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丹微

南越王墓位于广州市解放北路的象岗山上，于1983年6月9日被发现并经考古发掘，2018年是南越王墓发掘35周年。南越王墓墓主为西汉时期南越国的第二代君主赵眜，即《史记》中所称的赵胡。赵眜，南越国开国君主赵佗之孙，公元前137年至前122年在位，史称“南越文帝”或“南越文王”。南越王墓出土的带有文字的随葬器物共93件，主要有玺印、封泥、陶器戳印文字以及铭刻和墨书等，本文对这些器物进行大致的梳理并作一定的分析。

一、与墓主身份相关的器物

墓主身上随葬9枚玺印，有文字的共5枚，最大的l枚是“文帝行玺”龙钮金印，还有“泰子”龟钮金印和“泰子”覆斗钮玉印各l枚，“趙昧”玉印l枚，“帝印”玉印1枚。西耳室发现2枚“眜”字封泥、2枚“帝印”封泥。

“文帝行玺”龙钮金印（图一），印面阴刻篆书“文帝行玺”四字，印钮为一蟠龙，像这种形式的金印是第一次发现。南越国是汉初割据岭南的地方政权，它的百官、礼仪、舆服制度，大都仿效汉朝或略有损益变通。这枚“文帝行玺”金印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先秦官印、私印俱称“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提高中央专制政权的地位，制定了一套新的典章制度，作为行政权力凭证物的官印，也按等级作了严格规定，只有皇帝用的印才能称玺，各级官吏只能称印，到武帝时才有称章的。南越王金印采用汉朝皇帝“行玺”的称谓，但印文不用“皇帝”而用“文帝”，这是一大区别，而这一区别却是符合南越史的真实的。根据《史记·南越列传》《汉书·南粤传》的记载，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在吕后当权时，与汉朝关系很不好，便僭号为“南越武帝”，赵佗的孙子赵眜继位为第二代南越王后，跟着僭号为“南越文帝”。这枚金印的印文证明他生前僭号为“文帝”是真实的。还应指出，埋入墓中的官印，大都用临时刻凿的仿制品，不用实用品，而这枚金印的龙钮捉手处异常光滑，显系使用过程中摸蚀所致，台壁和印面边缘又有碰伤痕和划痕，均可表明金印是赵眜生前的实用品。《汉书·南粤传》说，第三代南越王婴齐，为表明他诚心归顺汉朝，不敢再立僭号，故“藏其先武帝文帝玺”。这枚“文帝行玺”，很可能就是婴齐藏入墓中的。这枚南越王印是南越国自铸的，它不同于汉朝皇帝的白玉螭虎钮。就金印这一点来说，它与汉朝颁赐的诸侯王、列侯和外藩首领印是一致的，但钮式不同。南越王印作龙钮，既不同于诸侯王、列侯的龟钮，又不同于外藩首领的蛇钮，这种特殊情况正符合南越王慕效汉朝但又要僭越称帝的身份。

“泰子”龟钮金印（图二）和“泰子”覆斗钮玉印（图三）皆阴刻篆文，出土于墓主腰间。泰、太互通，泰子当即太子。汉代册立嗣位的皇帝之子和诸侯王之子称太子。墓主乃赵佗之孙，既是王孙，生前不会有“泰（太）子”封号。“泰子”印似为赵佗之子（赵眜之父）的遗物，因佗之子未及嗣位而亡，故印归赵眜掌管，有如三主婴齐嗣位时亦接掌其先武帝文帝玺一样。及至赵眜死，很可能又是婴齐把这两枚“泰子”印随同“文帝行玺”金印一齐放入墓中的。

