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树宝

摘要：在福柯看来，博尔赫斯所谓的“中国百科全书”扰乱了“词”与“物”的关系，“中国”由此成为西方思想的界限，成为西方思想无法触及的异托邦，造成了“词”不及“物”的运作，这促使他反思西方自16世纪以来知识型的演变过程，促使他深入研究知识与理论在西方理性中得以形成的可能性条件与假设，因而他由之绕道“中国”返回西方“未思”，这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法国汉学家朱利安的汉学研究与中西比较研究。

关键词：中国百科全书;异托邦;乌托邦;词;物

在福柯的思想世界中，“东方”（Orient）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早在1961年出版的《古典时代疯狂史》中就阐述了西方理性有关“东方”与“西方”的划分，表达了他对非西方文化的总体看法：

在西方理性的普遍性中，存在着东方是什么这样一种划分：东方，被思考为起源，被想象为回归的怀旧与许诺得以诞生的眩晕点，东方向西方提供了殖民性的理性，不过东方永远是不可進入的，因为东方始终是界限：西方得以在其中形成的开端之夜（nuit du commencement），不过西方从中描绘了分割线，东方对西方而言是西方所不是的东西，甚至西方应该从东方寻找其原始的真相是什么。1

尽管福柯后来删掉了这个序言，但他采用二元划分的方式表达了对“东方”的思考——“东方”终究有别于“西方”，“东方”始终是西方思想的界限，是“西方”得以形成的“开端之夜”，是“西方”不断回溯的“眩晕点”。对于这一观点，他又在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中以博尔赫斯所谓的“中国百科全书”为聚焦点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他认为“中国”是西方思想的界限，是西方思想无法触及的“异托邦”，这促使他采用人文科学考古学的方法探讨“词”与“物”在西方思想中的赋序过程，促使他探究西方自16世纪以来知识型（épistémè）的演变过程，促使他深入研究知识与理论在西方理性中得以形成的可能性条件与假设。因而，福柯是“绕道中国”返回西方思想的探索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法国汉学家朱利安（Fran?ois Jullien）的汉学研究与中西比较研究。

一、扰乱“词”与“物”的“中国百科全书”

在《词与物》开篇，福柯明确指出《词与物》受启于博尔赫斯著作的某个段落，他阅读这一段落时不由自主地发出笑声，从这一段落中萌发了《词与物》的理论思考与写作灵感。按照博尔赫斯的描述，一部名为《天朝仁学广览》的中国百科全书把动物分成14类：

a.属于皇帝的动物，b.散发着香气的动物，c.驯服的动物，d.乳猪，e.鳗螈，f.传说中的动物，g.自由的狗，h.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动物，i.像疯子般激动的动物，j.不可胜数的动物，k.用很细的驼毛笔画的动物，l.等等，m.刚刚弄碎罐子的动物，n.远看像苍蝇的动物。1

这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而又惊奇的分类，我们看不出这一分类的标准和逻辑，就像一个由各种“动物”组成的大杂烩，不伦不类，与福柯所熟悉的、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动物分类方式完全不同，动摇了西方人关于“同”（le Même）与“异”（l′Autre）的思想与实践。福柯之所以选择博尔赫斯，一方面固然是考虑到博尔赫斯在法国读者中颇受欢迎，颇具影响力，以博尔赫斯开篇有助于法国读者接受《词与物》;2另一方面福柯可谓是独具慧眼，博尔赫斯虚构、杜撰的“中国百科全书”与他所探讨的“词”与“物”息息相关，提供了一种与西方思想截然不同的、有关“词”与“物”的思考方式，为他批判西方认识论提供了重要参照。

