蔺熙民

(武警工程大学,陕西 西安 710086)

一、引言

著名书法家虞世南博学善文辞，尤工书法，被誉为书界“初唐四杰”（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之一。他是一个典型儒臣，这主要源于：一是秉承儒家学习之道，“性沉静寡欲，笃志勤学”,师从儒学大师顾野王，十余年“精思不倦”，矢志不渝。二是倾谈儒学，共观经史，具有扎实的儒家学问基础。三是坦诚忠刚，为人耿直不阿，敢于犯颜直谏，是个诤臣，以儒家价值理念“戒骄奢，劝节俭，止狩猎”。四是从学问根底上说，著有儒家性质之作。如唐代“四大类书”之一《北堂书钞》、《帝王略论》、《长洲玉镜》等，以及《白鹿赋》、《秋赋》、《琵琶赋》、《狮子赋》、《上山陵封事》、《论山陵疏》、《谏猎疏》，特别是《孔子庙堂碑》、《高祖神尧皇帝哀册文》、《文德皇后哀册文》等。鉴于此，《新唐书·虞世南》云：“帝（唐太宗）每称其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张怀瓘《书断》载：“太宗诏曰：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忠谠，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辞藻，五曰书翰。有一于此，足曰名臣，而世南兼之。”但是他与佛教渊源也较深，一生不乏有深厚的佛教交缘，其书艺积累、书法实践与精神人格深受佛教影响，佛教给予其滋养与馈赠不浅。

二、虞世南独特的佛教交缘

（一）丰富的佛教结缘

虞世南作为士大夫中位高名重者，积极为佛教名僧撰写碑铭,或依靠出神入化的书艺，有书写佛经之书法名作，从而与佛教结缘。虽然做不到广结佛缘，但也是隋唐之际士大夫向佛的楷模。他利用秘书郎、记室参军、东宫庶子、秘书少监、弘文馆学士、秘书监等职务，积极为高僧大德、寺院撰写碑文与碑铭。据统计，《续高僧传》、《法苑珠林》等记载曾为智脱、智聚、慧觉、住力等高僧撰写碑文；据《新旧唐书》、《辩正论》、《唐会要》、《释氏稽古略》、《佛祖历代通载》等曾为隆圣寺、龙泉寺、昭觉寺等寺刹写碑铭；据《续高僧传》、《集古今佛道论衡》、《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等曾为慧赜《般若灯论》作序，并欣然为法琳《破邪论》作序，还加以书写，成为楷书之精品。另外，依靠精湛书艺，书写不少序文，如隋代名僧远去世，立碑时薛道衡撰文、虞世南书写、丁氏镌刻，时人称“三绝”；也曾积极舍宅为定水寺。因此，由于自身“德行纯备，文为辞宗，夙夜尽心，志存忠益”外，加上与佛教较为有缘，《全唐文》、《佛祖统纪》、《佛祖历代通载》、《三教平心论》等记载其去世时获得唐太宗可“造五百僧斋，佛像一躯，以资冥福”，可谓正通心曲。

（二）佛道冲突中的向佛态度

中国历史上儒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相当久长，一般认为从汉代佛教传入就开始。而唐初二帝时的儒道大论争，加上夹杂着错综复杂的政权纠葛，被誉为最激烈、最久、最广域的一次。它是以傅奕排佛与法琳的护法活动为主线，从武德四年（621年）开始至贞观十四年（640年）法琳去世，长达近20年，斗争激烈，参与人物多，是佛道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而虞世南作为这一大漩涡的亲历者，也深陷之中，表现出极强的向佛趋力，十分罕见。

武德年间太史令傅奕严正指责佛教“破家损国”，力倡毁佛。名僧法琳起而抗争，并著《破邪论》加以驳斥。虞世南积极支持法琳，与萧瑀、萧景、杜如晦、李百药、裴寂等士族名贵一起为佛教鸣不平，尤其是奋然为法琳《破邪论》作序，表现出大胆抗争、不畏艰难、刚直凛然之姿态。序文佛学术语运用娴熟，佛教见解深刻，认为法琳学识优厚，三教九流百氏兼擅，心力俱佳可至于嘉境，尤其对于“五门六度之源，半字一乘之教”的佛理甚为精研，因而对法琳深加褒扬，称其“长该众典，声振殊俗”，是“释种之梁栋，善人之羽仪”。最后还点明“法师与仆，情敦淡水，义等金兰。虽服制异仪，而风期是笃”，充分彰显出自己与法琳交谊之深。虽然其艰难努力于此次佛道大论争决定作用极为有限，但是《破邪论》由于虞世南之序文，曾经风行一时，影响剧增，为佛教在论争中营造了有利的氛围，也鲜明表现出虞世南身上一种士大夫少见的勇气与姿态，是自我辉光人格的另一种现实表现，实为难得。其行为受到佛教人士的褒扬，佛典《集古今佛道论衡》《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佛祖统纪》等予以记载。

