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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提升

2019-04-17江家城寇清杰

理论导刊 2019年3期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亲和力公信力

江家城 寇清杰

摘 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是指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由于其自身思想理论的先进性和科学性,所产生的对人们的说服、指导、感召及其对现实问题进行阐释的能力。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要求我们客观审视社会思潮多样化、宣传思想工作滞后、党的建设存在薄弱环节等现实问题,在处理好与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关系中提升理论体系的解释力,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创新中提升表达方式的亲和力,在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中提升传播主体的公信力。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解释力;亲和力;公信力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3-0015-07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对于执政党而言,能否保持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将直接关系执政地位的巩固,甚至关系其所领导事业的兴衰成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命题,并作为新时代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第一要务。随后,在2018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由此可见,增强凝聚力和引领力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着力点,它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方向、标明了任务。那么,何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新时代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面临哪些困境?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这些困境?回答这些问题就构成了本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内涵解析

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既是其社会功能的直接体现,又是对其建设所要达到理想状态的目标设定。“凝聚”有组合、融合、统合、整合之意,多指一事物对其他事物的统合和整合。意识形态凝聚力,是指一种意识形态对不同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所具有的整合、统摄力量。“引领”一词内涵十分丰富,它既有引导、指导、号召之意,也有推动、促进之意,因此可以将“引领”概括为一事物带动其他事物朝向某方面运动、发展。而意识形态引领力,是指一种意识形态以其内容和形式的独特性获得其他社会思潮的认同并指导其他社会思潮朝某一方向前进的能力。所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是指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由于其自身思想理论的先进性和科学性,所产生的对人们的说服、指导、感召及其对现实问题进行阐述的能力,其外化的表现形式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对社会全体成员所具有的领导力、聚合力、统摄力和号召力。

一種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凝聚力和引领力,既取决于该意识形态所处的社会地位,同时又与该意识形态自身的结构要素有关。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处于主导地位,而且马克思主义也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决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关键因素就是它自身。一般而言,要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凝聚力和引领力,它自身应当具备下列基本要素:

首先,从理论体系来说,要具有解释力。作为一种观念体系,意识形态旨在通过解释世界来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其内容体系是否具备解释力就显得至关重要。当意识形态能够对社会存在的现象和问题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时,它就可以推动和指导社会历史的发展并进而服务于特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成功的意识形态一般都具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内容体系,针对社会中的现实问题,它能够给出令人满意、信服的解释。”[1]90也就是说,一旦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内容能够帮助人们认知社会现象并进而解决实际问题,就非常容易让人们接受。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就是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主动回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从而在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中增进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其次,从表达方式来说,要具有亲和力。意识形态是通过一定的表达渠道而介入社会生活的,这就意味着表达方式是否适宜直接决定着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实践证明,意识形态越是采取富有亲和力的传播方式,其越是能深入人心。概括的说,意识形态表达方式的亲和力主要体现在二个方面:一是必须凸显意识形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始终反映并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高度重视对人本身的关怀,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等根本性问题。二是必须突显意识形态话语的日常生活化。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做人的思想的工作,而人又生活于现实之中,因此,意识形态只有通过贴近生活的大白话、大实话,才能赢得人们的理解和接受。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就是在坚持价值取向不变的基础上,“将深奥的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向接地气的日常话语的转化”[2],从而增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通俗性和平民化。

最后,从传播主体来说,要具有公信力。人们在选择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不仅受意识形态内容和表达方式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传播主体自身形象的影响,特别是个人素养、人格魅力、组织权威等。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宣传思想工作者自身具备良好的形象和素养,那么其所传播的思想更容易得到人民大众的认可。“如果传播者自身言行不一致,人们不但会对所传播的内容产生怀疑,而且会进而质疑传播者的资格和动机。”[1]93不仅如此,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意识形态都是借助特定组织进行传播的,这就说明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还与组织机构有关,如果某个社会组织享有较高的公信力,那么它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往往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就是要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要求他们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去感召人民群众、引领社会风尚,从而用党和政府自身拥有的强大公信力来赢得人民群众对其所宣传的思想观念的认同。

