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总策划 陆洪标 策划 杨安

执 行 本刊记者 蓝薇薇 葛玉菲 张永胜

编者按：“我和我的祖国，一刻都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唱出了中华儿女对祖国的赤子之情。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省老干部局长会议提出，要以“红色记忆”为主题，开展离休干部访谈活动，请他们讲述革命历史和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传统，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引导全社会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的时代主旋律。

从本期起，本刊开设“红色记忆”专栏，发表系列报道，通过江苏离休干部亲口讲述的故事，展示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展示广大老同志为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进的赤子情怀，让信仰之火熊熊不息，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精神激发力量。

一首《义勇军进行曲》鞭策着中华儿女的斗志：“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进行了解放战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

解放战争初期，华中野战军在江苏中部地区反击国民党军进攻而连续进行了7次作战，史称苏中“七战七捷”，是全面内战大爆发后解放军取得的第一个胜利的战役。发生在江都的邵伯保卫战是其中的第六个战役，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华中军区第二军分区某团机要员瞿光枢，现年92岁的江苏省档案局离休干部，当时和另一机要员鲍琦坚守在机要室岗位，收发电报，晚上轮流值班。

接受采访的瞿光枢

瞿光枢：一天我刚睡下不久，鲍琦就急切地叫醒我，说敌敢死队又向我阵地冲来，情况紧急，要做好准备。指挥部来电，要我团坚守，皮定钧旅已从中原突围过来，即将渡过运河前来增援。

战斗正激烈进行，我们接到上级电报，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双方就地停火。这样，国民党军退回仙女庙，我军就地停火，后赶来增援的皮定钧旅驻扎在邵伯东北侧杨庄。

1947年夏，我被派到宝应独立团，帮助独立团建立无线电机要通讯。11月，部队冬装还没有发，我们只穿单衣单裤，用被单披在身上御寒。部队没有相对固定的驻地，几乎每天都要转移。为了隐蔽，我们经常夜间行军，不能发出声响和火光，大家走在泥泞的小路上，身上流着汗，脚底走出泡。到达目的地后，我们机要员不能休息，而要将电台架起天线，与上级机关联系。电报一来，赶紧翻译，边译边校，保证准确，随即送首长签阅。那时，我的密码皮包24小时不离身，晚上睡觉就放在枕头下面。

宝应独立团的两任团长先是成建军，后是张明，都是长征干部，工农出身，为人随和。成团长还送了一个牛角图章给我，进城后刻了私章留作纪念。解放前夕攻打施家桥敌据点，成团长在打扫战场时被冷枪打中，牺牲了，他的遗体埋在瘦西湖边上。

之后，瞿光枢经历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战争中，他从一名机要员成长为苏北区机要股长。

淮海战役结束后，30军90师269团卫生队的张明调动到本团3营卫生所，担任见习医务员兼任卫生班班长。现年90岁、在连云港离休的张明每当回忆起渡江战役，都会想起他的战友陈宝民当年为扫清长江北岸国民党军据点——西梁山，被国民党飞机投放的炸弹炸死在他怀里的情景。

张明：陈宝民同志被派到突击连队加强伤员抢救工作，结束战斗后，他还没来得及回卫生所，国民党飞机又来轰炸。卫生班战友匆忙躲进矮小的防空洞，看到他还在防空洞门外站着，我急呼他快点进来，不要暴露目标，他说：“反正飞机又不能抓俘虏。”当他进入防空洞时，我使劲往里边挪出30厘米的位置，紧紧搂着他侧躺在洞口处。敌机对着防空洞口扫射并投放炸弹，防空洞顶部被炸弹掀开一大半，我也被爆炸气浪震晕了，一会儿听到卫生员骆跃大喊：“班长，快看小陈！”我一惊，看到身旁的陈宝民已被机枪打穿胸部，口吐血沫，停止了呼吸……当时我想，要不是陈宝民在洞口位置，可能牺牲的人就是我。陈宝民同志是替我牺牲的。

1949年4月21日早晨，我们随部队顺利渡过长江，继续一路向南追击逃跑的国民党军队，夺取了解放上海战役的胜利。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1950年10月19日，在气势雄壮的战歌声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开赴朝鲜战场，保家卫国。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接受采访的彭维鹏

离休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彭维鹏今年已91岁。1951年3月，他被任命为343团2营机炮连连长。机炮连的任务是将武器配备到步兵连，并协助步兵连连长指挥作战。他经历的最激烈的战斗是敌我双方争夺无名高地。

彭维鹏：1952年7月21日21时许，美军约两个排趁雨夜偷袭7连所在的无名高地，战斗经历了三个昼夜，因美军飞机不停轰炸，无名高地急需补充弹药和给养。24日深夜，营长命令我们机炮连前往阵地送弹药。连党支部派出一个排，共计35人，由我带队前往。

我们35个人每人扛着一箱重约20千克的弹药，翻山越岭一路跑步前进，到达7连主阵地时已是凌晨1点。此刻，美军为防我军增援，正对无名高地进行轮番轰击，同时施放空中照明弹，在远处制高点架设远射程照明灯，把无名高地周围照射得如同白昼。如此情况下，35人通过非常危险。我决定不马上通过封锁线。我命一排长将弹药箱放在隐蔽处，部分人员原路返回向营长报告，留下12人，伺机行动。1点50分左右，美军的炮火密度开始减少，我命一班长带3人扛上弹药箱试探性通过封锁线，要求其速去速回，一班长只用20分钟即返回，我当即命令12人分成3个战斗小组，拉开距离，利用美军炮火间隙迅速通过封锁线，顺利将弹药送至无名高地，我们连无一伤亡。

朝鲜战争中牺牲了很多战友，每当想起他们我心就一阵阵难受，同时感到自己是幸运的、幸福的，能够看到祖国一步步富裕起来、强大起来。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歌曲《社会主义好》颂扬了新中国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1953年，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至1957年，“一五”计划超额完成了规定的任务，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吉林201工厂是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现年94岁的江苏省离休干部，时任华东青年联合会干部的胡立峰调往该厂任办公室主任、一车间书记。这个车间有四五个工段，按苏联的管理模式，他把厂、车间、工段、班组都有序管理起来。

接受采访的胡立峰

胡立峰：作为一个南方人，我到东北后，因不适应那里的气候,患上了关节炎。当时厂里有苏联专家40多人，他们比较好饮酒，喝过酒就跳舞。那时我也学会了喝酒。有一年，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和副书记项南 (此时他己从华东团委调到北京)到吉林考察，到我所在的车间来看我，我向他们介绍了工作情况，他们鼓励我好好干。后来，我担任吉林市冶金局副局长时，主动提出发展电子工业的设想，在电子工业部部长张挺支持下，先后建成电子原器件厂、半导体厂、农村用8.5mm镜头的电影机械厂和检测钢铁的仪器厂等，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吉林市电子工业局。

到“文革”军管时期，吉林成立了钢铁生产指挥部，我是副指挥。为扩建吉林钢厂，我带队先后到鞍钢、包钢和马钢、南钢等厂考察，最后按鞍钢的模式建设了一个中等规模的钢厂。这是我离开吉林前最后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