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100周年。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是众所周知的，它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运动创造的五四精神更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9日下午就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举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必须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

需要研究的课题很多。本期封面报道探讨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即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推动个体解放的历程，特别值得今天反思的是，与个体解放相伴随的一种社会思潮—个人主义是如何进入叙事话语而后又迅速淡出的。

近日，《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在2019年全国“两会”首下团组的重要讲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其中有段话是这样说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文化文艺不接地气不行，要解释现实的社会问题，开什么处方治什么病，首先要把是什么病搞清楚。要把好脉，中国身体怎么样，如果有病是什么病，用什么药来治，对这心里要透亮透亮的。号脉都号不清楚，那治什么病？”这对思考前述问题很有啟发。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大家都是要救中国，为中国找到出路，那也可以说是要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号脉。今天来看，推动个体解放，号脉是准的。但当年的时代环境和时代条件，也决定了推动个体解放的现实难题。

鲁迅先生早就尖锐地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样？他的答案很实在，其实非常深刻：要有钱。“钱”是通俗的说法，“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他还说：“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这个观察很敏锐，其实，要求经济权并不“平凡”。看看历史和现实就知道，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社会革命，部分地也就包括为农民挣得“经济权”。改革开放后，随着整个社会的人口大流动，各种经济形式的兴起，个体逐渐挣脱了单位制等束缚，创造力得到了极大发挥。

这和西方国家的历程是不一样的。任何一种社会思想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土壤，也无法脱离实际上的问题导向。当个人主义思想被简单移植过来，正是因为社会基础的缺乏，而最终发生歧异。英国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就发现，从13世纪开始，英国的农民就跟世界其他地方的农民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个人而不是家庭才是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根据他的研究，在工业革命前四五百年，英国就确立了“占有性个人主义”，绝对的个人产权，也就是说是个人而不是家庭在行使对财产的处置权。在他看来，是这种个人主义带来了后来的工业革命，而不是相反。

虽然麦克法兰的观点因为颠覆性太强，饱受争议，但毫无疑问，个体的解放，必须要有个人“经济权”作为基础。这个基础，在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推动个体解放的时候，至少是相当薄弱的。并且，历史条件又决定了我们没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可以从容不迫的去发展个人“经济权”。由此，在紧迫的救亡图存的时刻命题面前，不断推向极端的个人主义便失去了合理性—毋宁说，正是由于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的脆弱，不断推向极端又是必然的了。

思想的力量不能低估，但历史唯物主义的告诫须臾不可忘。

其实，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先贤那里，个体的价值逐渐要与多数人的幸福结合起来。“个人”这个词在当时还没有热几年，“民众”“劳工”“平民”“庶民”“国民全体”“劳动阶级”等词汇都已进入知识人的论说之中，用学者杨国强的话说：“知识人的论域明显地下移，又明显地扩大。这些名词所对应的都是这个社会里的多数人和下层人，略同于钱玄同眼中的‘粗识之无和‘灶婢厮养。”个体的价值必须在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过程中才能得到确立。所谓世界“陆沉”、先救自己的论说已经被打上了死结。

对今天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人来说，重温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的个体解放的思想历程，相信会获得一定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