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平

摘 要：文章认为著作方式是经书内容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尊崇六经的价值观是经书形成的重要动因;概括经书形成过程，在内容与形式、集解他人观点与表达一己之意、“疏不破注”与订讹辨误等方面表现出辩证统一的特征。

关键词：经部 编辑方法 成书方式

图书的成书方式通常分内容与形式两部分，形式部分与载体材料、装订方式有关，内容部分通常与著作类型相关，因为无论哪一种著作类型，都会影响到其内容结构，进而影响到成书方式。图书著作类型一般分为著述、编撰、翻译和注释四种。以“著述”而成的图书一定与以“编撰”而就的书籍内容组织不一样，是“翻译”而成的著作也一定区别于“注释”的作品。本文讨论经部书籍的成书方式，主要讨论的是经书内容的构成方式。

一、著作方式是经书内容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书的成书方式是指其形成方式。它可以有不同的纬度。比如内容的形成方式、形式的形成方式、生产的形成方式等。图书形式的形成方式主要与载体材料、装订形式、装帧设计有关。图书生产的形成方式则与印刷技术、复制技术等生产要素有关，二者均不是本文要讨论的范畴。在图书形成的过程中内容是其重要因素，内容的形成方式是图书形成方式的一个重要纬度。对于经部书籍而言，内容的形成更具历史性、发展性、思想性的特征，有鲜明的类别区分意义，它与经书数量增长有关，与人们对其认可态度、传播行为及其作用发挥的功能质量有关，故从内容形成的角度探讨经部书籍的成书方式很有意义。

内容的形成与著作方式有关。关于古籍著作方式历代都有过一些研究，有的出现在文章学、关于文体的研究中，如梁任昉的《文章缘起》、刘勰的《文心雕龙》、明吴讷的《文章辨体》、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清姚鼐《古文辞类纂》等，还有的出现在文献学、训诂学、校雠学、目录学等著作中，如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论述了“经部文献的注释”[1];张舜徽的《广校雠略》阐明了“注述之业不外十科”“集解义疏体例”[2];曹之的《中国古籍编撰史》设有“经书的著作方式”一节，认为“经书的著作方式非常复杂，有撰、注、疏、集解、传、说、记、故、微、音、解、训、诠、原、笺、集释、学、订、考、证、隐、正义、章句等”[3]，并重点介绍了撰、编、注、疏、笺、章句六种。冯浩菲《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认为古籍整理体式，“即古籍整理著作的体裁与方式”。但研究“体式”的专书很少见，“除唐刘知几《史通》、宋洪迈《容斋随笔》、清顾炎武《日知录》、章太炎《国故论衡》中有些零散断篇涉及此事外，其他就只能数到近年来所出版的几部训诂学著作了”[4]。还有很多文献从传注类（体）、义疏类（体）、集解类（体）、章句类或其他类分别展开研究。

经书内容的成书方式离不开著作方式，也与书籍体例、体式相关。同时，既具有史部、子部、集部书籍的相同性又有其独特性。著述、编撰、翻译、注释四种著作类型在经部图书中都有体现，但四部相比，经书更多的体现在“注释”体裁、方式上。探讨经书的成书方式可以了解经书何以形成，儒家经典书名与之有何关系，历代经书众多究是有何原因，形成过程中又有哪些缘由使之保证不断发展、代代流传等。诸如此类，与成书方式相关的探索，有助于对经部要籍编辑思想的研究。

清陈澧在《东塾读书记》卷十一里说：“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时空流逝，斗转星移，地隔相远，言语不通，代代相承，物是人非，而翻译和训诂可以将时空对接，使后人知晓前人之事，使一地之人懂得他乡之事，起到沟通、明了、相知的联接作用。经书的流传与发展，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汉代，语言、文字及社会生活的变化都影响着后代对古代经义的理解，故翻译和注解属下的若干注疏名目，不断地产生着新的注文疏文。既有新的阐发，也不脱离圣人先贤的经义，这便是六经之后产生数以千计经书的客观原因。

二、尊崇六经的价值观是经书形成的重要动因

“六经”是孔子在古代文献基础上删改整理而成的，它集中代表了封建社会思想文化、伦理纲常的基本观念形态。先秦时期已出现经书传注，数千年沧桑巨变，更新换代，围绕着“六经”产生了众多经书，形成经部，汇成经学。经学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不断训解、阐释儒家经典，并借此表达作者崇儒重道思想的学问。正是对经典意义与价值的认同，才形成卷帙浩繁的经书，经书内容也围绕传承经典意义，发展经学思想被编辑与诠释。

