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万达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科研处，江苏 南京 210007)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在2014年9月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252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这是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思想创新发展的集中概括，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和总方针，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战略导向。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社会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社会存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作用。通过铸牢先进的、革命的、科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社会存在的建设会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2014年3月，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召开期间，习近平看望少数民族界委员并在参加讨论时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新形势下做好民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的正确政治方向。”[3]“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就是要使每个民族、每个公民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4]这阐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习近平总书记说：“解决好民族问题，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1]249并强调：“民族工作是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强的工作，必须依靠党从全局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民族工作，从政治上把握民族关系、看待民族问题。”[1]301这就迫切要求厘清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战略导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上的理论源头与现实建构问题。

在相关研究成果中，学者们大多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方面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必须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共识、情感共识和价值共识的相互统一，使中华民族共同体获得三种共识合一的强大生命力。[5]有的研究更强调以国家政治为中心定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提升国家在文化政治方面的理论说理能力。[6]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文化共同体，又是政治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属性表现为对国家、族际关系和民族社会发展道路的认同。国家有必要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属性。[7]有学者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构有四个基本路径，即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维度共同推进。[8]

已有研究成果为本课题提供了研究基础。有的成果已经涉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性问题，但对政治属性未及作深入探讨。有的研究提出了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路径，但憾未论及现实建构切入点。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解决好民族问题，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问题都要解决好的论述，有必要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理论源头与现实建构进行系统深入阐释。

二、“社会主义民族”的提出及新中国的创新性发展

社会主义民族是现代民族的一种类型，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在对旧式民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型民族。列宁最早提出这一概念。1916年7月，列宁在《关于自决权争论的总结》一文中，就波兰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会给不发达的殖民地民族以无私的文化援助，而不是统治他们”这一观点予以论证时，使用了“社会主义的大民族”和“先进的社会主义大民族”的提法。[9]列宁提出“社会主义民族”之时，距离1917年11月十月革命胜利尚有一年多的时间，无产阶级政党还没有掌握政权，列宁也就不可能在实践基础上进行深入论证，应该说此时的“社会主义民族”只是一种理论设想。但毫无疑问的是，列宁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民族是指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苏维埃，消灭了民族压迫，实现了民族平等，在根本改造旧式民族即资本主义民族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式民族。

1929年，斯大林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中，对“社会主义民族”从理论上做出了精辟论述。1929年的苏联，距离苏俄成立已经12年，苏联也已经成立7年。全国上下正在如火如荼地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此时的苏联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全面建立，正处于从农业国过渡为工业国的过程中，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处理民族问题也已初步积累了经验。此时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民族”从理论上做出深刻阐述正当其时。斯大林在论述中确立了评定为社会主义民族的标准。

首先，明确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标准，即社会主义民族“是在俄国资本主义推翻以后，在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政党消灭以后，在苏维埃制度确立以后，在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的基础上发展和形成的”。其次，明确了社会主义民族的领导力量，即“工人阶级及其国际主义的政党是团结和领导这些新式民族的力量”。再次，明确了阶级基础：“为了消灭资本主义残余，为了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在民族内部结成联盟。”[10]291复次，明确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消灭民族压迫和民族主义的残余，同一切被压迫的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最后，斯大林说：“谁也不能否认，现在苏联各社会主义民族不论按阶级成分和精种面貌说来，或者按社会政治的利益和趋向说来，都和旧俄境内各个相当的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根本不同。”“这种民族应该评定为社会主义民族。”[10]292

“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是由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并做出开创性论述，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影响异常深远。

从1952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到1956年，三大改造在全国除了西藏等少数地方外基本完成，使我国的经济基础、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与此同时，我国大部分民族地区也基本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得少数民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56年7月，周恩来在传达中央对四川甘孜藏族和凉山彝族自治州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时说：“我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见，向大家作个传达报告。我国各民族，都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和改造，消灭剥削制度，这是在我国宪法上规定了的。我们应该遵照宪法办事。”[11]39虽然此时中国共产党尚未直接提出“社会主义民族”这一提法，但“我国各民族都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已经是“社会主义民族”正式提出的先声。

1957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乌兰夫同志在《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国各民族人民正在坚定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目标前进，正在经历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各民族的情况也必然要发生深刻的、广泛的变化。这种变革的结果是把一切处于各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都逐步地改变成为社会主义民族。”[12]

