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秋天，经过了跟爸爸的“斗争”，我又背着铺盖卷回到了分别3个多月的母校——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一中。我是来复读的，因此，毫无选择地被分到了高三唯一的文科班——8班。我的座位被安排在讲台下面的一个角落里。后来才知道，我的同桌、邻桌都是些喜欢捣乱的学生，把他们放到老师们的眼皮底下，无非就是为了班里的安静和安定。

报到的第1天，同桌就问我，你今年考了多少？我说，差20多分。同桌说，你明年最少翻一番，得差50多分。我急了，问，为什么？同桌嬉皮笑脸地说，因为你跟我同桌啊。

我的暗无天日的复读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其实，我离专科录取线还差30多分。差得太多，羞于启口，才说了谎。考得不好，主要是因为从初中开始偏科，喜欢语文、历史和地理，忽略了数学、物理和化学。像当年很多青年一样，我做梦都想着要当作家。每天忙着四处投稿，隔三差五地接到退稿信，哪还有心思学什么数理化啊，自然就造成了学习上的“短腿”。这次来复读，恐怕是我最后一次读书了。因为爸爸丑话已经说在了前面。如果再考不上，我只好回家种地、挣钱、盖房，自己张罗着说媳妇了。一想到将来有可能顺着垄沟找粘豆包都找不着热乎的，我就一身冷汗。于是，我痛定思痛，决心调整人生目标：就是扒一层皮，也要考上大学！

我的宏伟计划竟然是从初中数学学起。掌握了所有的定理、公式后，再去做常见的练习。到综合运用这一步，还是有些摸不着头脑。瞅人不注意时，就去问一个数学特别好的朋友。他每次讲完了，都不耐烦地说，数学再怎么学，你也就那三四十分，依我看，放弃算了，不如在其他科目上找补回来。我对他的不负责任的意见一方面很生气，另一方面还得忍受羞辱请教他。学完了初中的，接着学高中的。两个多月后，竟然见效了。模拟考试的填空、选择和简答题基本都会做了，老师对综合题的讲解也大概能听明白了。更重要的是我对未来的高考终于有了一点信心。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一篇作文彻底改变了我的混沌、低迷和彷徨状态。

语文老师菅国坤在课上布置了一篇记叙文，题目自拟，只要表达真实感情即可。我写的的是《乡间，那条山路》。记述了姐姐为了供我和弟弟上学，过早地离开了学校，帮助爸爸操持家务的事。文章洋洋洒洒写了有五六千字。菅老师事先把我的作文作为范文油印好，拿到课堂上散发给同学们。然后，菅老师利用了一堂课的时间讲评这篇作文。

刚开始上课时，我的手心、脚心都是汗，我担心引来同学们不满。因为有的同学对菅老师拿出一堂课来讲一篇学生的作文有些微词。要知道，高三的时间简直比生命还宝贵。随着菅老师的激情讲解和同学们渐入佳境的倾听，我又如坐云端，晕晕乎乎了。一堂课没有讲评完。菅老师问同学们，晚自习接着讲好不好？同学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好！

晚自习的讲评主要由同学们来发言。当然了，同学们的发言不限于我的作文，已经延展到记叙文的写法和文学作品阅读对写作的影响。大多数同学都发了言。也许是感同身受吧，我身后的一位女同学讲着讲着痛哭流涕。这位女同学性格有些孤傲，大家都不喜欢她。这次发言后，很多同学改变了对她的看法。

课堂的气氛进入高潮时，突然停电了。一位平时跟我没说过话的男同学首先点燃了蜡烛，随后，一只只蜡烛被点燃。课后，很多同学都讲，这是他们在烛光下上过的唯一的一堂课。这堂课是那样温馨、浪漫，那样让人难以忘怀。

而这堂课对我来说，更是有两个意义：

一是，我成了大家眼中的所谓的“才子”，一时间，成了倍受关注的对象。当时，弟弟已经上高一了。有一次，我去弟弟班里找他。在教室门口碰上了教导主任赵凤喜老师。赵老师面孔微黑，不苟言笑，学生都有点怕他。但着急给弟弟送几块书钱，我硬着头皮麻烦赵老师帮我叫一下弟弟。赵老师看了我一眼，说，你是他哥哥吧？我说，是。赵老师说，文科组的老师老说起你。我有些诚惶诚恐。还没想出怎么回答呢，赵老师就进屋了。赵老师是教物理的，没给我上过课，他竟然认出了我，还鼓励了我（我把他的话当成了鼓励），我简直有些受宠若惊。这样一来，学习更来劲儿了。语文、历史和地理，次次考试名列前茅，就连比较头疼的英语，在张毅老师的帮助下，也赶了上来。

