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生学

上期内容提要：

21世纪，全球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全球老龄化背景下，中国老龄化以“老年人口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等形态呈现，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养老任务十分繁重。面对如此现状，中国政府如何才能走出一条世界独有的“大国养老”之路？

第八章 从历史深处走来

“中国人从古代就依据文化而不是战争准则生活并治理自己的国家，这是他们的智慧之处。”

——蒂其亚娜（意大利学者）

穿越千年的制度光芒

自上古夏、商、周三代开始，我国就有了十分规范的养老制度。《礼记·王制篇》载：“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

上述主要是上古时期的夏、商、周三朝对家庭养老模式作出的规定，这一时期还提出了国家养老理念。能享受国家养老待遇的主要是四类老人：一是相当于公民道德楷模的“三老五更”;二是相当于烈士家属的“家中之老”;三是相当于离休老干部的“致仕之老”;四是相当于五保户的“庶人之老”。

周代起还实施了养疾之政。在官府编制中专设“掌病”一职，负责给老人“问病”。据《管子·入国》所述，掌病要定期看望老人，定期进行检查：有公职者，70岁以上3天一问;80岁以上2天一问;90岁以上每天问一次。对民間老人，每5天问一次。对于患重病的老人，掌病要及时向国君汇报，国君会安排出时间，亲自前去看望老人。只是到后来，这项制度名存实亡。

此时期还对不孝顺老人者判重罪。比如夏朝，凡不赡养老人、殴打辱骂老人、不给老人吃饱穿暖、老人生病不细心照料，都在不孝之列，要受到处罚，处罚方式包括脸上刺字、割鼻子、斩脚、死刑等。

秦朝虽然统治时间短，但对养老制度的安排毫不含糊。《秦律》规定：凡是殴打、虐待60岁以上的祖父母、曾祖父母的子孙，要将其流放或处死刑。

汉朝是中国古代养老制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推出了一套相对完备的制度，特别是对家庭养老，有着极严的规定和要求，对父母、祖父母等长辈不敬不养，在汉朝系重罪。为保证家庭养老的落实，汉律规定，不赡养老人者或被弃市。汉朝将“老人”的标准提前了4岁，据《汉旧仪》载，“未二十三为弱，过五十六为老”，即到了56岁就算老人。

56岁以上的人，即可享有相应的老人保障权益，如免除税赋。汉朝规定，13岁至56岁的成年男女，每年要缴120钱人头税，到了56岁，就可免缴这笔钱。对于90岁的老人，甚至连家属都可以享受免除徭役的待遇。除了减免税赋，朝廷每年还会直接给民间老人（庶老）发放食物。如汉文帝刘恒即位当年即下诏：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赐米1石、肉20斤、酒5斗;9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年再加赐帛2匹、絮3斤。

汉朝最让老人有尊严的制度，应是“鸠杖”。鸠杖，又叫“王杖”，顾名思义，是帝王赐予老人使用的拐棍，它是一种特殊权力的象征。西汉颁布的《王杖诏书令》规定，持有“王杖”的70岁以上的老人，享受特殊的生活和政治待遇，比如，70岁以上老人即使触犯刑律，只要不是首犯就可以免予惩罚，同时，对于无亲属的老人、病弱的老人，也都有明确的照顾规定。所以有学者称，《王杖诏书令》应为中国最早的“老年人保护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养老制度出现了新的突破。北魏首创了“存留养亲”制度，此制度一直影响到晚清。存留养亲是一种司法缓刑制度，如果死囚、流刑犯的家中有直系血亲需要照顾，准许死囚在家“侍亲缓刑”、流刑犯在家“权留养亲”，等家里老人去世后再服刑。

此时期还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养老机构——“孤独园”。公元521年，南朝的高寿皇帝梁武帝萧衍在都城建康（今南京）创办了“孤独园”，既收养无家可归的孤儿，也收养无人赡养的老年人，并且负责为老年人料理后事。“孤独园”可以看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养老院。

至唐朝，养老制度备受皇帝重视。仅据《册府元龟》上所列资料统计，唐朝各位皇帝下发有关养老诏令的次数就多达73次，其中以唐太宗为最，在位23年，下“养老诏”28次。

唐代继承了汉代给老人“赐杖”、“免税”等诸多做法。据《唐大诏令集》，唐太宗在“即位赦”中特别提出，“八十以上各赐米二石，绵帛五段;百岁以上各赐米四石，绵帛十段;仍加版授，以旌尚齿。”所谓“尚齿”，就是尊老的意思。唐朝还曾有过一项“补给侍丁”制度，官府免费给民间老人安排护工（侍丁）。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户令规定的配给标准是：“凡庶人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丁一人，九十给二人，百岁三人。”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给百岁老人的护工增至5名。

唐代甚至还出现了“精神养老”一说。当时，流行一个名词叫“色养”。所谓“色养”，就是奉养父母时要和颜悦色，不能让老人不开心。一代名相房玄龄不只为臣称职，赡养老人方面也是道德楷模，“色养”老人极为到位，《贞观政要·孝友》称，房玄龄“事继娘，能以色养，恭谨过人”。

唐律还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意思是，如果家中有老人，子孙不能远走他乡，要待在老人的身边，否则要被治罪，此项规定较好解决了古代的“空巢”现象。

到了宋代，养老制度更加完备，建立起了家庭养老、宗族养老、慈善养老、互助养老、国家养老等多层次的养老体系。为支持家庭养老，政府沿袭了“侍丁”制度和“权留养亲”制度。宋朝时，在主流的家庭养老之外，还存在一个辅助性的宗族养老、慈善养老与互助养老系统。比如老人子孙弃他而去，其族人就要担负起养老送终的责任。在家庭养老、宗族养老与社会化养老覆盖不到的地方，还有福利性质的国家养老——“福田院”，收养对象包括“鳏寡孤独贫乏不得自存者”、“非鳏寡孤独而癃老废疾、委实贫乏不能自存者”。

养老院虽然起源于南北朝时期，但真正让这种养老方式流行起来的是宋朝。北宋初年即开设了“福田院”，后又有“居养院”，南宋则叫“养济院”等。虽然称谓不同，但都是慈善性质的养老院。入院老人的年龄，也放宽到50岁以上。同时，民间养老院也普遍兴起。

元朝同样重视养老，元世祖忽必烈曾采纳汉臣刘秉忠的建议，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元朝的收养救助制度，当时各路均设立养济院1所，救助、收养“诸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穷而无告者”。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深知民间疾苦，对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的社会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政策上，他对政府养老的制度建设相当看重，不但恢复了汉朝制度化的“赐杖”与“赐爵”，在物质救济上，曾先后两次颁发诏令，实行孤贫老人终身养老，还创立了三大福利机构——“养济院”、“漏泽园”和“惠民药局”，让百姓老有所依、病有所医、死有所归。

清朝先后颁布了多项事关养老制度建设的法令，涉及免税、减刑、官员的考核与退休、皇帝的赏赐以及仪式活动等各方面。清朝还十分重视古老的“赐食”制度，多次大摆“千叟宴”。尤其是康熙、乾隆两帝，凭借国家雄厚的财力、安定的社会环境，先后几次举行规模宏大的“千叟宴”，为“康乾盛世”添写了一段佳话。

……

《诗经·大雅·既醉》云：“孝不匮，永不尔类。”中国优良的养老传统和制度安排，穿越千年，永不穷尽。

新中国的养老探索

1949年，新中国成立。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口出生率大幅提升，0至4岁人口占比35%以上，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7%以下。

此時的中国，没有老龄化问题，但面临的老年问题依然较多：长期战乱造成的鳏寡孤独人员需要社会救助，烈士遗属需要安抚，早期参加革命的一些老党员、老干部、老职工需要安置。于是，一条循序渐进的养老探索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脚下向前伸展。

