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艺真

(福建农林大学学术期刊部， 福建福州 350002)

赵家璧(1908—1997)，我国近现代出版史上著名的编辑出版家，第二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一生奉行“书比人长寿”的出版理念，始终致力于编辑出版可以世世代代流传下去的“长寿”之书，编辑出版了包括巴金的《爱情三部曲》、老舍的《四世同堂》、钱锺书的《围城》、夏衍的《包身工》等经典名著在内的《良友文学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晨光文学丛书》等颇具影响的精品丛书，对中国文学艺术和编辑出版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赵家璧编辑出版的大量精品中，最能体现其打造传世精品策略的是《中国新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大系》煌煌十卷，由蔡元培作总序，鲁迅、茅盾等名家分卷选编，首次对我国新文学运动前十年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成果进行系统总结，堪称新文学奠基期的总结性巨著，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仍有重要价值。以《大系》的出版为例，剖析赵家璧打造传世精品的成功策略，对于今天多出精品、出好精品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一、植根文化，精心策划

出版的本质是文化，策划出有文化价值的选题才可能成就传世精品。赵家璧打造传世精品，尤其重视策划有益于文化发展、具有开创性的好选题。

(一)追求进步，策划有益于文化发展的选题

赵家璧关心时政、爱读进步书刊、追求革命进步，在他看来“当编辑就得当个有理想的编辑，出书就得出推动时代前进而有益于人民的书”[1]。在《良友文学丛书》《良友文库》等丛书编辑出版实践中，他进一步认识到，出好书“不但能推动革命，传布文化，保存下去，世代相传，也能为国家民族的文化事业做些积累的工作”[2]。有益于人民、有益于文化积累、有益于时代进步，成为赵家璧策划选题的核心理念，而这正是他打造传世精品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在国民党文化“围剿”大环境下，尊孔读经复古潮流泛滥，新文学出版陷于沉默，以致“五四”文学革命让人有久远之感。著名史料学家阿英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的序里感叹道：“其实，不仅回想起来，使人起寥远之想，就是在不到二十年的现在，想搜集一些当时的文献，也真是大非易事。”[3]为了抢救和整理文献，冲击复古逆流，推动新文化发展，赵家璧顺应时代之需，追求革命进步，策划了《大系》选题。《大系》选题，既有现实斗争意义，又有学术价值、文化价值，而这正是它成为精品的关键基础。

(二)强调创新，让选题具有开创性

创新是出版的生命和动力。赵家璧重视创新，他把编辑主动策划有价值的选题，然后组织作者创作出有独特面貌的作品，称作“从无到有的创造性劳动”[4]。《大系》是赵家璧“从无到有”的创新性实践，这一创新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开创“大系”出版体裁。他借鉴日本成套书的命名方式，采用当时我国出版界未曾用过的“大系”两字，将书名定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大”表示选稿范围、出版规模、动员人力之“大”；“系”表现其体系化、系统化，表明整套书是按具体的编辑意图有意识地组稿而完成的有“系统”的整体，从而在我国开创了“大系”出版体裁。二是开创全新的编辑体例。全卷有总序，分卷有导言，理论、作品与史料结合，这是《大系》开创的全新编辑体例。赵家璧明确表示这么做是为了“使这部《大系》不单是旧材料的整理，而且成为历史上的述评工作”[5]。后人夸赞赵家璧的这种做法是“把选家之学转变为文史家之学”，是“在编辑学上的成功之处”[6]。三是首次系统整理新文学成就。《大系》之前，已有不少关于一个或几个作家文集、全集编辑出版了，但还没有哪套书全面客观地反映新文学全貌。而《大系》就如冰心所说的，是“自有新文学以来最有系统、最巨大的整理工作”[7]。

