！”一个耳光，让迫不及待的赵尚志立刻明白过来，他立刻准备转身离开，但为时已晚，几个日伪特务一拥而上，将金伯阳、赵尚志、高庆有三人抓捕。原来，敌人像狗一样嗅到了气味，注意到了《国际协报》上的那则启事，预先布置好便衣特务抓捕接头之人。

敌人将三人抓到道外日本宪兵队，连续进行几番审问，赵尚志始终说自己就是个要饭的乞丐，来饭馆就是为了讨口饭吃，金伯阳也坚称根本不认识赵尚志，高庆有也说不认识他们，就是来吃饭的，因而，高庆有被提前释放了。金伯阳在关押期间，始终用熟练的日语同敌人辩驳解释，由于特务也没有找到真凭实据，只好把金伯阳释放了。后来，赵尚志被打了一顿也释放了。

1933年6月，“一毛钱饭馆”迁移到路南中间的新址，这里营业面积扩大很多，又增添了许多设施设备，仍然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和左翼文化人士活动聚会的场所。

1934年4月，由于团满洲省委宣传部长杨波被捕叛变，满洲省委遭到大破坏。为避免其他人被捕，党组织决定将一些党员、左翼文化人士转移出哈尔滨，左翼文化人士萧军、萧红、罗烽就是这时离开哈尔滨而南下的。由于“一毛钱饭馆”早已被敌人盯上了，为安全起见，“一毛钱饭馆”关闭停业。“一毛钱饭馆”开业两年多，为我党秘密接头联络、团结哈尔滨左翼文化人士开展反日斗争，做出了贡献。

女扮男装的抗日英杰杨桂珍

20世纪30年代，在现道里区工程街附近有一条很短的小街，街的名叫新华街（已不存在），新华街1号，是一座非常大的欧式院落，院落的主人杨鹤亭是中东铁路的俄文翻译，经营几家商铺，在哈尔滨是有身份和地位的人物。家中有4个儿子两个女儿。

次女杨桂珍（沈昭），生于1922年，是杨鹤亭最小的女儿，非常受父母宠爱，原本可以过着优渥的大小姐生活。但由于受到姐夫吕广耀（中共地下党员）和三哥杨金涛的影响，小学读书时就参加了读书会，在进步刊物和图书中，杨桂珍受到了思想启蒙，接近了党组织。

她在上哈尔滨市女一中时，参加了反日救国会，担任地下交通员。利用自己年龄小不易被敌人注意的优势，经常帮助党组织传递文件。她还积极参加学生罢课，抵制日货等运动，用实际行动，反抗日寇侵略。她和三哥杨金涛还经常利用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将党的文件、传单藏在家中，保护文件。杨桂珍还协助三哥掩护党的干部。

1937年4月15日，由于叛徒的告密，哈尔滨特委和市委遭到严重破坏，数百名党员和爱国志士被捕入狱，年仅十五岁的杨桂珍也被关进监狱。在狱中，敌人软硬兼施，让她说出杨金涛的下落和地下党组织情况。杨桂珍咬紧牙关，坚称不知道！期间，残暴的敌人给她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施用电刑，折磨得她死去活来，昏死过去多次。但杨桂珍硬是强忍剧痛，什么也没说。

八个月后，其父杨鹤亭打通关系，花钱把杨桂珍保释出狱。出狱后的杨桂珍说服了父亲，剪掉秀发，乔装打扮、女扮男装摆脱了特务的监视，改名沈昭，来到北平，考入中国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她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不仅学习好，而且二胡拉得非常好。课余时间，经常与同学们畅谈形势，一起演唱、演奏革命歌曲，激发同学们的救国热情。不久，她又因为父亲朋友的儿子求婚未成，报复告密，再次被捕入狱。这次，父亲千里迢迢急忙从哈尔滨赶到北平，花钱买通狱医，将她营救出狱。

1945年，抗战胜利后，她和一部分同学奔赴张家口，参加了八路军，在白求恩医院担任政治干事。不久，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曾参加过解放石家庄的战斗，在部队，她仍然女扮男装。后来，三哥杨金涛向部队说明真相，从此才恢复了女儿身。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由于她在哈尔滨监狱遭受电刑导致的骨结核复发，于1949年9月不幸病逝，年仅27岁。

