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徽派版画巨作《环翠堂园景图》研究

2019-05-16蒋炜李烨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 2019年2期

蒋炜李烨

引言

《环翠堂园景图》（以下简称《园景图》）（图1-图4）是晚明版画中的巨作，图高24厘米，长1486厘米，上元（南京）文人李登题签，吴门（苏州）画家钱贡绘图，徽州刻工黄应组镌刻，徽州书商汪廷讷环翠堂出版。《园景图》原刊本存世稀见，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傅惜华旧藏一卷，1981年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遂广为人知，但傅先生旧藏今日却不知下落。《园景图》在晚明版画中独树一帜，就其规模之大和刊刻的精美程度而言，在晚明出版浩繁的版画作品中无出其右者。再者，与其他版画通常从属于文本的形式不同，该图是以独立的版画长卷印制出版的。由于古代版画在传统美术史研究中的从属地位，《园景图》发现后一直没有受到美术史学者的重视。二十世纪中后期，由于以郑振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古代版画的收藏和著述，《园景图》渐为人注意，但还谈不上深入研究。[1]1983年，版画史研究学者周芜出版《徽派版画史论集》，对汪廷讷和《园景图》做了相对详细的介绍。[2]此后，版画史学者周心慧在其所著《中国古版画通史》一书中，也对《园景图》略作介绍，[3]但仍然缺乏深入研究。

1997年3月，徽派版画研究学者张国标撰文《徽派版画〈环翠堂园景图〉考》，是第一篇研究《园景图》版画的论文，文章从《园景图》的构成、主要景点、画中人物、刻绘者，进行了介绍，重点讨论了《园景图》的地址问题，针对郑振铎、周芜认为环翠堂在金陵的观点，作者结合汪廷讷诗文和与其交往的晚明文人的题诗并引用康熙间刊行的《休宁县志》，再联系徽州地区的风土人情和生产活动，提出环翠堂原址在徽州休宁的观点，算是对这一模糊的问题有了一个正面的回应。[4]

2001年，台湾学者林丽江撰写长文《徽州版画〈环翠堂园景图〉之研究》，讨论了《园景图》的刊刻时间，刊行动机，并指出，汪廷讷不惜花费巨资出版《园景图》，其真正的目的是对其家业名声风雅趣味的宣传，借此挤进江南文人圈，改变商人出身，且因此得以留名于世。并以此讨论了晚明徽州商人和江南文人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鄙夷的情况。[5]林文的这一观点影响很大，在《园景图》创作目的的讨论中，似乎已成定论，后来研究者无不受其影响。[6]

本文拟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以下问题：一、《园景图》的刊刻时间，二、《园景图》绘稿者，三、《园景图》是否真实存在？四、《园景图》刊行的社会环境，五、《园景图》对晚明版画创作的影响。

图1 《环翠堂园景图》（局部）“松萝山"

图2 《环翠堂园景图》（局部）“昌公湖”

1.《园景图》的刊行时间

由于《园景图》上缺少明确的刊行时间信息，尾部也没有名人题跋，因此，判断此件作品的出版时间，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因而产生了几种不同的看法。李平凡认为出版于1602-1605年之间，[7]胡广俊认为出版于1610年前后，[8]林丽江认为1609年后，并做了细致的论述。[9]目前支持《园景图》刊出时间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李登的生卒时间问题。《园景图》上李登的一枚印章是“八十三翁”，如果明确李登的生卒时间，此一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二、环翠堂的落成时间。环翠堂是汪廷讷“坐隐园”的主题厅堂，按照正常的认识，《园景图》应该刊行于环翠堂建成之后，如果确知环翠堂的落成时间，《园景图》应该是在其后不久出现的。三、与《园景图》版画风格极为相似的其他版画作品，虽然不能准确帮助断定年代，但可以提供基本年代的参考。

关于第一点，李登的生卒年问题，林丽江从《明代分省人物考》中查得李登生年不详，卒于1609年，还从《坐隐先生全集》中查阅到李登八十五岁时写的一篇文章，认为李登至少活到八十五岁，并由此推知为《园景图》题名时间可能在1607年左右。这个结论有失严谨，因为李登的年龄不是确数。毛茸茸从《金陵通传》查阅到李登“年八十六而卒”，再根据《明代分省人物考》中李登的卒年，推知《园景图》题名时间为1606年，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刊刻时间。关于第二点，据李之皥《坐隐园落成碑》，坐隐园始建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落成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林丽江误记为1602年）如果记载真实，则《园景图》刊行不会早于1606年。关于第三点，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刊行的《坐隐先生全集》附有六页相连的《坐隐图》，风格和《园景图》极为相似，但规模比《园景图》小得多，而且《坐隐先生全集》中没有提及《园景图》的任何文字，都说明《园景图》应该刊行于1609年之后。那么《园景图》出版时间的下限应该不晚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因为这一年八月《环翠堂集》三十卷出版，此后，由于战乱和外出赴任，汪廷讷似乎再没有刻书的活动了。[10]因此，《园景图》的刊行时间约在1610年至1614年之间。

