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外芳

(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城市文化学院， 广东佛山 528200)

“六一风神”是个老话题，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六一风神的成因，学术界进行了深入地探讨。早在1980年，郭预衡先生就指出欧阳修学习韩愈，且在出处进退、立身行事方面超过了韩愈。[1]韩国的黄一权先生考察了六一风神称谓的来源。[2]当代学者大多同意六一风神是学习司马迁的“史迁之神”。[3]《春秋》笔法也是六一风神师法的对象。[4]此外，还有说学《诗经》《周易》等等。除了《春秋》、司马迁、韩愈对欧阳修的影响很大之外，六一风神还有无其他的渊源？有，那就是著名的“魏晋风度”。

早在南宋，陈傅良就把欧阳修与魏晋士人联系起来：“盖宋兴，士大夫之学亡虑三变……欧阳子出，而议论、文章粹然尔雅，轶乎魏晋之上。”[5]可他的话似乎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无人继续就此进行探讨。只有陶渊明对欧阳修的影响，较为受人重视。[6]近年来，唯陈明霞女士注意到欧阳修词的魏晋风度。[7]笔者指导的学生李方擎发表《欧阳修的魏晋风度略论》[8]一文，就欧阳修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效仿魏晋士人的诸多行事，作了简单探讨。

要弄清六一风神与魏晋风度之间的关系，首先要确定六一风神的核心特征。历代公认，评价欧阳修文风，以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最为确切：“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9]茅坤《欧阳文忠公文钞引》评欧阳修：“(欧)序、记、书、论，虽多得之昌黎，而其姿态横生，别为韵折，令人读之，一唱三叹，余音不绝。予所以独爱其文，妄谓世之文人学士得太史公之逸者，独欧阳子一人而已。”[10]乾隆等编《唐宋文醇》卷二六评六一风神的代表作《醉翁亭记》：“前人每叹此记为欧阳绝作。闲尝熟玩其词，要亦无关理道……况修之在滁，乃蒙被垢污而遭谪贬，常人之所不能堪，而君子亦不能无动心者，乃其于文萧然自远如此，是其深造自得之功发于心声而不可强者也。”[11]林纾引《玉篇》：“声音和曰韵。”《正韵》：“风度也。”《丹铅总录》说欧阳修的散文“如飘风急雨之骤至”，林纾批评说：“夫飘风急雨，岂能谓之韵？”他认为“恳挚处发乎本心，绵远处纯以自然”，才是真情韵。[12]洪本健先生认为，“六一风神”的标志是散文诗话，其本质为情感外显，其属归为阴柔之美。[13]此论可谓得六一风神之真髓。欧阳修的政论文、史论文，确实“驰骤跌宕，悲慨呜咽”，“如飘风急雨之骤至”，与以《醉翁亭记》为代表的六一风神相去甚远。“姿态横生，别为韵折”，“一唱三叹，余音不绝”，“萧然自远”，才是六一风神的核心特征，其渊源乃是魏晋风度。

接着我们来看魏晋风度的核心特征。魏晋风度有两方面：内在的精神气质与外在的行为方式。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和刘大杰《魏晋思想论》揭示了魏晋风度的思想基础。宗白华说：“汉末魏晋六朝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4]冯友兰认为“风流是一种所谓人格美”，真正风流的人，必有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四种特点。[15]袁行霈先生认为：“玄学指的是一种哲学思想、时代思潮，风流指的是在这种思想和思潮影响下士人精神世界的外现，更多地表现为言谈、举止、趣味、习尚，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人生准则。”[16]叶朗先生说：“魏晋名士之人生观，就是得意忘形骸。这种人生观的具体表现，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任情放达，风神爽朗，不拘于礼法，不泥于行迹。”[17]罗宗强先生认为，在经历了肉体的堕落与狂欢后，魏晋士人的审美情趣由低俗而走向高雅：“审美情趣的雅化主要表现在把怡情山水嵌入纵欲享乐的人生情趣之中，和在审美标准上崇尚秀丽。”[18]这些都是研究魏晋风度内在精神气质方面的。人们更多的是从外在行为来探讨魏晋风度。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概括魏晋风度之表现，有：饮酒(竹林七贤)，何晏傅粉、吃药(五石散)，清谈(扪虱子而谈)，陶潜归隐等事迹。[19]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介绍魏晋风度时，概括为：“畏惧早死，追求长生，服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双修玄礼，既纵情享乐，又满怀哲意，这就构成似乎是那么潇洒不群、那么超然自得、无为而无不为的所谓魏晋风度；药、酒、姿容，论道谈玄，山水景色……成了衬托这种风度的必要的衣袖和光环。”[20]陈洪先生《诗化人生——魏晋风度的魅力》、宁稼雨先生《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底蕴》、马良怀先生《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魏晋风度研究》、戴燕先生《玄意幽远——魏晋玄学风度》等著作，都是从外在行为来概述魏晋风度的。概言之，魏晋风度的哲学基础是魏晋玄学，其精神旨归是追求人格的独立平等，不屈从于权贵；其行为表现则是以醇酒之乐、山林之乐、艺术之乐，代替世俗的富贵之乐，饮酒赋诗、看月赏花、品茗清谈、书画怡性等等。他们努力超脱现实的羁绊，但没有走向佛道出世间的寂灭之道。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掀起魏晋风度研究热潮，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21]魏晋风度对后世的影响，也成为研究热点。[22]而魏晋风度对宋人的影响，至今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作为宋学转型关键人物之一的欧阳修，受到魏晋风度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由此而生发“六一风神”。下面，我们以洪本健先生的《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为主要依据，辅以李逸安先生点校《欧阳修全集》、黄进德先生的《欧阳修评传》、洪本健先生的《欧阳修资料汇编》、刘德清先生的《欧阳修纪年录》，来考察一下欧阳修诗文集里所提到的魏晋士人，以揭示魏晋风度对六一风神的影响。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问题，引用的诗文后均注明创作年份。