红色摇篮接待站——东华学校

1918年2月26日，正值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元宵节，这是一个喜庆而浪漫的节日。人们忙着挂彩灯、吃汤圆、猜灯谜、放烟花，家家户户团团圆圆、举杯畅饮。但在鞭炮声声寒风凛冽的街头，走来了一对父女，只见年轻的父亲脖子上骑着一个小姑娘，父亲手里拎着一桶糨糊，小姑娘手拿刷子，刷着糨糊张贴着东华学校招生广告。这个年轻的父亲就是当时被誉为教育家的哈尔滨名人——邓洁民。

1890年6月，邓洁民出生于宾州城，父亲邓辅庭在宾州城东门开设“致诚”大车店。邓洁民天资聪明，父亲很早就给他请了私塾先生和俄文老师，他学得非常快，颇受老师的赏识。十五岁时，就被推荐到滨江道台府任俄文通事（翻译），获五品顶戴。他志向远大，干了三年翻译工作，1909年考入北京汇文学校，1912年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他与周恩来成了上下届同学，由于志趣相投，他们很快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1914年，邓洁民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与李大钊、爱国报人邵飘萍成为同学，朝夕相处，亲如兄弟。留日期间，他们共同从事爱国活动。

1917年6月，邓洁民从日本回到哈尔滨自谋生计。鉴于东北教育落后、人才匮乏的状况，他决心从振兴教育入手，改进社会。于是，他想创办一所学校，便出现了冬日里不畏严寒带着女儿沿街张贴办学广告的情景。

经过四处奔波，邓洁民从亲朋好友处筹措了经费，办学校的事有了眉目。1917年夏，周恩来在赴日本留学前夕，到哈尔滨看望邓洁民。在为学校起名字的问题上，俩人心有灵犀，不谋而合，一同想到了“东华”这个名字，开办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中华东部的振兴和崛起！如此默契，令俩人都颇感惊讶，四目相对，他们为有共同的志向，会心地笑了。

1918年4月1日，“东华学校”正式成立，邓洁民任校长。这是当时哈尔滨唯一的一所私立中学，邓洁民聘请了一些南开学校毕业的学生做教师。东华学校的办学宗旨、师资配备、课程设置、教学和生活管理等，大多仿效南开学校，所以东华学校有“东北的南开”之美誉。东华中学以“培植社会中坚人才，兼重德智体三育，养成爱国精神，陶铸济世能力”为宗旨，要求学生既要严肃紧张，又要生动活泼，以“洁爱”为修身纲领，“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肩须平，背须直，不傲不暴不怠，而和而静而庄”。支持师生组织社团，开展各种活动。仅仅四年时间里，学校成立了青年会、爱国会、演说会、音乐会、体育会;东华季报社、国文学会、英文学会、新剧团等社团活动，十分活跃。学校中所设的几何、代数、三角、物理、化学以及世界史、世界地理等课程，在哈尔滨首开先河，都采用英文课本，用英语授课。东华学校以师资力量强，教学方法新，学校生活丰富多彩，学生成绩优异而闻名遐迩。

东华学校旧址位于现在道外区江畔路的哈尔滨市第二中学。当时，学校师生增加很快，规模不断扩大。学校初创时，有校舍18间，仅半年后，又租赁校舍39间。1919年4月，东华学校举行成立周年纪念会，滨江道尹和在哈尔滨的校董都前来祝贺，对其办学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当时，邓洁民的家住在现在道外区靖宇大街与19道街交口处的临街二层楼房。1920年秋，周恩来赴法国留学前，第二次来到哈尔滨，与邓洁民辞行。周恩来走到邓洁民家的窗下，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在窗上敲了三下，邓洁民热情地将周恩来迎进屋里。随后，夫人在门口望风放哨，邓洁民和老友，尽情畅谈理想和信念。周恩来希望东华学校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也能成为革命运动的一个据点。邓洁民频频点头，非常认可。谈话很热烈，他们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睡觉。经邓洁民邀请，周恩来走上东华学校大礼堂的讲台，进行了一场热情洋溢的演讲，赢得了师生们热烈掌声。两周之后，周恩来与邓洁民依依话别。同年11月7日，周恩来从上海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邓洁民為修建校舍筹款，来到天津。在此结识了“五四”那天威震天安门而闻名全国的马骏。原来他是邓洁民的南开校友、吉林同乡。1920年8月，马骏来到哈尔滨。为了安全起见，邓洁民把校长办公室隔出一半，供马骏居住。马骏昼伏夜出，与哈尔滨的进步人士广泛接触，传播革命火种。