六经文字，古近不同。“惟六经仅相传古籍，而孔门所重，在于孔子之义，故经之本文，并不较与经相辅而行之物为重。不徒不较重，抑且无相辅而行之物，而經竟为无谓之书矣。”[5]即从弘扬儒家学说出发，只有“与经相辅而行者”，才能产生尚古、尊经、明道的价值与意义。仅仅经是没有意义的。《汉书》曰：“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6]即与经相辅而行者，有传、说、记三种。此传说记与经共同构成书的内容，成为书籍重要的形成方式。此时的“经”已不是先前所谓“丝之纵线”与“纬”相对的“经”了，而成为“常典”与“常道”。

“六经”在战国后开始出现解释经义的“传”“记”。如解释《易》的上下彖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及文言、序卦、说卦、杂卦等“十翼”，称为《易传》;以“记”释《礼》，称为《礼记》;以“传”释《春秋》产生了《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等。在具体经书形成过程中有“分传附经”和“以传解经”两种形式。分传附经如王弼注释《周易》，将传文《彖》《象》《文言》三者分散于六十四卦相应经文之后，其余四卷则统一于书之末，构成《周易注》的成书方式。以传解经，即用“传”之语义解释本经。如以《易传》的思想和术语来解释《易经》。作为成书条件，“传”“经”集中于一书方可进行。无论分传附经还是以传解经都展示了义理，崇简黜繁，强化了经的价值认同，《周易注》和《易传》本身也成为后世经书阐释的对象。

传注的特定内容发展了经籍，不仅经书的价值观得到广泛认同，而且有助于后人对儒家经典字词义等方面的理解。“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7]故他以《诗》《礼》教学生，修《春秋》。孟子亦长于《诗》《书》，言必称尧舜，继承了孔子的衣钵。经学大师董仲舒深受六经影响，在《春秋繁露·玉杯》中曰“《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智”，简洁明了地概括阐述经义。封建社会数千载发展的事实说明，经义的内涵十分宏富，非字面所示，注经者只有得儒家思想之真谛，教化日深，才会字字追求本原，句句释真明义。正是在朝代更迭变换中，思想不断丰富，认识逐渐加深，才会有数量众多的经书，才会产生超越时空普遍意义的传世经典。战国后，随着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的工具，五经定为一尊，经学不断弘扬、阐释与发展，地位也越来越高，读书人为了功名广采众说，将经学视为走向仕途的重要门径。西汉初年，阐述经义以“传”“记”为主，后逐渐产生章句训诂，改为对名物、文字的解释，如《毛诗传》。汉代末年，太学生已达三万人，为古来从未有过之盛事，经学盛极一时。黄以周《儆季杂著·史说略》卷二《读汉书·艺文志》中说：“汉儒注经，各守义例。故、训、传、说，体裁不同，谈《艺文志》尤可考见。故，训者，疏通其文义也;说者，征引其事实也。故、训之体，取法《尔雅》;传、说之体，取法《春秋》。”经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之争，郑学、王学广采众说，崇尚儒道，破除家法，遍注群经，集汉代经学之大成。特别是古文经学呈现出重训诂、尚考证的突出特征，经书中带政治文化性的阐释增多。从东汉到魏晋，“笺”“注”成经书内容的主流，出现《毛诗传》《三礼注》《公羊传解诂》《周易注》等。

南北朝时期经学分为南、北两派，前者不重经术，反重文辞，后者学风朴实，崇尚儒道。经书几乎都以“义疏”逐句逐章进行解释，汉魏笺注渐渐被“义疏”而取代。对正文的解释称注，对注文的解释称疏，故形成经、注、疏三个层次。义疏之外，唐陆德明从诸家之音与义的关联上认识到书之异音问题，作《经典释文》。至唐，《五经正义》统一经注，也统一了社会关于经的不同阐释，成为定本。宋，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大师，破除诸经章句训诂，独研义理，抛开汉唐解说，自创新注，虽穿凿附会，不重实学，却将经学往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易本义》《诗经集传》《尚书集传》《礼记集说》等已与前代笺注之学有明显区别。唐宋时产生的《十三经注疏》体系完整，规模宏大，在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再经清乾嘉学派、常州学派的相互补充，丰富了经籍，培养了大师，出现了更多解说经义的传、记、注、音、疏、章句、笺、编等方式。形式上再次呈现经文、古注、疏证三个层次。在经解体例下形成了系列注疏形式的经书，《通志堂经解》《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等许多重要的经书形成于清代，很多方式在书名中都有体现，也产生了繁复庞杂的注释成书体系。它更加系统、完整地丰富了儒家学说。

