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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采薇》研究之伯夷叔齐形象研究综述

2019-04-21杨柯倪

文教资料 2019年36期
关键词:采薇综述鲁迅

杨柯倪

摘    要: 《采薇》研究是《故事新编》研究中相对薄弱的一环,学界对《采薇》展开专门的系统性的研究自四十年代至今,已有将近八十年。具体有夷齐形象研究、“王道”研究、结局(包含阿金姐、小丙君)研究、形式技巧研究、比较研究等几个方面。对伯夷、叔齐人物形象的研究是《采薇》研究的侧重,分析鲁迅在《采薇》中塑造了一对怎样的夷齐兄弟形象以及分析鲁迅对待夷齐兄弟的情感态度,是理解《采薇》思想意蕴的直接切口。文章尝试将期间夷齐形象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与整理,以供参考,并启示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鲁迅    《采薇》    夷齐形象研究    综述

《采薇》是鲁迅在1935年12月所作,收录在《故事新编》中为第四篇。在对《故事新编》的研究中,《采薇》受到的关注度不高。1936年常风的《故事新编》、岑伯的《〈故事新编〉读后感》略谈及《采薇》。1943年辛勤《鲁迅先生的〈采薇〉》和1946年萧军《〈采薇〉篇一解——鲁迅先生历史小说之一》二文,主要介绍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伯夷、叔齐兄弟的形象以及小说的主要情节。1956年何家槐的《对于〈采薇〉的一些理解》一文,分析了夷齐兄弟、小丙君、阿金姐、小穷奇等人物形象及其具体的现实指向,是当时较为全面的《采薇》研究,文章指出可结合鲁迅1934年的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来理解《采薇》中的“王道”批判,整体思路对此后的《采薇》研究影响深远。可以说,对伯夷、叔齐兄弟形象的研究是《采薇》研究的起点,此后至今也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一、“古董、假隐士”还是“悲剧的理想主义者”

同是发表于1936年的两篇对《故事新编》的评论文章,常风与岑伯的观念就不同,前者提出鲁迅在《采薇》和《出关》中对几位古圣人的传统德性进行了“油滑式”的调侃,后者认为《采薇》中夷齐的故事寄寓着鲁迅对自身经历的感慨。这便形成了对于鲁迅对夷齐态度的两种理解,也是对鲁迅塑造的夷齐形象的两种解读,一方认为鲁迅在《采薇》中放大了夷齐的守旧古板、逃避与虚伪,借以嘲讽和批判儒道学家,比如何干之直接将夷齐称为“不识时务者”、“古董、怪物、傻瓜”[1](139),另一方认为夷齐的坚守是悲剧性的,鲁迅在表面的讽刺之下蕴涵同情。

