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武，臧艺兵

(集美大学 音乐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一、引 言

素有“音乐之岛”之称的鼓浪屿,面积仅1.88平方公里，钢琴人均拥有率却是全国第一，诞生了许多当代著名音乐家，如殷承宗、陈佐湟、周淑安、许斐平、林俊卿等。此外，在鼓浪屿音乐氛围的直接影响下，厦门地区还产生了杨民望、李焕之、吴天球、蔡继琨等大批知名音乐家。众所周知，鼓浪屿虽然是个小岛，却在20世纪初拥有十几家外国领事馆，成为中国近代对外开放的重要前沿之地，是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重要门户，也是中国文化输出的起点之一，形成了一个高度浓缩中西文明的典型岛屿，中西多元音乐文化在鼓浪屿融合共生且辐射深远。笔者力求通过大量文献查阅和实地田野调查，以独到的视角，对鼓浪屿的音乐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探索和解密。

厦门岛原名嘉禾屿，早在五千年前就有人居住，古越族创造了厦门早期浮滨文化，汉族人从唐代到厦门岛垦荒，并与古越族通婚融合。[1]鼓浪屿正式命名于明朝，屿指依附于大陆的小岛，该岛位于厦门岛西南600米。厦门位于泉州与漳州之间，由古代泉州府同安县发展而来，泉州距厦门同安60多公里，漳州距厦门50多公里。厦门港是天然良港，当代厦门港口管理局实现一体化整合，涵盖了东渡、海沧、刘五店、石码等八大港区，其中刘五店港区毗邻古代泉州围头港与金井港，石码港区就在漳州月港的位置。鼓浪屿距月港21公里，距同安32公里。鼓浪屿从古代泉州与漳州的边缘岛屿，逐渐发展成为厦门的中心，鼓浪屿也从村落发展成为现代社区。1877年，德国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提出丝绸之路概念，指从公元前114年到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中国与印度，以及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2]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宋末至元代时，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宋元时期的鼓浪屿被称为圆沙洲或五龙屿，属于泉州府管辖，鼓浪屿由渔民落脚点发展成为早期村落。明朝中左所即厦门古城，隶属于泉州永宁卫，是明嘉靖年间抗倭重镇，鼓浪屿常有海盗出没。由于明朝海禁，民间海外贸易被迫转型为走私性质的私商贸易，港口由泉州转移到漳州月港，月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朝郑和七次下西洋，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达到繁荣时期。清朝初期厦门港的鼓浪屿村民数量不多，行政区域只是一个保，称鼓浪屿保，归厦门和凤前后社管辖。[3]郑成功驻厦门后，积极推动海外贸易。随着清政府的海禁政策，以及鸦片战争之后海权的丧失，海上丝绸之路走向衰落。

但是，厦门港却在近代崛起，并逐渐成为东南沿海贸易的中心。我国政府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是扩大和优化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重大战略部署。厦门被定位于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城市，鼓浪屿也发展成为现代化城市社区。

二、宗教——鼓浪屿音乐文化的基础

鼓浪屿丰富多彩的音乐生活与岛民的各种宗教信仰所支持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鼓浪屿早期村民崇尚巫术。鼓浪屿是渔民暂时落脚的荒岛，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村落，岛上村民敬畏自然，崇信鬼神，尤其是地方特色的雷神、龙蛇神等。村民的闽南信仰民俗有自然山川崇拜、鬼神崇拜等，也崇拜祖先，敬奉天公和土地公。

1.宋元时期鼓浪屿人多崇拜俗神，关帝爷、保生大帝、妈祖、清水祖师、光泽尊王。宋元时期各地传教士和僧侣经印度洋涌入泉州(刺桐)，主要宗教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等。此时鼓浪屿则处于泉州管辖的边缘，外来宗教对鼓浪屿影响甚微。鼓浪屿上的村落被称为李厝澳，因村民姓李而得名。鼓浪屿在宋元时期的民间信仰是协天大帝(关羽)，也供奉闽南地区保佑世人平安的神灵保生大帝(大道公)，但供奉的宫庙兴建于明朝。