尽管博尔赫斯所引的“中国百科全书”至今无从考证，找不到任何文献上的有力支撑，3但我们从这则“中国百科全书”的条目中或许可以洞察到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对中国的想象与误读，把中国想象为一个与西方有所不同的乌托邦世界，认为中国人不合乎西方人的逻辑思维，愚蠢可笑。这则的确在中国人看来也啼笑皆非的“中国百科全书”条目或许来自第一批来到中国的欧洲传教士们对中国典籍的某种误译或误读，添加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混杂着他们的想象和虚构，传至欧美世界时早已面目全非，难以辨别到底是中国人的动物分类还是西方人虚构的中国人的动物分类。对于像博尔赫斯这样天马行空似的后现代小说家而言，这则条目有可能来自他从浩如烟海的图书馆中翻到某本中国百科全书之后的“突发奇想”，他针对西方人释读与翻译中国典籍的实践虚构了一则令后人不断进行解读的“寓言”，他将这则条目冠以“中国百科全书”，引发西方人对“中国”的无限遐想。国外研究者Avery Morrow则认为，博尔赫斯阅读过英国汉学家翟理斯（Lionel Giles）于1911年编制出版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索引》，“几乎可以肯定博尔赫斯读过这一文献或类似的文献”。4翟理斯在序言中简要地介绍了中国百科全书《尔雅》《太平御览》《玉海》《永乐大典》《渊鉴类函》，概述了中国百科全书分类的演变过程，他指出《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大致分为六大类：1.历象汇编（Celestial Matters），2.方舆汇编（Geography），3.明伦汇编（Humain Relationships），4.博物汇编（Science），5.理学汇编（Literature），6.经济汇编（Polity）;具体包括乾象、岁功、历法、庶征、坤舆、经籍、文学、艺术等32个部分。1以庶征为例，翟理斯解释说：“‘各种征兆（Various Manifestations）相当模糊地显示这一部分内容，而且克拉普罗特（Klaproth）和迈耶斯（Mayers）曾被误导，他们分别翻译为‘占卜（Divination）和‘自然现象（Natural Phenomena）。实际上，被记录的现象全都具有奇怪的或不寻常的特征，背离了平常的自然进程。它们包括各种奇迹、日食、瘟疫、洪水、干旱、梦等。前四个部分形成一个组，被认为与天和天兆有关，一方面与地形成对比，另一方面与人形成对比。”2在翟理斯的分析中，他洞察到中国百科全书的分类法潜隐着一种有关天地人的三位一体的模式，与西方的分类法截然不同。正如Avery Morrow所认为的那样，即便博尔赫斯读过中国百科全书，那他也未必理解中国百科全书的结构，甚至他有可能故意混淆是非，借用中国百科全书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博尔赫斯在《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中假借德国汉学家和翻译家弗兰茨·库恩博士之口来讨论动物分类，而且还明确指出这则动物分类来源于《天朝仁学广览》，貌似考证确凿，实则杜撰而已，至今找不到文本的出处，根本无法证明其真实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博尔赫斯的写作风格——真实与虚构相互交融，真假着实难以辨别。

在博尔赫斯的想象世界里，“百科全书”是一个不断出现的重要意象，意味着人类通过知识的力量在世界的迷宫中创造自成体系的、理想的语言世界，这种人工语言就源自于人类对混沌世界进行赋序的欲望，而“百科全书”则代表了这种有序编辑的最好形式。3博尔赫斯在小说《代表大会》中提到过中国百科全书，与法国百科全书、英国百科全书、拉鲁斯词典等放在一起，叙述者曾言：“我记得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抚摩一套绢面的中国百科全书，那些笔力遒劲的版印文字比豹皮的花纹更神秘。”4这种评价表达了博尔赫斯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崇敬之情，蕴含着他对中国的奇思异想，也折射出他对神秘的中国文化的向往。此外，博尔赫斯在《小径交叉的花园》中提到了中国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我认出几卷用黄绢装订的手抄本，那是从未付印的明朝第三个皇帝下诏编纂的《永乐大典》的佚卷。”5在博尔赫斯看来，世界变成了小径纵横交错的迷宫，具有一种人类无法理解的秩序，因此人类面对这一迷宫无能为力，毫无希望，正如“中国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一样毫无意义，显示了知识的局限性与语言的不完备性。这种文学虚构也有利于博尔赫斯创造迷宫般的世界，通過把真实存在的汉学家弗兰茨·库恩的名字与虚构的“中国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法关联起来，他混淆了真实与想象、散文与故事的边界，真假对他而言无关紧要，非真非假，似真亦假，最终真假难辨，是非难解。“我们当然可以把中国百科全书归于奇异故事的杜撰者和作家博尔赫斯，而且我们认识到福柯所引用的不可思议的段落只不过是一个温和的玩笑而已，是一种虚构写作本身的虚构表现而已。”6因而，我们对于这则“中国百科全书”的条目不必当真，亦不必在考据上大费周折，倒不如回到福柯引用这则条目的出发点与他的意图来进行深入的探究，以便研究福柯与中国文化的亲缘关系，以便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福柯的思想，反思法国当代哲学中的中国问题研究。