在尘封的历史档案里，我看到了这样一些记载——

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法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明确提出“年老、残废可领取残废及老弱抚恤金”。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正式作出的养老规定。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政府、晋绥边区、冀中总工会、农村合作社冀中总社等先后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劳动保护条例》、《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伤亡抚恤条例》、《劳动保护法》、《关于改善工人生活办法草案》、《关于各级社工厂职工待遇之共同决定》等法规，特别是《关于各级社工厂职工待遇之共同决定》在规定职工婚育、丧葬、病残、医疗等待遇的同时，规定厂方在工资之外按工资10%存贮劳动退休金，在工人离厂时发给。

1941年6月23日，边区政府为敬养革命老人颁布了《边区养老院组织规程》，规定凡年满60岁及以上革命同志不能服务革命者、抗战家属老人无法维持生活者或有特殊原因者、有功于国家社会的边区老人无法维持生活者，经民政厅审查合格均可入住养老院，由院方负责衣食住等。

1948年8月1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会议提出制定有关劳保福利方面的立法要求和原则。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了哈尔滨市政府草拟的《战时劳动法》，颁布了《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规定了职工生、老、病、死、伤残等待遇;其他解放区和陆续解放的上海、太原、天津、石家庄等大城市都先后颁布有关劳动保险、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法令……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根据《共同纲领》规定，1950年，政务院指令劳动部会同中华全国总工会着手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1年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颁布，明确规定：男工人与男职员年满60周岁，一般工龄已满25年，本企业工龄满10年者，付给养老补助费，其数额为本人工资的35%至60%。凡实行《条例》的企业，均按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3%向工会系统缴纳养老保险基金，退休职工的退休费用则由工会从养老保险基金中逐级核发。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1955年12月29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正式确定干部的退休年龄为男60周岁、女55周岁。凡达到这个年龄，工作期限满5年以上的国家工作人员，都可以退休，领取退休金。

1956年6月15日至30日，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通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缺乏劳动能力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给以适当的安排和照顾，保证他们的吃、穿和柴火的供应，保证年幼的受到教育和年老的死后安葬，使他们生养死葬都有依靠。”由于这个文件规定了对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社员给予保吃、保穿、保烧，对年幼的保教，对年老的死后保葬，因此，被简称为“五保”，享受五保的农户称为“五保户”。从此，五保制度载入史册，成为党在农村的一项长期政策。据1958年统计，其时全国享受五保的有413万户，共计519万人。

此时的养老服务机构也得到空前发展。1956年初，黑龙江省拜泉县兴华乡办起了敬老院，入院供养老人11人，成为共和国农村的第一个敬老院。1956年后，随着农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高潮的到来，敬老院大发展。1958年12月，党的八届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要办好敬老院，为那些无子女依靠的老年人提供一个较好的生活场所。”敬老院在全国各地快速地发展了起来，据1958年底统计，全国办起敬老院15万所，收养老人300余万人。

1970年之后，人口老龄化初现端倪，老年人口日渐增多，离退休干部、职工人数成倍增长，离退休费用急剧上升。1952年全国只有退休职工2万余人，仅占当时全国职工总数的017%，全年支付退休费用624万元;到1978年，离退休、退职人员增加到314万人，支付离退休、退职费用173亿元。由于人员增长、费用增加，养老金发放难以为继。各地相继开始探索以市县为单位的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切实保障离退休人员的生活。

1978年6月2日，国务院颁布了经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原则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把离休作为退休的一种形式固定下来，离休条件具体化，对退休办法也重新作了修订，并将干部和工人退休再次分开，同时放宽了离休条件，提高了退休待遇和退职生活费标准。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轨道上，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养老政策体系进一步形成和完善。12月29日，中组部下发《关于加强老干部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通知》，第一次提出要设立老干部工作机构。

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发布了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涉及老干部离休工作的方方面面，使老干部离休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备……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30余年的摸索前行，我国养老保障制度从零开始，虽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遭受了诸多挫折，但成绩仍然可圈可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历经战乱、百孔千疮、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扬敬老、爱老、尊老、助老的传统，边摸索边实践，适时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和政策措施，构成了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解决老年人问题的主要内容。这些法规和政策措施，以统收统支的计划经济为基础，为广大城乡老年人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新中国成立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于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82年再出发

1982年5月3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致函我国外交部：“请贵国政府尽快向纽约联合国秘书处提交贵国委派出席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代表团成员的全权证书和名单。”

实际上，早在联合国秘书长来函之前，为了参加这次大会，我国政府已经作出了一系列安排。1981年9月7日，外交部、民政部、劳动总局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履行联大有关决议成立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全国委员会并有选择地参加大会的请示》。时隔两日，即9月9日，国务院就批准了该请示。

大会召开之前，根据联合国要求，1981年10月19日至23日，亚太地区预备会议在马尼拉召开，我国派出由国家劳动总局、民政部、外交部相关人员组成的6人代表团出席会议。这是我国第一次参加研究老龄问题的国际会议。

1982年3月，国家劳动总局、民政部、外交部向国务院提交《关于组织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中国委员会并开展有关活动的请示》，建议“组成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中国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组织领导对内对外的有关活动。国务院再次批准了该请示。

1982年7月1日，在老齡问题世界大会中国委员会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老龄问题活动计划要点》，此要点涵盖了老龄宣传、老龄医疗、老龄健身、老龄研究、敬老活动、老龄福利、老龄用品、老龄国际交流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为使《老龄问题活动计划要点》得到深入贯彻执行，20个国家部委均结合本部门实际，自上而下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举措，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活动，形成了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召开前夕我国历史上第一波遍及全国范围的敬老爱老高潮。

1982年7月26日至8月6日，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在维也纳召开，由于光汉同志率领的12人代表团出席大会。开幕式后，身着中山装的于光汉，第一个走上大会发言席，成为本次大会第一个发言者。他以洪亮的声音，向世界全面介绍了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尊老爱老养老和以家庭为主赡养老人的传统，以及通过国家立法、行政措施、社会舆论和宣传教育等途径保证这种传统的保持和发扬，同时介绍了我国重视发挥老年人的作用，鼓励各类老年人继续为社会发展做贡献的做法，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赞同。

1982年10月7日，我国出席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代表团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出席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报告》，特别提出我国人口结构现虽比较年轻，但由于老年人口多、老龄化速度快，已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而我们对这一问题认识不深，重视不够。为此，提出4项建议：切实把老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进一步认识老龄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积极开展有关老龄的科学研究;将“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中国委员会”改名为“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

1982年10月20日，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成立，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老龄工作的老龄问题全国机构。

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这一规定为我国发展、完善养老事业提供了法律依据。

1983年3月1日，新成立的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我国老龄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列举了当前我国老龄工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国务院办公厅于1983年4月22日发出了《转发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关于我国老龄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请示>的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委办、各直属机构遵照执行。1983年至1985年，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通知精神，均成立了省级老龄工作机构，开创了老龄工作新局面，有力地促进了老龄事业的发展。紧接着，中国老年杂志社、中华老年报社、中国老年基金会、中国老年学会等机构相继组建，各地还成立了一些老年群众性组织。

1984年8月16日至22日，首届全国老龄工作会议召开，王震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乃至全社会都要重视关心老龄事业，加快老龄组织机构建设，切实有效地开展好老龄工作。此次会议提出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老龄工作目标，并就保障退休职工生活水平、照料身边无子女老人、保障老人合法权益、制定老人法、设立老人节、离退休人员再就业报酬、老年人婚姻等重大问题提出了意见。

至1988年底，全国28个省区市建立起了省一级工作机构，335个地（市、州、盟）、1860个县市区建立起了县级老龄工作机构，分别占到全国地、县总数的95%和70%。

一些省区市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开展老年人权益立法工作。1987年1月21日，湖南省人大通过了《关于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决议》，成为我国第一个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地方性法规;同年3月18日，天津市人大通过《天津市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若干规定》，等等。截至1989年底，全国16个省区市制定出台了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地方性法规，不但有效地保护了当地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为全国制定统一的老年法规奠定了基础。

1987年10月25日，党的十三大召开，大会报告指出：“要注意人口迅速老龄化趋向，及时采取正确的对策。”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在如此重要的报告中，就老龄工作作出专门强调，标志着老龄工作已经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