二是，这一堂课点亮了我的人生，使我坚定了走文学道路的信念。如果说，我在创作上还取得了一点成绩的话，它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说，在物欲横流、人人自危的今天，我还算是一个纯净的、善良的、正直的人的话，我首先要感谢文学对我的眷顾！

春节过后，就到了最要命的时候。同学们起早贪黑，互相较劲儿。我连走路、吃饭都抱着书本，可是仍觉得时间跑得比风还快。学校规定，晚上10：30下自习，教室要熄灯、锁门。我每天磨蹭到最后一个，等熄灯了，把门从里面关上，然后，藏到角落的桌子后面。这时，教室管理员往往从外面开了门，用手电筒在教室里晃一圈。管理员一走，我就蹿出来，把4个椅子并排放在一起，再划拉一堆座垫铺在上面，盖上同桌的棉大衣开始睡觉。

睡到凌晨4点，爬起来点燃蜡烛学习。等到同学们6：30以后陆续来上早自习时，我已经出去长跑了。

一般来讲，我从校门右拐，沿着马路往西跑，不久，就出了县城，来到郊外。

五月初，正是耕种的季节。田野里泥土的气息、牛粪的气息，路边青草拔芽的气息、烧荒烧秸秆的气息，随风飘来。春天真真切切地到了。我干脆停下来，一边呼吸着大自然里的清爽之气，一边想，爸爸和姐姐在干什么，家里也开始种地了吧？

有时候，我也朝学校南面跑。出了县城，再跑一段，就到了老古城。老古城是当地人的叫法。它是辽上京遗址。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在此建都——波罗城，辉煌一时。如今的波罗城早已灰飞烟灭，留下了坍塌的、若隐若现的城墙遗迹。墙内是一望无际的草滩，草滩上偶尔有几只闲散的牛羊。望着寂辽与苍凉的老古城，我常常想，1000多年前的读书人也像我一样辛苦与不甘吗？

大考前的两个星期，高三就彻底停课了。学生自学，老师答疑。为的是让学生们放松下来。我和一些同学互相提问，以加深记忆。我对历史、地理和政治的所有考試点都了然于胸，对整本书也基本做到了融会贯通。同学们都很惊异，不愿跟我在一块复习，怕打乱他们的阵脚。当然了，只有我的同桌知道是怎么回事。同桌那有点臭味的棉大衣，我整整借用了3个月。当时我对同桌说，我如果考上了，一定请你去县城最好的饭馆吃顿饭！

几个月后，我揣着内蒙古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偷偷地在林东一中门口驻足片刻，踏上了去呼和浩特求学的旅途。多少年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我的同桌。醒来后，这才想起了我当年的承诺。经多方打听，找到了同桌的弟弟的电话。打通了以后，才知道同桌高中毕业后去大连建筑工地打工，不幸出了事故，客死他乡。从此，不管答应什么人什么事，我都认认真真去践诺，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这就是我高中最后一年的生活。一年虽短，但我一生却刻骨铭心。没有这一年的上天的恩赐，那我的人生将完全是另一番模样。所以，无论用什么样的言辞来表达我的情感，对母校来说都显得轻了。

无论何时何地，对于母校的记忆，都像一只从深海里拉起来的铁锚，发出湿淋淋的光泽。我想，那光泽，一定是我感动和感恩的泪水……

那片蓝天，那朵白云

任長笙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想写点东西，来表达我的思念之情，无奈我的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故。一是，母亲去世；二是，有几个无耻之徒再三剽窃我的电视剧作品，我与他们打了两场漫长而又可能无望的官司。这些事搞得我亦心神不宁。现在，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旅居温哥华。在住所里，读书之余，我喜欢望着窗外的树木、草地发呆。于是，在这个多雪、略显寒冷的地方，我又时常想起先生来。

初识任长笙先生，是在1987年9月；当时我刚刚考入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在迎新晚会上，有人介绍先生就是招收我们入学的老师，我自然对其多加关注了一番：先生40岁的样子，清瘦、干干净净、不苟言笑，他那双深邃的眼睛尤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他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一位卓然超群、温文尔雅的君子。

时隔不久，我和一位师兄在校内遇见了任长笙先生，他胳肢窝里夹着一个小布包，大概是刚刚下课的样子。师兄特意向先生介绍了我，还强调了我是八七级的班长这件小事。先生微微地笑着说：“我知道他！”当时我心里想，先生知道我，可能是因为我是班长的缘故吧。后来，我发现是我自作多情了。