2.明朝鼓浪屿人信仰道教与妈祖。因为明朝海禁，闽南区域海上贸易中心转移至漳州月港(海澄)，是“亦商亦盗”的私人海上贸易。月港常见航线是：月港→经海门至圭屿(鸡屿)→中左所(厦门)→曾家澳→大担岛与浯屿航道→西洋航道。鼓浪屿位于九龙江入海口，成为走私贸易的落脚地。明成化年间(1465—1487)，同安县黄氏迁居鼓浪屿，并把李厝澳改名内厝澳。种德宫原址位于鼓浪屿西北部旧庵河，明天启二年(1622)祀奉保生大帝。鼓浪屿兴贤宫始建于明末，原祀奉协天大帝(关羽)为主神，后扩建前殿祀奉保生大帝。种德宫与兴贤宫属于道教宫庙。佛教日光岩寺则始建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闽南海丝文化中，妈祖是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道教海神信仰，又称天上圣母、天后、天后娘娘、天妃、天妃娘娘、湄洲娘妈等。[4]

3.清朝初期鼓浪屿盛行道教与佛教。康熙年间，厦门虎溪禅寺瑞光法师扩建寺庙，改名为鼓浪屿瑞光庵，后改称法海院和妈祖庙，既供奉佛教法海，也供奉海神妈祖。19世纪初妈祖庙又改名为三和宫，清嘉庆癸酉年(1813)福建水师提督王得禄重修扩建。此外，鼓浪屿种德宫扩建迁址内厝澳路。

4.鸦片战争后的鼓浪屿盛行基督教。厦门先是被开辟为“兴泉永道”(1840)，后被辟为5个通商口岸之一。苏伊士运河开通后(1869)，大量外国商船经营厦门港的远洋航线。[5]随后鼓浪屿设立通商局(1871)，后改为洋务局。甲午战争后，海外移民回归并大量移居鼓浪屿。1903年成立鼓浪屿公共租界，主要信仰是基督教(含天主教)。各国差会(美国归正教会、英国伦敦公会、英国长老会)信徒捐建协和礼拜堂(1863)，时称“国际礼拜堂”，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协和堂是鼓浪屿最早的教堂。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马守仁被罗马教廷任命为厦门教区主教，后在鼓浪屿建天主堂(1917)，也称耶稣君王堂。基督教三一堂主体建筑在1934年基本落成，三一堂即寓意三个教会联合兴建之意，更蕴含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

5.当代鼓浪屿基督教、道教、佛教等多种宗教与民间信仰并存，形成鼓浪屿音乐文化的基础。1840年以后，基督教音乐占据主导地位，但中国传统宗教道教宫庙兴贤宫依然兴旺。基督教在文革期间受到影响，改革开放后宗教政策得到落实，鼓浪屿修缮并开放了众多教堂。道教种德宫、佛教日光岩寺等保留。兴贤宫1985年被拆毁，20年后重新修建。伊斯兰教音乐在厦门影响十分有限，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后，曾雇佣一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当巡捕，他们每逢“主麻”日，便到厦门清真寺做礼拜，该寺由浙江提督杨帅倡捐修建(1850)。[6]

三、输出——鼓浪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

受道教、佛教及民间信仰的影响，鼓浪屿上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主要有道教音乐、佛教音乐、闽南民间音乐。

(一)鼓浪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类别

1.鼓浪屿道教音乐。鼓浪屿道教音乐多是居家道歌曲，曲式结构简单宜唱，单段体歌曲多直接入板演唱，韵腔的旋律材料单一。唱经风格追求速度稍快的大音量，是一种世俗化的道乐形态，是道教音乐与俗乐融合的结果。[7]鼓浪屿道乐受到正一派影响，只念颂经文和清唱赞词，并严格按赞本所标钟鼓符号执拍，有度亡、祈福等类型的科仪音乐。道教音乐记谱采用曲线谱，道教符箓是曲线谱的源头；符号构件以曲线、圆圈为主。记谱方式为竖行书写，只是标记旋律大体轮廓，现代道乐多采用简谱。道教法器及乐器有钟、磬、鼓、碰铃、木鱼，当代有钹、锣、笛、萧、笙、二胡、琵琶、三弦、阮等。

