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婧 殷红婷

（青岛科技大学，山东 青岛 266000）

一、儒家“比德”说

《礼记》记玉有“九德”。“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粟，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①以玉之“形”、“性”赞喻人之品德，以君子品德赋予“玉石”本体之外之价值。玉之所珍，不在其身，而在于从中所看出“君子”之德风，此为儒家之“比德”。

文学作品中多用“赋、比、兴”，其“比”与“兴”手法即是儒家“比德”在文学作品中的灵活运用。《诗经》、《楚辞》中常常使用花草、鸟兽来作为隐喻、比拟的陪衬，或抒情、言志，或歌功、颂德。中国文学的发展，文人地位的上升影响着社会生活与审美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国传统花鸟画。

二、中国传统花鸟画中的儒家“美德”

将自然花草生灵拟人化是中国画的一个重要特点。画家将自然物作为人的情态寄托，并借喻人之品德。宋苏轼提倡“文人画”，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强调形象之外的诗意、意境。②所以从宋末开始，梅兰竹菊、岁寒三友题材开始盛行。画家通过这些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形象，或自娱“陶冶性情”养浩然之气，或抒发自己胸中之志。宋文同用写生的方法写竹，而元代文人则以梅兰竹菊抒发自己隐逸避世的气节，或如郑思肖所画无根墨兰寄托对故国的追思。兰花在他们笔下不再是单纯地取悦于人的审美对象，而是画家自我人格的象征和道德操守的印证。君子应有浩然之气，有宁折勿弯之气节，这是儒家传承千年之德，是大丈夫立身之本。

儒家讲求中和之美，先秦·孔子《论语·八佾》中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意为，欢乐而不放纵，悲哀而不伤痛，一切情感的外现都要恰到好处。即使身逢剧变，也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感，展现生命的顽强。

八大山人是明太祖朱元璋第16子宁献王朱权的第9世孙，本为皇室贵族却遭遇山河突变。作为明末遗民画家，经历国破家亡的坎坷，八大山人所绘的形象均是“零碎山川颠倒树，不成图画更伤心”。其实八大山人的绘画是复杂而多样的，在他的画中有怪诞、荒凉和孤寂，但他始终追求着内心的平静“忿而不戾，哀而不伤”。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灌清涟而不妖”，是儒家美德的象征，也是八大喜爱的题材。八大山人为躲避政治迫害，甚至出家为僧，然而熟读儒家经典的八大山人依然坚持着儒家之德。用侧锋大笔写荷叶，墨色淋漓，浓淡相宜。然叶间荷花与荷茎却用中锋圆润的线条细细刻画，组中有细，豪放中带着优雅的清丽。有人认为八大山人的绘画中带着贵族气息，其实这种贵族气息来自于儒家“忿而不戾，哀而不伤”的自我修养。相比而言，如明徐渭《墨葡萄图》那样的狂放，颓废的愤世嫉俗反而落于下乘。

三、儒家“比德”对传统花鸟画影响的成败

儒家以“仁”为核心，推崇“德”。③绘画品评之例源自六朝，然流传至今品评标准各不相同。有六朝以人品论画品，有以是否“图真”为品评标准。然而中国自儒家思想评判绘画优劣的标准中，始终渗透着儒家的审美观。

自宋代苏轼提出“文人画”概念后，绘画的形式越来越处于次要的地位，绘画越来越趋于简单，模糊了画家与“文人”的界线。清代来华传教士带来了西方透视、光影等写实的绘画方法，也被中国画家以“虽工亦匠”无“德”之内涵被评为工匠末流。清代郎世宁、艾启蒙等一批能绘传教士，努力改良自己的绘画来迎合统治阶层的审美。然而，轻视技巧又没有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很容易造成“大而空”的艺术弊病。

有人认为现当代绘画“中国画”式微，应与现当代中国画坛许多画家本身文化修养不够但又一味的模仿古人简单的笔法有关。齐白石老先生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正是针对许多画家无文化底蕴，也无甚创新的简单乱画。当代很难出现梁楷《泼墨仙人图》这样潇洒简洁的作品，因为真正能称“儒”、称“圣”的画家凤毛麟角。反观精工细琢的工笔画更能在全国美展中脱颖而出，盖因对很多人来说更容易以“像不像”的技法来评判工笔画作品。何家英笔下形形色色的美女，轻掩明眸的哀愁，天真灿烂的懵懂更容易打动人心。广州罗寒蕾《地铁系列》穿着时髦行色匆匆的美女更容易令观者产生共鸣。但是，中国传统花鸟画的灵魂在于其传统内涵，在于它的“比德说”，我们要在儒家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我们的传统花鸟画，才能获得长青之源。

注释：

①李梦奎.略论周代用玉周制度和崇玉习俗[J].北华大学学报,2000(06).

②俞剑华.国画研究[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③(汉)许慎,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