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一生崇拜任伯年，集藏任伯年作品很多。他慨叹任伯年几个学生都早逝，只剩倪墨耕民国初年还在上海鬻画，“不过油腔滑调而已”。任伯年1895年下世，有一子一女。女儿叫雨华，学父亲画艺很有成就，嫁湖州吴少卿为继室。吴少卿的孙子吴仲熊是徐悲鸿的好朋友，他知道徐悲鸿喜欢任伯年的画，找出任伯年和任雨华父女还未装裱的几十幅画送给徐先生，那是徐悲鸿集藏任伯年画作的底子。此后，他又陆续搜集并得了几十幅，“精品以小件如扇面、册页之属为多，其中尤以黄曼士所赠12页为极致”。

黄曼士是新加坡富商，也是徐悲鸿在南洋的大恩人。南洋收藏家们受徐悲鸿的启发很深，他们都收了不少任伯年精品。其中，新加坡陈之初先生收得最多，还刊印画册并请徐悲鸿写《任伯年评传》。《评传》说，1928年初秋徐悲鸿住在南京，章敬夫的儿子带他到家里看父亲集藏的任伯年作品，果然又多又好。一幅《群鸡图》听说是当年章敬夫买活鸡送任伯年，任伯年以画答谢，可惜保存不当，画中鸡头让老鼠啮了，章敬夫找了钱慧安修补。钱慧安的画早年我也收了几幅，工笔仕女娴雅耐看，格调在陈洪绶、仇英之间，是任伯年同代人。

《临周少谷花卉》 清.任伯年

我小时候在南洋看惯了任伯年的画，几位父执、师长家中都挂他的花鸟、人物、鸡鸭、牛羊，淡的浓的繁的简的都有，写意写得灵动极了。万隆王念青先生，有一年春节在厅堂上挂出了一幅任伯年巨幅花卉仕女，长逾寻丈，气势慑人，题款那手字已然够漂亮了，周边上下的题跋又多又好看。念青先生还说那全是清末民初海上的大小名家：“任伯年这样大幅的画似乎是跟张熊学的。张熊是张子祥，大画家，大收藏家。任伯年在上海卖画都是靠他热心照顾，处处提点。”老先生从书房大柜子里找出两幅张熊的书画给我看：一幅山水气吞万里，一幅篆书条幅，他说写得粗疏，吴昌硕要比他精到得多。念青先生说，“任伯年有烟霞癖”。

《花鸟画》 清.任伯年

20世纪60年代，我在香港闽南富商秋叔家里也看到任伯年一些作品。秋叔说，任伯年有烟癖是一回事，勤谨又是一回事，写生功力那么深，全靠观察摹写，两只猫打架打到屋顶上他都爬上去勘察，“看饱了芸芸生态，看饱了八大山人，任伯年最后悟出绘画贵在写意，早年撞粉撞水的浓烈笔法慢慢淡掉，一个‘写’字救他脱了胎，换了骨”！后来，王家诚写《吴昌硕传》说任伯年早岁卷入太平军中掌旗，风餐露宿留下了种种病痛，三十刚过头发就白了，气喘气逆盗汗样样有，酒喝多了肺病很快恶化，家中画纸如山，画债如山，门外等着拿画的人一拨接一拨。吴昌硕眼看亦师亦友的任伯年天天在烟榻和画案之间挣扎，心中难受，经常软硬并施，骂了又劝，劝了再骂，好不容易劝勉任伯年坐下来画画。听说吴昌硕最爱看任先生画画，意到笔到，敏捷迅速，忽而八哥沐浴，忽而风中乳燕，忽而东坡操琴，忽而“小红低唱我吹箫”！

20世纪60年代末，从厦门来的魏红给我看过一幅任伯年画的扇面《小红低唱》，迷蒙的倩影淡淡的妩媚，圆窗外几笔柳丝迎风曼舞。她说：“是林老师的遗物，原先挂在老师斗室里，运动来了被塞进了床底下，办完老师的后事后我们在一个装书的箱子里找出来，有点霉破了。”我带她到裱画店洗净重裱装了镜框让她带去美国。70年代赴英前夕，我在上环画店看到一幅《东坡赏砚》扇面，色彩偏浓，有点邪，没要，等到80年代我才偶然得到一幅《江干送别》册页。

想找任伯年一幅团扇，找了许久找不到惬意的，缘分一来我竟然拿到这幅《桃花燕子》，够水、够淡、够雅、够旧，题款是“伯仁兄先生正之，光绪甲申夏六月伯年任颐”，钤“任伯年”白文小印，右边还有“组云”收藏印。伯是杨伯，江苏无锡人，字芝田，19世纪画家。跟父亲杨灿学画，画菊画桂花芭蕉，淡雅工丽，书上说他晚年右手残疾，改用左腕运笔，着《画则》一卷。组云是谭组云，了不得，海派著名书画家、鉴赏家，跟康有为、任伯年、吴昌硕、沈曾植、于右任有深交；张大千、张善兄弟常去谭公馆谈艺，张大千想用几幅古画换他养的一只白鹤他不肯，说只赠不换，传为佳话。谭组云一度侍奉印光法师，法号德备，半辈子布衣蔬食，种松养鹤，家宅满壁古人墨迹。我查20世纪60年代旧笔记本时，查出前辈杏庐先生浅水湾旧居藏他一幅行楷，融洽南北，气足神定。杏庐先生说，他30年代到海陵学苑见过谭组云，敬慕他每岁除夕往贫困人家门缝里塞红包。谭组云1949年去世。我这幅《桃花燕子》钤了他的收藏印，杏庐先生看了一定欢喜。“那是真迹的印信，岁月的霜鬓！”他常说。

《花鸟画》清.任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