在福柯的思考中，他充分察觉到了“中国百科全书”分类法的离奇之处与异域情调，洞察到西方思想的界限与思考这种分类的不可能性。尽管福柯对这种分类法持怀疑态度，但却促使他展开深入的思考：为什么这种分类法对西方人而言是不可能的？是什么使思考这种分类法变得不可能？这一思考直接关涉着《词与物》的主旨，即福柯通过他所谓的人文科学考古学——考察语法与语文学、自然史与生物学、财富分析与政治经济学——来探寻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由此批判笛卡儿、康德以来的西方现代哲学与主体思想。其中分类学是福柯进行人文科学考古学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从西方的分类学来思考博尔赫斯所谓的“中国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法，难免会觉得滑稽可笑。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人文科学在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词”与“物”的关系系统，分类学则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西方知识型的演变过程。西方哲学通过“词”与“物”的运作构建了认识论与本体论，显然是话语运作的产物;西方科学也是通过话语运作构建了命名法与分类学。在分类学方面，瑞典生物学家林奈在《自然系统》中将自然界划分为动物、植物与矿物，确定了纲、目、属、种的分类等级，由此建立了生物学的命名法与分类法，统一了西方学界长期以来混乱的分类范畴，构建了一个逻辑与内容相统一的分类体系。相对于西方人的分类法而言，“中国百科全书”的分类法毫无逻辑，显得荒谬可笑，在这种毫无规则的、貌似有序的和有逻辑的并置下，没有一个共同的、可以供人辨认的基础或场所。然而福柯在笑声过后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开始思考所谓的“中国百科全书”的启发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词”不及“物”：作为异托邦的“中国”

不过我们应该先从博尔赫斯的具体语境来分析这则虚构的“中国百科全书”条目，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福柯引用这一动物分类的真正用意。博尔赫斯是在讨论约翰·威尔金斯的世界语时引入了弗兰茨·库恩博士所谓的“中国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条目，在博尔赫斯看来，威尔金斯的分类与“中国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一样都是“模棱两可、重复和缺陷”。1威尔金斯沿着狄德罗的设想寻找一种普遍性的语言，用以组织和含纳全人类的思想，他为了创建世界语曾把世界万物分为40个大类，然后下分中类，再下分小类，他创造了一套语词来指称世间万物，就如同一部百科全书一样囊括了世间万物。威尔金斯的这种分类方法令博尔赫斯惊讶不已，让他联想到了弗兰茨·库恩博士所谓的“中国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同时他又例举了布鲁塞尔图书学会的分类，指出这些分类全都是随意的、猜想的，不存在有机的、统一的联系。从其本意上讲，世界语和百科全书旨在以有限的“词”囊括世间万“物”，要求逻辑严密，体系完备，但是威尔金斯创建的世界语和弗兰茨·库恩所引用的“中国百科全书”却与这一理念相背离，反而显示了人类思维与语言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兰茨·库恩所引用的“中国百科全书”或者博尔赫斯杜撰的“中国百科全书”激发了福柯的思考——“词”的有限性与“思”的不可能性。博尔赫斯的“中国百科全书”令西方思想遭遇了解释的瓶颈，西方思想不足以解释与其相异的文化，这或许是福柯所说的“思想的界限”。在“中国百科全书”中，动物分类法似乎具有自己的逻辑，每个类别具有自身的意义，既有真实的动物，如“像疯子般激动的动物”“刚刚弄碎罐子的动物”，也有虚构的动物，如“鳗螈”“传说中的动物”，之所以不可能对这种分类法进行思考，乃因为各类别之间的“狭小的间距”（étroite distance）与 “并置”（juxtaposition），按照这一“间距”，“传说中的动物”才与“自由的狗”“远看像苍蝇的动物”并置在一起，由之想象的动物与真实的动物并置在一起，通过将所有类别联系起来的字母序列（a、b、c、d）的形式来侵犯一切想象、一切可能发生的思想。