马骏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1915年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马骏当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由一个进步学生转变为一位革命者。192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2月，马骏第二次来到哈尔滨，又住进了东华学校的校长办公室。邓洁民对他关照有加，秘密掩护，直到马骏离开哈尔滨，前往家乡宁安县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1921年初，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张太雷带着李大钊的亲笔信，来到东华学校。邓洁民看完信后，热情而又谨慎地把他安排在校长室的隔壁。为了保护他，邓洁民一再叮嘱张太雷白天尽量少出去活动，还特意安排青年俄文教师张昭德前去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办理张太雷赴苏联的一切手续。邓洁民还亲自为张太雷购买了火车票，冒着大雪护送他登上哈尔滨开往满洲里的火车。1921年至1924年，张太雷曾六次远赴苏联，每次都是先到哈尔滨走中东铁路出境。他在哈尔滨停留期间，几乎都是住在东华学校。此后，我党早期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等三十余人，在途径哈尔滨前往苏联的时候，大多得到过邓洁民的帮助。因此，邓洁民声望极高，被称为“党外布尔什维克”。

“五四运动”期间，邓洁民率领东华学校的学生，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1922年春，邓洁民作为哈尔滨市代表，去北平交涉中东铁路和地亩问题。在北京遭到了东北当局的通缉，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在天津隐居起来。后来，他患上肝癌，病逝于天津。

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好友的家属，后来，曾对南开学校的老同学说：“邓洁民帮助过我们，为早期的共产党人做了很多掩护工作。有机会帮我找一找邓洁民的家属。”

地下秘密接头点——卫斯理教会

在道里区端街，原来有一个基督教卫斯理教会，这个教会创立于1903年，是当时道里区最大的耶稣教组织。20世纪30年代初，教会主持去上海，教会事务由牧师张海云接替。我党地下党员姜椿芳原籍江苏省常州市，1928年来哈之前曾在杭州教会学校读书，受过洗礼，是一个基督徒。恰巧，在第二年，曾经在杭州基督教会做牧师的张海云调到哈尔滨卫斯理教会，主持教会活动，姜椿芳就经常到卫斯理教会做礼拜。由于他们早就熟悉，姜椿芳一有时间就到教会帮忙，深得牧师的信任。1933年初，姜椿芳调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担任干事，要经常与一些人接头、传达指示、布置工作和分发传单。为了安全起见，经上级党团组织同意，把卫斯理教堂作为接头地点。来接头的人通常扮作教徒，手持圣经出入教会，不易被敌人察觉。有时在教会的阅报室，假借教友之间探讨《圣经》教义，趁机把对方夹在《圣经》中的情报取出，迅速放在自己的《圣经》里，完成了接头任务。有时利用祷告时秘密传递信息，他们就是依靠宗教活动的掩护，多次化险为夷，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重要使命。

姜椿芳开辟的卫斯理教会秘密联络点，从1932年4月下旬到1936年6月，安全使用了四年，是当时地下党使用时间最长的一个接头点。1936年6月，由于中共哈尔滨地方党团组织遭到局部破坏，姜椿芳也因《大北新报画刊》案子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但他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只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是卫斯理教会的秘书。牧师张海云并不知道姜椿芳是共产党员，因而积极设法营救。姜椿芳能够大段背诵《圣经》教义，加上敌人又没有找到证据，被关押三十五天后，得以释放。出狱后，姜椿芳立刻携家属前往上海。

后来，张海云还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姜椿芳。在上海姜椿芳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解放后，创办上海俄文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曾领导参加《马恩全集》《列宁全集 》《斯大林全集 》《毛泽东选集》和中央文件俄文版的翻译编辑工作，是著名的俄文翻译家。“文革”后，主持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被誉为中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奠基人。

夜行列车上的邮政局长——张锦春

张锦春，祖籍山东烟台福山县，清朝时祖父一家逃荒到东北奉天复州桥东张家屯，后来，迁到辽宁省西安县（后划归吉林省，改名辽源市）。张锦春生于1897年农历11月，在西安县中学毕业后，1920年，到哈尔滨中东铁路三十六棚华工子弟第一小学校教书，并在东华学校英俄文法律专科学习。从此，走上了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

