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前，季 南

(延边大学 朝汉文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尺牍作为古代的一种文书，是重要的通讯方式。中朝文人的尺牍是两国文人交流的主要媒介，也是交流的重要手段。诸多学者研究中朝文人的尺牍，但对徐滢修与纪昀尺牍交流方面的关注较少。本文从背景、内容、意义三个方面入手，对徐滢修与纪昀的尺牍交流进行探讨。

一、徐滢修和纪昀尺牍交流概况

《明皋全集》是朝鲜文人徐滢修的诗文全集，收录徐氏与纪昀的往来尺牍八封，其中五封发信人为徐滢修，另外三封发信人为纪昀。第三封和第七封尺牍的后面标有月日，但没有具体年份，要确定具体的撰写时间可以依据以下两点：一是细读尺牍内容，找出带有年份的语句进行推断；二是徐滢修和纪昀的往来尺牍中不止一次提到二人的尺牍传递者是清朝与朝鲜的来往使臣，如“因节贡之便”[1]115b、“春间节使之还”[1]116a。我们可以根据使臣往来记录确定徐滢修和纪昀的尺牍往来时间。

据徐滢修《纪晓岚传》“余入燕后，先以书致意”[1]301a可知，第一封尺牍是他出使清朝时所写，时间为1799年(清嘉庆四年)。第二封尺牍提到“明当归国”[1]113b，《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记载，徐滢修于嘉庆四年十一月回到朝鲜，可知该尺牍写于本年。纪昀的答书写作时间应该是同年九月二十七日。徐滢修在第四封尺牍中因“节贡之便”[1]115b与纪昀保持尺牍往来，1800年(清嘉庆五年)正月，朝鲜使臣入燕，该尺牍被使团送至纪昀处。纪昀于上元后二日作答书，由使团带回朝鲜。徐滢修收到答书后作第六封尺牍，约于六月由朝鲜使团带入北京，纪昀于七月十六日作答书。在第八封尺牍中，徐滢修提到“辛酉壬戌贡使之还”[1]118a-118b带回朱子诸书，可知该尺牍写于1802年(清嘉庆七年)之后，又提到他与纪昀相识至今已“五载之久”[1]118a，据此可大致推定该封尺牍写于1804年(清嘉庆九年)。

徐滢修与纪昀尺牍交流的具体字数、时间见表1。

表1 徐滢修与纪昀尺牍交流简表

二、徐滢修和纪昀尺牍交流背景

(一)社会背景

清朝入主中原以后，朝鲜迫于武力上的威胁，表面臣服，但实际上有很强的反清情绪。清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直推行所谓的道德外交[2]16，如减少朝鲜的朝贡物品，严格控制清朝使臣收受朝鲜王朝送的礼物，在清朝皇帝的回赐之外加大对朝鲜的赏赐力度。宽松的政治氛围为朝鲜和清朝使臣的往来创造了便利条件，两国使臣往来频繁，至清中期达至最密。乾隆重视考察官员的行政能力，亲自任免知府以上官吏，控制官员之间的结交，严惩贪官污吏，强化君主专制制度。为了进一步巩固皇权，乾隆用武力平定了新疆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大一统多民族国家。此时清朝经济发展迅速，政治清明，疆域扩大，迎来了统治的全盛时期。

18世纪时，朝鲜社会趋于稳定，统治者积极整顿户籍，重视农业，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显著发展；此外还进行科举、农业等实学方面的改革，积极促进了朝鲜王朝的发展。这一时期，朝鲜和清朝的使臣往来是政治、经济等方面交流的唯一渠道，而且朝鲜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商品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使行贸易频繁，“八包贸易”[3]954是其典型形式(将八十斤可以作为药材的人参分成八个纸包包装，进行销售)。每次朝鲜使臣出使清朝都会带这些本土产品，如徐滢修出使清朝时赠予纪昀人参，金命喜赠予陈用光朝鲜墨。这一时期，两国社会条件相对稳定，陆路交通便利，为文人的交流创造了客观条件。

(二)文化背景

乾隆时期屡次大兴文字狱。据统计，乾隆一朝的文字狱次数超过一百起。一时间人人自危，许多文人尽量回避现实政治问题，把毕生精力放在对古书的考据和辑佚中，努力考证十三经等著作的音韵、字义、名物、训诂，最有代表性的是乾嘉学派。乾嘉学派在古代文字考证、音韵研究、古书典籍整理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对理学的研究更加深入。乾嘉学派的研究方法对朝鲜文人有重要影响，如金正喜、金正浩等都采用考据学方法严谨治学，推动了朝鲜王朝实学的发展。