1989年10月9日至13日，第二次全国老龄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系统地回顾了老龄工作的历程，总结了老龄工作经验，并从战略角度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剖析了老龄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了老龄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及指导方针。会议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迅速到来，除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改善、死亡率下降的原因外，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出生率迅速下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起步晚、来势猛、发展快的特点，从而造成人口老龄化超前发展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加上传统家庭养老方式正在逐步变化，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现行的退休养老办法已不适应当前情况，白发浪潮正逐渐冲击着社会各个领域，而各种社会福利事业还跟不上老年人增加的需求。为顺应形势发展，会议提出了新的战略目标：初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立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服务网络;制定维护老年人权益的法律或法规;建立一支具有较高水平的老龄科研队伍，提出应对老龄问题的综合对策;建立和完善老龄工作体系;努力创造一个适应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条件与环境。

1991年6月，国务院在总结各地养老保险改革成果的基础上，作出《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确立了我国养老社会保险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标志着我国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资金由“三方负担”的原则和基金实行“部分积累”模式的建立。

1992年1月3日，民政部颁布了经几十个县市试行并修订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标志着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针对农村居民的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诞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自此拉开序幕。

1993年8月，民政部、国家计委等14部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意见》指出，到20世纪末，基本建成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服务门类齐全、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较高的社区服务网络。各类社区服务设施达到26万个，85%以上的街道要兴办一所社区服务中心、一所老年公寓（托老所）等。文件第一次对发展社区服務业的各项政策作出了制度性安排。

1993年，八届人大常委会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列入五年立法计划。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于1994年4月组成起草小组，起草小组历时两年，先后深入8个省市调研，召开100多场座谈会，反复听取意见，16次易稿，经内务司法委员会第41次会议审议通过后，于1996年8月29日提交八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获全票通过。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保障老年人权益的基本法律，标志着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从此走上法制化轨道。

1995年2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老龄事业机构问题的通知》，决定将“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更名为“中国老龄协会”（对外可保留原英文名称不变），为国务院副部级事业单位，由民政部代管，并明确直属事业单位5个，即：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年报社、中国老年杂志社、华龄出版社、老年人才信息中心。

为了加强对老龄工作的领导，199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10月2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通知》，明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是国务院主管全国老龄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

1999年是联合国大会确定的“国际老年人年”，中国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1998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全文刊发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就国际老年人年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1999年年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为国际老年人年题词：“加强老龄工作，发展老龄事业”;此后，开展了“1999国际老年人年科学论坛”、“国际老年人年迎新敬老座谈会”、“国际老年人年迎新茶话会”、“庆祝国际老年人年老少同乐春节游园联欢活动”等一系列活动。

2000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老龄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号召全党、全社会必须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老龄工作，发展老龄事业，大力营造全社会敬老养老助老风气。这是我国第一个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下发的关于老龄工作的决定，是开展老龄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

2000年8月26日至2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老龄工作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国务院召开的专门研究部署老龄工作的会议。会后，各省区市主要领导关注老龄工作，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工作的实际问题，各项工作得到进一步落实。如北京投资7000万元用于建设社区为老年服务的呼叫网络;上海从福利彩票收入中拿出5000万元，在100个居委会建立100个标准化老年活动室，为1万户单身孤老家庭安装救助呼叫器;青海建设15万平方米的老年服务设施;浙江、甘肃开工建设多处老年公寓，以缓解高龄老人照料难的问题;湖南、云南、甘肃等15个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或《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实施细则》;重庆、浙江、陕西、山东等省市把依法养老作为重点来抓，在农村广泛开展签订家庭赡养协议书活动，仅浙江省就签订了200多万份，等等。

2000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提出建立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化服务网络。至2005年，全国建立城市服务社区设施195万处，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8479个，平均每个街道有132个城市老年福利机构，每98个社区有1个老年福利机构。

2001年5月至2004年5月，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以建立健全社区老年服务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星光计划”，从中央到地方，通过发行福利彩票筹集的80%福利金，用于资助城市小区的老年人服务设施、活动场所和农村乡村敬老院建设，共投入13485亿元，超计划完成了32490个建设项目，被人民群众盛赞为体现以人为本的“民心工程”和“德政工程”。

2002年4月8日至12日，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在马德里举行，时任国务委员兼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司马义·艾买提率团参加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与会代表对中国为推动老龄事业的发展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及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愿意加强同中国的交流与合作。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有条件地区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后，国务院召开全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会议，并印发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新农保试点工作正式启动。至2010年，27个省区市的838个县进行了试点，参加农保人数1028亿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也得到较好发展，至2010年，全国已有25287万户、5214万人享受到了农村低保，当年发放资金445亿元。

2006年2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意见的通知》，要求按照政策引导、政府扶持、社会兴办、市场推动的原则，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服务体系。各地积极行动，采用居家养老、社区服务、机构养老、养老服务补贴、民办公助、公建民营等多种形式，有力地推动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到2010年，全国共有各类社区服务中心175万个，城市便民服务网络693万个，各类养老机构38万个，床位2662万张，收养各类人员2109万人。

2006年3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基层老龄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切实加强对基层老龄工作的组织领导，做到“六有”：有健全的工作机构;有稳定的干部队伍;有完善的活动设施;有丰富的服务项目;有经常的社会活动;有科学的考评机制，努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目标。

2010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经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社会保险法》总结20多年来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经验，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基本模式、资金来源、待遇构成、享受条件和调整机制等作了全面规范，并规定了病残津贴和遗属抚恤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主要制度，以及国家建立和完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授权各省区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将城镇居民社会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实施，为逐步建立统筹城乡的养老保障体系奠定了法律基础。

2011年6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这一决策，标志着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对于人人享有基本养老保险，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大意义。6月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决定7月1日启动试点工作，首批试点覆盖面60%，2012年实现全覆盖。

2011年6月20日，全国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部署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讲话中指出：“建立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农保制度，是开创性的重大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标志着我国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制度都建立了起来。有了这两项制度，几千年来中国人‘老有所养的愿望，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年里就能初步实现。”

……

岁月更替，华章日新。与世界接轨后的中国老龄事业，从1982年再出发，一路走来，未曾停歇，在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學、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工作目标，让广大老年人能够分享到改革发展成果，作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

面对这一切，世界媒体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中国民生的一次革命性突破。”

第九章 中国，让世界感动

“中国凭借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和诸多重大的管理创新，在社会保障方面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为世界做出了非凡贡献。中国经验值得全世界学习和借鉴。”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主席斯杜威

新时代的农村幸福老人

习近平：从“孝老”情怀到“养老”战略

习近平第一次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谈的就是“尊老”。

1984年12月7日，《人民日报》第4版发表评论《中青年干部要“尊老”》，作者是年轻时候的习近平。据人民网的报道说，这是习近平第一次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写这篇文章时，习近平刚履新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一年。

有媒体曾总结出“习近平敬老孝亲三重境界”：第一重，尊老家庭;第二重，敬老社会;第三重，爱老国家。习近平的敬老孝亲就是由家庭到社会再到国家的。

成为国家领导人后，尽管日理万机，他仍然没有忘记敬老孝亲这一家风，并且把这股清风带进了社会，凝结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国树立敬老爱老典范，打造爱老敬老国度。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深入研究我国人口结构演变规律，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生育、就业、养老等重大政策和制度，做到及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此事要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十三五”期间要抓好部署、落实。

2016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相结合，坚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坚持满足老年人需求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结合，努力挖掘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努力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016年10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强调，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引导社会资本进入。

2016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上强调，发挥好改革先导性作用，多推有利于增添经济发展动力的改革，多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多推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改革。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

2016年1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总书记还特别指出要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工作，切实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

……

总书记这些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蕴含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我国进一步做好老龄工作的总纲领、总遵循、总指导。它从国家战略层面，為我们绘制出了新时代中国老龄事业的宏伟蓝图。

这一蓝图，既合中国国情，又见国际视野;既有古道传承，又具时代气息;既是宏大构架，又显温暖细节。

这一蓝图，用它丰富的内涵告诫我们——做好老龄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中国“智造”，感动世界

