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红媛

摘    要： “彻行” 农职以“彻底贯彻执行陶行知的办学思想”和“学以明生、工以养生”办学模式对职业教育产生影响。本文在回顾“彻行” 农职办学的历史背景和“彻行”农职办学理念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当代教育理论、人才需求和职业教育改革需要，认为一方面要拓展“行”的内涵，“行”不仅指传统意义上的身体力行，也不仅是专业能力的提升，更是通过职业教育，促使学生行为的改变。另一方面人才培养模式要从“教、学、做”合一向“做、学、教”合一转变。

关键词： 彻行    办学理念    现实意义

民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以往的师徒职业技能培养模式满足不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他国教育思想办学模式开始影响中国职业教育。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开创了班级职业教育的先河，同时教学也以工业技术、农业技术为主要内容，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产生了影响。研究这一时期的办学理念对建设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彻行”农职办学的历史背景

清朝末年，社会腐败，国力衰退。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损害了中国的独立主权，加深了中华民族的灾难，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加快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随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自此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于当时的社会变化，变革维新思潮流行，广泛开展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爱国运动。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始了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核心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中体西用”。洋务运动的实施促进了制造业、电报业、化工业、交通业的发展，到民国初年，据《农商部统计报告》统计的数据，这一时期工业企业数量分别为：1910年786家，1911年787家，1912年1502家，1913年1378家，1914年1123家[1]。轻工业、化学工业、加工业、纺织业等获得很大发展，加大了对人才的需求。同时西学内容与中国传统知识结构差异较大，以往的社会技能人才培养的师徒制不能适应现代工商业、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需求。这就要求改变以往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以实学实用为办学理念的职业教育在我国开始兴起。五四运动后，杜威的教育思想在中国得到传播，主要代表人物有蒋梦麟、胡适、郭秉正、陶行知、蔡元培、陈鹤琴等[2]。陶行知将杜威的教育民主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知行合一”教育思想相结合，提出生活的教育理论。陶行知认为生活教育是整个生活的教育：它应该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它应该是健康、科学、艺术、劳动与民主组成之和谐的生活，即和谐的教育[3]。

二、“彻行”农职理念与办学简介

（一）“彻行”农职办学简介

校长汪永洁少年读私塾，后毕业于安庆高级师范学校。受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进步思想的影响，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怀着对革命的赤诚之心，参加国民革命军三十三军并随军北伐。国共分裂后，军中进步人士遭受清理，便决心办学，启迪民智。汪永洁深受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的影响，学校大部分老师都毕业于晓庄师范，如宏达、黄志诚、黄志和、汪秋平、汪曼文等。其办学理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以明生;二是工以养生。因此在教学内容和课程安排上，上午围绕“学以明生”的教育思想，以课堂教学为主，传授理论知识，但要求课堂教学严肃而活泼;下午围绕“工以养生”的教育思想，分组进行技能培养。技能培养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在泥里水里教耕耘，在田里地里教播种，织布机旁指导学生学织布技艺。农业职业技能训练包括编藤、织布、漂洗、制作黄豆酱、蚕豆酱、灰包蛋;培育经济林、开地、种菜、养花、检查蜂箱、观察风雨温度表等[4]。

为充分利用时间，培养高质量的农业技术人才，“彻行”实行朝、夕会制度。朝会首先是教练拳术、踢弹腿、门桩等体育健身活动，由高级班值日学生轮流主持，值日导师辅导，唱歌，然后由值日主席讲点国内外新闻及校内外新人新事，谓之“文化早餐”。夕会除了利用晚上时间温习或预习知识外，还本着“即知即传人”的理念，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如让年纪大的当小先生，到识字班教课，或当食宿生干部[5]。

在艺术教育方面，积极推动先进思想传播，包括劳动歌曲“锄头舞”“渔光曲”“伏尔加船夫曲”及陶行知先生编的歌曲“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人生天地间，各有所禀赋，为一大事业，做一大事去”。三十年代，由于晓庄师范被封，汪永洁校长意识到需要结合教学，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才能救国，于是“光杆锄头不中用，联合机器来革命”成了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

（二）“彻行”农职办学理念内涵

“彻行”是地名车行的谐音，意为彻底执行落实陶行知的办学思想。要理解“彻行”农职办学理念内涵，就需要理解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陶行知教育思想深受中國传统文化和西方杜威实用教育思想的影响。我国传统社会非常崇尚儒教，传授儒教的一整套方法被称为儒学，也就是一种教学方法。“知行合一”是由明代儒学大师、心学代表人物王阳明提出的一种修习儒教的方法，“知”是指“忠、孝、节、义”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儒家建立的封建道德规范，是修习的内容;“行”是指身体力行地执行这些道德规范。“合一”是指“知”和“行”存在的关系，“知行”不能截然分开，即“知行”不是应当合一的，而是必然合一的。在“知和行”的地位上，王阳明认为知决定行，如果不“行”则是“知”不够[6]。陶行知早年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信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并改名为“陶行知”。