相对于“中国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福柯例举了法国作家拉伯雷《巨人传》中欧斯戴纳（Eusthènes）的“贪得无厌的嘴”：“我不再感到饥饿，对这一整天来说，以下东西与我的唾液相安无事：毒蛇、两头蛇、棘头虫、变形细胞、菊石、美西螈、阿皮纳斯、蚜狮、蟒蛇、蛔虫、蚯蚓属、蚯蚓、端足目动物、厌氧微生物、环节动物、珊瑚虫……”1所有这些蠕虫与蛇类、所有这些腐烂的和黏性的生物滑动在欧斯戴纳的唾液之中，与“中国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一样怪异，貌似这些生物难以放在一起，但欧斯戴纳来者不拒的嘴却为它们提供了场所，使它们有了共存的场所和庇护之处，它们就如同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所描述的雨伞与缝纫机同在一个操作台上一样，遵循的邻近规则是“与”（et）、“在……中”（en）和“在……上”（sur）。通过这样一种对比，“中国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法显得更加怪异，因为所列举动物相遇的共同空间被摧毁了，它们得以共存的基础或场所遭到破坏，由此福柯提出了“语言的非场所”（non-lieu du langage）。只有在语言的非场所中，“中国百科全书”所列举的动物才并置在一起，敞开了一个不可思考的空间，既使“在……中”（en）不可能，又破坏了“与”（et）的逻辑。在福柯看来，“中国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法所缺乏的是支撑事物并置的“操作台”（table d′opération），它一方面就像一种镍制的、橡胶似的规则平台，支撑着各种各样的物品，不管物品的形状、体积，例如雨伞与缝纫机在台子上的相遇，另一方面是指“图表”（tableau），容许思想作用于存在物，按照相似与差异的原则对它们进行赋序，进行分类，最终促使语言与空间在这一图表上相互交织。2没有这种“操作台”，“中国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法就是没有容器的内容，因此所列举的内容因缺乏西方人所熟悉的秩序而令人发笑。3

“中国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法的荒谬之处与不一致性恰恰就在于它的“无序”（désordre），这种无序统治着大量可能产生于既不支持规律也不支持几何逻辑的异质性世界的秩序。“中国百科全书”缺少“操作台”，意味着它具有一种与西方分类学截然不同的“秩序”，它所列举的动物不可能具有共同的场所和庇护之处，陷入了一种无序的状态。这样一种无序的列举正好属于福柯所提出来的异托邦（hétérotopie），4福柯通过乌托邦与异托邦的并置来论述异托邦：

乌托邦令人慰藉：虽然它们没有真实的地点，但它们仍在一个令人赞叹的和光滑的空间中充分发展……异托邦则令人不安，大概因为它们秘密地损坏语言，因为它们阻止命名这一个和那一个，因为它们粉碎或混淆了共同的名词，因为它们事先就摧毁了“句法”……异托邦（像我们经常在博尔赫斯那里发现的那些）则会令言说毫无生气，使语词停滞于自身，从根源上质疑语法的任何可能性;它们终结了神话，并使句子的抒情性变得枯燥无味。5

福柯突出了“词”与“物”在知识秩序中的建构性质，强调了异托邦扰乱和质询知识的可能性条件与假设的特点。异托邦摧毁了“词”与“物”得以结合、句子得以建构的句法，终止了“词”与“物”的联系，损坏了“词”命名“物”的能力。在博尔赫斯的笔下，“中国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法就构建了这样一个异托邦世界。在福柯看来，博尔赫斯所创造的“异托邦”令言语干瘪乏味，毫无生气，语词停滞，语法失效，且与“物”无关，句子失去了诗意般的火花，变得枯燥乏味。福柯深入研究了这种分类法的语言学意蕴，他穿梭于这种分类法的列举与阐述博尔赫斯的描述之间，致力于从语言学的视角来阐释博尔赫斯所创造的“中国百科全书”。福柯又以失语症患者（aphasiac）为例来阐述异托邦，人处于异托邦的世界中正如同失语症患者一样，“词”与“物”在不同空间中无法根据相似性与差异性建立起对应关系，“词”无法命名和规定“物”，陷入一种混乱无序的境况，失语症患者在激动不已与惶惶不安之间走向了焦虑的边缘。