二、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现实困境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不应该只进行抽象的理论探讨,而应该从现实社会问题出发,在明确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因素的基础上,提出富有针对性的策略。当前,社会思潮的多样化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解释力、宣传思想工作的滞后降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亲和力、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主体的公信力,进而从整体上影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提升。

(一)社会思潮的多样化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解释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利益矛盾日益增多,社会思潮多样化已成为思想界常态,其直接表现为“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出现了非主流意识形态,而且非主流意识形态也日益分化和多元化”[3]。2017年,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综合筛选出年度国内值得关注的社会思潮,它们分别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生态主义、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激进左派、文化保守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4]。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社会思潮除其影响程度不同之外,在具体指向上也不尽一致。如民粹主义主要抓住各类舆情事件,通过网络谣言煽动公共情绪,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和企图;新自由主义则热衷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并大力向别国输出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意图干预甚至左右他国国家大事,等等。毋庸置疑,社会思潮多样化、复杂化的形势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解释力造成了不小冲击。

整体而言,社会思潮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理论体系解释力的冲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矛头直接对准党的指导思想及其所领导的事业。如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以否定中国革命史为核心主张,通过多种手法否定和歪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5],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除此之外,还有的社会思潮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灭、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观点已经过时了,等等,从而在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解释力。二是以现实问题为切入点,通过提出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解决方案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权威性发起挑战。如其中的新左派,在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收入、医疗、教育、就业等问题上做文章,提出不同于党和国家现今的方针政策,企图以此来争夺阵地、拉拢民心。从一定程度上讲,社会思潮之所以能够用现实问题向主流意识形态发难,或是由于主流意识形态没有及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略,为社会思潮的活动留下了真空地带;“或者他们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具有一定合理性,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能提供更为权威的解释。”[6]但不管是那种原因,本质上都是由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理论供应不足而为社会思潮的介入提供了可乘之机。也正是在这基础上,各种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解释力发起攻击,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冲击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二)宣传思想工作的滞后降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达方式的亲和力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总体来说是好的,取得的成绩必须充分肯定,但同时也存在不少短板和问题,突出表现在面对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阅读习惯和信息需求的深刻变化,宣传思想工作适应步伐还不够快,工作理念、方式、手段还没有跟上,管好用好新媒体能力还不够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些媒体还是按老办法、老调调、老习惯写报道、讲故事,表达方式单一、传播对象过窄、回应能力不足,存在受众不爱看、不爱听的问题,时效性、针对性、可读性有待增强。”[7]39也就是說,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滞后性,而这种滞后性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亲和力。

宣传思想工作的滞后性是指宣传思想工作与时代发展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即宣传思想工作未能很好地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而依然习惯于用传统方式去处理问题。概括而言,宣传思想工作的滞后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传播手段陈旧。总体来说,当前宣传思想工作还过于依靠传统的传播媒介,如报纸、电视、广播、期刊、杂志等等,虽说这些媒介在宣传主流意识形态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今天,光靠这些传统的传播媒介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它不能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差异化、即时性的信息需求。如果宣传思想工作不能很好适应当今的传播趋势,陈旧的传播手段长期得不到更新,那势必会拉开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公众的思想距离,进而严重削弱其凝聚力和引领力。二是内容呈现抽象化。意识形态首先是以理论体系的形式出现的,而且它作为一种思想上层建筑,本身就具有抽象性,需要一定的理论功底才能理解。但是,宣传思想工作毕竟不同于理论研究工作,它必须实现意识形态抽象话语向日常话语的转变。从当前现实情况来看,在宣传思想工作中,宣传部门生硬地照搬意识形态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他们普遍照本宣科,通过泡会议、读文件等形式开展思想教育。虽说这种理论灌输有其必要性的一面,但其表现出来的抽象化、枯燥性也使广大人民群众望而生畏。久而久之,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就容易产生反感、排斥的心理倾向。三是宣传思想工作覆盖面不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宣传思想工作都是由宣传部门来负责的,这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也使得意识形态话语与专业话语相脱离,如果意识形态话语缺乏相应的专业话语作支撑,则会显得抽象难懂,从而在无形中降低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亲和力。四是新旧媒体融合度还不够。众所周知,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各有其优势和缺点,如果不能实现两者的融为一体,则难以发挥媒体的整体功效。但是,从当前新闻媒体融合的整体上看,“发展还很不平衡,有的是‘+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只是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作简单嫁接。”[7]46其实,新旧媒体融合的实质在于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特别是用现代化的形式展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如果这种融合度不够,必然会降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达的亲和力。