时间流逝，很快到了寒假。寒假之前，我一直在等一张汇款单，那是我父亲从老家给我寄的50块钱，我要用它来买回家的火车票。直到临走这张汇款单我也没有等到，班里的同学知道情况后给我垫上了车票钱。而过年的前两天，我突然收到一封信，信是任长笙先生写来的，他说他去系里领取信件和报纸的时候，看见了我的汇款单，他问我返程的火车票还有没有钱来买，如果没有他可以给我寄点钱，等我返校后还给他就是了。我们一家人读了这封信，都非常地感动。可想而知，1987年的那个寒冬，我是在怎样的心境下度过的。这时，先生给我的感觉不再只是一位君子，还是一位善良而又慈悲、可亲而又可敬的家人了。

开学后，我跟我的同乡、八四级的杨春山师兄讲了这件事。他听后，并没有感到意外，因为他本人也曾几次得到过任长笙先生的资助。当年，农村籍的学生在每一级里都占了一半以上（眼下，这种情形没了，真是恍如隔世）；我想，先生这样的举动，可能在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很多人都领受过先生如此的恩惠。我的猜测在先生去世的消息发布以后，得到了印证——天南海北的学生们，自发地通过报刊、网络等各种方式表达了对一位普通知识分子无限的追思和敬仰（其中很多人自然会提到，在他们求学的日子里，从先生那里得到的大大小小的帮助）；而赶到北京为先生送行的人更有数百人——那情境、那场面令人动容。我的另一位同样值得受人尊敬的授业老师也到场了，他甚至还不忘“黑色幽默”了一下自己：“等我走的时候，要是能有这么多人来送我，那就太好了！”

杨春山师兄还跟我讲述了另外一件事。前面提过，任长笙先生是招收我们八七级入学的老师。先生在招生工作过半的时候，发现了一份学生档案的体检表有点问题——上面写着“脊柱微微弯曲”——先生琢磨了半天，觉得这个情况比较麻烦，一伸手就把档案袋扔到了身后的柜子上。一周的招生工作业已结束，一共录取了53名考生。忽然，先生想起来那个体检表有问题的孩子来了。他实在有点不舍。为什么不舍呢？因为那孩子的通讯地址写的是“赤峰市巴林左旗哈拉哈达乡西二阴地村小西沟自然村”，字写得还不错。他觉得这么一个偏僻山区的孩子，语文成绩也很高，把他放弃了有点不忍心，为此，他全力征求系里的意见，最终系里同意录取了这个孩子。现在，你知道了，这个孩子就是我。后来我才搞明白，是县医院的医生弄错了，把别人的病情写到了我的“身上”。而实际的情形是：如果没有先生，这一份体检表将改变我的一生——我将被第二批院校录取，而第二批院校我都是胡乱填上去的，至今，早就没有一点印象了。我常想，先生对一个素未相识的山沟里的孩子都这么费心，那么我们八七级其余的53名学生，都一样曾被先生谨慎而珍重地对待过了。无疑，我们都是幸运的。在那样极度的繁重、紧张、焦虑的招生工作中，先生曾经在数以千计的档案袋里翻阅着我们的资料；而正是先生谨慎而又求贤若渴的态度，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前途和命运。

到了大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任长笙先生开始为我们讲授为期一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先生的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为我们了解民国历史和社会、民国文化和思想、民国风俗和风情，打开了一扇窗子，让我们受用终生。因为有了前述两个事件的发生，自觉跟先生很熟络了，他课间在走廊里抽烟时，我就偶尔过去跟他聊上两句。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跟先生谈到了鲁迅。大家都发表了见解。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我举了鲁迅和梁实秋、苏雪林以及胡适的关系例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鲁迅尖酸刻薄有余，温柔敦厚不足。先生有些不悦，但他没有发作，只是让我回去把鲁迅的散文读完再说。近半个月的时间，我读完了。这才发现：鲁迅散文在幽愤的情思和沉郁的情怀中，有着无尽的温度和温暖；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灵魂。未来的生活里，我也成了所谓的作家，以写作为生。如果说，我前些年写的小说还有一点点价值的话，那就是对这个冷漠的、复杂的社会的冷静批判和审视；而我的这些感觉和体悟，应该是得益于鲁迅作品的温润和滋养吧。