鼓浪屿三和宫供奉妈祖，即鼓浪屿妈祖庙。妈祖信仰(与道教相关)源自福建莆田，从中国东南沿海传至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妈祖信仰传播平安、慈悲、护民、奉献，祭祀妈祖神灵以祈求风调雨顺。[8]妈祖民俗音乐文化有元宵节闹妈祖、妈祖舞、妈祖戏、天后庙会、诵妈祖经、锣鼓阵、妈祖诗签等。妈祖祭祀的配乐情况在宋代廖鹏飞《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以及元代郑元祐《重建天妃宫碑》提及的妈祖祭祀中，所用乐器有丝、竹、金、石鼓等。

受到对岸嵩屿、青礁、白礁一带居民崇拜“保生大帝”的影响，鼓浪屿村民在种德宫供奉保生大帝(与道教密切相关的民间祭祀习俗)。大道公生前姓吴名仐，北宋泉州府同安县白礁村人，被尊为“神医”，民间称其为吴真人。科仪仪式音乐文本《保生大帝大道真经》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

2.佛教音乐在鼓浪屿日光岩寺传播。厦门南普陀寺受到佛教禅宗、净土宗、三论宗等佛教流派的影响。佛教法事音乐主要有修行法事梵呗《礼佛》《祝伽蓝》《三皈依》《祝愿偈》(带诵观音菩萨)；纪念法事涅槃节《三皈依》；消灾佛事《药师佛赞》；超度亡灵法事《瑜伽焰口》；梵呗赞类《伽蓝赞》《炉香赞》《阿弥陀佛赞》；梵呗偈类《普贤敬众偈》《赶佛偈》；梵呗咒类《准提咒》《普庵咒》等。梵呗曲式结构有单句式、齐句式、长短句式、套曲式。厦门南普陀丙申年(2016)水陆空普度大斋胜会，静安法师、道诚法师恭阅《华严经》，佛教音声法器有木鱼、钟、馨、鼓、板、钹、饶、铃、铛、螺、号等，这些仪式由诵、唱、打击法器等组成。

鼓浪屿日光岩寺佛教信仰受到厦门南普陀寺的影响，弘一法师(李叔同)曾在南普陀寺和日光岩寺修行。弘一法师谱曲的《三宝赞》(1930)，是近代音乐史上第一首由专业音乐家创作的佛曲，该佛曲刊登于《海潮音》杂志。弘一法师为佛教徒创作了《清凉歌集》(1936)，其中《清凉》《山色》《花香》《世梦》《观心》五曲，在佛教寺院与信徒中广泛传唱。[9]

3.鼓浪屿闽南民间音乐。鼓浪屿民间音乐的主要类型有闽南乡土音乐、闽南语民俗歌曲、阵头演艺、曲艺音乐、戏剧音乐，最有代表性的是南音、闽南语歌曲、车鼓推、高甲戏等。南音也称为南乐、南曲、弦管或“泉州南音”，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音乐。南音很早就在鼓浪屿盛行，著名南曲大师有林霁秋和纪经亩。厦门南音宗师还有林祥玉、白厚、吴萍水等人。20世纪初，菲律宾华侨蔡浅，在鼓浪屿灌制南曲唱片，行销东南亚乃至西欧。英国乐团慕名到厦门搜集南音资料，赞誉南音为“东方音乐之花”。1936年，鼓浪屿毓德女中校长邵庆元在学校里成立了“南音研究会”，聘请南曲大师许启章教授南曲，开创了厦门女学生学习南曲的先河。[10]

(二)鼓浪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路径

从鼓浪屿向海外移民的主要类型有贩洋经商、逃避灾荒兵祸、政治原因、契约华工。厦门港是郑成功海路“五商”(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家商行之代号)通往中国台湾、日本、吕宋及南洋各地的中心。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通过多条国际航线传播到世界各地，分别有东洋航线、南洋航线、西洋航线等。

1.东洋航线，主要由沿海港口到日本、朝鲜等。一般认为东洋也包括中国台湾、菲律宾。台湾航线：厦门→澎湖→台南→高雄→鸡笼→淡水。清顺治年间(1650—1661)，近代葡萄牙、西班牙人、荷兰人先后抵达台湾，随后郑芝龙率漳泉数万人移居台湾(1628)。郑成功收复台湾(1661)。[11]清廷统一台湾后，郑成功旧部不愿意回大陆，选择流亡东南亚，他们是早期的华侨。鼓浪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播至台湾，以佛教音乐、南音、闽南语歌曲、歌仔戏等为代表。琉球文化有福建文化的印记，这印证了中国音乐文化对日本和琉球的影响。