2016年11月17日，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第32届全球大会在巴拿马召开。会上，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将社会保障领域最高奖——“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授予中国政府。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成立于1927年10月4日，其宗旨是“在世界范围内，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的提升，促进各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在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基础上，推动人类社会和经济条件的改善”。它是世界社会保障领域规模最大、代表性最广泛的国际组织，共有来自世界157个国家的327个会员机构。

“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是对某一个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做出的非凡承诺和杰出成就的世界性认可。2013年巴西政府曾获得该奖，中国政府是第二个被授予该奖的国家。

对于中国政府获奖，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独立评审团的评审意见是：“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凭借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和诸多重大管理创新，在社会保障扩面工作方面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这个过程的特点不仅仅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而且还体现在连续性采用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计划和分阶段按部就班推进的举措，使成就得以持续，并使之适应不断演变的需求和重点工作”。

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司司长欧迪思女士在本次大会开幕式致辞中说：“在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提出到2030年实现全球社会保障全覆盖的目标。怎样使社保扩面可持续？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短时期内创造了社保基本全覆盖的奇迹，中国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应该说，被授予该奖，中国政府当之无愧。近些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确实一直在努力。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在北京召开，十八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保障”就出现了14次，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保障的基本方针和体系特征，明确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2014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中指出，2020年前，全面建成公平、统一、规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相配套，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等传统保障方式的积极作用，更好保障参保城乡居民的老年基本生活。2月24日，人社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解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两大制度的衔接问题。

2015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中指出，机关、事业单位建立与企业相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单位和个人缴费，改革退休费计发办法。多地公布了养老金“并轨”实施意见和办法，从养老保险基金筹集、养老金计发办法、基金管理和监督、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衔接等方面对中央方案进行细化，予以明确。

2016年1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服务规范》，参保登记、缴纳保费、领取待遇、查询信息“四个不出村”服务经验全面推广，实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信息数据省级集中、全国联网。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为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为新时期进一步抓实抓好社会保障工作指明了方向。

2017年11月，国务院公布《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以缓解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不断加大的态势，共享国有企业发展成果，实现代际公平，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此前，我国先后出台了三个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的政策，从“减持”、“转持”、到“划转”，体现了我国推动全国社保基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

2018年5月1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做了重要讲话，提出了明确要求。5月30日，《国务院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下发，在不增加社会整体负担和不提高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合理均衡地区间基金负担，实现基金安全可持续，实现财政负担可控，确保各地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养老保险权益公平共享。

……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庞大的政策体系和一系列制度安排，为世界第一老年人口大国的社会保障支起了坚固的“四梁八柱”，撑起了巍峨的民生大厦。

截至2017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15亿人、1177亿人、188亿人、227亿人、192亿人;五项基金总收入为664万亿元，同比增长239%，总支出为569万亿元，同比增长214%。中国这一世界上覆盖人群最多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推动世界社保覆盖面拉高11个百分点，使全世界社保覆盖面达到了61%。中国政府还出台“同舟计划”、“平安计划”、“全民参保计划”等有针对性的专项措施，向建筑行业工人、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扩面，努力促进全体中国人民“人人享有社会保障”。

全民保障，全面覆盖。中国政府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了庄严承诺，这不仅是中国人民之福，更是世界养老保障之福。

中国“智造”，让世界感动。

“常回家看看”寫入法律<

“找点儿空闲，找点儿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

1999年春节联欢晚会，一曲《常回家看看》唱出了广大父母对儿女的深情呼唤，打动了千万家庭，感动了亿万观众。十三年后，一个炎热的夏天，“常回家看看”再次牵动中华大地的神经。2012年6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有一项重要的议题——审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而《草案》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将“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陈斯喜说：“‘常回家看看精神慰藉条款虽然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但是道德和法律都是人的一种行为规范……现在社会对老年人精神慰藉这个问题比较忽视，从法律上加以强调，有利于弘扬尊老敬老精神，弘扬我国传统孝道文化。”

曾参与起草工作的全国老龄办副主任朱勇说：“精神层面的需求是老年人养老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用人单位在内的整个社会，都应该注重满足老年人精神慰藉方面的需求，为这种需求的满足提供更多便利。”

民政部副巡视员吴明表示：“由于老年法属于社会类立法，因此具体细节不可能规定得很清楚。但以后子女不‘经常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可以诉诸法律，以前这种诉讼法院一般不会受理，但现在法院要立案审理。”

……

老龄立法，在我国经历了漫长的时期，1996年8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保护老年人特殊权益的法律，该法的制定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不仅体现了中国的国情，又保持了中国的传统。首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施行后，在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促进老龄事业发展，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助老美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变化，老年人权益保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在法律制度上进一步完善。于是，2007年，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启动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改工作，先后历时近5年，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反复研究修改，形成了这次提交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

《草案》针对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困难老人持续增多，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等新情况，从原《老年法》的6章50条扩展到9章86条，新增内容38条，修改内容38条，有着诸多亮点——

亮点一，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长期战略任务;亮点二，“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亮点三，老年人财产等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亮点四，失能护理补贴和高龄津贴制度入法;亮点五，老年人享受社会服务受法律保护;亮点六，国家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亮点七，以法律形式确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经过2012年6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首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部门采纳了委员们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作出进一步修改后，于2012年12月28日提交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自2013年7月1日开始施行。

对“常回家看看”条款修改后的法律规定为：“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从此，“常回家看看”不止是儿女的责任，更是法定的义务;不止是道德的规范，更是法律的约束。

就在2013年7月1日，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施行的当日，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人民法院对一起赡养案件进行公开审理，判处被告人马某、朱某除承担原告储某一定的经济补偿外，还需至少每两个月到老人居住处看望问候一次。该案件中，原告储某是77岁高龄的老太，被告马某、朱某是她的女儿、女婿。因家庭矛盾，女儿、女婿从未前往看望母亲。母亲储某一怒之下将女儿、女婿告上法庭。

这起对“常回家看看”诉请的判决，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施行后的国内首例判决。它提醒天下父母，儿女不常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可以诉诸法律;它也告诫天下儿女，不常回家看望父母，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诸多儿女在法律的感召下，马上行动，“常回家看看”。更有诸多儿女在新法的教育和启发下，算起了亲情账。一位网名叫“陌路花开”的网友计算出的结果触目惊心——

她老家在山西，毕业之后留在重庆上班，一年也就春节回家一次，真正在家的时间不超过5天。5天里，大概有3天出门和朋友聚会、应酬，剩下的时间除开吃饭睡觉和上街购物，真正能陪妈妈的时间大概只有20小时。妈妈55岁了，如果上天眷顾妈妈能活到85岁，只剩下30年，每年20小时，合计能陪在她身边的时间不超过600小时，也就是25天！

原来，我们陪父母的时间竟如此之短。

这令我想起了《孔子家语》中的故事——

孔子出行，听到有人哭得十分悲伤。孔子说：“快赶车，前面有贤人。”走近一看，见皋鱼在道旁哭泣。孔子下车对皋鱼说：“你家里并非有丧事，为什么哭得如此悲伤？”皋鱼回答：“年少时为了求学，周游诸侯国，没有把照顾亲人放在首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逝去就永远追不回来的是时光，过世后就再也见不到面的是双亲……”于是站立不动，枯槁而死。孔子说：“经历过这件事，足以让人知道该怎么做了。”于是，孔子的学生有十三人辞别回家赡养双亲。

今天的我们，难道不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吗？但愿常回家看看能成为一种自觉，一种常态。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保护老年人特殊权益的法律

中国方案——“9073”

突然有一天，一串陌生的数字出现在上海市政府的正规文件里，它就是——“9073”。

2007年1月2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其颁布的《上海民政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全市户籍老年人中，90%由家庭自我照顾，7%享受社区居家养老（照顾）服务，3%享受机构养老服务。”

“9073”一诞生，即受到热捧，一夜之间成为养老报道里的热词，并逐渐被全国多地接受，最后，上升为很多地方养老政策制定的基础性依据和发展目标。

而首都北京在上海提出的“9073”的基础上，根据本市实际，提出了“9064”模式。2008年12月24日，北京市民政局、发改委、规划委、财政局和国土资源局等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快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的意见》，提出“建立集中照料服务与社区居家服务互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到2020年，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2015年12月，北京市民政局、规划委发布的《北京市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再一次强调了“9064”养老服务发展目标。

