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志凤

摘    要： 傅玄是魏晋之际著名思想家，作为封建时代有责任感的士大夫，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统治，以古鉴今，规谏统治者，曾提出外儒内法，德威并重;分业定民，急商缓农;改革课田，赋役有常;整顿吏治，提拔人才等改良措施，客观上有益于历史发展。

关键词： 傅玄    改良措施    封建统治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阳人，生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卒于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年），历汉、魏、晋三朝，主要生活在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他有着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和强烈的现实情怀。他是一位比较正直、头脑清醒的人物，深刻体察民间疾苦和社会兴衰迹象，竭尽毕生精力为统治者献计献谋，有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希望通过合理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思想维持国家安定和发展。他大胆地以历史的成败得失规谏统治者，殷切期望避免前车之覆，并积极提出一些改良主义意见，虽然目的是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但客观上有益于历史发展。从其政论和疏奏来归纳，他所提出的改良措施主要有如下四点：

一、外儒内法，德威并重

傅玄生活的时代玄学兴盛，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傅玄极力主张儒家学说，继承了西汉时期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思想，强调以德礼教化为主，刑罚惩治为辅，综合了儒家与法家的思想，提出统治者在管理国家时要赏罚并举，德威兼用，道德教化与刑罚约束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手段，二者兼用，不可偏重一方。要用道德教化和刑罚约束两种手段德威相济，赏罚并施，掌握运用好这“二柄”，才能取得民心，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其在著作《傅子·治体》中论述了治国的两个准则。

治理国家有两个基本准则：一个是赏，一个是罚。赏，体现了统治者最高的道德;罚，体现了统治者最高的威力。人惧怕天与地的原因是因为天地能使人活也能使人死。治理天下谨慎地依据这两个基本准则，就能正确地行使使人生与死的权力，这样统治者的威力与品德可与天地并行。顺应物理，是人间应奉行的准则;欺诈叛逆，是人间应摒弃的邪恶之路。人所喜欢的东西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而所厌恶的事情没有比死亡更严重的。会用德的统治者，奖赏一个做好事的人，所有做好事的人都会受到鼓励。会用刑的统治者，惩罚一个做坏事的人，所有做坏事的人都会受到震慑。刑罚与仁德，是互相依靠、互为补充的，法制和德化同等重要，二者缺一不可。治理天下谨慎地依据这两个基本准则，统治者的威力与品德才能与天地并行。要根据百姓乐生畏死的特点，采用恩威并举的治理方法，宽猛相济，才能真正奏效。

二、分民定业，急商缓农

傅玄的出身和坎坷经历使他对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有着强烈的渴望，他是一个务实的人，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晋武帝泰始初年，锐意革除弊政，傅玄作为怀有儒家仁政理想的官员，在著作和疏奏中多次发表言论，提倡分民定业、急商缓农。

（一）分民定业

傅玄论述了分民定业的必要性，并进行了统筹规划，将社会上的人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傅子·安民》指出：

贤明的君主统治百姓，要为他们划分单独的职业专门从事一项工作。划分职业后各行业间互不干扰，独立分工各尽其力、互不作乱，這样百姓一定会安定。不分民立业，各行各业的事物都荒废，互相监督不止，百姓就会有危机。

傅玄泰始二年（266年）向晋武帝上第二疏[1]，再次强调分民定业：

臣闻先王分士、农、工、商，以经国制事，各一其业而殊其务;……臣以为亟定其制，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足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此皆事业之要务也。（《晋书》本传）

傅玄建议用行政手段明确规定每一职业从业人数，客观上在当时社会是行不通的，但分民定业的建议对安定政局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急商缓农

傅玄继承管仲、李悝、商鞅、贾谊等人重农贵粟思想，以农业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针对“邑有倾世之商”[2]，“农夫伏于陇亩而堕沟壑”[3]的阶级矛盾提出急商缓农的主张。傅玄所处的时代，商业资本膨胀，贵族富贾过着淫逸的生活，农民伏于陇亩，而得不着饱暖，死而不知所归。傅玄注意到民生问题与经济的建设，他认为应先解决百姓的衣食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任何政治理论都没有出路。中国以农民为主体，欲改善社会生活，首先须从压制商业入手[4]。

傅玄在《傅子·检商贾》中提到：商贾就是调整有余与不足以获取利益、沟通有无汇集各地的钱财的人，这类人地位低贱，但这种职业不能取消。从公侯将相到下吏杂役，地位尊卑贵贱有不同的礼节和等级，帝王在上统领天下大事，各行各业的人在下响应，全国才能安定恬适。秦朝，士、农、工、商混乱，竞相追逐工商业而放弃农业，不循礼法只顾眼前的风气兴起。弃本而逐末，一味地追求工商业而忽视农业生产，导致粮食布帛匮乏，这是统治者的导向造成的必然结果。

傅玄重视农业、工业，轻视商业，抑制商业。将手工业与农业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对待。《马钧传》反映了傅玄重“工”的思想，认为“国之精器，军之要用”，其巧有益于世，绝不可“忽而不察”。《马钧传》所记，在中国科技史上是一篇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它重视科技发明，珍惜手工艺人才，在傅玄以前及其生活的时代里是绝无仅有的例子[5]。傅玄提高了“工”业的地位，与“农”业并称，打破了传统偏见。傅玄重视农业，提高工业，限制商业，防止富豪商贾剥削农民，解决穷困的民生，则是令人佩服的远见卓识。