在哈尔滨东华学校，俄文教员张昭德（北平俄文专修馆李大钊的学生）对张锦春等几个穷苦学生非常关爱，经常传授革命思想。英文教员廖列是俄籍犹太人，曾留学美国，后来成为苏联远东招待所的负责人，他对张锦春等人影响颇大，经常向进步学生宣传俄国十月革命。

1922年，经张昭德介绍，张锦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有陈为人（又名陈涛）、骆森（又名李震赢）和吴林生（又名吴丽实）由北京陆续派来组成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和共同工作。张锦春与青年韩铁声（又名韩迭生）等组织的“哈尔滨救国唤醒团”创办了“哈尔滨通讯社”，成立了“青年学院”，吸收进步知识青年學习革命理论。后来又创办了《东北早报》《哈尔滨日报》，专门传播马克思主义。

张锦春在哈尔滨党支部作组织和宣传工作，经常在哈尔滨、长春一带活动。当时在一起工作的有赵尚志、杨卫坚、陈晦生、高洪光、高伯玉、海明清（又名海涛）、彭守朴、安贫、何安仁、韩守本、王平、李铁均、韩迭生、杜继曾等人。活动经费，有的是同志们自己凑来的，有的是从商号募捐得来的。

张锦春在铁路职工子弟小学教书，在那儿举办工人夜校，认识了一些铁路工人，帮他们组成铁路工会，播撒红色种子，后来有些学生和铁路工人成了革命骨干。如三十六棚老铜匠的儿子马万录（又名马新吾）、女儿马万英;裁缝的儿子傅良汉、傅良臣，还有萧世香等等。张锦春还参加了邮局英文考试，被哈尔滨吉黑区邮务管理局录用，以邮务生、拣信员的工作为掩护，接待过许多前往苏联学习的同志。他们往返多住在张锦春家，张锦春托中东铁路的朋友为他们办理护照，帮助买西装、化装、组织护送等，任弼时、瞿秋白、杨明斋、赵世炎等都曾在他家住过。为避免敌人发现，张锦春的家要经常搬迁。

1924年8月，张锦春受中共哈尔滨组织派遣来到长春，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成为长春的第一位共产党人。这时他的公开身份是长春二道沟邮政局（宽城子支局）局长，他以这个身份建立了以邮政局为中心的“长春通讯站”，主要负责上下联络，转送收发中共文件。当时，中共中央文件写在大字帖里，利用张锦春的姓把“张”，拆解为“弓长之”，或以其谐音“龚长支”（含义为“共产党长春支部”）之名，写上“存局候领”的方法寄给他，再由张锦春转给哈尔滨的党组织。他经常乘夜班列车，以探家为名，秘密潜回哈尔滨传送文件。

在长春期间，他与长春第二中学教员杜继曾联系，组织成立学生会、吉长铁路工会，并到中东铁路长春宽城站，时称二道沟站，帮助华籍工人建立工会。他介绍了韩守本、安贫和王平等人入党，并帮助韩守本在吉林二师建立了通讯站，开展学生运动。

1927年1月，张锦春考上东省铁路车务处专科学校，一年后毕业，被派到中东铁路沿线工作，担任过货运站长，负责党的组织宣传工作。1928-1931年调到帽儿山、珠河（即乌吉密河）等站工作时，他经常与赵尚志、金策、李启东等联系，组织抗日义勇军。1931年9月，张锦春调到下城子车站。这时，哈尔滨党组织大部分青年参加了义勇军武装部队与日寇作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进攻苏联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党组织利用张锦春在铁路上工作的合法身份，指派专人介绍张锦春给苏联远东军做军事情报工作。张锦春等人的任务是专门探视日寇在北满的兵力和活动，在一面坡、下城子（后又到哈尔滨）建立了两个电台，他们侦察日寇军队番号、数量、装备、作战计划与部署，每天向伯力（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报告军情。张锦春经常让只有八九岁的儿子在车站内外拣回日本兵丢弃的废纸、旧书信、小说和日军的马蹄铁等，来辨析日军的兵种、兵力、番号、军心。