关于“《故事新编》究竟是针对现实的讽刺作品还是历史作品”有一场争论,认同其为讽刺小说的研究者认为,鲁迅解构了夷齐在儒家文化中的神圣性,将其重构成为两个滑稽的小老头,意在批判传统的儒道思想,并借以讥讽当下时局形势中虚伪的软弱派。李桑牧在其文中质疑和反对1956年《关于〈采薇〉》和《对于〈采薇〉的一些理解》二文中的观点,李文认为《采薇》具有宏大的批判性的历史主题,认为鲁迅借此不仅推翻了封建统治阶级所树立的仁圣贤人的偶像,也揭去现实中自由主义者超然公正的面纱[2]。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批学者持此观点,即认为《采薇》中的夷齐总体上是属于被否定、被批判的人物形象,鲁迅塑造这两个逃避现实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其社会意义在于通过他们对社会上消极、逃避和超然的同类知识分子进行解剖和批判[3]。唐弢1979年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的《〈故事新编〉的革命现实主义》中提出,《采薇》《出关》《起死》三篇,都是通过历史人物的再创造,对当时社会思想消极一面的形象进行批判,鲁迅创作《采薇》即借夷齐的遭遇鞭打了当时社会上趁火打劫、卖身投靠、散布流言等行为以及传播所谓“王道”的遗老遗少。李希凡1980年的文章全面陈述了30年代的时代背景,将《采薇》《出关》《起死》三篇的主题与鲁迅同时期的杂文写作联系起来思考,认为紧密联系着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尖锐斗争,具有强烈的现实战斗意义[4]。韩日新的《〈采薇〉初探》[5]认为《采薇》描绘了伯夷和叔齐“两个假隐士碰壁”,给当时那些提倡“儒术”挂“隐士”招牌的文人以无情嘲讽。《唐山文史资料第11辑冀东诗史话》[6](54)中写道,“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评论伯夷、叔齐的是鲁迅和毛泽东。鲁迅在《故事新编·采薇》中针对当时一些人面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采取的超然物外,逃遥斗争的态度,把叔齐、伯夷作为道家形象进行了批判。”仁义礼让的思想凝固了夷齐兄弟的思维,反映出儒家思想被統治阶级利用的愚民的一面,批判当时国民党所提倡的尊孔复古[7](57)。王小波从后现代主义反基础主义的角度出发,提出鲁迅对“不食周粟”的“气节”进行讽刺,揭示儒学者“满口高风亮节,实则虚伪荒唐”的弊病,消解夷齐的“义举”,是对圣人、先贤赤裸裸的否定,反基础主义者志在将人们从对“基础”的沉迷中解放出来,鲁迅的思想里有对传统显学如墨家文化的认同,但其对儒家、道家的批判性,将人们从传统的迷雾里拉出来才是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8]。龙永干从《采薇》的创作缘起切入,分析指出同为创作于1935年12月的三篇,创作先后顺序依次为《出关》《采薇》《起死》,龙文提出应将三篇小说互文勾连,连缀对照,由于《出关》显示出“崇儒抑道”的倾向,鲁迅为厘清认同传统的暧昧进而创作《采薇》来批判儒家,来进行对价值立场的纠偏与救正,而后创作《起死》来批判老庄,以遏制《出关》的消极影响[9]。

也有研究者认为鲁迅塑造的夷齐兄弟形象除了逃避与迂腐外也有一些可敬的性格和优良的品质,鲁迅对这两个人物并没有全部否定,在批判和讽刺的态度之外,也流露出一些同情[10]。这种态度介于超距离审视批判与主观投入之间,远没有达到任人嘲弄的地步[11]。波兹德涅耶娃不认同何干之简单地将夷齐称为“不识时务者、古董、怪物、傻瓜”,认为这是因为《采薇》没有引起较多的注意和得到认真的研究而得出的简单结论。在她看来,夷齐是值得纪念的,但也不应该将其尊为圣人,围绕一个历史人物产生多种传说不是偶然的,必须从中挑选并研究[12](677)。随着《采薇》研究的细致和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夷齐的遭遇与鲁迅自身境遇联系起来考察,认为鲁迅通过夷齐形象要表达的是在污浊的世界中执着遵循内心真性、践行人生理想的不易[13]。写作《采薇》的初衷是为了批判儒家的“忠者仁义”,但鲁迅本身的思想明显烙印着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入世”态度的痕迹,故塑造出来的夷齐的形象不能简单地用“虚伪、矛盾和逃避”来概括,在破坏中又贯穿着他一贯的“立人”和“同情弱者”的思想[14]。夷齐兄弟作为“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为坚守自己的理想,所实行的以生命消亡为代价的追寻,所处无奈凄凉的境遇与鲁迅自身遭遇有很大的一致性[15]。王建华分析了自先秦以来各个时期的典籍中对夷齐形象的书写,认为在《采薇》中鲁迅彻底消解了从古至今人们对夷齐的尊敬,鲁迅要批判儒家文化,就要捣毁数千年儒家文化塑造起来的夷齐兄弟这座道德丰碑和文化符号,然而夷齐的困惑是鲁迅自身的一种折射,理想与现实冲突不能被理解,最后只有无意义地死去,王文认为,小丙君、阿金姐之流是鲁迅塑造的“高级看客”,不同于那些“跟着看怎样采,围着看怎样吃,指手画脚,问长问短”的人,前者是杀死夷齐并毁坏其名节的刽子手,鲁迅对这种形象是深恶痛绝和彻底批判的,在这个意义上,夷齐的痛苦和困境,类于“彷徨于无地”的感受,可视作鲁迅自己的写照[16]。中井政喜认为,《采薇》中对观念论的理想主义者夷齐兄弟兼有讽刺和同情两种态度,在结尾部分阿金姐以流言中伤夷齐时,之前隐约可见的同情升华为强烈的爱惜之情[17]。