“赵眜”玉印（图四），印文阴刻篆书，2枚“昧”字封泥圆形，阴刻篆书，书体与玉印不同。

“帝印”玉印（图五），阴刻篆书，2枚“帝印”封泥书体与玉印异，表明墓主生前最少使用2枚“帝印”。

除了玺印、封泥之外，东耳室还出土一套8件铜句罐（图六），大小递减，钲体中部皆阴刻篆书“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其下方分别刻序号第一至第八。在中国历史上，帝王生前自称帝号的只有秦始皇赢政和南越王国的武帝赵佗、文帝赵眜。“文帝行玺”金印和句鑃上的“文帝九年”铭刻，证明史书记载是正确的。南越“文帝”即位于汉武帝建元四年，“文帝九年”即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乐府”系主管音乐的官署。“工”指工师。“文帝九年乐府工造”，意即此套句鑃为南越文帝九年乐府中的工师所监造。

南越王墓的构筑属于西汉诸侯王墓凿山为藏的形式，墓室的平面布局大体是沿袭战国以来的楚制，随葬器物则主要属于广州汉墓年代序列的南越国时期后段。墓主身上的玺印以及有关的封泥、铭刻，即是我们判断墓主身份的内在物证。

二、与王廷机构设置相关的器物

出土的铜鼎（图七）、铜匝上铭刻有“蕃”“蕃禺”，为阴刻古隶体。《汉书·地理志下》南海郡，班固自注：“秦置。秦败，尉佗王此地”。辖县六，番禺居首，班固自注：“尉佗郡”。知番禺在秦汉时为南海郡治，南越国时为都城。但是，明确写作“蕃禺”地名的仅见于广州1097号南越墓出土漆奁烙印和南越王墓出土铜器铭刻。《淮南子》《史记》《汉书》及以后古书都写作“番禺”，广州、九龙东汉墓出土的墓砖模印文字也写作“番禺”。专家认为加草头的蕃禺似乎只用于南越国时期，汉武帝灭南越后，便通用“番禺”二字。

与“蕃”“蕃禺”互见或连文的有“少内”二字，也是铭刻在铜鼎上，表明它们是南越国少内官署所使用或专门为少内官署所制作。少内，秦置。属内史，分管财货，有中央少内和县少内之分。汉因之，若周之“职内”。《汉书·丙吉传》：“少内啬夫白吉日：‘食皇孙亡诏令”，颜注：“少内，掖庭主府臧之官也”。《周礼·天官·序官》职内，郑注：“职内，主人也，若今之泉所入，谓之少内”。据《史记·南越列传》，南越国有内史藩，这批刻有“少内”的铜器，进一步揭示南越国的百官制度如汉朝，少内亦应是内史的属官。

与秦相关的还有“王四年相邦[张]义”铜戈（图八），共2件，可能是秦平岭南时所带来，后来随着铁器的普及，铜戈被改为仪仗用器。

南越王墓出土了一批实证当时王廷仿效汉廷设置的器物，如陶瓮、陶鼎上“长乐官器”的戳印（图九）。长乐宫原来是西汉著名的宫殿建筑。它位于汉长安城内东南部，与西边的未央官东西并列，故又称东官。自汉惠帝居未央宫以后，长乐宫变成为太后之官。南越王墓出土“长乐官器”戳印陶器，在过去发掘的广州南越王国官吏墓中也曾发现“食官”“厨”“常御”“居室”“长秋居室”等戳印陶器。这些数量不少的带有汉朝官官标志的陶器，当然不可能从长安城运来，自应属南越国主管陶业的官署所制作，归上述官署所使用，从而证明南越国的宫室名称都是仿效汉朝的。此外还有“乘舆”银洗，“乘舆”喻服器械百物，袭用汉廷称谓。

除了仿效汉廷设置之外，南越国也有自置的情况。后藏室出土l枚“邻乡候印”封泥，史籍无证。“邻乡”应该是地名。《汉书·百官公卿表》卫尉、中尉、将作少府、属国都尉、城门校尉属官皆有候，掌武职、司守卫，与此封泥“邻乡候”皆不合。故专家疑其为南越国自置。