(三)注重调研，在论证中完善选题

选题要做得好，调研、论证不可少。《大系》选题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选题臻于完善的过程中，赵家璧着重做了两件事。一是充分开展图书市场调研，使《大系》的编辑构思由模糊走向清晰。策划之初，他想的是择优编选五四以来文学名著百种，此时的编辑构思更多的只是在出版形式上对他所看到的日本成套书的模糊借鉴。为了进一步理清思路，他逛遍上海各大图书馆，广泛搜索、翻阅新文学作品。在充分的调研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较清晰、具体的编辑构思：请权威人士编选各个单篇合成小说、散文、诗歌、戏曲等集，每集书前由编选者写序言对所选作品、作家及相关方面发展情况作评述，每集书后附上相关史料。二是借助编创群体的专家优势，开展深入的专家商讨和论证，使《大系》的编辑计划得以具体化，使《大系》的内容层次更科学合理。就选集而言，原计划仅限于作品集，与施蜇存等人商讨后，增设理论集，毕竟没有新文学运动的理论建设，就不可能产生丰富多彩的新文学作品，要全面反映历史，仅有作品是不够的，而每种作品集后附史料，不如专门出一集史料索引，于是决定把《大系》制作成包括理论、作品和史料的大丛书。在选集的具体安排方面，赵家璧虚心请教郑振铎、茅盾等名家，最终确定理论部分分为《建设理论集》和《文学论争集》，短篇小说按文学团体分编三集，散文按作家分两集，诗歌、戏曲和史料各一集，从而使《大系》内在结构更科学合理。关于选稿起讫年限，阿英主张从“五四”到“五卅”，但郑振铎不同意，大家相持不下。赵家璧写信请教茅盾后,茅盾从文学史高度上主张十年分期法，建议将起讫年限定在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得到大家认可。作为《大系》的主编，赵家璧虚心请教专家，集中专家智慧，使《大系》选题臻于完善，最终使《大系》成为精品。

二、精挑细选，用心邀约

选题固然重要，但它毕竟只是一种设想和计划。好选题找不到好作者，最终可能沦为平庸之作。赵家璧打造传世精品，注重根据选题设计要求精挑细选、用心邀约优秀作者。

(一)反复斟酌，务求最佳

赵家璧总是以强烈的选择意识为选题物色合适的作者。策划之初，他就清醒地意识到《大系》是难度很大的系统工程，一定要精挑细选小说、散文、诗歌、戏曲等方面的权威人士来担任择优拔萃及总结评价工作才能确保编辑出版质量。为了选定权威编选者，他反复斟酌，务求《大系》各集编选者都是综合多方面因素的最佳人选甚至唯一人选。以物色《建设理论集》的编选者为例。胡适当时是文化界炙手可热的权威人士，是新文学运动中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对读者有广泛的号召力，请他编选有助于保证质量也有助于市场营销，但胡适政治上逐渐右倾，左翼作家对他意见很大，若贸然邀他编选会遭到《大系》主创团队中郑伯奇、阿英等左翼作家的反对，可是赵家璧清醒地意识到“规模大、投资多的《大系》，完全找左翼作家编，不来一点平衡，肯定无法出版”[8]，若请胡适加盟必定有利于《大系》顺利通过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会的审查。左右为难之时，他请教了郑振铎。郑振铎理性地分析指出胡适是当时政治环境下“唯一适合”的人选。反复斟酌之后，赵家璧从尊重历史、对历史负责的角度，邀请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相当复杂，赵家璧撇开门户偏见，以左翼进步作家为主，同时搭配中、右权威文化人，为《大系》精心挑选了鲁迅、郑振铎、胡适、茅盾、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阿英等十大编选者。《大系》出版后，当时的权威刊物《文学》上有评语说：“倘使拿戏班子来作比喻，我们不妨说《大系》的‘角色’是搭配得匀称的。”[9]从赵家璧的《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可以看出：反复斟酌、精挑细选、最终确定的这十大编选者乃是当时综合诸多因素的最佳选择，而最佳编选者合力最终编就不朽的《大系》。

(二)讲究策略，用心约请

有了好的作者人选，还得成功邀约，才能让好选题得以落实。赵家璧每次物色到好作者，都能讲究策略、用心约请。就《大系》主创者的邀约而言，他的用心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精心策划的选题价值本身吸引名家。当他邀请蔡元培写万言总序阐释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时，蔡元培仔细翻阅《大系》选题规划后赞许地说：“像这样一部有系统的大结集，早就应当有人做了。”[10]邀请郑振铎时，郑振铎认为编辑出版《大系》“非常及时，极有意义”[11]，表示“愿全力以赴”，还因为认可《大系》是“一个不平凡的编辑计划”[12]，代邀胡适、周作人和朱自清参与编选。约请茅盾时，茅盾内心正“希望有一部搜罗得很完备，编排得很有系统的记载‘史料’的书”[13]，而《大系》编辑计划与茅盾的期望不谋而合，所以茅盾非常高兴地接受了编选任务。二是用心做好平时的作者工作，以既有的良好编创关系作为邀约基础。赵家璧十分重视作者工作，他借助熟人的人脉资源，仰仗师友的牵线搭桥，将鲁迅、茅盾等一大批优秀作者团结在自己周围，与作者保持着良好的编创关系，深得作者的信任与赞誉。《大系》最终约到的十位编选者中有六位在《大系》之前都曾应赵家璧之约写过书稿，与赵家璧有良好的编创关系。比如，阿英曾应约撰文发表在《一角丛书》中，他对赵家璧赞赏有加，当赵家璧主动与他商谈《大系》选题构思时，他给予赵家璧极大的鼓励，表示愿意无条件供应相关史料。三是谦虚谨慎，讲究策略。最突出地体现在他邀请鲁迅编选《小说二集》。《小说二集》要选编和述评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以外的其他文学团体的作家及作品，内容庞杂。鲁迅是该集的最佳编选者，但鲁迅很忙且当时身体欠佳，对于请鲁迅编“杂牌军”是否会遭拒绝赵家璧心里没底。虽然在那之前，他已成功地向鲁迅约过稿，且在交往中给鲁迅留下了好印象，但为了确保请到鲁迅，他谨慎地约请鲁迅信任、尊重的郑伯奇一同去拜访鲁迅，在详细介绍《大系》的具体规划、进度和已定编选者情况，获得鲁迅赞许后，才恳切地提出请求，使鲁迅当场表示同意。

