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志鹏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0）

一、明前、中期大同镇边防形势

明朝建国之初，军力强盛，在与蒙古的征战中拥有绝对优势。洪武年间，大同尚处于明朝的腹地，大同之外，有众多卫所如东胜卫等深入边外，拱卫中原。洪武三年（1370年），“置大同左右二卫”，洪武七年（1374年），又“置大同前卫”，永乐元年三月，“命江阴侯吴高镇守山西大同，防御胡寇，节制山西行都司诸卫”，大同之外本有东胜卫作为屏障，明初“赫然命将，欲清沙漠。既以馈运不继，旋即颁师。遂撤东胜卫于大同”。

正统年间,蒙古瓦剌部势力增强，不断袭扰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发生的土木堡之变使明蒙双方的关系降至冰点，明军在此役中损失了大量精锐，再也无力出塞北伐。正统十四年，明军防线进一步后缩，边外的玉林卫也被并入大同右卫，云川卫则被并入大同左卫，大同镇外再无屏障，形势更加凶险。明世宗嘉靖年间，明朝和蒙古冲突最频繁，开始进入了明以来与蒙古最为严重敌视的状态。

二、嘉靖时期大同镇的堡、墙修筑

嘉靖时期明军在与蒙古的作战中胜少负多，为防御蒙古骑兵南下，明朝在大同镇广筑边墙和军堡，嘉靖三年（1524年）还因为修筑军堡一事操之过急，而引发大同兵变，使明廷威望大损。嘉靖十八年（1539年），有大臣奏议“大同以北，川原平衍。既无山险可恃，又无城堡可守。原系无人之境，虏寇一入，漫无阻遏”，于是设立了宏赐、镇川、镇虏、镇边、镇河五堡，这五堡通常称为内五堡，设于二边之内，“俱当要害。且势相联络”。嘉靖二十年（1541年），置得胜堡；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筑威虏堡；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筑灭虏堡和破虏堡；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筑迎恩堡、败胡堡、杀胡堡、残胡堡、瓦窑口堡。同年，总督翁万达、总兵周尚文“自大同东路天城、阳和、开山口诸处筑墙百二十八里，堡七，墩台百五十四”，后“益筑阳和以西至山西丫角山，凡四百余里，敌台千余”。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筑助马堡、拒门堡、拒墙堡、保安堡、镇羌堡，合称外五堡，外五堡紧邻蒙古酋长驻地，形势尤其险要。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置守口堡、镇虏堡，于同年在守口堡之西置靖虏堡，守口堡之东二十里筑镇门堡。又筑新平堡、平远堡、保平堡。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爆发的庚戌之变中，蒙古俺答部绕过大同，在京畿地区大肆掳掠，使明王朝的虚弱暴露无疑。迫于俺答兵盛，明朝和蒙古在嘉靖三十年（1551年）持续了为期一年的马市，以满足蒙古的经济需求，缓其攻势。后因明世宗对城下之盟不满而罢马市，此后，蒙古袭扰中原更甚，明朝为加强防御，于大同镇继续频繁修筑军堡和边墙。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九月，“发太仓银五万五千四百两，于大同镇修筑边墙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俺答之子辛爱因其小妾桃松寨和属下一个小头目私通而逃至大同，大同总督杨顺便将其收留，辛爱闻知，便发兵攻打大同右卫，大同官员将桃松寨还给辛爱后，辛爱将其处死，却并不退兵，右卫军民“悉力捍御，士卒无变志”，但被围七个月之久，右卫军民死伤殆尽，明廷朝议汹汹，严嵩主张弃守，但众多臣子认为“右卫不守，即大同亦将为虏巢矣 ”，于是明世宗派遣兵部尚书杨博率军至右卫解围，辛爱被迫退兵。右卫保卫战胜利之后，杨博“于大同右卫东路牛心山等处，筑大小土堡九座，墩台九十二座，接连左卫高山站以达镇城。浚大壕二道，各长十八里”，巩固了这一带的边防。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三月又“发太仓银六万六千九百两有奇，于大同镇备防秋兵饷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于大同镇筑镇宁堡。嘉靖年间通过在大同镇频繁修筑军堡、边墙，使大同镇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

三、余论

大同镇的地位变化完全符合明代边防形势的需要，大同镇和明代的政治状况、国力兴衰密切相关。嘉靖时期是大同镇在明代九边中地位最崇高的时期，可以称得上是九边之首，明朝在这一时期于大同镇频繁修筑军堡，充分说明这一时期明蒙关系的紧张及双方之间战事的频繁。嘉靖朝后的半个多世纪，大同镇边防渐渐松弛。到明朝灭亡后，清廷入关，收服了内外蒙古各部，不需要大同镇来承担防御职能，于是大同镇渐渐被裁革，昔日的边防重镇随之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