从词源来看，异托邦（hétérotopie）来自于乌托邦（utopia）与反乌托邦（dystopie），前缀hétéro-来自古希腊语?τερο?（其他的、另外的、不同的），它与希腊语语素 τ?πο?（地方）相结合，是指“其他地方”“另外地方”等。乌托邦不真实但却描绘了理想的人类社会，反乌托邦却与之相对，充满了罪恶与不幸，而异托邦居于两者之间，介于真实空间与虚构空间之间，是真实与虚幻交织的空间。“乌托邦是没有真实地方的定位……这些乌托邦基本上是非真实的空间……由于这些地方全然不同于它们反映和谈及的所有定位，并且为了与乌托邦对照，我称其为异托邦。”1在福柯的研究中，他明确将异托邦与乌托邦进行对比，通过博尔赫斯的“中国百科全书”批评了西方世界将“中国”作为乌托邦的想象，而他则将“中国”视作一个滑稽可笑的、引人深思的异托邦：“人们阅读博尔赫斯的作品时使人发笑的那种尴尬，也许类似于语言被摧毁所引起的那种深深苦恼：丧失了场所和名称的‘共有 ……因此，在我们居住的地球的另一端，似乎有一种完全致力于疆土安排的文化，但它似乎并不在任何我们可能命名、言说、思考的空间中分配那些迅速繁殖的生物。”2福柯再次强调博尔赫斯虚构的“中国百科全书”摧毁了语言与空间的关系，导致了一种没有空间的思想，通向了没有家园和场所的词汇与范畴，也就是所谓的“失所症”“失语症”。然而，福柯认为博尔赫斯的文本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博尔赫斯尚未走出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想象。西方将中国确定为神秘的国度，源于西方人对中国的乌托邦想象。从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至鸦片战争之间，欧洲启蒙运动一度将中国想象为神秘的国度，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借助传教士的文献，将中国想象为一个美好的乌托邦世界。在西方人的想象中，中国文化最细腻、最具等级制，无视时间的流逝，重视疆土的扩张，还有长城内外形成的广阔空间、竖写的象形文字——这是福柯综述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而非福柯的真实看法。“对福柯这样以犀利和深刻见长的思想家而言，这一切当然更像是对西方想象中国的检讨和反讽。实际上，福柯在这里也明明确确地指出，这是‘梦境中的中国，是‘幻想的中国，是对‘我们的想象系统而言的中国。”3显然，福柯委婉批评了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强调，他不赞成博尔赫斯把中国看作“神秘的国度”，基本上不赞成博尔赫斯在构建秩序方面把中国与西方相对立。福柯认为“中国百科全书”及其所提及的分类法构建了一个异托邦世界，但福柯并不能由此肯定中国文化就是一种致力于空间布局的文化，也不能确定这种文化能否在西方人有可能进行命名、言说、思考的任何空间中分布那些迅速繁殖的生物。4