“9064”模式提出后，也得到了多地响应，广州、成都等城市随即也提出了“9064”的目标，更有一些地区根据老龄事业的发展和当地的实际，对原“9073”的目标进行了调整，修改为“9064”。

“9073”、“9064”，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几个数字，虽然没有用“数字的原貌”写进国家级文件，但它们凝结成了一句句带着温度的文字，闪耀在国家战略里。

2011年9月17日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2011年12月16日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2013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3年9月13日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2015年11月3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多个文件和法律中，均明确指出：“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

后来的有关文件中，又将“机构为支撑”完善为“机构为补充”。“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不就是对“9073”、“9064”的生动诠释？

中央部署，地方行动，一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体系建设硬仗，在全国各地打响。至2017年底，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达155万个，比上年增长106%，各类养老床位合计7448万张，比上年增长2%，使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309张。其中，社区养老机构和设施43万个，社区互助型养老设施83万个，社区留宿和日间照料床位3385万张;建立社区服务指导中心619个，社区服务中心25041个，社区服务站143545个，其他社区服务设施114137个，社区养老床位3407340张。

如此庞大的养老服务体系，让老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

海口市秀英区海秀街道办事处的钟健康，77岁，独居老人。当地政府为他购买了居家养老的上门服务，每周一和周五有人来打扫卫生、洗衣服、换被套……他说：“感觉自己又有了个亲儿子，多了个亲闺女。”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东江街道的李咏南老人72岁了，因患有直肠癌，身体非常虚弱。年事已高的老伴既要操持家务，又要伺候病人。老伴说：“那几年，把我累垮了呀！”自从社区开展了综合养老服务后，有专门人员为其提供按时诊疗、中药调理、康复训练，李咏南老人的身体状况日益好转。现在夫妻二人每天散步锻炼，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可开心了。

浙江省绍兴市稽山街道望仙桥社区的赵泽生老人75岁，是位退休教师，享受到国家养老服务的实惠后，感慨良多。他说：“老人行动不方便，无非是想在這几方面得到帮助：一是助医;二是助食;三是助浴;四是助卫。如今的养老服务，都做到了。”说这话时，老人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养老院长的坚守与执着

一年内先后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全国道德模范”，一年内两次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她，就是江苏徐州“长芝养老连锁机构养老院”院长周长芝。

说起习总书记的两次接见，周长芝难掩激动：“如果不是干养老，我一辈子怎么可能跟总书记握上手？”

2016年12月12日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她作为获奖代表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2017年11月17日，她又荣获“全国道德模范”称号，这一次习总书记对她说：“代我向老人们问好！”

做养老行业前，周长芝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有两个教育类研究生学位，先后做过四所中学的校长，光是国家级的奖励就获得了12次。

周长芝3岁丧父，善良的母亲带着8个孩子生活，后又陆续收养了邻家孤儿和十多个孤寡老人。一家人生活虽然艰难，但很快乐。时间一晃而逝，母亲老了。弥留之际，母亲对周长芝说：“照顾好这些孤寡老人。”

望着母亲期待的眼神，周长芝作出承诺：“娘，放心吧！我一定把老人照顾好！”

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她在“中学校长”和“养老院长”间作出了抉择，一纸辞职报告交到教育局领导手里。教育局领导劝她，为了那些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人，你就提出辞职？学校同事质疑，你想过没有，辞了职，等你老了，可是连退休工资都没有啊。周长芝坚定地说：“我不但要养起以前的老人，还要开办养老院，赡养更多的老人。”

说到做到。周长芝拿出家中的积蓄，接手了濒临倒闭的徐州市云龙区黄山老年公寓。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来到养老院的第一天，现实就给了她沉重一击。她一生都不会忘记，第一次走进养老院，推开养老院大门的瞬间，她见到的第一个老人，竟是“没穿衣服，站在那里大便”。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她怎么也想象不到，迎接她的会是这样一种情景。可是，既然选择了，就没有退路。帮老人收拾好个人卫生，周长芝带着仅有的两个员工从一楼到三楼，彻底打扫了一遍。不料，打扫完卫生后她全身奇痒，发起了高烧，身上结满疙瘩，眼睛肿得无法睁开，当天晚上就被丈夫送进了医院。原来，她中毒气了，住院七天才痊愈。

周长芝的养老院“待老人好”的消息很快在徐州传开，不少老人和子女都慕名而来

七天，对一般人来说，也许一眨眼就过了，但周长芝的这七天是炼狱般的七天。在养老院中的遭遇，令她几欲崩溃，她整夜整夜睡不着觉，质疑自己的选择是不是理智。但最终，她还是战胜了自己。

出院后，她以饱满的热情、坚定的信心投入到养老院的各项工作中去，她让每一个员工都牢牢记住：这里不但是老人生活的地方，也是我们每天工作、生活的地方，干干净净是养老院最基本的要求。

然而，办养老院并不只是打扫一场卫生那么简单。养老院刚收拾好没几天，周长芝就遇到了第一个需要临终关怀的老人。住在养老院里86岁的张阿姨胆囊癌晚期，唯一的儿子在国外。阿姨常常痛得趴在床上咬牙，周长芝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经常陪她聊天、给她讲开心的事，为她炖鸡汤、鱼汤，变着花样让她多吃一点儿，还请来她的学生、侄女、外甥女为老人表演节目……

然而，死亡终究不可回避。在最后的日子里，张阿姨的儿子还是没能赶来。周长芝只好自己买了寿衣，帮老人换好，静静地陪着。临走的最后一刻，老人拉着周长芝的手，嚅动着嘴唇，喊着“好闺女”。

张阿姨就这么走了。可周长芝从来没经历过独自一人为老人送终的事情，她急匆匆给丈夫打电话，丈夫让她联系殡仪馆。遗体送到殡仪馆，她还得一个人跑前跑后办手续，一切手续办完，她还得守在老人的灵前。当大家得知她并不是老人的亲人，只是老人曾经住过的养老院的院长时，都惊叹不已。

自周长芝2011年从事这一行业来，像这样为老人亲力亲为的事情，数不胜数。养老院的同事说，光她送走的老人就有220多位。

周长芝的养老院“待老人好”的消息很快在徐州传开，不少老人和子女都慕名而来。一家养老院住不下了，就再开一家，资金周转跟不上了，就把家里的房子卖掉、股票卖掉。和母亲当年收养老人一样，陆陆续续，周长芝开了四家养老院，前后接收了近千位老人。

入住的老人多了，怎么让这么多老人共同养成好习惯、保持好心情，又成了周长芝操心的事。她忽然想到，为什么不能把管学校的经验和管理养老院结合起来呢？学生需要奖励，老人也需要奖励，周长芝就为老人们量身订制了几个奖项，定期在养老院评选“五好老人”——对那些个人卫生习惯不太好的老人，用“讲究卫生好老人”的评奖进行激励;对那些常念叨子女、要子女围在身边的老人，则设置了一个“心胸开阔好老人”奖;对那些行动相对方便的老人，只要能帮助室友卧床的，就评为“助人为乐好老人”;而吃得好、睡得好、聊得好、卫生好、团结好，就是“五好老人”……争做“五好老人”，一时在养老院形成风气。

此外，她还利用自己当过老师，有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知识的优势，在养老院里搞起了知识讲堂，办起了健康讲座，开展起文体活动。她组织的老年艺术团，有一百多人参加，不光在自己的4家养老院演出，还在徐州的各家养老院“巡回演出”。

从进敬老院的那一日起，周长芝就给自己和家人立了一个规矩，自己和丈夫见到老人，要称呼“老爹”、“老娘”;孩子见到老人，一定要称呼“爷爷”、“奶奶”。一来二去，院里的服务人员也都这么称呼老人。50岁的护工陈翠梅多年来一直跟随周长芝工作，她护理的5位老人全都叫“老娘”，老人们也都稱呼她为“女儿”。陈翠梅说：“这么称呼老人，像一个大家庭，很温暖。照顾老人像是在照顾自己的父母，就不觉得脏和累了。”