1961年9月，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现在，可不可以说，我国各民族已经开始成为社会主义民族，我国的民族关系已经开始成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呢？从绝大多数兄弟民族说来，答复应当是肯定的。”[13]389李维汉同志认为，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后，各民族有着大体上的共同点：政权和社会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绝大多数民族中，就多数以至大多数人民来说，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面貌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初步形成；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一切民族中巩固地树立起来了统一领导。这些共同点，标志着我国最大多数的民族已经开始成为社会主义民族。[13]389-391李维汉同志系统总结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增加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政治思想面貌初步形成”的阐释，强调了精神层面的要素，是对“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性发展。这与习近平总书记论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定着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发展方向”[1]258，“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252有着明显的理论接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是“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在新时代的卓越发展。

三、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形成的微观考察——一个民族自治地方的剖面

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民族的形成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开始的。民主改革是以土地改革为主要内容，废除各种特权和压迫、剥削关系，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则是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和全民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领导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建立平等、互助的新型社会主义社会关系。[14]

(一)社会主义民族初步形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甘孜藏族自治州是解放后成立的自治地方，原名西康省藏族自治区，1954年宪法公布后改称甘孜藏族自治州。解放前，处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的甘孜藏区，生产关系极其落后，既有土司统治地区又有改土归流地区，既有农业区又有牧业区。土司是当地最大的封建农奴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土司统治地区的耕地、草场、森林、山脉、河流、荒地以及依附于土地的农奴都属于土司所有。土司统治地区的土司、头人、寺庙主要以无偿劳役、贡赋、地租、雇工、高利贷等方式对差巴、科巴等农奴进行剥削，阶级压迫极为残酷。在改土归流地区，政府的统治势力较强，生产关系具有不同的特点，原来的农奴变成了差户(差民)。差民的人身依附关系虽然减弱了，但是同样受到严重剥削。

同时，甘孜藏区的民族、宗教状况极其复杂。这一地区历史上经常发生民族和部落间的冲突。清朝乾隆年间(1771—1776)发生在此地因“改土归流”引起的第二次大小金川之役，清廷前后共投入了近60万人力，历时五年、死伤逾万人、耗银7 000万两才得以惨胜而告结束。[15]藏传佛教的达赖喇嘛目前为止共传十四世，其中七世达赖噶桑加措，九世达赖隆朵加措，十世达赖楚臣加措，十一世达赖凯朱加措这四位达赖均出生在公元1708年至1838年间的甘孜藏族地区，藏传佛教在这一地区对人们的思想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在当地原有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只能从喇嘛教的教义中取得系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所以，在这一地区进行民主改革，难度极大。

1956年3月，四川西部民族区准备民主改革时，一些反动农奴主看到原有特权不能再维持，便发动了叛乱，但叛乱动摇不了中央对民族地区施行民主改革的决心。1956年7月22日，中共中央讨论了四川甘孜藏区和凉山彝区的工作问题。7月24日，周恩来召集在京的民族上层人士作了《稳步地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的传达报告指出：“党中央认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改革是必要的。当前进行的改革是要把奴隶、农奴从旧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他们都有土地耕种。这种改革是民主性质的改革。”[16]323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四川省委指示，中共甘孜地委采取“边平叛、边改革”，“平息一块、改革一块、巩固一块”的方针，领导甘孜州各族人民于1956年至1959年进行了以废除封建农奴制度、解放社会生产力为中心的民主改革运动。完成民主改革之后，又进行并完成了农村、牧区以及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得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废除了生产资料的封建农奴主所有制，建立了农牧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废除了高利贷、乌拉差役，为建立社会生义生产关系奠定了基础。通过民主改革，农奴主阶级作为—个阶级已经丧失了统治地位，确立了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同时，党的组织也普遍建立起来，在农村牧区广泛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到1960年，全州党支部达638个，全州党员数已达到9 088人，进—步巩固了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民主改革从政治上、经济上铲除了封建农奴制这个造成藏汉民族和藏民族内部对立的根源。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制度之上，各族人民之间形成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17]社会主义民族初步形成。

(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社会主义民族的巩固

社会主义民族初步形成之后，最重要的是需要通过持续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民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使社会主义民族的巩固和发展有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支撑。1950年4月，周恩来同志在藏族干部研究班的报告中说：“中央人民政府一定要改善少数民族经济。中央人民政府是要扶植帮助的，有了政治经济的发展，才能说到文化的提高，武装自己，就是我们的政策。”[11]9“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西藏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自治区长期落后下去，让内蒙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16]382-382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它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这一生产关系的要素起着最基本的决定作用。现代工业是先进生产方式的物质存在。解放前，甘孜不存在现代工业，1952年才有了第一个地方国营工厂，以此为开端逐步建立起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甘孜藏族自治州成立以来，地方工业到1980年底，共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厂矿企业351个，工业总产值达4 478万元，比1950年刚解放时猛增109倍，占全州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9.89%。[18]1990年，全州工农业总产值(按80年不变价)实现48 601万元，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0年的0.5%上升到35%。[19]