三、迂回与进入：从福柯到朱利安

在《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一文中，博尔赫斯列举了威尔金斯的分类法、弗兰茨·库恩博士所谓的“中国百科全书”的分类法与布鲁塞尔图书学会的分类法，为什么福柯偏偏从“中国百科全书”中获得了理论灵感，而只字未提其他两种分类法？毫无疑问，福柯基于自己的哲学思考与理论需要来选择“中国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法，他将“中国百科全书”理解为博尔赫斯颠覆西方把中国想象为一个有序的和广大的空间的方式，他认为博尔赫斯把中国想象为“神秘的国度”的做法产生了一个异托邦世界，更为重要的是福柯发觉博尔赫斯的分类法具有吸引力，恰恰是基于西方认识论的原因，暗示了福柯所思考的文化與秩序的关系以及赋序实践的方式。1相对于博尔赫斯的分类法，福柯就西方分类“图表”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直逼文化的基本代码，直逼西方文化思想的根基，直接引发了他对“物之序”的思考。西方人习惯根据同一性和差异性来分配事物，赋予事物以秩序。“秩序既是在诸事物中作为诸事物的内部规律、作为诸事物在某种意义上相互注视所依据的秘密网络而被给予的东西，又是只有通过目光、关注与语言的格子而存在的东西;而且只有在这一栅格的空格中，秩序才深刻地显示出来，似乎它早已在那里，默默地等待着自己被陈述的时刻。”2在西方文化的基本代码中，一方面这种基本代码为每个人确定了他得以面对的与他得以重逢的经验秩序，另一方面存在着科学理论与哲学解释来阐明秩序得以确立的原因与规律。福柯敏锐地洞察到，这两种之间存在着“某种沉默的秩序”“秩序的原初存在”，虽然比较模糊、暗淡，不易觉察，但这种秩序正是人文科学考古学所研究的目标。最终福柯还是回到了西方文化，通过人文科学考古学来研究知识和理论在语法与语文学、自然史与生物学、财富研究与政治经济学中得以形成的可能性条件、秩序空间、历史先天性基础与实证性要素，以期阐明西方思想文化自16世纪以来知识型的演变过程。“为了尽力阐明这一深层的参差不平的西方文化，我们就把它的种种裂痕、不稳定性、断层归还给我们沉寂的、天然不动的土地;正是这片土地再次在我们的脚下显得惊慌不安。”3

因而，福柯是绕道“中国”迂回西方之策略的探索者，在某种程度上启发了法国汉学家朱利安的汉学研究与中西比较研究。虽然福柯没有深入中国思想文化的内部，但他通过博尔赫斯所谓的“中国百科全书”还是回到了西方思想世界，他追问西方分类学相比于“中国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法的特点，最终从人文科学考古学来考察西方思想文化的秩序空间与知识基础。“福柯打开了进入其他文化与语言的大门，进入那些以我们只能理解我们是否进行跨语言思考的方式对事物进行分类的语言。法国汉学家、比较哲学家朱利安大约在福柯去世10多年后撰写一本名为《迂回与进入》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讨论了中国人思维与希腊人思维之间的根本差异。”4朱利安批评了西方哲学的偏狭性，指出西方哲学始终从内部质疑自身，Claire Huot认为福柯所谓的西方人“已经被编码的目光”5阻止人去描述与思考“中国百科全书”，朱利安在这一点上与福柯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思考是一致的，也与福柯对同一性哲学的批判是一致的。朱利安指出，孔子之言只是指示性的，不是用定义的、逻辑的方式来思考“词”与“物”的关系：“以老师教授学生形式说出的与环境相关的孔子之言，远非要描述现实，而是要在抽象领域中重新建立诸物之间的重要关联，它只能是指示性的……它不是以逻辑方式铺陈，它的功效是指示性的。”6言简意赅、意蕴深远是孔子之言的特点之一，孔子的言论往往只提供特定的、最容易令人接受的指示，以致事物之间的关系不是表象性的，因而孔子之言不是启示性的，而是指示性的。朱利安由此分析了中国人赋予事物以秩序的方式，这种方式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对比。

不仅如此，福柯的异托邦思想深刻影响了朱利安的方法论研究，他在2011年他者性教席就职演讲“间距与之间”中重提中国作为异托邦的问题：“对欧洲而言，中国最初是‘别处——福柯在《词与物》开篇中明确把中国称作‘异托邦，以区别于‘乌托邦。我们记得福柯在这一页之后说道‘乌托邦令人慰藉‘异托邦则令人不安……中国思想的这一域外（dehors）引起了这种焦虑不安，或者说不安（non repos），即黑格尔所说的Unruhe。”1朱利安鉴于16世纪之前中欧在地理、历史与语言等因素的“互不相干、彼此漠然”，主要从“外部性”（extériorité）来思考中国作为异托邦的问题，进而回到他长期以来“绕道中国思想”返回欧洲思想的“未思”，开启了他从“域外”进行解构的工作。“经由中国来反思欧洲，乃企图有策略性地从侧面切入，从背面捕捉欧洲思想，以触及我们的‘未思（l′impensé）……于是，绕道中国，就是走出自身理念的偶然性，或者说，通过一种外在的思想，在自身理念里退后几步而与‘自明性保持距离。”2朱利安的这一研究进路与福柯关于“中国百科全书”的思考是一致的，他“绕道中国思想”，进入了福柯从“中国百科全书”洞察到的西方“思”之不可能性，也就是他所谓的西方思想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的“未思”问题，“绕道中国思想”恰恰有助于他迂回地进入西方的“未思”，返回西方思想源头的希腊故乡。