2017年9月，周长芝被评为江苏省道德模范，市文明办通知她到南京去参加颁奖典礼。周长芝马上想到她的大家庭里有一位90岁的马兆伟老人，他有一个87岁的弟弟住在南京，老人一直很想念弟弟，因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兄弟俩十年没有见面了。周长芝做了个大胆的决定，要带上90岁的马兆伟老人一起去南京，帮他圆梦！当时很多人劝她，老人这么大岁数，你不怕担风险？但周长芝认为，只要这对老兄弟在有生之年见上一面，就是担再大的风险也是值得的。

在周长芝的坚持下，两位老人终于在南京见了面。看着紧紧拥抱在一起的兄弟俩，周长芝也流出了欣慰的泪水。回到徐州没多久，周长芝就收到了马兆伟老人的弟弟寄来的亲笔书法：“人民的好女儿！国家的好女儿！老人的好女儿！大爱无疆！”

周长芝不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养老事业，还把整个家庭、所有親人都带了进来。自从担任养老院院长，周长芝的丈夫、儿子，娘家人和婆家人就再也没有了休息日和节假日。逢年过节，她和她的丈夫、儿子以及她的娘家人和婆家人都要分别到这四家养老院，陪着老人和员工一起度过。对于家人的付出，她十分感激：“是家庭、亲人、同事以及所有协助我的工作人员的共同付出，才有了今天的结果。就我个人的力量，即使照顾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都会让我焦头烂额。”

由于长期操劳，周长芝在这七年多时间里，累昏过2次，一次是2011年，昏睡了5天，一次是2013年，昏睡了12天……

常常有人会问，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让她如此执着？她回答：“是母亲的遗愿！是老人的期盼！做好养老事业就是我的梦想！今后几年，我想再办一个更大的集养老、医疗、老年康复、老年大学、老年娱乐于一体的‘周长芝爱心护理院，让更多需要照顾的‘爹娘安度晚年。”

用生命影响生命、用生命感动生命，就是她给老人的最好馈赠。而周长芝却说：“养老领域线长面广，人才济济，还有更多在这一领域做得更好的人，他们才是中国养老事业的脊梁。”

近年来，各地涌现出了一大批“最美养老院长”、“敬老之星”、“敬老模范”、“爱老标兵”，他们用大爱温暖老人，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

山西省襄汾县邓庄镇张礼敬老院院长仇锁莲当院长20年，将那些与她毫无血缘关系的老人都视为最亲的人，前后共扶养了70多位孤寡老人;河南省虞城县张集镇敬老院院长范索云自8岁开始就义务照顾孤寡老人，40多年来，共义务照顾46位孤寡老人;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桂五镇敬老院院长李银江，28年来，供养了95名五保老人，他当了61次“孝子”……

正是有如此众多的大爱付出，才构筑了中国养老事业的坚强脊梁。

替子女“尽孝”

52岁的王有琴是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护理员，护理着7名或高龄、或失能、或失智的老人，她们分别是：A奶奶，92岁，能自己上下床，吃流质的食物;B大姐，66岁，因为失智，生活完全依赖他人;C奶奶，90岁，因为中风，生活无法自理;D奶奶，95岁，年龄最大，但身体最好;E奶奶，82岁，因为总是抓伤自己，睡觉时需戴特制手套;F奶奶，82岁，可以自己上下床，但仍需他人帮助;G奶奶，81岁，整天静静地躺在床上，吃饭、睡觉、排泄。

2016年12月23日，《浙江老年报》记者余晓叶、俞琪等人，以“实习养老护理员”的身份，跟着“师傅”王有琴学做护理，体验了一天养老护理员的工作。之后，余晓叶、俞琪以一个记者的敏感和责任，分别将这一天的工作如实记录，写下了实习护理员日记——《最漫长的一天》。

余晓叶是这样写的——

早晨5：15，我到了9楼特护区。电梯门一打开，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真的有种窒息的感觉。师傅王有琴说，有味道是因为前一天半夜换下来的尿不湿还在垃圾桶里，没有处理掉。

5：30，正式上岗。第一项工作是为老人擦脸、擦手。我负责帮B大姐擦洗。一拉开床边的帘子，她马上瞪大眼睛盯着我，嘴里大声叫嚷。我一下子懵了，看着师傅。师傅说，没关系，她没有恶意，平时就这样。

擦脸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会儿工夫就擦好了。接下来是擦手，我掀开被子，毫无防备的，一股臭味直冲鼻子。师傅说，尿不湿一天要换好几次，但换得再勤，还是免不了有味道。

除了忍受气味，擦洗下身还是个力气活。像B大姐，看起来瘦弱，但要将她翻到侧身，我一个人根本做不到。师傅跟我个头差不多，力气却比我大。她把B大姐的双手放在腹部，一手托住肩膀，一手托住膝盖窝，“一、二、三”，一下子就翻过去了。我在一边，托住B大姐的背部，师傅则开始擦洗和更换尿不湿。平时，这些都是师傅一个人完成的。

后来师傅告诉我，干这活其实不光需要力气，更需要技巧，每个护理员都必须经过专业培训才能上岗。像翻身，就有专门的操作流程和要求，包括手的动作，每一步都有讲究，比如抬起老人上半身时，必须一手托住肩颈部，不然容易翻倒，造成伤害。

一连7人，我光是帮师傅托住老人的背部，已经感到双臂酸疼不已，师傅的额头也沁出汗珠……

6：40，早饭时间。老人们口味各不相同，师傅一份份细心搭配。F奶奶喜欢甜食，要在白粥里加上芝麻酥糖搅拌均匀，C奶奶、E奶奶喜欢咸鸭蛋。饭前饭后，师傅还要帮助大家服药。据说有些老人一天要吃十几种药，药的用量、用法，每个护理员都要牢记于心。

吃完早饭，太阳已经升起，阳光洒进房间。为了让老人活动身体，师傅每天都会抱他们下床，用轮椅推到窗边，让大家晒晒太阳。由于经常忙活这些力气活，师傅也是一身伤。前阵子，师傅总觉得自己肋骨疼。起初没在意，直到后来睡觉都没法儿翻身了，她才去医院，结果医生说是肋骨骨裂。因为人手有限，而且老人的习惯各异，她硬是又扛了3天，跟代班护理员交接好才休息。都说伤筋动骨100天，师傅回家休息了15天，又来上班了。

12：30，开始午休。我在护理员休息室倒头就睡，这是我睡过的最香的午觉了。师傅说，多亏我们帮忙，让她省了不少力。我没好意思说，只不过做了一些简单的护理，已经腰酸腿疼，恨不得瘫在椅子上不起来。其间，我有好几次差点儿忍不住哭出来，不光是累，更因为害怕，害怕将来有一天，我也会变成这样。

师傅说，正是因为她明白，这也许就是我们的明天，所以她才更要努力地做好这份工作。将心比心，将来等我们失去自理能力时，肯定也希望能遇到一个有爱心的护理员照料自己。

18：30，吃过晚饭后，师傅将老人们抱上床，换好尿不湿。我以为师傅可以歇一歇了，其实还远没有结束。房间卫生要打扫，还要分发大家第二天吃的药。

20：30，终于，规定的下班时间到了，值夜班的护理员来了，我松了一口气，要结束了。师傅并不跟我们一起下班，因为有需要夜间陪护的老人，她晚上都会架上折叠床，睡在老人旁边，每隔2个小时，师傅还要起来检查一次。

我们的一日护理员体验结束了，师傅却迎来了日复一日的新的一天……

俞琪是这样写的——

当天一早，如约到达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9号护理楼。师傅刚起床不久，正在洗漱。她的外套是一件主色调大红色的运动服。听中心护理科科长卢柏芳说，师傅王有琴是杭州市首批“最美养老护理员”之一，敬佩的同时，也格外有压力，怕自己做不好，砸了师傅的牌子。