2.《园景图》绘稿者

《园景图》的起首处，在李登的印章右边，有黄氏刻工“黄应组镌”四字落款，在图的结尾有“吴门钱贡为无如汪先生写”两行落款。这幅作品看来绘稿者和刻版者是明确的，似乎不必讨论，所以长期以来并没有学者怀疑其真实性。但是笔者比较了钱贡的存世的争议较小的两幅绘画作品，一幅是《城南雅逸图》，现存天津市博物馆；另一幅是《兰亭诗序图》，现存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研究发现钱贡的这两幅作品与《园景图》有很大的不同，首先，画中人物与《园景图》的人物在外形和相貌上毫无相同之处（图5）。虽然版画作品在表现形式上与绘画作品有一定的差距，但一些核心性的东西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画家在版画上的画稿其风格应该与纸、绢上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比如陈洪绶的版画作品《张之深先生正北西厢记》，就与其纸绢上的绘画作品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此外，钱贡绘画作品的签名字迹和《园景图》中的字迹也不一样（图6），绘画作品中书法用笔犀利，多用侧锋，干脆利落，而《园景图》上的字体注意回环呼应，多用中锋，行笔从容，比较温文尔雅。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园景图》不是出于钱贡的绘稿。那么《园景图》的绘稿者是谁呢？版画史学者都知道，汪廷讷环翠堂版画的主要绘稿人是汪耕，关于汪耕的个人资料，学界到目前还知之甚少。汪耕为环翠堂书坊创作了大量的版画，署名者有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刊行的二十二卷本的《人镜阳秋》，插图五百余页，也是一部浩大的工程；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刊行的《坐隐先生精订捷径弈谱》，有六幅相连的版画，都是极其工致的。由于画面风格的高度统一，研究者普遍认为汪廷讷刊行的几部被称作《环翠堂乐府》戏曲作品，其版画绘稿者也是汪耕。由于《园景图》的人物形象、建筑造型、山石的皴法，树干和树叶的表现方法，与《人镜阳秋》和《坐隐图》在风格上具有极高的相似度，引起了笔者进一步比较的想法。经过对三种版画细节的比对，可以断定《园景图》是出自汪耕之手而非出自吴门画家钱贡之笔。汪廷讷为什么做出这种不诚实的举动，结合戏曲学者对汪廷讷人品的研究，恐怕是沽名钓誉的心理在起作用吧。我们知道，晚明版画绘稿人其地位低下，和刻工属于同一级别的。一般画家是不屑于参与版画创作的，（当然，也有例外者，比如，特立独行的陈洪绶就画过一批版画作品）所以即使如汪耕这样的绘制高手，历史上并没有多少关于他的个人记载。而钱贡也不过是吴门末流画家，但即使如此，也足以提高出版商的名声和地位了。《园景图》作为宣传汪廷讷个人声望的广告印刷品，当然要考虑绘稿人的名声和地位了，来自苏州的文人画家绘制画稿，当然是无比体面的事情。

图3 《环翠堂园景图》（局部）“大夫第”

图4 《环翠堂园景图》（局部）“环翠堂”

3.《园景图》的是否真实存在？

《环翠堂园景图》，描绘了一座位于黄山、白岳间，以环翠堂为中心的偌大园林。园外群山环抱，园内湖水浩渺，华屋楼台，广布其间，文人雅士，官宦贵族，徜徉其中，农田阡陌，黄发白苕，怡然自乐。三教九流，各得其所，真有世外桃源之感。全图名胜景点120余处，往来人物300多名。规模之巨大，建筑之奢华，景点之繁多，无出其右者。这么一座浩大的建筑工程，真的存在吗？环翠堂究竟是纸上园林还是真实存在的园林？这个问题，引起很多学者的思考。