欧阳修爱雅集，好饮酒，善作诗，会弹琴，游山水，爱书法，喜集古，俨然魏晋名士。大抵而言，欧阳修用典，论哲理多用先秦典故，论政事多用汉唐史实，而言志抒怀则偏爱魏晋典故。欧阳修的诗文里，经常提及魏晋士人及其事变，有王衍、陆机、陆云、嵇含、王敦、张翰、王徽之、谢玄、沈充、谢道韫等人及其事迹。欧阳修所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如清谈、醉酒、隐居，也处处以魏晋士人为榜样。比如，清谈是欧阳修和朋友聚会时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和较艺书事》(嘉祐二年)云：“玉麈清谈消永日，金尊美酒惜余春。”《寄题洛阳致政张少卿静居堂》(嘉祐六年)云：“清谈不倦客，妙思喜挥翰。壮也已吏隐，兴余方挂冠。”张少卿即张师锡。《休逸台》(熙宁四年)云：“清谈终日对清尊，不似崇高富贵身。已有山川资胜赏，更将风月醉嘉宾。”

欧阳修爱饮酒，自号“醉翁”。他所慕仿的魏晋士人有阮籍、嵇康、山简等人。在司马氏滥杀无辜之际，阮籍借醉酒以远害全身。欧阳修一生几次无辜被谤，颇有同感。《杂言答圣俞见寄兼简东京诸友》(景祐元年)云：“不问竹林主，仍携步兵酒。”阮籍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晋书·列传第十九阮籍传》云：“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23]

嵇康既爱饮酒，又善弹琴，欧阳修也有此二好，故每以嵇康为喻。《舟中望京邑》(天圣五年)云：“挥手嵇琴空堕睫，开尊鲁酒不忘忧。”嵇琴是一种古琴，相传为嵇康所创制。《冬夕小斋联句寄梅圣俞》(康定元年)云：“酣饮每颓山，谈笑工炙輠。”颓山，醉酒状。《世说新语·容止》云：“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24]《寄子春发运待制》(皇祐二年至至和元年间)云：“壮心未忍悲华发，强饮犹能倒玉山。”玉山，即用嵇康典。《新营小斋凿地炉辄成五言三十九韵》(景祐四年)云：“启期为乐三，叔夜不堪七。”荣启期是春秋时隐士。《列子·天瑞》记载，荣启期对孔子说有三乐：生而为人；生为男人；寿九十。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自述有“不堪者七”。《伤春》(年份不详)云：“卷箔高楼惊燕入，挥弦远目送鸿归。” “挥弦远目送鸿归”，用嵇康典故。嵇康《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 之一：“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刘秀才宅对弈》(年份不详)云：“尘惊野火遥知猎，目送云罗但听鸿。”

欧阳修醉酒的另一魏晋士人榜样是山简(253～312)，字季伦，山涛第五子。《晋书·列传第十三山简传》记载：

永嘉三年，出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假节，镇襄阳。于时四方寇乱，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惧。简优游卒岁，唯酒是耽。诸习氏，荆土豪族，有佳园池，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名之曰高阳池。时有童儿歌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时时能骑马，倒著白接篱。举鞭问葛疆：‘何如并州儿？’”疆家在并州，简爱将也。寻加督宁、益军事。时刘聪入寇，京师危逼。简遣督护王万率师赴难，次于涅阳，为宛城贼王如所破，遂婴城自守。及洛阳陷没，简又为贼严嶷所逼，乃迁于夏口。招纳流亡，江、汉归附。[25]