2.南洋航线，由沿海港口到东南亚各国。17世纪后半叶，东南亚许多国家沦为殖民地，成了西方殖民者在海外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场所。同中国保持官方关系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有苏禄(菲律宾)、南掌、安南(越南)、暹罗(泰国)、缅甸。近代中国与班达岛→安汶群岛→马鲁古群岛荷属东印度的公司保持贸易关系，与英属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六甲维系贸易关系。[12]东南航线到吕宋岛(菲律宾)和文莱国，利用冬季季风，夏天返回厦门。近代西属菲律宾贸易关系，中国帆船贸易的繁荣时期(1570—1760)，福建航线至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墨西哥城→维拉克鲁斯→西班牙。清政府为防福建出洋船只劫掠，用绿色油漆饰红色钩字，去东南亚贸易的厦门船只被称为“绿头船”(1731)。

3.西洋航线，由泉州、漳州等沿海港口到南亚的印度、阿拉伯和东非沿海各国。近代有厦门通过苏伊士运河到达英国、荷兰、法国的航线，或者绕过南非好望角。闽南人在海外形成的移民社会，在相当长时期内，东南亚的“福建人”就是“闽南人”的代称。闽南人把家乡的佛教、道教以及民间信仰带到东南亚。[13]“闽侨信仰，遵从道教习惯，采用佛教祭式，遵守儒教行为，混合了儒道释三者，而加以信奉”。[14]弘一法师从上海到暹罗(今泰国)途径厦门，后来因缘分留在厦门。[15]

(三)鼓浪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坚守

中国人始终占据鼓浪屿人口的多数，外国人最多时有250余人，是鼓浪屿中国居民的十分之一。基督教新教在鼓浪屿采用了灵活的传教政策，这促使基督教在鼓浪屿的传播。部分鼓浪屿中国居民信仰了基督教，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鼓浪屿的影响力日趋下降。一方面，外国商行等机构与鼓浪屿本土居民出现土地之争，中国传统宗教场所三和宫被英商行拆毁废祀(目前仅留下崖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建于明末的道教兴贤宫，曾经是鼓浪屿最宏伟的保生大帝宫庙，由于土地使用缘由在1985年被拆毁，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此外，中国传统宗教与民间信仰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宗教传播与基督教相比处于劣势。

中国传统信仰的场所如寺、庙、宫、祠等，一直矗立于鼓浪屿。尽管一些宫祠受到破坏，但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始终固守鼓浪屿。虽然基督教对鼓浪屿居民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道教、佛教、闽南民间信仰已经融入众多鼓浪屿本土居民和华侨的血液。鼓浪屿管委会为恢复海外侨民深入人心的传统信仰，于2005年在鹿礁路重建道教兴贤宫。

四、输入——西方音乐文化落户鼓浪屿

在鸦片战争前，葡萄牙、荷兰、英国、西班牙等西方文化已经开始传入厦门。鼓浪屿番仔园外国船员墓碑石上最早的年份是1698年，鼓浪屿洋人的足迹最早是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人以及印尼荷属殖民地马来人，他们的身份是水手、海盗与商人。西班牙海商曼努埃尔(1729—1759)的鼓浪屿墓碑是厦门港成为大航海时期中国重要贸易口岸的实物证据，墓主是从事中国→菲律宾→西班牙海上贸易的马尼拉贸易大帆船“瓜达卢佩圣母”号货物押运员兼船主。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伴随着英国、美国等殖民者的到来开始进入鼓浪屿。西方基督教采取了诱导或劝导的政策，创办教会学校、西医诊所、孤儿院，培养中国本土传教士。教堂地理位置居中，在地盘上挤压中国宗教场所。鼓浪屿是外来音乐文化传入的窗口，其地理空间相对独立，基督教音乐文化在鼓浪屿扎根。厦门新街仔教堂是中国第一座基督教新教教堂(1849年)；而鼓浪屿上最早的教堂协和礼拜堂于1863年建成，这座古典主义风格教堂时称“国际礼拜堂”。基督教新教首先影响了鼓浪屿，西方基督教音乐文化始落户鼓浪屿。