5：30，正式上班。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为E奶奶洗脸和擦洗下身。害怕弄疼她，我擦得特别小心翼翼。她很安静，只是在我为她解开手套的时候稍微抗拒了一下。

擦洗下身，我不会，也不敢，只能求助师傅。师傅拉上屏风，麻利地为E奶奶换掉尿不湿，用热水擦洗干净后，换上新的尿不湿。师傅说，即便是失智老人，也要保护他们的隐私，擦洗时会暴露比较多的身体部位，要注意遮挡。这也是每位护理员接受培训时都要学习的内容。

第一项任务我就做不好，心里特别难受。师傅大概也觉得我们就是来看看的，自己忙进忙出，不再给我们安排别的工作。我只好站在边上观察，看她要拖地，我想这我会做，赶紧抢下来，用上十二分力气，就想告诉师傅，我能干活。

E奶奶躺着的时候特别安静，但是下了床，手套一摘，就躁动起来。师傅提醒我，她可能会吐痰吐到人身上，要当心。因为师傅干的大部分活我都干不了，我就想，干脆陪着E奶奶，她要吐痰了，或是有鼻涕，我马上用纸巾擦掉，也许能帮师傅减轻一些负担。到了午饭时间，我向师傅争取到了重新“上岗”的机会——给E奶奶喂饭。

10：35，师傅按照每个人的口味配好饭菜，除了A奶奶、D奶奶和F奶奶，其余的都需要喂。E奶奶胃口小，喂饭用的是最小号的儿童勺。大概是我不熟练，也不懂哄她，总是吃一口，吐出来一半，进展缓慢。师傅说，E奶奶的吞咽功能已经不太好了，需要小口喂食，吞咽功能更差的，就需要将食物用料理机打成流质再喂。

在帮助老人吃饭时，不但要遵循标准的操作流程，还要建立良好的沟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哄”。E奶奶的语言功能比较弱，她说的话，我能聽懂的只有一句“我没钱”。所以师傅哄她吃饭，经常用的办法是，吃完饭带她去“领钱”。

一个上午，师傅安排的两项任务，都以失败收场。到了下午，更是不敢轻举妄动，只好继续坐在E奶奶身边，重复着上午的动作。感觉跟E奶奶相处了一上午，有些熟悉了，我也学着师傅的样子哄她。我跟她说，如果有痰，先不要吐出来，一会儿我给你擦。

不知她是听懂了，还是我的动作越来越麻利，之后，我总能赶在她吐到地上或擦在自己身上之前用纸巾接住。再一次为E奶奶擦嘴时，她说了一个词：“夏夏。”我没明白。她看着我，又重复了两遍：“夏夏，夏夏。”我明白了，她在对我说“谢谢”。

整个上午的阴霾，瞬间被驱散了。这一瞬间，我明白了师傅说的那种被需要、被依赖的感觉给她带来的快乐。师傅说，辛苦归辛苦，但是你的真情付出，她们都明白，会心疼你，你就觉得苦一点儿累一点儿也没什么……

20：30，我终于结束了这漫长一天的陪护，筋疲力尽，却深深记住了那句“夏夏”。

通过两位记者的体验记录，我们重新认识了这一人群，深深体会到他们工作的艰辛。他们不怕脏不怕累，给非亲非故的老人喂水喂饭、翻身擦背、端屎端尿，和老人沟通，陪老人聊天，缓解他们晚年的失落和孤单，替天下的子女尽孝。就是因为有他们在，老人们才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活出了质量，活出了尊严。

“80后”的激情接力

认识张晶，认识这一群“80后”，与一本书有关。

2017年春天，“80后养老事业联盟”创始人张晶，带领创业小伙伴们众筹出版了《80后的养老事业》一书，书中20位青年创业者谈自己的创业规划、事业发展，展示在养老+地产、养老+医疗、养老+科技、养老+金融等方面的探索，分享自己的案例。该书一出版，还没在书店上架，首印7000册便销售一空。

我对这个张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对这个年轻的养老团队产生了极大兴趣。2017年4月12日上午，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南街8号的中央美术学院的茶室里，我见到了这个有“养老青年领袖”之称的年轻人。

落座，品茶，送书。完成了这一系列动作后，他终于说到了他自己——

我1982年出生在北京，是“80后”的独生子女，按那时候的说法，生在新时代，长在蜜罐里。与上一代人比，“80后”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没有经历过战乱与自然灾害，我们成长的环境更加安定，因此，我们的童年确实是最幸福的。

上大学，我学的是金融专业，毕业后也一直在金融领域工作。也许你会问，为什么转行？为什么从事现在的工作？

2002年，一位金融界的朋友给我推荐了一本书，叫《人口泡沫》，读完深受启发，原来人口数量决定着社会供给与需求，通过预测人口数量的变化可以判断未来经济的走势。这本书开拓了我的视野与思路。当时我还在证券公司研究所工作，于是我将中国人口结构与经济、社会等联系起来研究，之后又看了大量的养老类资料，花了一年的时间，几乎跑遍了北京市各类养老机构，编写了《老龄化社会该如何选择养老院》的调研报告。

在北京市朝阳区某茶室里，我与“80后养老事业联盟”创始人张晶深入交谈

此后我一直持续关注养老问题。2013年，我任职一家基金公司总经理，快到年底时，集团公司董事长跟我聊天，提到了养老，这可正是我擅长的领域呀，我就滔滔不绝打开了话匣子，把我这些年来对养老行业的认识与理解一一道来。

领导立马带我去吉林市会见市长、发改委主任、合作方董事长。一系列高规格会见后，集团公司决定进入养老行业，把我从基金公司调派到养老项目上来，任养老项目筹备组组长。2014年4月，养老集团注冊成立，控股五家子公司，我任养老集团首席运营官、老年文化和老年旅游两家子公司的总经理，参与编写了“全国异地养老网络服务公益工程”书目——《养老中国话良策》，书里收录了6位老部长和2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士对我国养老事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汇聚了多份国内老龄科学研究前沿动态的创新性研究成果以及养老事业发展的专题调研报告，展示了多个创新养老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案例，兼具前瞻性、学术性、政策性、应用性等特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结识了不少民政部、老龄委、高等学府的领导、学者和养老界的前辈，更认识了诸多同龄人。大家聚在一起，无不为养老现状忧心。我们都是“80后”，我们的家庭基本都是“421”或“422”的结构，自身的工作事业、孩子的培育和父母的养老等多重压力，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很大的问题。

这些问题让我们感到紧张甚至惶恐，解决这些问题，单靠个人的力量行吗？目前，在中国“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情况下，制度、资金、人员等一切完全等着政府来解决不现实，必须依靠社会补充。然而，目前很多地方做养老的都是房地产开发商，他们的目的是卖房子，可现在老人急需的不是这些，他们需要的是医、是养、是护，是这三者的深度融合。老年人的寿命越长，需求就更多样化。因此，需要我们沉下心去，探讨老年人到底在想什么，他们需要什么，然后根据老年人的这些需要，去思考，去实践。

于是，我们走到了一起。我们有相似的成长环境，有相同的家庭结构，将来也面临着共同的养老问题，我们应该担当起这份责任，在我的发起下，创立了“80后养老事业联盟”。我们提出的“联盟精神”是：忠孝、博爱、开放、利他。“联盟宗旨”是：“在遵守宪法、法律、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的前提下，整合政府、市场和企业资源，为联盟成员搭建养老与相关产业交流与业务合作的平台，帮助会员提升专业能力，激励会员创建养老品牌，繁荣与发展养老产业，解决养老实际问题。”“联盟目标”是：“为80后父母提供养老解决方案，为80后养老事业提供创业指导。”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精神、宗旨和目标？因为中国的“80后”有219亿，对应的父母就是438亿，是美国总人口的15倍，巴西总人口的2倍，日本总人口的3倍，俄罗斯总人口的4倍！“80后”父母养老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中国养老的一大半难题。