二、夷齐内部“通体的矛盾”

鲁迅解构儒学系统中夷齐兄弟绝对的圣贤德性,是在其神性中加之以卑琐且动摇的人性,使他们处于形而上的理想主義和形而下的现实主义的不断冲突和矛盾中。在《采薇》中,节义大事是一条明线,与之并行的还有一条关于“吃”的暗线,比如武王动兵局势改变是从养老堂的烙饼一天天小下去粉也变粗体现出来的;夷齐在扣马谏周被拖开之后被一位太太硬劝着喝了很辣的姜汤;在二人决定“不再吃周家的大饼”了之后,由于想到或许还有野果树叶或茯苓可以吃,于是“心地十分放松”,也“觉得很有兴致”了;在实行“不食周粟”之前的最后一晚要先吃完带来的饭团,如是等等。“吃”的暗线时时警醒,促使夷齐“义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的动因,不再是传统语境中抽象的道德观念,而是他们每天无时无刻不面临的吃饭问题,于是历史文本中抽象的意义和价值观念就在世俗世界的饥饱变化中被解构了[18]。王伊薇在《饥饿、食物与物质主义——再论鲁迅小说》[19]中认为《故事新编》是鲁迅写“吃”写得最为露骨的一部书,《故事新编》之所以貌似油滑的原因,就是书中的历史人物过于世俗化,甚至把“吃”这种低层次的乐趣当成了人生主题或者故事转折的关键,甚至将《采薇》——原本为体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儒家美谈,变形为“吃”与“不吃”的老生常谈,把神坛之上的历史人物放在几乎赤贫的状态下去拷问,到文末写人们仿佛看见夷齐“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拼命地吃鹿肉”,反讽已经走向高潮。敬文东较早地在其《肠胃的精神分析》[20]一文中提出“肠胃”是鲁迅个人语境中的重要词汇,认为《采薇》中鲁迅写到夷齐时所用的明显调侃和讥讽的语气实际上是自身的“肠胃现实主义和肠胃伦理主义之间忽而搏斗、忽而和平共处的真面孔”,文章写道“鲁迅接受过国民政府一家学术机构的聘请,虽然他从未到场视事,却几乎是直到死都在领取它发放的薪水。联想到鲁迅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猛烈攻击,而他似乎对只领薪水不干事从来也不愿意提起,这中间不正充满着他的肠胃伦理主义的躲闪性吗?”于爱成在文章中联系到陈西滢针对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的讥讽之辞,认为鲁迅自身亦面对“食”或“不食”“周粟”的尴尬处境[21]。

在“吃”与“不吃”以外,《采薇》中的夷齐亦面临“信”与“不信”的矛盾。二人是被婢女阿金姐从主人小丙君那学来的一句话给击倒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从不食周粟到不食周薇,到最后饿死首阳山,龙永干认为,表面上是夷齐对伦理信念的坚守,表明对周的统治的彻底抵抗态度,本质上,不再吃首阳山的薇菜,是承认了普天之下为周王所有,其实是认同了武王暴力取得天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道德信念在现实王权下的示弱和退缩,一面承认了武王政权,一面抵死反抗自己所承认的,这样的结局是夷齐自我道德裂变的悲剧,由此解构了传统观念中夷齐醇厚纯粹、唯精惟一的形象,而是人物形象变得矛盾起来[9]。

另外,《采薇》中的夷齐兄弟形象通常被研究者捆绑为一体,何家槐较早提出两者形象的差别,认为叔齐比伯夷更有骨气更有胆量[22]。考察夷齐兄弟的内部关系,刘铭璋推测鲁迅着力突出叔齐的原因很可能是“为预防谣言家的毒舌”,所以有意将老大伯夷写得懦弱,将老三叔齐写得机灵,防止有人借此揣测周氏兄弟关系[23],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说“因为我是长男,下有两个兄弟,为预防谣言家的毒舌起见,我的作品中的坏角色,是没有一个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24](149)。由此来看,陈银的猜想是站不住脚的,陈银以为,《采薇》中塑造的夷齐之间的内在感情并不像外界看到的那样美好,伯夷对叔齐没有表现出作为兄长友让的风范,叔齐内心也并不认可伯夷,由此推测鲁迅对夷齐兄弟关系的潜在讽刺与他和弟弟周作人不和有一定关联[25],此种推论仅停留在作者一己揣测的层面。