经书“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的经传义疏成书方式各有特色，名目不同，“师承”“家法”特色不同，章句之学日益繁琐。纳兰性德曰：“经著其略，传纪其详;经举其初，传述其终。虽未能尽得圣人褒贬意，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恃之以传，何可废也……吁，使左氏不为此书，后之人何所考据以知当时事乎？不知当时事，何以知圣人意乎？”[8]正是在这种经学传统的影响下，封建文人学士以倡明儒术，传经授道为己任，在笺注、解说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发展了经学，也形成数千部经书。作为重要的成书方式，阐释中有认同，传注中有发展，此可谓通经致用于书策上的收获吧。

三、经书形成中的辩证统一特征

经学形成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注经释经、经书不断增加的过程。在尊崇六经的基础上，新的经书的出现或传注、或集解、或义疏、或章句，有一些灵活而稳定、统一而多样、既是内容又是形式的表达方式。无论从经学还是儒学、文体还是著作方式、训诂还是校雠、文献学还是目录学的角度都可找到相应的研究领域。作为阐释发展起来的经学，以文随经是重要的内容，同时也是编排的形式。即书中同时显示经文与释文，经文排大字，释文走小字，经文多行单行，释文多單双行兼顾。二者界限分明，又浑然一体。当然，也有例外，如清人惠世奇撰《礼说》不载经文，仅标其所有辨证者，依经文次序编之，对古义分别加以疏通说明。概括经书形成，在内容与形式、集解他人观点与表达一己之意、“疏不破注”与订讹辨误等方面表现出辩证统一的特征。

1.阐释名目是经书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

对于绝大多数经书来说，传说故训等阐释名目是内容的标识，也是书名的组成部分，作为标识集中表达了内容的阐释方法，作为书名，揭示了某一具体经书形成的特征，有助于读者区别于他书，阅读使用攫取有益之处等。标识是内容的代表，在形式中出现，书名是形式的组成部分，其与内容相辅相成，共同发挥作用。如名目为“传”者，内容多以释经义为主。即转受经旨，传示来世，以授后人。名为“说”者，内容即解说之意。《礼记·檀弓下》载：“而天下其孰能说之？”[9]郑玄注：“说，犹解也。”《诗经》的《鲁说》《韩说》中之“说”既标识体例又表示以解说诗经为成书方式。“注”，本义灌注，是对经籍疏通解说为主的一种方法。意为水道阻塞须灌注方才疏通。“记”，《礼记正义》说：“记者，共撰所闻，编而录之。”它兼载经外远古之言，记经义所不备，与传、注相似。《汉书·艺文志》中有“记”131篇，都是汉儒编辑《礼》的方法。“解”，判别分析之意。《韩非子》中的解老，即解释老子的名篇。汉儒沿用这一方法或称“解谊”，亦在书名中表示，如东汉服虔的《春秋左传解谊》，或称“解诂”，如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笺”，即表识、笺识。还可引申作“笺注”，是对旧注有所考辨或订正而成新注的成书方法，也叫“校正”或“校笺”。“撰”，又写作“譔”，为撰之异体字，有编集排比之意。“故”，亦为“诂”。《汉书》颜师古注：“故者，通其指义也。”它以释词为主，间或释句，或用当代汉语去解释古代汉语，或用通行语言去解释古言，已固定成经书的一种成书方法。“训”，“训者犹说也。”[10]古人以训解、训说为题，皆作成书之通称。自汉代以来就有用“训”形成的新的作品，即用通俗词语解释原典。“章句”，是对经书章节和句读分析解释。《后汉书·桓谭传》唐李贤注：“章句谓离章辨句。”《论语集解序》说：“章句者，训解科段之名。”[11]此成书方法自汉代而形成，主要以分章析句来解析经籍意义。作为一种阐释的方式，章句也有对内容重新理解之意。以此作书名成书者众，如宋朱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等。“正义”，唐代统一的政治体系要求大一统的文化，而前代经说儒学多门，章句紊乱，故召孔颖达等儒家学者，编出了一套统一的经书，即《五经正义》。“五经”是指《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正义”就是正前人的义疏。

2.经书内容是集解与表达的统一体

在经书的阐释中，有的以解释具体的字词义而成书，有的专事汇集诸家文辞和“经”“传”形成“集解”体例。所谓“集解”即集合前人关于某部书的注释或再加上本人见解的一种阐释方式，也即汇集多家说法以成书的一种编辑方法。此种方式在后世产生了多种称谓，如集注、集说、集释、集传、集讲、集要、集义、集意、集成等。以博采众说为特点。《四书章句集注》曰：“《论语》《孟子》融会诸家之说，故谓之集注，犹何晏注《论语》，裒八家之说称集解也。”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载：“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依此记载，《论语集解》综合了八家注文，均记其姓名视为标注，为以示区别何氏自己的释文没有标记。《论语集解》是集解体经书成书方式的典型代表。

