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梓言

距县城约五十公里的一所小学。

没有校门，没有校牌，短短的长满青苔的围墙，三四间破旧的教室，几块斑驳的黑板，十几张陈旧的课桌，就是学校的全部家当。学校很老，已经没有人知道它的年岁了，我们只能看见屋檐下的石头被滴水滴成了一个个深洞。围墙边上的老树已许多年没发新芽。教室外的墙角长了野草花，开得瘦小。

它虽破虽老，却又神圣无比，庄严不可侵犯。因为，它是整个山村里唯一一个有国旗的地方。那像红霞、火炬的国旗是它暗淡的岁月里唯一的亮点，也是我少年时，在寂寥的群山中见到的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那是很多年前的秋天的一个日子，是十月一日。孩子们起得很早，天还未破晓，他们就到了学校。当太阳在山的那边，缓缓升起。风中夾杂着野花的幽香，十一个个头高矮不一，穿着补丁衣裳的孩子们，就整齐地站成一排，看着他给自己系上新发的红领巾，然后望着他慢慢地将十多米高的旗杆放倒，郑重地将一面已旧了的国旗绑上，慢慢地将旗杆立起来。这时，他起头，十一个在晨风中、在阳光下伫立的孩子们就会大声唱起国歌。

歌声在秋天的山里久久回荡。他和孩子仰起了脸，看旗杆顶头的国旗随风飘扬。他露出了笑容，孩子们也是。那笑容里全是自豪。

他，那个戴眼镜，穿着布鞋，瘦高的老头是这里的校长，也是这里唯一的老师。

那十一个孩子就是这里的学生，而我便是那十一个孩子中的一个。

我们喜欢喊他：校长老师。

在一间只有十多平方米的，光线极暗的教室里，他给我们讲国旗的红，他说国旗和红领巾的红色都是革命先烈的热血染红的，当时年少的我们还傻乎乎地闻了闻脖子上的红领巾，看看有没有血腥味。放学回了家，我还把红领巾放洗脸盆里泡了泡，果然一盆水，一会儿就全红了。第二天，我告诉老师说：“老师，您说的是真的。”老师摸着我的小脑袋，笑了。

后来长大了，才晓得是因为新红领巾褪色。但是老师并没有告诉我真相的教育方式，却让我印象深刻，这样生动的比喻也让我对革命先烈有了深深的敬意。

他给我们讲抗战故事，告诉我们先烈们舍小家为大家，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开创这么一个和平的世界。虽然他们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我们应该记住他们流过的血，流过的汗。

当时年少的我们，虽然不大听得懂，但我们却记住了那个秋天，还有他说的那个1949年秋天的故事。他说那个秋天的下午三点，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气吞山河地说：“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在他不紧不慢的讲述中，我看到他眼角有泪，而他却不自知。

那个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一花不与百花同的秋天一晃就是69年。

己未年的秋天，是国庆。

我从黄州乘车回到蕲春，回到那个小小的山村。母亲说：“学堂要拆了作村队部。”我听得愣了一下。母亲口中的学堂就是我所写的那所小学。

午后，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去看学堂。短短的墙破烂不堪，就连昔日绿油油的青苔都不见了，墙头有野草在风中飘荡。

站在学堂门口，我似站在时光之内，又似站在时光之外。

有人喊：“细伢，你干吗的？”

回过头，没戴眼镜的我一眼就认出那个老头，是他。

我叫他：“校长老师好！”

他背已驼，鬓已霜。我以为他已认不得我了，但是他却记得。我们坐在老树墩上说起十几年前，国庆节升国旗的日子。我发现他的额角有很长一块儿疤痕。

他说很早以前，也就是我父亲一辈读书的时候，学堂本没有旗杆，是他跑到山上砍来一根竹子，将国旗套在竹竿上，然后把学堂前面的一棵香椿树进行了简单的修理，砍掉了部分树枝，最后把套着国旗的竹竿用绳子绑在树梢上。从此，学堂才有了升旗和降旗仪式。

“旗帜不倒，灵魂就不会倒。我只要在这里一天，红旗就会一如春日繁花，永不凋落。”他说。

教文学的我，被他这句话给震慑到了，多么有力量的一句话呀！

一起聊了很久，太阳也落了山去。

暮色四合，开始起风。风真大啊，我们的说话声传了很远。

回到家，夜里我与母亲说起下午在学堂碰到他的事。母亲说他是一位好老师，让我多向他看齐。

母亲说他退休了，现在就住在学堂后面。还说他几年前也是为国庆节升国旗，早晨骑摩托车往学堂赶，秋天山路打了厚厚一层霜，异常的滑。他在上一个陡坡时，摩托车前轮滑了，六十多岁的他被重重地摔了出去，额头被割开了好深的一道口子，都能看到骨头，他的膝盖也破了，肘部伤了，满身是泥的他立即爬起来，重新启动摩托车，再次前行……跤一个一个地摔，每摔一次都伴随着钻心的疼痛。在摔了十跤后，一身泥水地赶到了学堂时，二十多个孩子看到他满身是血，全吓到了。

母亲话音一落。我猛然间想起他额头上那长长的一道疤。

那一瞬间，我哭了。

倘若，学堂旗杆上那面国旗是一朵红花，那么他绝对是那个护花的人。我无比的希望村队部快快动工建好，因为那样国旗就会永远地飘荡在那里，一如春日繁花，永不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