(一)基督教《赞美诗》音乐的传入

鼓浪屿基督教音乐的形式，主要是赞美诗音乐，赞美诗版本有《圣诗》《养心神诗》《养心神诗续本》《闽南圣诗》等。鼓浪屿的赞美诗主要译自英国、美国的圣诗集，有英国圣诗集《教堂赞美诗》《圣诗与独唱》《苏格兰韵文诗篇》，伦敦出版的《四声部诗篇曲调集》，瓦茨所著《赞美诗与属灵的歌曲》(1707)，约翰·牛顿的《欧尼圣诗》(1779)，伦敦出版的《大卫诗篇》(1791)，美国威廉姆斯编辑的《诗篇曲调》，美国圣诗集《韵文诗篇》《曼哈顿选集》，加尔文根据希伯来文译成《日内瓦诗篇》，基思在《日内瓦诗篇》的基础上编译了英文诗体的诗篇，欧洲瑞士圣诗集《利德克兰兹》(Liederkranz)的旋律，法国作曲家法兰西斯·巴泰勒蒙改编的旋律。也有部分是来华传教的打马字牧师、杜嘉德牧师自己创作的作品；杜嘉德的《养心诗调》的音乐与诗词分离，《养心诗调》是《闽南圣诗》的直接来源，这些曲调大多数是欧美作曲家18世纪左右的作品。

(二)西方记谱法传入与使用

1.五线谱。天主教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曾担任康熙帝的宫廷教师，他撰写的《律吕纂要》系统介绍了五线谱等乐理知识，五线谱主要用于基督教赞美上帝的圣咏，在19世纪末随着传教士的传教和新学的兴办而开始推广。但是，五线谱在厦门并没有被基督徒直接接受，而是采用了首调唱名法的阶梯谱和字母谱作为过渡。闽南圣教书局出版的151首罗马字版《养心神诗》(1914)，是最为规范的五线谱版本，包含了完整的音乐信息，适合管风琴或钢琴演奏，圣诗歌词与五线谱分开记录，上面是四声部的五线谱，注明了曲调名称与韵律，圣诗歌词则独立放在下面。

2.字母谱。[16]字母谱属于首调唱法体系，起到向简谱过渡的作用。1905年闽南基督教三公会委托厦门倍文斋活字印书馆印制《养心神诗(续本)》，是一份采用了字母谱的圣诗音乐文献(共100首)，使用主音梭法首调唱名法(Tonic sol-fa)，[17]这是英国视唱和记谱体系，约翰·柯温(John Curwen)1840年提出，它以唱名法中的首调唱名法为基础，大调音阶上的各音名称为doh、ray、me、fah、soh、lah、te，其中doh为主音，大调各音记谱写作d(1)、r(2)、m(3)、f(4)、s(5)、l(6)、t(7)，升半音和降半音用改变元音为e与a来表示，用双点“∶”将各拍分开，用“·”将一拍分成两个半拍，下方加横杠将两个半拍连接dr(12)，逗号“，”将半拍分为两个四分之一拍，水平横线“—”表示该音符保持时值，节拍空白位置表示休止，有调性标记，例如降B大调表示为Doh=Bb。[18]

(三)西方乐器的传入

钢琴、管风琴、小提琴、吉他等西方乐器传入鼓浪屿。英、美等国牧师与传教士带来了钢琴，西洋音乐在鼓浪屿盛行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鼓浪屿赞美诗音乐的影响下，诞生了钢琴家殷承宗、许斐平以及指挥家陈佐湟等。另外，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国水手带来了吉他，今天，鼓浪屿本土的雷厝乐队仍然可以看到夏威夷吉他。