“前朝后寝”是南越王墓仿效修建的布局，除了“前朝”相关的机构、官吏等，墓中还出土了一批可供我们研究南越国时期宫廷设置及运作模式的实物资料。

15枚“泰官”封泥分别出土自西侧室和后藏室，大小书体皆同，阴刻篆书。“泰官”应为掌管皇帝饮食的官吏。西耳室出土5枚“（纟古）”封泥，据考证应为泰官令的名字。

东侧室室内发现4个“夫人”的玺印，分别是“右夫人玺”金印（图十）、“左夫人印”“泰夫人印”“[部]夫人印”铜印，四印基本大小相同，阴刻篆书，均极工整。“赵蓝”象牙印与右夫人龟钮金印同出，应属右夫人名章。关于南越王墓这四位殉葬夫人的身份已多有讨论，普遍认为以右夫人为尊，但右夫人并非正妻，这应当是南越国后宫制度的一种特殊现象。

除了四位夫人的印章，南越王墓还出土了其他的印章与封泥，可以为我们一窥当时后宫的设置提供参考。

“景巷令印”鱼钮铜印（图十一），阴刻篆书。出前室殉人身上，故推定“景巷令”为殉人官职。“景巷令”即“永巷令”。《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詹事属官皆有永巷令，且皆以宫中宦者充任。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詹事“掌皇后，太子家”。南越王国似亦有少府、詹事。如考订不谬，在前室身佩“景巷令印”的殉人当是南越国詹事属官“景巷令”，职掌南越王室家事之宦者。前室放置车马，以“景巷令”为殉，象征为南越王备车马，而使景巷令为骖乘。西侧室陶罐内出土3枚“厨丞之印”封泥，厨丞应是掌管皇后及太子饮食的官吏。东侧室出土“衍”封泥5枚，阴刻篆体，可能是南越宫廷中女官名。

三、其他

上文所述带有文字的器物，除了可以用作推断墓主身份以及当时南越国政府机构及宫廷设置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研究文字本身来分析一些问题。与墓主随葬的5枚印章、封泥及四位夫人的印章皆书体平正，布局整饬，刀法精工，但出土的“寅祭肉”陶钵、陶碗墨书则书写较为潦草，错别字常见，可见书写者文化水平不高，不能按照一般的篆书或隶书去要求。有些原先仅见于文献的器物也相继有了出土实物的印证，如金滕。金滕始见于《书·金滕序》：“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孔传：“为请命之书，藏之于匮，缄之以金，不欲人开之。”孔颖达疏：“若今钉鍊之，不欲人开也。郑云，凡藏秘书，藏之于匮，必以金缄其表。”以后引申为包裹图书的囊袋。《后汉书·儒林传》：“其缣帛图书，大者连如帷盖，小者制如滕囊。”战国西汉大墓中，盛行以简书随葬，惜皆腐朽不存。南越王墓西耳室铜提筒内出土有“金滕一口”的竹签墨书（图十二）。在随葬器物的缄封口上系挂书写器物名称的竹签或木签，时常发现于长沙、云梦、江陵、扬州等地汉墓中。

依据有无文献记载，考古学可分为以文字记载以前时代的考古资料为研究对象的史前考古学和以文献记载时代为研究时代的历史考古学。南越王墓所属的时期属于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范疇，但因为史籍上关于南越国的记载并不多，最早且比较详细记载南越国历史的是《史记》和《汉书》的南越传，但南越国时期的考古材料在南越王墓发掘之前缺乏一定的文字实证。南越王墓的发现和一批带有文字的器物的出土，为我们研究南越国时期政府机构的设置和宫廷的运作提供了一定的实物支撑，也生动地体现了此地汉文化、楚文化和百越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1]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汉南越王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年。

[2]程存洁：《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7期。

[3]黄展岳：《南越国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4]胡守为：《岭南古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

[5]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6]南越王官博物馆：《南越国官署遗址》，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