通过持续关注、研究与实践，积累了对于养老行业的一些看法，我想通过写书的形式将自己的一些经验、心得、体会分享给大家，希望能与更多的朋友一起努力，共同做好中国的养老事业，实现中国人的养老梦！于是，联盟成立后，我又发起《80后的养老事业》编撰工作，动员大家来写、来编。参与首编的编委共20人，来自全国各地，均以“80后”的视角观察养老，讲述养老，从现实社会着眼，直面养老的困顿与未来。

编委里有很多曾经是公务员、公司高管、老板，但为了养老事业，他们不惜辞职再就业，从零开始。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赚钱，大家做养老的出发点是想让天下父母过好晚年。几乎每一位参加联盟的“80后”的孝老敬老行动，都可以写成一本书，都可以感动你我，感动中国，感动世界。

目前，我们在全国多地建立了分支机构和行业社群，各大中城市都有我们“80后养老事业联盟”的身影，大家活跃在各地，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当地养老产业中最积极的行动者。我们不但动员“80后”身体力行去做养老，更致力于影响“50后”、“60后”、“70后”、“90后”甚至“00后”参与其中。

总之，我认为养老事业不是一代人的事业，需要一代一代的人去传承、去创新、去发展。中国梦就是“80梦”、“90梦”、“00梦”！

……

一个上午的时间很快过去。最后，张晶说，他坚信，有这么多新人不断加入，“80后”的养老事业定会越做越大，越做越强，定会给未来的中国养老事业带来更多的惊喜。

与我告别，他便匆匆离去。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我有种说不出的感动。

中国养老，后继有人。

怪不得著名养老专家、民政部养老服务业专家委员会委员乌丹星老师在给《80后的养老事业》所做的序言中说：“历史，总是要有人负重的。我们完成了一个时代的使命，必有后人要接班。在我们眼里，他们永远是孩子，但在国家眼里，他们已是挑梁担责的一代，是冲锋陷阵的战士。”

第十章 走向远方

21世纪是老龄化世纪，在这一世纪大演出中，每个人都是主角。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实施全民战略。

——采访札记

远方有多远

生活不只当下，还有诗和远方。联合国早已为世界的“远方”画像——21世纪是全球老龄化的世纪。那么，在全球老龄化的世纪里，中国的远方又是何等模样？

专家们在全球老龄化总态势的动态巨坐标里，找到了中国的演变趋势——平均每天约有2万人、每小时有800多人进入老年;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487亿，而这30多年时间里还有4亿左右的老年人将离开人世，从现在到2050年，我们将要养活的老年人口总量大体上在10亿左右;21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将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与之相对应的，未富先老、未备先老、老而不健康、农村养老任务繁重、家庭养老压力大、社会化养老服务支撑滞后，等等，都决定了中国面临的老龄化挑战压力大于任何一个国家。

这，就是我国的“远方”。那么，我们的各级政府又准备得怎样？

自从关注老龄问题后，我格外留意各地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我收集到的230余份县级《政府工作报告》里，竟然有105份没有提“养老”二字，特别是在一些老龄化十分严重的县市区，政府工作报告洋洋万言甚至几万言，可就是难觅一个“老”字。

老龄化程度如此之高，而作为县一级政府却如此视若无睹，令我很不理解。怪不得在我采访时，不止听到一个人说：当前应對老龄化，普遍存在“两头热中间冷”现象，即中央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基层群众对这事也很期盼，可就是中间层面冷冷清清，没有作为。

这，就是距离。让我想起了诸多专家学者关于中国老龄问题的论述——

首先，对老龄化的认知不够。具体表现在，理论研究上，仅限于对老龄化和老龄社会的浅层认识，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政府决策上，一些地方主要领导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峻性、复杂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还很不到位，甚至认为老龄问题就是老年人的民生问题，就是养老问题、医疗问题、服务问题，看不到老龄问题是涉及国家方方面面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还没有把老龄问题作为关系国计民生、民族兴衰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来对待，还没有列入地方政务的重要议事日程，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十分普遍;公民意识上，对老龄问题的社会知觉模糊，还没有达到普遍共识，更谈不上深刻认识。老龄问题的国情教育还没有普遍列入中小学教育，青年人对自己的老年期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中壮年人还没有切实可行的退休计划，全面来看，各类人群的老龄意识、养老意识和个人终身准备意识有待提升。2018年10月25日发布的，由清华大学老龄社会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腾讯金融科技智库共同完成的《国人养老准备报告》显示，91%的受访者尚未开始做退休规划，69%的受访者尚未做养老财务准备，仅有约1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财务准备很充分或较为充分;家庭认知上，对老龄化认识普遍淡漠，绝大多数家庭的关注焦点集中在下一代，大多数父母置自己晚年生活于不顾，倾全力奉献子女;各行各业认知上，同样也普遍流于表面，更没有相应的应对性谋划，长远看来，这种状况令人担忧。

其次，物质基础准备还很不充分，“未富先老”的格局在短期内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在世界排名第二，但人均经济水平及人均资源水平还很低，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7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8790美元，离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12万美元还有一定距离，距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37万美元以上的水平差距更大。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有大量农民收入水平相当低下，城乡发展不均衡长期存在，贫富差距较大，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大的比例。在2017年全球已进入老龄化的94个国家中，中国的人均GDP水平排队伍末端，应对老龄化的物质基础还亟待夯实。

第三，相关制度安排差异巨大。完善的制度安排还需要完善的法律保障，目前，中国只有一部综合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还缺少老龄事业促进法、老年人社会福利法、老龄服务法等诸多专项法律。这种状况与全球第一老年人口大国很不相称。此外，老龄事务涉及多个部门，虽然出台的老龄政策越来越多，但政出多门，往往很难落实。老龄服务体系建设尚处在起步阶段，老龄产业业态尚未形成，发展缺乏良好的生态。总之，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准备还有待加强，政策环境还需要加紧完善，应对挑战的社会发展基础还比较薄弱。

第四，老龄金融业发展比较滞后。中国金融业整体发展起步较晚，而人口老龄化超前于金融发展，全体国民金融意识比较淡薄，金融体制、机制尚不健全。总体来看，中国在金融体制机制方面基本上还没有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充分准备。

第五，劳动力素质及科技创新能力不够。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之一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取决于教育水平、劳动力素质及科技创新能力。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15岁以上成年人人均受教育年限刚刚达到11年，而美、英、法、日等都超过了15年，这种状况离发达国家相去甚远。同时，中国的关键技术自给力低，科学研究质量不高，科技投入不足，科技转化率低，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还存在不少弊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中国要想应对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老龄化，就必须整体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打造科技硬实力。

第六，家庭养老功能进一步弱化。如今的家庭结构模式大多数为传统的“421”家庭，意味着两个子女要承担赡养四个老人的义务，这无形中加重了家庭成员的养老负担。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我国传统的家庭观念正在逐渐淡化，家庭养老功能也在弱化，老年人的物质和情感需求得不到相应的满足，这种现象在农村尤为严重。

第七，老龄群体内部差异十分巨大。以养老保障为例，尽管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已经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但我国城乡养老制度不一致、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制度不一致，各种养老金制度设计的参数都不同，各个省份的情况也不同，“碎片化”现象严重，养老保险信息和资金统筹困难重重，这就造成了“同在蓝天下，待遇各不同”的现象。黑龙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退休职工刘金水抱怨说：“同样工作了40年，在学校退休的老伴每月拿3000多元的养老金，我在企业退休就只有1600元，差这么多，我能平衡吗？”2015年全国企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平均水平为每月2200元，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平均不足每月200元，多数地区不足每月150元。基础养老金全国最低标准从2009年到2014年一直是55元，2015年虽有所提高，但仍仅为70元。

第八，传统养老中的“孝”文化正在丧失。我国文化自古推崇孝道，百善孝为先，但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老龄人口日渐增多，而青壮年大多为独生子女，在赡养、关怀老人方面普遍存在着力不从心的情况;加之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逐渐增大，形成普遍的物质至上的价值观，导致养老从以往的“用心”逐渐转变为“用钱”，传统家庭观念中赡养父母的思想逐渐转变为用物质、金钱供养老人的思想。这种情况的普遍存在使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面临极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