五、融合——鼓浪屿中西音乐文化的共生

海上丝绸之路传播的不仅是商品货物，还有异国文化。西方音乐文化在鼓浪屿逐步占据主导地位，鼓浪屿音乐文化在向外传出与向内传入的过程中呈现交融状态。

(一)基督教音乐中国化

基督教音乐文化也出现了中国特色，使用闽南语演唱赞美诗，使用中国化的记谱方式，借用中国的旋律，甚至出现有音乐素养的中国牧师或基督徒创作赞美诗音乐。

1.基督教音乐中国风格的旋律。《闽南圣诗》第293首《此时礼拜将要息》是厦门竹树堂首任华人牧师叶汉章所作，赞美诗《世人纷纷罪恶多端》是杨荫浏创作的旋律，台湾《圣诗》也选用了从厦门传过去的中国曲调。《养心神诗》从创作之初，就开始在基督教崇拜仪式中应用。另外，《闽南圣诗》音乐有六首采用五声调式，使用了中国风格的旋律。例如，《闽南圣诗》第1首《上帝创造天与地》，1=D，调名HERALD，旋律“112332|111-”，五线谱如图1。《闽南圣诗》第29首《大家当看上帝圣羔》，1=bB，调名AI-CHH(哀惨)，旋律“6|6-5|5-12|3-2|2-”。《闽南圣诗》第104首《我暗迷路耶稣近倚》，1=bE，调名LENG-NA(龙岩)，旋律“1|3-3|216|1-3|5-”。《闽南圣诗》第154首《上帝吗哪日日落》，1=G，调名SINIM(希尼)，旋律“2355|231-”。台湾宋忠坚牧师出版一本192首的《圣诗》(1926)，选用几首厦门传来的中国曲调，这也可能是中国基督徒创作的。[19]1871年的《养心神诗》，由打马字牧师(Talmage，1819—1892)所写的《咱人自己详细问》由厦腔罗马字写成。

图1 《闽南圣诗》中国风格旋律五线谱

2.基督教音乐记谱法的中国化。英国传教士杜嘉德《养心诗调》采用中国化的工尺谱(即阶梯谱)来记录养心诗调，《养心诗调》综合了工尺谱与中文数字，适宜合唱记谱，对所选用旋律有所简化。杜嘉德博士(Dr. Carstairs Douglas)[20]于1855年到厦门传教，他在厦门先后出版了《养心诗调》等三本最早的音乐教材。《养心诗调》使用一(1)、二(2)、三(3)、〤(4)、〥(5)、⊥(6)、七(7)表示七个音级，一梯式相当于一个八度，“上一”表示高八度的C，“下七”表示低八度的B，用“∶”来分割节拍，“○”表示延长一拍，“⌒”是一字多音的圆滑线。[17]《养心诗调》的音乐有三股(三个声部)组成，旋律声部是黑色(曰正)、中间声部是红色、低音声部也是红色(曰下)。[21]《养心诗调》是首调唱名法的梭发谱(Tonic Sol-fa)，调名有日耳曼、巴拿巴等，这些曲调可以配不同圣诗。

3.中国化的赞美诗歌词。圣诗与圣经的翻译采用拉丁字母拼音的厦门方言，1852年出版第一本厦门土白《约翰福音》，打马字牧师对罗马白话字厦门音工作不遗余力，他的圣诗作品《咱人自己详细问》由厦腔罗马字写成。厦门同安人卢戆章(1854—1928)应邀参与翻译《英华字典》，他是我国汉语拼音运动中首位采用拉丁字母的人。

(二)鼓浪屿音乐家群体的诞生

鼓浪屿教堂礼拜唱赞美诗音乐，举办非常普遍的家庭音乐会，形成鼓浪屿居民良好的音乐氛围。鼓浪屿由此诞生了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的音乐世家，例如：殷家(殷承宗、殷承典、殷承基)，许家(许斐平、许斐平、许兴艾)，杨家(杨炳维、杨镇、杨健、杨鸣、杨素芳)、谢家(谢旭、谢嘉陵、谢嘉幸)，李家(颜宝玲，李未明、李希微、李京榕)，洪家(洪永明、洪昶、洪升、洪智)，程家(程凤诗、吴佩茹、程华威、程威维)，张家(张欣宁、张志玮)，杜家(杜守达、杜俊良)，吕家(吕振海、寿梅、吕奕书)，吴家(吴培文、吴迪)等。