郑振铎认为环翠堂是存在的，不过地点不在汪廷讷的家乡休宁，而是在金陵。因为汪廷讷在金陵设有环翠堂书坊，再结合汪廷讷较长的时间在金陵和文人圈的交往，进而做出以上判断。[11]周芜先生亦坚持此说，后来又有所动摇。[12]汪炳章则认为《园景图》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个横跨休、歙两县，方圆几百公里的浩大园林只能是汪廷讷等人虚构的一个蓝图”。[13]那么，园林图中的景象是否在现实中存在呢？张国标通过汪廷讷出版的个人著作《坐隐先生全集》中的一些史料，肯定了坐隐园与环翠堂是在现实中存在的。因为一些文人专门写了环翠堂记一类的文字，还有人就园景图中的相关景点做了112首诗歌分别题咏。笔者也注意到金陵文化圈中的著名文人王穉登还作了一篇《坐隐园环翠堂记》，记录了自己两次游览黄山、白岳借宿休宁坐隐园的事情。[14]但王穉登文章记载的坐隐园的各个景点的相对位置与《园景图》中标注的位置有重大差别。这从侧面说明纸上园林与真实园林有很大不同的，但以休宁环翠堂为蓝本而加以文学性的创作应该不会与事实有较大的出入。况且康熙版《休宁县志》也对此有所记载。[15]至于说环翠堂在金陵也是可能的，汪廷讷在金陵开设的书坊，名号就是环翠堂。如果联想到汪廷讷在此游学、科考以及与众多文人的交往，想必金陵也有固定的住所，厅堂名其为“环翠堂”亦未尝不可，但此环翠堂已经不是彼环翠堂了。

图5 《园景图》（5-1）中的人物形象与汪耕绘黄应组刻《坐隐图》（5-2）中的人物形象有较高的相似度，但与钱贡绘画《兰亭诗序图》（5-3）中的人物形象有明显的差异

4.《园景图》刊行的社会环境

支持《园景图》刊行的社会环境主要有两点，一是晚明出版业的兴盛，版画作为书籍销售的重要手段已经到了无书不图的地步。而且对插图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从建安版画的粗简质朴到金陵版画的阔大疏朗再到徽州版画的工细优雅，以至到武林版画的文人山水画倾向，都表现出晚明版画趋向文雅化的发展方向。在这一链条中，徽州版画无疑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园景图》就是这种示范和引领的重要成果。这种新风格的特征是：

（1）刻线精工，版刻线条整齐、匀称、细致，如线描稿，笔笔中锋，刀法能自如地表现笔法。无断线、杂乱的线，无生硬僵直的线条，线条舒展自如，如行云流水。每根线条都一丝不苟，每一个细节都精心刻画。如室内屏风上的图案，建安、金陵版画常常出现素屏，或者用一二根线条勾勒山峰轮廓，徽派版画却刻画得繁满精细，如画谱般优美。

（2）人物优雅，是徽派版画人物形象的典型特征。这种优雅表现在人物形体的姿态上面。首先人物的身段优美，更加修长。头部和身体的比例大致男性在1：6之间，女性在1：6.5之间。人物衣纹流畅华美，面容清秀圆润，五官柔和细致，无论男女老少，姿态端庄娴静，面带微笑。

（3）场景奢华，室内宽大，地板呈菱格状，屏风高大，多画山水图，线条顿挫有力，多用雨点皴。陈设用具精细优美，室外有雕栏曲折，芭蕉数株，高大挺拔；假山挺秀，山后配以花竹。野外多有松树、柳树，柳树多夹叶，松叶多针形，树干多用鱼鳞皴，柳树多用平行的曲线皴。山石则用雨点皴，细密工整。

促使《园景图》刊行的第二个社会因素是晚明园林建设的热潮。嘉靖中叶以后，随着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官方约束的松弛，园林建设日趋兴盛。明人何乔远记载了嘉靖年间（1522-1566）的这种变化：“当时人家房舍，富者不过工字八间，或窖圈四围十室而已。今重堂窈寝，回廊层台，园亭池馆，金辉碧相。不可名状。”[16]

这种从嘉靖间兴起的居第和园林建设的风潮，在晚明的许多学者的著作中都有类似记载。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缙绅喜治宅谛，亦是一蔽。……及其官罢年衰，囊橐满盈，然后穷极土木，广奢华丽，以明得志。”[17]这种由士大夫兴起的奢华的建筑风气也吹向普通百姓。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说：“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苑囿僭拟公侯，下至勾栏之中，亦多画屋也。”[18]

园林是居室建筑风潮中最奢华之举，引领者也多为缙绅士大夫。《万历野获编》云：“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19]在当时对士大夫来说，建筑园林比修建居第更有吸引力。因为居第是存身之所，而园林则适合耳目之好。明人王世贞说：“今世富贵之家，往往藏镪巨万而匿其名，不肯问居第。有取第者，不复能问园。亦多以润屋之久溢而及之。独余癖迂计，比先园而后居第，以为居第足以适吾体而不能适吾耳目。”[20]