（三）深厚的佛学积淀

更值得一提的是，虞世南佛学造诣较厚，这从《破邪论序》，尤其是《帝王论略》（《唐文续拾》卷十三，又见赵蕤《长短经》卷一）可清晰看出。《帝王论略》中评介梁武帝信佛却遭亡国，虞氏借用佛教因果报应理论来作独特解释。其重要关节点有：一是说到佛教“荩出世之津梁，绝尘之轨躅，运於方寸之内，超於有无之表”，对于佛教极尽赞赏；二是说到与解脱之法相对应，佛教凡俗之法（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六波罗密）与儒家仁、义、礼、智、信无异，这是从功能上对于佛教治世之大用的肯定。三是梁武帝信佛却遭亡国之类事，其原因就在于佛教六行（六波罗密）均要修齐全，否则果业即减，导致因果报应有漏报，从而为因果法找到更圆润的解释。这些充分彰显出虞世南的佛教底蕴较深，以及儒佛融会之卓见。另外，《帝王论略》也对周武帝灭佛有深刻认识，认为其毁灭佛道二教极为错误，尤其是表达出对于佛教的极大认可；而追根原因则清晰表达出其真知灼见：一方面释氏之法“有空而无滞，人我兼忘，超出生死，归於寂灭，象外之谈也”，老子之义“谷神不死，元牝当存，长生久视，应龙驽鹤，区中之教也”，有高低区别，认为佛教高于道教，另一方面佛道二教均“止恶尚仁，胜残去杀，并有益於王化，无乖於俗典”，其治世功能不可或缺。因此，弃其教绝其言，则是“疑误学者，良可痛”。

总之，虞世南作为儒学重臣（文馆学士）对于佛教具有鲜明的宽容态度，且佛学底蕴深厚，具有融汇儒佛的倾向。

三、虞世南与佛教交缘的原因探究

虞世南之所以钟情于佛教，其原因有：

一是时代使然。隋唐佛教文化空前繁荣，佛教融入整个文化成为时势必然，同时政权与佛教关系进入快车道，士大夫在此之下积极容纳佛教蓬勃发展之势。大批文人士子融入时代思潮，佛教智慧与观念影响其自身，士大夫的参禅悟道逐渐兴起，佛教学术底蕴深厚。虞世南是隋唐之际士大夫向佛的楷模，且是儒臣中的佛教底蕴深厚的集中代表。

二是家族渊源。虞世南家乡地处江南，山水优美，人文荟萃，深深陶冶其气度与襟怀。特别是江南佛教积淀深厚，名士崇尚玄佛合流。尤其是名士优游于书法，又身染佛教，成为新气象的践行者。虞世南作为江南名门望族虞氏家族中的一员，出生于鸣鹤虞氏世家，于斯地斯门濡染极深，将玄学、佛教与书艺融于一身。

三是从艺经历。虞世南师从著名书法家、书圣王羲之七世孙、著名高僧智永禅师，受其影响颇深。虞世南亲炙其中，“深得山阴真传”妙旨和智永笔法神髓。“虞体”刚柔并济、圆润秀美、虚和淡逸，主要源于以智永法师代表的佛艺大家的滋润，并最终能够将玄儒佛精髓熔于一炉。

四是个人性情。自身品性中具有恬淡雅致的一面，与佛禅超迈洒脱甚为一致；精神人格乃至境界中能够参透名利、恪守真性情，与佛禅息息相通；在巨大变革之际、遭遇巨大挫折失意之时佛教成为摆脱生活烦恼、栖居心灵的慰藉之地。

五是佛艺相通。中国书法艺术与佛教具有不解之缘，二者渊源极为密切，相通互长，使得佛教妙悟思维与艺术思维内在贯通，均立足于生命基点，彰显人生境界，这些成为佛艺沟通的支点，这是虞世南青睐于佛教之本。虞世南的人生胸襟和品性、书法理论乃至书艺风格与佛教不无干系。其书写风格受到佛教深刻影响，《千佛铭》《破邪论序》《虞世南楷书集心经》等就是与佛教直接相关之作。

虞世南与佛教渊源较深，源于此，其书法实践与精神人格才深受佛教影响，成为其精神世界不可缺少的一环，才使得他能够在书法艺术领域取得斐然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