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西蒙

随着中国现代性进程的逐步深入，西方思想家诸多理论假设正逐渐在国内成为现实。齐格蒙特· 鲍曼在《个体化社会》中提到的个体化现象，越来越多地呈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他所说的“社会对于个体来说已经是分崩离析、支离破碎、不易辨识、难以捉摸的”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状况。

从经济生活上看，个体化时代的一大表现就是自主选择、自由生长的工作形态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工作者离开了单位、公司这样的机构，转而成为“人人都是产品经理”这个说法的实践者，虽然它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表现特征，但凭借独特技能与经验创造的内容、模式，已经变得更为普遍，也更具独特的魅力。

虽然个体化的就业与生活方式带给我们新奇的体验，但它存在的风险也给带来了我们很大挑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定位个体与集体的关系。

从历史上看，改革开放后，个人主义与个性化的存在，让社会更开放、更多元化，但它总体上还是被放置在一个集体结构中的。具体来说，人很难脱离一个单位或企业而生存，即便自己选择了自由职业，个体的评价体系也难以脱离社会的整体语境。但个体化社会与之不同，个人完全独立于集体之外成为现实，自己掌握了某些“垂直用户”，就可以形成一套内部封闭的话语体系，在相互对话中实现自身价值。

到了这个地步，“存在就是意义”，个体化时代讓个人从繁琐的社会评价体系里挣脱出来，但也抛弃了整体语境的监管与培养机制，尤其是政府的作用难以发挥。正如《南风窗》在报道中所指出的，“对政府来说，那就不仅仅是要面对面目日益模糊的个体，同时还要谨慎处理个体被平台寡头操纵的问题，这两者都对原来的治理观念和治理模式带来颠覆性影响”。也就是说，个体化社会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面对可能产生的社会治理模式乃至伦理秩序的巨变。

与此同时，个体面对各种风险时的自身压力变大了，因为过去由集体组织承担的风险，将全部集中在个体身上；个体在不承担对他人义务的同时，其实也很难继续拥有相应的权利。这样说恐怕不是危言耸听，现实社会里越来越多的现象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从“普天之下皆兄弟姐妹”的观念变成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维，与之相伴的就是个体化理念的普遍化。集体的症候被个体的焦虑所取代，每个人都变成一座孤岛，却不知道如何抵抗可能到来的风暴。齐格蒙特· 鲍曼曾在《共同体》提出塑造“共同体”的必要性，而面对“流动的现代性”，“共同体”的确是个体之间加强联系的必要渠道。

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造就了个体化时代的精彩，这是现代性演进的必然结果。只是，我们要学会从个体中发现“他者”的意义，在“共同体”里寻找个体与集体的合理关系，从而抵达理想社会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