国有工业企业的不断壮大，使得甘孜实现了生产关系的制度升级。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国有工业企业的壮大，在国有工业企业就业的大量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劳动者接受了先进生产关系的教育和洗礼，成为了与现代化大工业紧密联系的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一份子，使得社会主义民族有了雄厚的阶级基础。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了国民经济强劲稳定的发展动力之一，也成为吸纳社会新增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饶是如此，因为公有制经济牢牢控制着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命脉，引导着非公经济的发展方向，给资本套上了社会主义的笼头，使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仍然在全社会起着支配作用。甘孜藏族自治州只是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形成的一个微观剖面。事实上，在民族8省区(见表1)，从城镇公有单位就业人员数量和城镇私营企业、个体就业人员数量以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工业销售产值和私营工业企业工业销售产值的对比来看，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壮大仍然对保持社会主义民族的性质起着定盘星和压舱石的作用。

表1 民族8省区城镇公有单位和城镇私营企业、个体就业人员数量以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工业和私营工业企业工业销售值①

①表中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主义民族进入新时代

中共十九大庄严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2]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民族”也随之进入了新时代。从习近平同志关于民族工作的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战略导向，也是社会主义民族在新时代的发展导向。

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习近平同志指出：“增强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20]我国民族地区大多地处偏远，与内地经济差距由来已久。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崛起，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市场经济起步晚、竞争能力比较弱，虽然民族地区的发展也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绝对差距拉大的问题突出。如果不根本扭转这种发展差距持续拉大的趋势，就有可能造成心理失衡乃至民族关系、地区关系失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难以从根本上树立起来。

在2014年9月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虽然不要求全国一个标准、统一划线，发达地区水平可以更高一些，但全面建成还是基本要求。少数民族兄弟不能落伍，民族地区不能掉队！实现全面小康，最主要的是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136因此，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为支持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到2020年要实现四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2035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2]“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其核心是促进机会均等，重点是保障人民群众得到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21]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改善民生、缩小区域差距的重要抓手，也是促进民族平等、社会公正的重要体现。”[1]154推进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的获得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是巩固民族团结进步的基础和重要保障。

在2014年9月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难度较大，必须加快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1]136长期以来，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各种支持不断加大，中央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涉及方方面面的重大优惠政策以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为民族地区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和动力。近年来，民族地区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持续提高(见表2和图1)。

表2 2011—2017年度民族8省区省会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①

①数据来源：《公共服务蓝皮书：中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力评价2017》。

图1 2011—2017年度民族8省区省会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多线图

为进一步论证中央制定和出台的一系列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重大优惠政策，在促进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中的促进作用。本研究选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华图政信公共管理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公共服务蓝皮书：中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力评价2017》[22]中的2017年民族8省区省会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数据和民族8省区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统计公报中的8省区省会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见表3)。使用SPSS 17.0统计软件对民族8省区省会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表3 民族8省区省会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和地区生产总值

表4 民族8省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 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相关性

从表4可以看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显著性(双侧)”值为“0.049”，意思是显著性水平p值小于0.049，符合显著性水平p值小于0.05的统计学要求，说明“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地区生产总值”两个变量之间是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的。两个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710，根据统计学的规定，Pearson相关系数在0.6-0.8之间是强相关，说明“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地区生产总值”高度相关。但是，这两个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负值，纯粹从数理分析的意义上解释就是：“地区生产总值”越低，公众的“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这不符合常理。而实质上反映的是：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相对滞后，历史欠账多，单纯靠民族地区自身的投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难以改变现状。中央政府制定和出台的一系列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重大优惠政策，加大投入，促进了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使得公众的“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有了较大提高，这一点从2014年9月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供的数据就可以清晰地看出。

近年来，中央为积极促进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投入的财力巨大。仅2013年，中央财政就安排民族8省区公共卫生补助等资金454.5亿元，各类养老保险补助资金540亿元，就业专项资金89.3亿元，较上年平均增长18.2%。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资金219.7亿元，高中阶段国家助学资金44.5亿元，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资金18.5亿元，较上年基本持平。安排文化体育与传媒转移支付资金57.4亿元，较上年增长17.1%。[1]153

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历史的，又是具体的。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解决好民族问题，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1]249在新时代，更要千方百计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步伐，为增强文化认同，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积极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