三、竭尽全力，品质至上

高品质是精品的代名词。做精品，要有品质至上的理念和追求。赵家璧一心想在进步文学出版中干出一番事业，编出系列好书，所以在精品出版过程中，他竭尽全力，以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追求出版物的高品质。

(一)至诚服务，助推作者创佳作

没有好作品，出版传世精品就是一句空话。作品是作者创造的成果，助推作者创造佳作是编辑出版精品的核心工作。赵家璧以“为作者服务到底的精神”，想方设法帮助、推动作者创作。一是为作者提供相关资料，协助作者创编。《大系》要整理选辑的新文学运动前十年的文学理论和各类文艺作品，数量不少，但纸面平装分散各处，极难觅齐。组织编选《大系》时，他想方设法为茅盾、鲁迅、周作人等搜集并提供编选材料等。茅盾赞叹道：“赵家璧办事称得上干才。”[14]二是为作者排忧解难，让作者安心创作。比如，当鲁迅发现自己的杂文《病后杂谈》被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会胡乱删改，担心《小说二集》编选导言写完后无法通过审查，要求退出编选工作时，赵家璧一方面恳请鲁迅收回成命、安心编选，另一方面讲究策略地与审查官交涉，最终使鲁迅写的《小说二集》导言“保持了原来面目”[15]，既维护了编选者的作品完整权，又确保了编选质量。三是关注作者写作进度，督促甚至催逼作者按期交稿。赵家璧说：“有的好文章，有的成为传世的作品集，往往是编辑逼出来的。”[16]老舍的《离婚》、茅盾的《烟云集》、郁达夫的《闲书》，等等，都是赵家璧催逼出来的。当时，胡适答应参与编创《大系》，但迟迟没有动手，他架子大是人尽皆知的。为了让他尽快交稿，赵家璧特意去拜访他，敦促他早日交稿。在赵家璧的巧妙催逼下，胡适不久就把文稿交齐了。四是精审细校，为作者拾遗补阙。赵家璧工作态度认真、严谨、负责任。审读、加工书稿，他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做严格的质量“把关人”。在审读中，发现书稿有失误、错漏等等，他会和作者充分交换意见，最大限度地挖掘作者的修改潜力，协助作者努力锤炼精品力作。

(二)讲究装帧，追求印装精良

出版物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出版精品，既要内容好，也要形式美。赵家璧以装帧讲究闻名。在装帧设计方面，他不止一次地强调“一定要有新意”。他请人设计了“播种图”作为良友版文学书的出版标记，印在里封、环衬或包封上，既美观，又有助于塑造和强化良友版图书品牌，今天很多人回忆起赵家璧的良友版图书时，都会想起这个标记。他追求纸张、装帧、印刷精美，在上海出版界独树一帜。《大系》初版布脊精装、进口米色道林纸印正文，在当时一般文艺书都是纸面平装、用白报纸印的书市上，显得与众不同。在《编辑忆旧》中，他自豪地说：“回想三十年代许多著名作家乐意把自己的心血之作交良友出版，还有一条至今为作家朋友们所津津乐道的，那就是良友书籍装帧好。我们的文艺书极大部分是布面或纸面精装，有的外加封套封腰，许多用米色道林纸印，这就深得作者的欢心。”[17]印装精良，深得作者欢心，这是赵家璧成功约到优质作品的关键原因之一，而优质作品无疑是赵家璧打造传世精品的根本。