“集解”因为集多家注释而区别“传”“记”“注”等，为阐释方法的一种。但它同时也很注重陈述一己之观点，一般都较好地处理了汇集他人观点与表达一己之见二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汇集他人之说并非简单罗列，还是要做编排次序、删其浮辞等工作，此选择就已代表了个人的观点。这也是经书内容成书方式中集解与表达的辩证统一。南宋裴骃《史记集解·序》云：“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豫是有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兼列……以徐为本，号曰《集解》。”将集解作用表达得十分清楚。唐李鼎祚编撰的《周易集解》，采集了汉魏至唐初诸家易说，侧重象数学说，以注释经传义蕴。朱熹的《诗集传》，“集”即采集众人之说之意，“传”指传注，是注疏者阐释经义的方式。集传、集注都是汇集各家注解，与集解同义。

集解也可以是汇集他人之注，在此基础上再释本义，亦反映出多家注释与编辑者个体观点间的辩证统一。

3.经书是“疏不破注”与订讹辨误的统一体

对经文作注为“注”，对注文作“注”即“疏”。义疏是一种既释经文又释注文的经书体例，保存了众多注家史料。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为现今完整流传下来的南北朝时期的唯一义疏体作品，也是最早一部用义疏解释《论语》的著作，属注释体经书。它起源于南北朝，阐述思想，广罗材料，对旧注进行考核、补充、辩证。《颜氏家训·勉学篇》载：“学问儒事，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异。”当时盛行的义疏专著是从讲论儒家经典演变而来，因而也称讲疏。其特点是逐字逐句讲解古书，且遵从“疏不破注”的原则。“疏”，是疏通证明归注的意思。“疏不破注”开始是针对唐人编的《五经正义》而言的，认为正义解释注文不能与其有出入，注文有错，也只能顺着它说。它强调学有宗主，对于旧注可以引申发明，但不能另立新说。如清陈立的《公羊义疏》，纯属训诂之学，对礼制的解释非常详尽，仅“寔”字就引用了《左传》《诗正义》《公羊问答》《尔雅》《谷梁传》《韩诗》数种古籍及清儒著述。在“疏不破注”原则指导下，也过于僵化，对何休注前后违异之处不作评判，既未指出是非，又处处维护，以疏通经传文为主，是疏不破注的典型代表。

但若细加查考，“疏不破注”之说与经书解经注经实际并不完全相符。“义疏”与注的关系不仅是引申和补充，也还有订讹辨误的作用。“疏”只要不是“注”的翻译，自觉不自觉地就会引申和发挥。即“注”的突破是必然的了。如清《孟子正义》，是焦循为东汉赵歧《孟子章句》所作的疏证。“于赵氏之说或有所疑，不惜驳破以相规正。”《孟子·梁惠王上》载：“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12]赵岐注：“若，顺也。”焦循疏：“按：若，宜同若无罪而就死地之若。若，如此也，谓以如此所为，求如此所欲。解为顺，于辞不达。”焦循否定了赵岐对“若”之释义。综观经籍，虽“疏不破注”，但也有一些将个人思想融入经说，有校勘文本进行考释，订正讹误，保留异文，并补充发挥个人见解等诸多灵活处理方法。“疏不破注”与订讹辨误辩证统一于经籍中。

无论经文注文疏文还是传注集解义疏形成的不同经书，著述中有诠释，诠释中有发展，揭示了经书形成的原委，说明了阐释的功能与效果，也从成书角度证实了经学传承者编辑思想的价值与儒家经典发展的轨迹。

参考文献：

[1]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M].济南：齐鲁书社，1982：92.

[2]张舜徽.广校雠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36.

[3]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344.

[4]冯浩菲.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

[5]吕思勉.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507.

[6]班固.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五传第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2007：535.

[7]司马迁.史记下·滑稽列传第六十六[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410.

[8]纳兰性德.通志堂经解第十册[M].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192.

[9]陈澔注.礼记集说卷二·檀弓下[M]//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中册）.天津：天津古籍书店，1988：48.

[10][11]张舜徽.广校雠略·卷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37.

[12]朱熹注.孟子章句集注卷一·梁惠王章句上[M]//宋元人注.四書五经（上册）.天津：天津古籍书店，1988：7.

（作者单位系华中农业大学、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