朱子学在朝鲜太祖立国之初即成为经世治国的指导思想，经过儒学者的努力最终完成其本体化，形成独具特色的“朝鲜性理学”[4]215。自16世纪起，朝鲜兴起了对性理学改造的风潮，由此产生了实学。实学的发展需要朝鲜学者对性理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而朝鲜国内朱子学书籍的不足导致朝鲜的性理学不能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于是购买清朝的理学书籍成为燕行使臣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一点在徐滢修和纪昀往来的尺牍中有鲜明体现。朝鲜文人通过研习中国的理学书籍，促进了本国文化的发展。实学思想的进一步扩充为朝鲜许多文学家带来了文学创作灵感，优秀作品开始大量涌现。在两国使臣交往过程中，朝鲜文人将诗文集或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给清朝文人，请求题写序跋或评点，以提高汉文创作水平，扩大自身在朝鲜文坛的影响。在出使任务完成回国后，朝鲜使臣还会继续与清朝文人保持尺牍交流。

三、徐滢修和纪昀尺牍交流主要内容

(一)文学交流

徐滢修在出使清朝之前，就对纪昀有很深的印象。首先，这与其兄长徐浩修的推介密不可分。据《朝鲜王朝实录》载，徐浩修1790年(清乾隆五十五年)八月以进贺使兼谢恩副使身份赴热河行宫，在此得以与纪昀相识，归国后继续和纪昀保持尺牍往来。徐浩修在尺牍中询问纪昀《明史》和《大清一统志》校正工作的完成情况，并以亲身经历指出《大清一统志》的错误，得到了纪昀的认可。可以看出，徐浩修对清朝书籍的研究十分深入。他和纪昀意气相投，这一点在徐写给纪的第一封尺牍中就有所体现：“今幸天借其便，奉使朝京，而阁下以文垣盟主，与我先兄判书公有特契，于仆知不恝然。”[1]113b

其次，徐滢修读过纪昀为洪良浩题写的《耳溪诗集序》和《耳溪文集序》。1795年(清乾隆六十年)正月，朝鲜正使洪良浩与副使李义弼、书状官沈学永等出使清朝，“奉表贺万寿、冬至、元旦节，并进岁贡和方物”[5]220。洪氏在清朝期间与纪昀相识，并请纪为其《耳溪诗集》《耳溪文集》作序。徐滢修读过这两篇序，对纪昀的文风有很深的感悟，“曾读阁下所著《耳溪诗文集序》，真古人所谓‘自出机杼’”[1]301a。故而在出使清朝期间，抓紧机会向纪昀学习文学方面的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学水平。

徐滢修认为中华文明浩如烟海、博大精深，“夫以天下之大，中朝之文明，所操者建安余响，所著者丛书小品”[1]113a。1799年(清嘉庆四年)，朝鲜使臣入燕“进贺乾隆帝上尊谥”[5]222，徐滢修担任副使。到中原后，他发现清朝臣民都称赞纪昀是天下文章第一流人物，读到纪昀的书籍后更感受到其学识的渊博、风格的独特。徐滢修认为自己学识浅薄，希望可以向一代文宗学习，所以先修一封尺牍，然后送去一些诗文，继而登门拜访请纪昀指点。徐滢修认为，自古以来很多文人在文学创作上都想摆脱循规蹈矩、陈旧的文风，并努力创新，但由于知识匮乏，改变后的文风显得毫无章法，反不如当初。纪昀却不同，他在文体、文风上做出了很大改变，非但毫无章法漏洞，反而具有独创性，成为大家争相学习的对象。纪昀认为文章的主要内容在“理”，只有在“理”中总结出巧妙的思维和精炼的语言才能形成高质量的作品。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两国文人是在崇尚理学的背景下进行文学交流的。