1933年9月和1935年3月，张锦春曾两次去苏联伯力开会，是远东军招待所负责人廖列老师接待的他。1935年，张锦春调到哈尔滨香坊车站工作时，经常与抗日义勇军联系，传递情报，日军运送士兵和军火列车屡屡被破坏，义勇军获胜的消息频传，日寇大为恐慌，到处搜捕我抗日志士。这时，作为哈尔滨火车站任货运站站长的张锦春已被日本宪兵怀疑，九月的一天，突然把他逮到道里日本警察署，审讯九天没有查到任何证据。加上张锦春所负责的货运物资，大量积压无法运出，在日本站长的指令下，让他家里出钱找铺保把他赎了出来。可是，张锦春已被视为“危险人物”，随时有再被捕的可能。

1936年3月，一面坡无线电台遭到破坏，被捕两人。日寇追查“铁军”-- 张锦春的下落，并在东北下了通缉令，张锦春闻讯后即化装携家眷离开哈尔滨。

商人模样的地下交通员——张宗伟

张宗伟，1882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农村。十七岁时为谋生计只身“闯关东”来到东北，在流浪中，正巧遇上俄国人在东北招工，他就去了海参崴（现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先后在几个工厂当雇工。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三十五岁的張宗伟，与华侨工人组成红军游击队，配合苏联工农武装部队，转战于贝加尔湖以南的赤塔、伊尔库茨克一带，同白匪军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顽强的战斗，为保卫苏维埃政权立下战功。不久，张宗伟加入苏联共产党，并被提升为游击队的政委和非常委员会委员，后来，游击队解散，张宗伟回到中国，便与苏联共产党失去了联系。

1921年，张宗伟回到东北后，为了生存，曾在黑龙江南岸的金矿当工人，后来，到黑龙江边上的一个叫室韦的小乡镇，在设治局（新设的县级政权）当俄文翻译。同年，他与来自苏联的贫穷农家女阿格拉费娜结婚。1927年，张宗伟在中苏合办的扎赉诺尔煤矿当了一名矿工。他参加了煤矿工会，被选为工会主席。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煤矿关闭。为寻找生活出路，他携带全家来到哈尔滨。在道外五道街的一个大杂院里安下家。四十七岁的张宗伟，由于长期积劳成疾染上肺病。一家生活全靠他妻子给人家擦地板、洗衣服挣钱维持。

此时张宗伟积极利用一切时机宣传革命。他经常到邻居家串门，宣传苏联十月革命，传播革命思想，还时常讲日本鬼子早晚得垮台，使邻居们受到启发。在大院里，他人缘非常好，大家都愿意接近他。他的这些举动，引起同院住的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袁品富的注意。他开始主动接近张宗伟，了解他的出身、历史和思想表现。经过近两年的考察，条件已经成熟，1931年，袁品富介绍张宗伟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宗伟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劳苦大众的解放献出自己的一切。在他的积极要求下，经组织批准，把他的家指定为地下革命活动的联络站。为工作方便，由党组织出钱给他家另选一个住处。这个联络站，经常以前屋开小铺为掩护，做秘密联络工作，为了安全，要经常搬家。1933年后又在后屋办了一个小印刷厂，印刷党内文件和宣传品。同时，联络站还是满洲省委开会和接待外地来哈同志的场所。当时，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魏抱一，抗联领导周保中、李兆麟等很多同志曾在他家住过。

1933年秋，张宗伟被满洲省委任命为地下交通员。他头戴礼帽、身穿长衫、脚下穿着一双黑皮鞋，打扮成商人模样，坐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列车缓缓地开进了山海关车站，列车还没停稳，突然上来日本军警，进行搜查。张宗伟预感事情不妙，便机警地蹲下，用手伸进座椅下的藤箱，从夹层中把党的秘密文件抽出来捏成一团，塞进嘴里吞下，躲过军警的检查。

1937年3月1日，中共哈东特委宣传部长叛变告密，4月15日，敌人在东北全境，疯狂进行大逮捕，数百名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被捕入狱。4月16日，哈尔滨特委书记叛变，4月20日，张宗伟在家中被捕，敌人在地窖里搜出党的秘密文件。

入狱后，张宗伟坚决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开始对他实行酷刑，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上大挂等，每次都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的革命意志非常顽强，当他能够起来时，就凑到难友身边，向他们讲述苏联的革命情况并说日寇将来肯定会垮台的，启发和鼓舞难友。7月27日，张宗伟等被集体枪杀于太平桥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