晚明持续不断的居第和园林建筑的热潮，除了满足文人士夫显示身份和地位，炫耀财富之外，也为他们的业余文化活动，提供了较为理想的场所。晚明文人士夫的业余文化活动多为顾曲赏乐、雅集赋诗、隐居读书诸种。

就环翠堂主人汪廷讷而言，既是富甲一方的盐商，还是财大气粗的书商，又是靠捐资获得官员的资格，又是一位附庸风雅、喜欢舞文弄墨的准文人。这位各种角色兼及一身的人物，是《园景图》刊行的最合适的人选了。当然《园景图》也没有辜负汪廷讷，将汪廷讷的种种愿望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5.《园景图》对晚明版画创作的影响

有研究者指出，《园景图》之后环翠堂刊行的《袁了凡先生释义北西厢记》版画就采用了与《园景图》相类似的构图风格，认为这是《园景图》影响通俗版画创作的一个较早例证。相似的证据还有《重刻订正批点画意北西厢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香雪居刊行的《新校古本西厢记》（图7）等。[21]和环翠堂早期刊行的版画构图不同，人物在画面中的比例变小，将更多的空间让位于山水和园林景观，将对人物和情节的关注转移到对山水园林优美景物的欣赏方面来。这样图像和文本关系不再密切，而是渐行渐远，版画也逐渐脱离文本的束缚，以独立的审美面貌呈现出来。事实上，万历末期之后，版画创作集体发生了向山水园林审美趣味的转向，版画的文人化趣味日趋明显。在这一进程中，《园林图》虽然不是一个决定因素，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吧。

图6 《园景图》（6-1）与《城南雅逸图》（6-2）、《兰亭诗序图》（6-3）中三处签名比较

6.结语

《园景图》无疑是徽派版画中扛鼎之作，在进一步强化了徽派版画的典型风格之外，还蕴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它透露了晚明徽商力图摆脱商人身份，挤进上流文人圈的愿望，也映射了晚明园林建设的热潮，反映了刻书业的兴盛和不断变化着的版画欣赏的审美趣味。只是由于《园景图》长期不为所知，因而相关的研究还不是很充分。

图7 受《园景图》风格影响的版画作品

注释：

[1]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有对汪廷讷环翠堂刊刻版画作品的介绍，但没有提及《园林图》，见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03-104页；美术史家王伯敏在其著作《中国版画通史》中有两幅《园景图》插图，但没有文字说明，见王伯敏《中国版画通史》，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69页；郭味渠虽然对环翠堂版画有所关注，似乎并没有看到《园景图》，见郭味渠《中国版画史略》，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第83-84页。

[2]周芜：《徽派版画史论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页。

[3]周心慧：《中国古版画通史》，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第168页。

[4]张国标：《徽派版画〈环翠堂园景图〉考》，《美术之友》，1997年第3期。

[5]林丽江：《徽州版画〈环翠堂园景图〉之研究》，《区域与网络——近千年来中国美术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1年。

[6]蔡拥华：《拼凑的风雅：环翠堂的盛世浮景》，《美术与设计》，2012年第3期。毛茸茸《环翠堂园景图新考——汪廷讷的园林与图像世界》，中国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5月，未刊稿；李啸非《晚明环翠堂版画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论文，2013年6月，未刊稿。姜阿姗《环翠堂园景图研究》，江南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5月，未刊稿，还有一些文章不再举例。

[7]李平凡：《关于环翠堂园景图》//环翠堂园景图，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

[8]胡广俊：《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珍品莅美展览图录》，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2000年。

[9]林丽江：《徽州版画〈环翠堂园景图〉之研究》《区域与网络——近千年来中国美术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1年。

[10]此处参照徐朔方“汪廷讷行实系年”，见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4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卷，505-547页；李啸非“汪廷讷年表”，见《环翠堂版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61-167页，推断。

[11]参看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见张国标：《徽派版画环翠堂园景图考》，《美术之友》，1997年第3期。

[12]同 [4]。

[13]汪炳章：《〈环翠堂园景图〉的园林艺术特征》，《装饰》，2008年第9期。

[14]汪廷讷：《坐隐先生全集》，《四库全书存目丛刊》第18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81页。

[15]同 [4]。

[16]何乔远：《名山藏》卷一〇二，台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7年，第773页。

[17]谢肇淛：《五杂俎》卷三，上海：上海书店，2001年，第58页。

[18]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