(三)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主体的公信力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有其传播的主体。主体的一言一行对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提升有着重要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决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10]也就是说,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和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在社会公众中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进而阻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提升。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根本目的在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但当前,“在我们党员、干部队伍中,信仰缺失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9]17而党员干部信仰缺失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以批评和嘲讽马克思主义为“时尚”、为噱头,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幻想,他们“不问苍生问鬼神”,热衷于算命看相、求神拜佛,迷信“气功大师”,等等。本应该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积极宣传者和忠实践行者的党员干部,现在却自己违背自己所宣传的思想,虽说这种党员干部只是少数,但他们表里不一、阳奉阴违的行为,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其不好的影响。如果这种现象得不到有效解决,必将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进而引发人民群众对党所宣传的意识形态内容的怀疑。

信仰缺失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就是贪污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使得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但另一方面,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一些腐败分子一意孤行,仍然没有收手,甚至变本加厉。”[9]25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什么类型的腐败,都对党组织的整体形象和公信力造成了严重破坏,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大众对我们党所宣传的意识形态内容的认同。“腐败现象的发生使得一部分群众开始怀疑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科学性。这种怀疑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信任逐步消失,就可能演化为一种极端的情绪,认为意识形态是导致腐败的根源之一,继而出现怀疑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倾向。”[1]93因此,如果任由党内腐败问题愈演愈烈,别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提升难以实现,就连党的执政地位和合法性也会受到影响。

三、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路径选择

新时代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以问题为导向,在解决好相关问题的进程中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概而言之,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提升理论体系的解释力;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创新中提升话语表达的亲和力;在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中提升传播主体的公信力。

(一)在处理好与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关系中提升理论体系的解释力

人类历史是一个从一元走向多元的过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利益格局的分化,思想文化的多样化是必然趋势。这就意味着要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其前提条件就是要处理好与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关系。其一,要以区别的态度对待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10]328也就是说,对不同地带,要采取不同的策略,特别是对性质不同的社会思潮而言,更应该如此。對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反对党的领导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要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在这基础之上,要仔细剖析这类错误思想的产生根源、理论主张及其影响,对其提出的所谓解决中国问题的各种“方案”“主义”要进行客观的评价,揭示其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本质及其巨大危害。对于各类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则要本着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思想文化多样化相互统一的原则,既坚持理性对话,又展开合理斗争,努力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引领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展。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这就告诉我们,如果不注重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吸收科学和进步的养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既不可能保持自身强大的生命力,也不可能实现对其他社会思潮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其二,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如上文所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供应不足是导致其他社会思潮对其发起冲击的根源。因此,必须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彰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解释力。这就要求我们“要立足我国实际,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深入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10]66。进一步讲,面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求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从而凸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如果在众多的问题面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不出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那不仅为其他社会思潮的滋生提供了机会,而且也无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深度的理论辩护。可以说,根据实践的需要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当前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关键所在。其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在于运用这一理论去指导实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理论武装,对马克思主义要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全面学、贯通学、深入学,带着信念学、带着感情学、带着使命学,真正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真信笃行。”[12]唯有如此,才能彰显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指导实践的鲜明特质,而这种特质正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强大解释力的最好证明,也是回应其他社会思潮冲击的最好举措。