三、改革课田，赋役有常

傅玄围绕民生问题，确立农业是立国之本，因农业是经济基础，国家征税要有一定的标准，主张轻赋税省徭役，关于赋税，应做到赋役有常，因地制宜，量民力以役赋，使民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实现国家政权稳定。

（一）改革课田

自晋武帝泰始二年始，以课田制代替屯田制，规定：丁男耕种50亩，丁女耕种20亩，次丁男半之即25亩。而实际耕种的田亩数已超出此项规定。泰始四年（268年），时任御史中丞的傅玄上疏：

其一曰：耕夫务多种而耕旱不熟，徒丧功力而无收。又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乐。臣愚以为，宜佃兵持官牛者与四分，持私牛与官中分，则天下兵作欢然悦乐，爱惜成谷，无有损弃之忧。（《晋书》本传）

傅玄认为，现行规定不合理，不量民力地一味榨取，只会使公私两失，应该恢复实行以前屯田制的分成方案。他的这种主张逐步被统治者采纳。

（二）赋役有常

傅玄从维护国家稳定，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出发，提出赋役有常主张，认为赋役制度稳定，才能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傅子·平赋役》指出：贤明的君王征收兵役、徭役和田地税，是用来维护社会安定、周济百姓的，尽力做到财政开支与民力相适应。根据时代的质朴和文华，制定赋役标准，不能超过一般消费标准，要有节制，考虑百姓的贫富情况，以中等民户的负担能力为依据，使百姓有服兵役和徭役的力量，并且有足够的周济生活的财物。帝王不征收特殊的赋税，百姓不缴纳特殊的贡品，上下一心，维持正常的教化。百姓虽然出力纳物，却不怨恨统治者的原因是他们为政公平，而且有固定制度。

傅玄提出国家赋役要以民户实际负担能力为依据而制定标准，不合理的征税会加重人民的负担而激化社会矛盾，恰当的赋税有利于国家稳定。赋税合理，百姓生产积极性高，能够保证国家有充足的粮食储备，无论是太平无事之世还是非常事故之世，国家都会有可靠的物资保障。这种观点被统治者采纳，对西晋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整顿吏治，提拔贤才

傅玄针对魏晋以来官吏泛滥官僚机构膨胀的情况提出异议。《傅子·官人》写道：

世质则官少，世文则吏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百，殷二百，周三百。（《永乐大典》卷二千九百七十八）

傅玄建议精简机构，减少“旷官”，以整顿吏治。他在《上疏陈要务》[6]中写道：

诸有疾病满百日不差，宜令去职，优其礼秩而宠存之;既差而后更用。臣不废职于朝，国无旷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傅玄集》第二卷）

《傅子·授职》指出：

经国之本立，则庶官无旷，而天工时叙矣。（《群书治要》卷四十九）

针对“九品中正”的弊端，傅玄重视提拔贤才，强调“任人之道专”“致人之道博”的原则。《傅子·举贤》论述：

选举一个人做宰相并听从他的意见，是以仁义治理天下的王道。选举两个人做宰相并听从他们的意见，是以武力刑罚治理天下的霸道。选举三个人做宰相并听从他们的意见，是勉强治理天下的主张。听从一个人的意见之所以能称王，是因为任用贤明的人，而且信任他。听从两个人的意见之所以能称霸，是因为任用有计谋的人而且对他们产生怀疑。听从三个人的意见的，之所以勉强维持统治，是因为听从两人的意见却要求得三方意见一致。圣明的君主任用人才的原则是专一，招引人才的办法却是广博的。

傅玄主张广开渠道招贤纳才，提出“任人之道专”“致人之道博”的用人方针。不用贤佐，则君主劳神，为政有失，荐人者要有至平之心为国家举荐贤才，圣王明主要“以举贤为急”，并要计人置官、因才用人。

综上所述，傅玄综合儒家和法家的思想，提出统治者在管理国家时要赏罚并举，德威兼用，提倡分民定业，以农为本，限制富豪商贾的发展，为了发展农业，进行课田改革，量民力以役赋。傅玄意识到欲使天下享足食之利，需统筹规划，精简机构，选贤才而用。这些改良措施的提出，表明傅玄已认识到道德的教化作用和法律的约束作用是相辅相成的，农业是根本，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经济与政治相互依存，人才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他常以历史的教训反思现实问题，以古鉴今，足见他是有战略眼光的。总之，傅玄的上述改革建议与举措反映了他的改良思想，不仅对当时社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而且对当今社会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6]傅玄.上疏陈要务[A].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C].北京：中华书局，1958：1721，1721.

[2][3]傅玄.傅子·檢商贾[A].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C].北京：中华书局，1958：1729.

[4]刘大杰.魏晋思想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76.

[5]魏明安，赵以武.傅玄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215.

该文为2018年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项目号L18DZ S001）阶段性成果;2019年辽宁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项目编号LJYT20191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