三、夷齐形象研究新的生长点

《采薇》研究至今,研究者的关注点越来越多地从人物形象转向小说的叙事及语言等方面,关于夷齐的人物形象研究虽已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论断,也仍还有继续探讨的空间,新的研究角度和理论被应用到夷齐形象研究当中。赵园从遗民生存与想象的角度看待夷齐的归隐行为,武王伐纣取得胜利后,夷齐作为前朝遗民,选择隐居首阳山、义不食周粟,这是人对于自主选择生存方式、掌握自身命运的渴望,他们的悲剧性在于选择余地之狭小,不得不借助于想象活动和假定[26](158)。张芬和祝宇红是近来对《采薇》关注较多的研究者。张芬认为,鲁迅复活夷齐之辈知识分子的生存现实,是对章太炎早年有关民族乃至个体自足性和他者之间关系的反思的重新解读,也是对自己生命历程的反诘,在讽刺之外,更多的是用悲悯的眼光去看待二人的存毁[27]。值得一提的是祝宇红的考据文章《夷齐之死与王国维自沉——鲁迅〈采薇〉“今典”猜想》[28],将《采薇》中的物事在当时的民国史中找到了对应,文章指出鲁迅构思夷齐之死的“今典”是1927年王国维自沉事件,夷齐居住的养老堂有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影子,“恭行天罚”的伐纣对应现实中“吊民伐罪”的北伐,华山大王小穷奇对应张作霖,小丙君对应梁启超,并考证出其“丙”字典出梁启超在《韦杰三纪念集》上题诗错将“丙”写作“甲”的乌龙,至于夷齐死后受到的恶语中伤则对应王国维自沉后关于其死因的种种传言。祝文认为,鲁迅以“故事新编”的形式思考王国维自沉事件,将小丙君对夷齐兄弟即梁启超对王国维的态度放在考量的重点,显示出鲁迅在对待夷齐以及王国维的“坚守主义”的理解上与梁启超态度的不同,可看出鲁迅对“儒家个人主义”立场并不是一味地批判。

夷齐的故事在新文学作家笔下重新演绎,其例还有郭沫若在1922年作的诗剧《孤竹君之二子》,夷齐形象在鲁郭笔下分别处于褒贬扬抑的两极,何希凡将二者比较分析并提出,在鲁迅那里,夷齐退隐是一种消极避世的行为,而且还含有不自觉的虚伪成分,而在郭沫若看来,夷齐的退隐是对自由的积极追求,是挣脱羁绊的精神解放,鲁郭在相同的传统文化题材创作中表现出不同的文化意识,代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道家文化的两种不同的重写方式[29]。《采薇》的比较研究方面,张芬还注意到,鲁迅曾翻译过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董·吉诃德》的剧本,这是一部根据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中的人物和情节演绎出来的讽喻戏剧,联系到在这之后鲁迅对夷齐故事的演绎,两部作品中人物相类似的悲剧命运,以及作品诞生时代外部的政治世界,张芬认为鲁迅对中国贵族文化典型的把握应是在卢那察尔斯基的这部作品中找到的启示和共鸣,在夷齐兄弟和堂·吉诃德身上都表现出一种纯粹者在历史现实面前的困境和遭遇,鲁迅1932年发表杂文《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批判了当时社会中普遍的中庸主义的中国式堂吉诃德,从这个层面反而显出对旧道德彻底的追殉者的尊敬和同情[30]。

《故事新编》研究在整体鲁迅研究中处于相对孤立的位置,对其中人物形象的探讨与对照总体上也仅停留在集内,已有学者提出《采薇》中阿金姐的形象可以与杂文《阿金》中的女仆阿金互文对照,同时,首阳山村民身上也有鲁迅式的看客与庸众的影子,那么是否可以将夷齐形象也放入鲁迅的人物系统中来发掘共通处与独特处。另外,鲁迅在“新编”时对史料的择弃也值得关注,对兄弟让立的“正史”的略写,以杀鹿取肉的“野谈”作结,从这些角度进入夷齐形象研究仍有可挖掘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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