四、执着追求，迎难而上

执着是一种遇到困难不退缩、矢志不渝的坚持与坚韧。打造精品，要有执着的精神，有迎难而上的斗志。赵家璧读小学时就立志“当一个文艺编辑”，大学时“把将来也编成几套文学丛书作为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18]。有人把出版当做“饭碗”，目的是为了谋生；有人把出版当成“工作”，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赵家璧则把出版作为事业，作为奋斗目标，作为理想追求。在他看来，好书“比人长寿”，即使人不在，出版的好书仍可以流传于世，继续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因而，始终致力于出版“比人长寿”的传世之作，在编辑出版实践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未停止追求的脚步。

(一)积极应对，勇闯审查难关

《大系》创意策划于1934年。那一年正是国民党为了配合政治上的法西斯统治加紧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大量查禁新文艺书籍，禁止进步文化人发表文章，甚至屠杀革命作家，疯狂扼杀新文艺的一年。那一年5月，国民党成立了臭名昭著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强制进行原稿审查。在白色恐怖中，鲁迅署名的书大批被查禁，鲁迅用笔名发表的文章常被乱砍乱删，其他进步书刊也被大量查禁。策划《大系》之前，良友图书公司已多次因出版进步文艺书而被审查会“郑重警告”，甚至门市部价值数百元的大玻璃窗也被击破。在那样的环境下，赵家璧想请鲁迅、茅盾等著名左翼作家参与选编、出版《大系》，势必难以逃脱审查会的刁难。《大系》是一项大制作，为避免因审查会通不过而功亏一篑，赵家璧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只身勇闯审查会，在出书前积极地先把编辑计划和编选者名单送去审查，同掌管书刊生杀大权的审查会主管项德言周旋，相机进退。在项德言承诺：不动鲁迅的名字，照顾《大系》全部文稿，不有意挑剔的情况下，满足项德言在良友出精装书并获得五百大洋超高稿酬的过分要求，最终使《大系》得以顺利出版。

(二)出色营销，解决资金困难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出好书不易，出大部头好书更是不易。赵家璧供职的良友图书公司，与当时的商务、中华相比，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公司，经济实力薄弱。要实现《大系》这样一部需要大投资且有一定风险的出版计划，资金困难是赵家璧必须面对的。他以出色的营销、预售的办法，用读者预约订书款作为造货成本的一部分，有效地解决出版资金困难。一是刊登预售广告。预计1935年底出齐的《大系》，于当年3月开始在各报刊刊登发售预约广告。二是编印《大系样本》征求订户。在《大系样本》中，赵家璧既简明扼要地介绍《大系》编辑缘起、出版意义和丛书内容，又以手迹制版的方式影印了蔡元培的《总序节要》、胡适等十大编选者的《编选感想》、叶圣陶等文艺界知名人士为《大系》写的推介语，还配有编选者近照、书影，以及预约办法、预约单等。40余页的《大系样本》，让500多万字的《大系》概貌展现在读者眼前，有效地促进读者预定，在整套丛书未出齐前就使预订数超过初版拟印数。三是差额定价，扩大订阅群体。《大系》精装本每套20元。考虑到读者消费能力差异，为扩大订阅群体，赵家璧推出售价仅10元的普及本，若预定则只需7元，既为读者着想给读者让利，又开拓了销售市场。四是摘编媒体评论，扩大影响。《大系》面世后，《申报》《大公报》等大报上都有对《大系》的评价。赵家璧从中摘编好评，做成《舆论界之好评摘录》供预约订购者参考。出色的营销，既解决了《大系》的出版资金问题，又扩大了《大系》的影响，使《大系》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成了读者和市场认可的“双效”俱佳的精品。

“书籍是思想的航船，在时代的波涛中破浪前进。它满载贵重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培根的这句名言，真切地道出了传世精品的价值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面世80 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改革创新，打造传世精品”的任务与要求，为出版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每一个出版人，都应强化责任感、使命感，为文化强国建设多出传世精品，推动出版事业为“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进入数字化时代，出版的形式和载体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但不管出版如何转型，如何融合发展，努力出版“比人长寿”的精品力作，都应是出版人的不变追求。虽然时代不同、条件各异，但赵家璧以出版“比人长寿”的传世之作为毕生追求，努力打造传世精品的核心理念、成功策略，在今天仍有宝贵的学习借鉴价值。

注释：

[1][2][4][7][8][9][10][11][12][15][17][18] 赵家璧：《编辑忆旧》，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104、135、111、138、130、109、111、157、7、101页。

[3] 张若英：《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料》，上海：光明书局，1934年，第2页。

[5] 赵家璧：《书比人长寿：编辑忆旧集外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7页。

[6] 吴永贵，李 娅：《赵家璧：邀约名家书稿的能手》，《光明日报》2007年6月16日第5版。

[13][16] 赵家璧：《文坛故旧录：编辑忆旧续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8、186页。

[14] 茅 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