鼓浪屿音乐教育与国际接轨，诞生了众多举世闻名的演奏家、歌唱家、作曲家或音乐教育家，一个世纪以来他们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例如，声乐教育家周淑安(1894—1974)；作曲家陈传达(1919—1945)；男中音歌唱家林俊卿博士(1914—2000)；歌唱家颜宝玲(1924—1966)，其儿子李未明是音乐教育家；歌唱家杨心斐(1928—2011)；钢琴家洪永明(1910—1992)；卓一龙(1940—)；殷承宗(1941—)；许斐平(1952—2001)；还有杨鸣、张欣宁、郑兴三等。

音乐家杨炳维(1926年生，笔名杨扬)；澳大利亚华侨及钢琴收藏家胡友义(1936—2013)，也是鼓浪屿钢琴博物馆和风琴博物馆创建人；指挥家陈佐湟(1946—)； 小提琴家褚耀武教授，曾任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任管弦乐系主任；小提琴演奏家杜守达、黄伟廉、程凤诗、杨璟等；男高音歌唱家庄德昆；音乐家郑毅训、郑约惠、朱思明、吴晓平等；青年管风琴演奏家方思特。此外，还有钢琴调律师黄三元。

在鼓浪屿的音乐氛围影响下，厦门还哺育了许多音乐家。例如，作曲家和指挥家蔡继琨(1908—2004)；作曲家江文也(1910—1983)；音乐教育家和作曲家曾雨音(1909—1991)；音乐教育家王政声(1910— )；钢琴家李嘉禄(1919—1982)；作曲家和指挥家李焕之(1919—2000)；音乐教育家谢旭(1921—2013)及谢嘉幸；音乐学家杨民望(1922—1986)；指挥家郑小瑛(1929—)，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男低音歌唱家吴天球(1934—)；作曲家李海晖(1940—)、黄石(1947—)等。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也有所发展。南音大师林霁秋(1869—1943)曾在鼓浪屿工作过，他收集整理南曲曲谱，出版《泉南指谱重编》。南乐大师纪经亩(1899—1986)。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1880—1942)，1936年居住鼓浪屿日光岩寺，作品有《三宝歌》《清凉歌集》《送别》等。

鼓浪屿及其厦门地区所诞生的这个音乐家群体以及他们所创造的音乐，是中国近代音乐历史的一个独特景观，是中西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共同精神财富。

六、结 语

事实上，鼓浪屿音乐文化的逐渐兴盛只是近200年左右的事情，它与海上丝绸之路究竟有多少直接联系？是近代中外海上交流的余续吗？还值得深入研究。笔者之所以要将鼓浪屿文化现象放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语境中来叙述，并提供一定的文化事实来佐证一个尚无定论的设想，是基于这样的企图：我们想看看一个真正实现中西文化深度融合的社区，人们会是怎样的生存状态，中国人、中国文化、西方人、西方文化，存在本质的排斥吗？中西方人们会和谐友好的相处一地吗？事实上答案是肯定的。中国有远洋万里的友好使者，西方也有为中国劳苦大众传播福音的传教士，不同国家和人们的大量民间往来，往往都是抱着极其美好的愿望，加深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文化交往也好，自由贸易也好，民间考虑的是互利互惠。当然，这些美好的民间往来，也引起了海盗和一些强权掠夺者的贪婪之心，从而引起大规模的贸易冲突和战争。从鼓浪屿中西文化的交流历史来看，西方传入的文化、医疗、科学、教育、制造技术，当然也包括了音乐艺术，都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中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也给西方带去了中华古老文明的许多成果。2018年鼓浪屿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再一次说明，当今，在人类社会不断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的同时，同样需要看到并强调文化的同质性。人类社会需要得到人类不同文化的深度认同，共享共生共荣带给我们的福祉，这就需要文化交往，需要感情沟通，需要加深彼此理解，而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互换，军事实力的对抗，政治权利的纷争。文化艺术所蕴含的人类的美好情感，会形成一种理性判断的情绪基调，无形中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也构成世界各国人民达成文化认同、贸易平衡、政治和解的人性基础。这个基础的构成，是诗歌、戏剧、绘画、瓷器、鉴赏丝绸等，也包括人民相聚在一起歌唱和演奏乐器的各种快乐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