(二)朱子学交流

程朱理学在1290年(元至元二十七年)传播到古代朝鲜半岛，后经过安珦、白颐正、权溥、李齐贤、郑梦周等人的努力，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朝鲜本土特色的性理学。朝鲜王朝时期，性理学发展进入鼎盛期，代表人物宋时烈重视“浩然之气”[4]438，强调格物致知。朝鲜后期，实学对朝鲜社会产生重大导向作用。朝鲜王朝实学派的发展主要有五个派别：以李栗谷为代表的转型实学派，以李瀷为代表的星湖实学派，以朴齐家为代表的北学实学派，以金正喜为代表的考据实学派，以崔汉绮为代表的气学实学派。实学派重视修己治人，注重经世致用，以期通过经世致用的经学进行土地制度和赋税方面的改革，建立“富贵共之”的和谐社会。文人们在“理气”方面更加关注“气”，希望通过穷经达到格物致知。实学派有“指向近代”的时代品格，意味着朝鲜王朝时期的实学思想与近代社会密不可分，所以这一时期的性理学思想是对高丽时期性理学思想的发展。

在清朝考据学影响下，朝鲜文人从十三经等儒家经典入手，通过穷经来研究朝鲜的性理学。徐滢修重视性理学，认为学习、研究性理学是“正学术、明道法之一大事”[1]115b。他在出使清朝时购买朱子诸书，部分书籍没有买到，便写信托纪昀帮忙购买。徐滢修购买的书籍主要有《朱子大全类编》《朱子语类》《朱子五经语类》《白田杂著》，这些书籍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之辞和堆砌之病，是后世文人对朱熹理学思想内核的汇总，在解经基础上强调伦理道德，对性理、义理进行深入阐释。

(三)情感交流

徐滢修到北京时，亲自拜访纪昀，在临别之际流露不舍之情。“虽东归之后，亦当因贡便，寄讯起居，少纾此情曲也”[1]304a，二人约定分别之后保持尺牍往来。即将归国时，徐滢修写给纪昀的尺牍中云：“明当归国，不知后会何日，而王子安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之句，阁下已教我矣。书不尽言，此刻伏惟德履冲泰，为世道为斯文，千万珍重。”[1]114a徐氏引用王勃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表达他与纪昀的志同道合之意。徐滢修归国以后，仍和纪昀保持尺牍往来，并不止一次地表达二人志趣相投之意，如：“阁下之于仆，亦当世之子云尧夫也”[1]115b。纪昀对徐滢修也表现出惺惺相惜之感，他在尺牍中说自己“天性孤僻，平生无一声利交”[1]115b，但见到徐滢修后便不以国家为界限，从而“倾倒于先生，彼此相赏”[1]115b。

四、徐滢修与纪昀尺牍交流的意义

(一)补充文集和人物传记资料

尺牍是古代文学中的重要体裁之一，它是文人、官员之间传播信息的重要媒介和手段。尺牍的特殊物质形态给保存和收藏带来一定难度，在别集编纂过程中会造成尺牍资料缺失的现象。纪昀的文章主要收录在《纪文达公遗集》和《纪晓岚文集》中，其中《纪文达公遗集》收录纪昀的诗文三十二卷，《纪晓岚文集》收录纪昀的诗、文等四十七卷，但这两本别集都没有收录纪昀与徐滢修的尺牍往来资料。而《明皋全集》卷六不仅收录了写给纪昀的尺牍，并附有纪昀的答书，卷十四还收录了《纪晓岚传》，以朝鲜文人视角记录了纪昀的籍贯、外貌、爱好、官职，以及他与纪昀第一次见面交流谈话的全部内容。徐滢修的详细记录对完善纪昀文集和人物传记资料有重要的补遗作用。

(二)丰富两国文人间文化交流内容

徐滢修和纪昀尺牍交流内容包含文学、朱子学、情感等方面的交流信息。徐滢修通过向纪昀请教，了解了很多文学知识，对如何写文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纪昀帮助徐滢修购买一些理学书籍并送往朝鲜，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朝鲜王朝的传播和发展，加深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纪昀和徐滢修之间密切的情感交流是清朝汉族文人和朝鲜文人间跨国友谊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朝中后期两国文人交往的深入。

五、结语

18世纪末，朝鲜王朝和清朝文人交往非常密切，清朝在文化、思想等多方面对朝鲜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方面接受清朝理学思想，并进行融合、发展，促进了两个国家在文化方面的交流。纪昀与徐滢修的尺牍往来反映出当时中朝两国文人真挚的友情，也为现代学者研究清代中朝关系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