时间长了，才发现鲁迅先生正是任长笙先生心中的一块丰碑。鲁迅先生去世的时候，整个人只有72斤了。为了警醒国民，鲁迅先生说过两句话。一句是，我死后，把我扔进丛林喂虎豹；另一句是，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系。研究了一辈子鲁迅先生的任长笙先生，去世的时候，整个人被病魔折磨得不到60斤了，他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话，但他“收得桑榆归物外，种成桃李满人间”（李绚诗）。先生教过的学生，毕业以后一小部分从事了文化、新闻和教育等工作，我常想，我的这部分校友们，如果你们心中还有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还有着对真诚、真理的渴望，那一定是受到了像先生这样的授业老师的浸染；当然了，先生教过的学生，毕业以后大部分人进了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说的俗一点，都当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官儿，我常想，我的这部分校友们，如果你们的心中还装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以及整个社会和整个天下，那一定是受到了像先生这样的授业老师的熏陶！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深受众多学生爱戴的知识分子，退休的时候，职称竟然还是副教授（殊不知，是他30多岁时评定的）。据说，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任长笙同志科研成果较少，尤其是没有专著。”呜呼，这就是我们的大学，它不鼓励教师留在教室里、站在讲坛上，而是鼓励他们整天地去跑项目参会议、编著作撰论文，于是一小部分人为了评教授、晋博导、当处长，把吃奶的力气都拿来溜权力、拉关系、钻圈子，他们早就放弃了人格、尊严和良知，更别提什么去拥抱“独立之思考（思想），自由之精神”了。显然，任长笙先生对此类“邪恶”是不屑的，也是不耻的，他宁可舍弃诸多好处，也不愿意自我奴役。我猜想，在先生心里，与眼前的这些诱人的利益相比，他更在乎和爱惜的，肯定是自己的“羽毛”和他的那些羽翼未丰的年轻学子们了。

任长笙先生去世时，刚刚70岁；他一辈子孑然一身，这无疑给人留下了一个谜。记得在我们八七级入学20周年的聚会上，同学们还在议论此事。大家七嘴八舌，给出了不同的猜测，其中有一位还深沉地来了一句：“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白居易诗）我的邻座知道我跟先生交往甚密，就问我是否知情；我笑着没有作答。其实，就此事，先生生前，我曾经多次想问问他，但每次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是怕打扰了他内心的宁静。不过，现在我倒常想，先生如果真有红颜知己的话，她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以我不敬的揣测，她应该是柔弱的和秀丽的，孤傲的和高洁的吧！

1991年毕业的时候，任长笙先生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为我的留言是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些年，我谨遵教诲，尽量不张扬、不做作，与这个喧嚣、热闹、纷繁、复杂的世界保持着距离，力争能写出让他满意的作品来。估计，我穷其一生，也难做到了。所以，我一直不好意思给他郵寄我发表的作品。时隔20年，2011年，先生去南方讲学，路过北京，我约几位师弟师妹一同为他接风。席间，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先生低声跟我说，他在报摊上看到了一本刊物，有我的小说，就买了一本回去看了。先生特意提到了其中的一个人物，因为这个人物也是知识分子，我在塑造他时，用了理学关中学派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生说，这四句话，可以作为衡量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尺度了。他还说了什么，记不太清了。但大意是：看样子，你有长进了。我心里清楚，这又是先生对我辈的一种鞭策。然而，就人格境界和道德风范而言，先生身体力行为我们所树立的精神高度，我辈恐怕永远也无法企及了。但是，无论世事多么艰难、前路多么迷惘，我们一定会一起坚守和奋争的！

2015年的北京，雾霾已经是相当的严重了。我记得，从11月初开始，大地一直是一片污浊和灰暗，一眼望去有的尽是窒息感、压迫感和恐慌感；可是，自从任长笙先生辞世的12月16日那一天起，连续3天都是蓝天白云。我想，上帝在带走先生的时候，一定也知晓他是一个清爽和清白、纯洁和纯粹，狷介耿直而又超然豁达、一身傲骨而又一腔热忱的人！

如今，这个云朵一般的人，轻盈地、自由地飘飞而去。只留下我们，在这个充满冷漠和不可预知的俗世中继续孤独地去挣扎了。

即使不遵循《圣经》的规约，我们这一生，也会去爱很多人。爱我们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爱我们的妻子儿女、至亲挚友；但是，我亲爱的任长笙先生，我们想告诉您的是，我们永远爱您！

倪学礼，蒙古族，1967年生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1991年7月毕业于内蒙古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理事，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理事。

1992年开始小说创作。主要在《十月》《中国作家》《山花》等刊物发表作品，并多次被《作品与争鸣》《名作欣赏》《小说月报》《中篇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刊物转载。其中《六本书》入选2008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另有散文被《散文选刊》、理论文章被《新华文摘》转载。1998年开始剧本创作。主要作品有《平凡岁月》（44集）《小麦进城》（34集）《有泪尽情流》（21集）《山羊坡》（2集）等。曾3次获得中国电视剧“飞天”奖、1次获得上海国际电视节“白玉兰”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