(二)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创新中提升表达方式的亲和力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达方式亲和力的提升要坚持创新性原则,也即要使意识形态工作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主动融入到火热的社会生活中去。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今天,宣传思想工作的社会条件已大不一样了,我们有些做法过去有效,现在未必有效;有些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却势在必行;有些过去不可逾越,现在则需要突破。”[13]因此,面对我国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必须以创新为着力点,通过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提升其亲和力。

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达方式的亲和力,需要创新话语体系。一般来说,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话语包含着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这三个方面,它们是紧密相连、互动融通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往往带有一定的深奥性和抽象性,如果直接拿来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话语体系,既容易遭致社会公众的抵触,又起不到良好的效果。但另一方面,日常生活话语由于理论深度和系统性不够,又容易出现误解甚至背离政治话语的倾向。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话语、日常生活话语的有机统一。其实,从三种话语的优缺点来说,在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根本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前提下,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向日常生活话语的转化是当前提升意识形态表达方式亲和力的最佳选择。也就是说,创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一方面要坚守政治话语所蕴含的基本内容,特别在事关政治原则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绝不允许在话语转换中做选择、搞变通;另一方面又要借助日常生活话语的表现形式,把理论逻辑还原为生活逻辑,用群众熟悉、理解的话语再现“高大上”的理论,从而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可亲、可信、可敬、可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达方式亲和力的提升,也离不开传播手段的建设和创新。好的传播方法可以更加有效地展现意识形态的整体亲和力,进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其一,要构建大宣传的传播格局。针对以往意识形态工作覆盖面狭窄、系统性不强的现状,习近平适时提出了大宣傳的工作理念,一方面强调宣传思想部门要自觉承担起职责使命,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另一方面指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达到用专业化口吻进行思想教育的目的。其二,要分层次进行思想传播。在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的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追求必然呈现出多样性。这就要求我们因人制宜,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突出重点领域和重点群体,进行有针对性分层传播,做到既坚持先进性,又体现广泛性。其三,要在寓教于乐中进行传播。所谓寓教于乐,是指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渗透到优秀的精神产品和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中,通过这种渗透,使社会公众在潜移默化中达到对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观的认同。在现实生活中,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与影视、歌曲、戏剧、文学作品、网络游戏、体育活动等实现结合,那必将大大提升其表达亲和力。

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也是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亲和力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网民已达到七亿多,其中微博用户达到三亿多,互联网日益成为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也正基于此,习近平指出:“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7]29利用网络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关键是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和创新,可以以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节日为契机,积极策划和组织群众性的网络参与活动,这不仅有利于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而且还使得社会公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理念。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网络阵地建设,充分利用富于现代化、时代化的方式展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

(三)在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中提升传播主体的公信力

领导干部是执政党实施执政行为、完成执政目标的重要主体。提升党组织的公信力,离不开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示范作用。其实,从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实际来看,虽然很多领导干部并不直接从事意识形态具体工作,但他们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们对社会公众的思想和言行具有很大程度的示范效应。也就是说,只有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才能在彰显党组织的强大公信力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主体的公信力,需要进一步坚定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10]34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而这些正构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在这个问题上,领导干部不仅自身要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而且还要承担起宣传主流意识形态、教化社会公众、维护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责任。不仅如此,针对那些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言论,特别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领导干部要坚决与之斗争,并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

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构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规定性。因此,提升传播主体的公信力,也需要领导干部带头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社会有着很强的示范作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民群众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7]108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学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7]109。唯有如此,广大人民群众才会相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如果不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究会因腐败分子的影响和亵渎而失去最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因此,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在市县党委建立巡察制度,加大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力度。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只有构建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党内政治生态,才能换来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进而接受并相信党所宣传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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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84.

【责任编辑:宇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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