1914年陶行知赴美留学，先后在伊利诺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师从杜威、孟禄等研究教育。在合理继承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在做中学”的教育理论和中国传统“知行”合一教学方法的同时，利用唯物主义对之进行改造，他深刻地认识到“行”是“知”之始，改名为陶行知，并将自己提出的教育思想命名为生活教育理论。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个方面的内容。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以社会生活为主体，以实践为基础，是唯物的教育理论;杜威的教育理论以经验为基础，以个人生活为主体，是唯心的教育理论[7]。陶行知在对杜威教育理论进行唯物理论改造的同时，结合中国特点，将杜威“职业教育为公共利益而产生”的思想与中国乡村改造相结合，提出“教育与农业携手”，促进乡村改造。因此，陶行知教育理论是对杜威教育理论的全面超越[8]。“彻行”农职的办学理念在全面继承和落实陶行知教育理论的基础上，突出“学以明生”和“工以养生”两个方面的内涵。

三、“彻行”农职理念的当代嬗变

“彻行”农职理念随着时代的变迁，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变化。首先，“知”“行”从早期的伦理学关系，在经唯物主义改造后，已经转化到当代认识和实践的哲学命题，“知”“行”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改变，现代语境下的“知”“行”通常指的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其次，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积累了不同门类的海量知识，这就要求现代社会一方面提高学习效率，另一方面针对不同的知识类型，采用不同的学习方法。建构理论是在学习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上，针对知识的分类，提出不同的教学方法的一整套学习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规范的程序操作——教学设计，是現代教师必备的专业技能。

基于前述的变化，在职业教育领域，西方国家形成和发展了新的职业教育理论，其中主要代表是澳大利亚的CBE（Compelenc;Based Education），即以能力为基础的职业教育理论和德国“学习领域——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职业教育理论。以能力为基础的职业教育核心是以胜任一种岗位要求为出发点，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在澳大利亚，以能力为基础的职业教育理论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形成国家管理与职责框架、资格框架、培训包三部分组成的成熟系统。这三部分将政府、办学机构、企业有机、高效地组织在一起，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9]。“学习领域——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职业教育理论则受到德国重视。“学习领域——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职业教育首先将工作任务概括，形成典型工作任务，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以模拟完成具体项目为教学的表现形式，组织职业教育课程。在校企合作领域，形成具有代表性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10]。

无论是建构学习理论，以能力为基础的职业教育理论，还是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职业教育理论，都将职业能力、理论知识、职业情感三者整体作为教学需要实现的目标，不仅仅是技能的改变。结合我国职业教育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彻行”理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变。一是“行”的内涵更加广泛。“行”不仅指传统意义上的身体力行，也不仅是专业能力的提升，更是通过职业教育，引起学生行为的改变。引起行为变化的是个体知识、职业经验、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改变。因此，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要将知识、经验、技能和道德有机整合形成一个整体，并按职业能力的提升，形成合理的序列，从低级岗位向高级岗位安排教学。二是“教、学、做”合一的人才培养模式转变为“做、学、教”合一模式[11]。根据前面的叙述，陶行知教育思想包括三个方面，在职业教育中应用最广泛的是“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现在许多人员将其称为“教、学、做”合一人才培养模式。陶行知认为：第一，“教、学、做”不是三件事，而是完成职业能力的一个过程，三者天然合一;第二，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克服了以往重教学轻教授、重教师轻学生的弊端，“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是对传统职业的整体变革，具有划时代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职业教育既要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又要以职业能力为核心教学内容，改革“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即将“教、学、做”合一改变为“做、学、教”合一。“教、学、做”变为“做、学、教”不仅是文字顺序的改变，更主要的是针对职业岗位能力的要求，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根据职业能力特点，首先在“做”中积累职业经验和感性认知;其次在“学”中形成职业能力;最后在“教”中突出教师的主导，根据学生行为和技能的不足进行指导。特别在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职业教育中的“翻转课堂”不仅能将“做、学、教”合一在课堂中有机整合，还能将课后的学习与课堂学习有机合一，充分利用各种学习机会和资源，提高人才培养效率。

当代，“彻行”办学理念无论是“行”的内涵还是职业教学模式都发生了嬗变[12]。

四、“彻行”农职办学理念对中职教育的启示

“彻行”农职所在地江镇乡位于安庆市西南，其办学理念对职业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启示有：一是在学校的管理上突出“践行”，将学校建设要求和管理制度落到实处。具体地讲，就是管党治党要提高强度、内涵建设要提高高度、校企合作要提高广度、招生宣传要提高力度、全面管理要提高效度、项目建设要提高进度、服务地方要提高精度、改革创意要加大深度，从而保证学校办学目标和理念的实现。二是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从突出技能培养向“行为”方式改变转变。通过专业教育、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综合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使学生成为高质量人才。三是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以“行”为重点，从“教、学、做”合一人才培养模式向“做、学、教”合一人才培养模式转变。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人才需求的改变，以往“教、学、做”合一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开始出现，需要有新的突破。因此，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以“做”为中心，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创造性;以“做”为中心进行课程改革，逐步从知识课程体系向能力、岗位课程体系转变;以“做”为中心，构建翻转课堂，提高教学效率。四是在校企合作上，突出“行”业参与，积极融入职教联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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