不过，朱利安对福柯的“异托邦”概念持批评态度，认为“异托邦”启动了一种原则性的同化，其中隐含着差异思想，置于一种基于分类与定义的整合逻辑，而不是一种发现逻辑，不是让人去发现其他文化的他者性，因而他提出了制造张力的“间距”（l′écart）概念，在中西文化的“之间”（l′entre）探寻和发现可理解的共同之处：“不，我不留在任何一方，但我在两者之间操作。大家记得福柯在《词与物》开头所提出的‘异托邦这个有冲击力的概念，‘异托邦本义上是‘别的‘地方，并在这一点上区别于乌托邦。在乌托邦的幻想及其便利的投射当中，其实我们不必拒绝——我们，尤其在法国，曾经有过许多关于中国的乌托邦想法。但是我们也不要停留在任何的异托邦里，这一点正是我在这一方面最终对福柯所作的批评。因为，请大家记住，他在开篇的同一个段落里也写道，‘完全不可能思考那个（l′impossibilité nue de penser cela），那个，正是指中国的间距（l′écart chinois）。与之相反，我提出了一种可理解的共通。”3朱利安建议西方人不必拒绝乌托邦，也不要停留于异托邦，而是居于两者之间，他甚至以“六经注我”的心态大胆断言——福柯未言明的“那个”（cela）就是他所提出的“间距”，由此他找到了“通向他者性的道路”，以便更好地把握和理解文化的多样性。

余    论

随着《词与物》的“热销”与英译，福柯论博尔赫斯的“中国百科全书”问题成为中西文化研究或者跨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对博尔赫斯的“中国百科全书”的考证与质疑，尤其是福柯从博尔赫斯的“中国百科全书”引发出的异托邦概念，不仅引发了对中国的乌托邦想象的质疑与批评，促使西方对中国文化进行再思考，而且异托邦还直接影响了城市研究、空间研究与文化研究，对我们重新认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价值。

从整体上看，福柯对中国与中国文化持有一种宽泛的、不甚严谨的态度，以“六经注我”的方式化用了博尔赫斯所谓的“中国百科全书”，他不赞成西方世界自启蒙运动以来对中国的乌托邦想象，提出了中国作为异托邦的论断。一些研究者认为福柯是在对中国文化误读的基础上来理解中国的，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有限，这种看法与他解读“中国百科全书”的初衷相去甚遠。我认为，福柯主要基于人文科学考古学的理论需要来阐释“中国百科全书”，试图从中洞察西方自16世纪以来知识型的演变过程，探讨作为异托邦的中国之于西方思想文化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启发他剖析了西方思想文化的深层根基，因而他是“绕道中国”返回西方的探索者。相比较而言，朱利安则持续地、深入地进行着“绕道中国”返回西方的研究工作，一方面他批评了福柯的异托邦思想所隐含的差异思维，实际上是批评了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等一代人的“差异”思想，另一方面他比福柯更完全更彻底地采取“六经注我”的方式，竟然从“间距”与“之间”的思想来理解福柯的“思”之不可能性，大胆地将福柯未言明的“那个”（cela）理解为“间距”，最终融入他的“间距”与“之间”的理论框架，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着实没有考虑到福柯的具体语境与理论取向。

无论是福柯还是朱利安，他们难免都存在着理论与思考的偏狭，福柯一生致力于思考西方世界及其理性的界限，未对“中国”的知识之于现代性的价值与意义加以思考和理解，而朱利安过于简单地从“域外”思考中国外部性，更多地基于传统的中国来建构他的理论，而对现代中国却熟视无睹。1何乏笔明确指出两者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希望从跨文化考古学来思考中国当代哲学的出路，他以福柯晚期批判性修养哲学为主线，参照牟宗三的哲学研究来探讨跨文化研究之路，或许为我们迂回西方进入中国提供了一种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