可见山简之醉，乃是为镇静军民之心，毋使恐慌作乱。欧阳修多以引用山简醉酒典故。《惠泉亭》(景祐四年)云：“席间谁伴谢公吟，日暮多逢山简醉。”《新营小斋凿地炉辄成五言三十九韵》(景祐四年)云：“面壁或僧禅，倒冠聊酒逸。”《题光化张氏园亭》(宝元二年)云：“陶令来常醉，山公到最频。”陶令，指陶潜。山公，指山简。《和晏尚书对雪招饮》(庆历元年)云：“瑶林琼树影交加，谁伴山翁醉帽斜？”山翁，指山简。《初夏刘氏竹林小饮》(皇祐元年)云：“谁邀接篱公，有酒幸相就。”接篱是以白鹭羽为饰的帽子。接篱公指山简。《七言二首答黎教授》(治平四年)云：“养丹道士颜如玉，爱酒山公醉似泥。”

欧阳修崇尚隐居，年轻时官位尚低，已向往隐居；中年后官运亨通，却更加口不离退隐。他歌咏的魏晋士人隐居榜样，有孙登、王羲之、谢安、谢灵运、陶潜等人。

孙登传说成仙，后世尊称为孙真人。《晋书·列传第六十四孙登传》云：“孙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无家属，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抚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26]孙登善长啸，阮籍和嵇康都曾求教于他。《晋书·列传第十九阮籍传》云：

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27]

欧阳修不信仙佛，但对孙登的隐居还是很欣赏的。《又寄许道人》(熙宁元年)云：“郡斋独坐风生竹，疑是孙登长啸声。”许道人，即许昌龄。《西征道中送陈舅秀才北归》(年份不详)云：“人随黄鹄飞千里，酒满栖乌送一弦。”孙登的长啸、一弦琴，都独具特色。

王羲之长期隐居山阴兰亭，不问世事，以书法自娱。欧阳修中年后爱好书法，在练习书法中体验到极大快乐，觉得书法是消磨时光的好办法。如《学书为乐》云：“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足有余。”[28]《寄刘昉秀才》(疑为天圣五年)云：“茂林修竹谁同禊，明月春萝定勒文。”“茂林修竹”，典出王羲之《兰亭序》。欧阳修能鉴别王羲之书法作品的真伪，如《跋茶录〈治平元年〉》《晋兰亭修禊序〈永和九年〉》《晋王献之法帖二》《陈浮屠智永书千字文二》《瘗鹤铭》《黄庭经一〈永和十二年〉》《黄庭经四》《遗教经》《杂法帖六首》，俨然王羲之研究专家。

欧阳修提得较多的是谢安，不是因为谢安淝水之战的功绩，而是谢安的隐居：出身望族，家族中多人担任要职，年轻的谢安对从政毫无兴趣，歌咏隐居；中年后建立大功，却不贪恋权力，及时隐退。从某种程度上说，晋代的羊祜、谢安，是欧阳修的人生榜样。《逸老亭》(彭城公白莲庄)(明道二年)云：“虽怀安石趣，岂不为苍生！”用谢安故事，表达自己想隐居又不能的矛盾心情。《晋书·列传第四十九谢安传》云：“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戏之曰：“卿累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苍生今亦将如卿何！”安甚有愧色……尝与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谓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29]《书怀感事寄梅圣俞》(景祐元年)云：“几道事闲远，风流如谢安。”《杂言答圣俞见寄兼简东京诸友》(景祐元年)云：“窦府富文章，谢墅从亲友。”谢安在金陵城东筑别墅，后人称“谢墅”，借指高门世族的第宅。《游彭城公白莲庄》(约景祐元年)云：“谢墅多幽赏，华轩曾共寻。”华轩，指富贵者乘坐的车子。《刘秀才宅对弈》(年份不详)云：“乌巷招邀谢墅中，紫囊香佩更临风。”乌巷，即乌衣巷，东晋王、谢等大家族居住于此。《留题安州朱氏草堂》(康定元年)云：“赌墅乞甥宾对弈，惊鸿送目手挥琴。”“赌墅乞甥”，指谢安。《晋书·谢安传》记载：“时苻坚强盛，疆埸多虞，诸将败退相继……坚后率众，号百万，次于淮肥，京师震恐。加安征讨大都督。玄入问计，安夷然无惧色，答曰：“已别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山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顾谓其甥羊昙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还，指授将帅，各当其任。”[30]《西征道中送陈舅秀才北归》(年份不详)云：“棋墅风流谢舅贤，发光如葆惜穷年。”棋墅，即谢墅。淝水之战时，谢安在此对客围棋，故作镇定。《采桑子十三首(之十一)》云：“明月清风，把酒何人忆谢公。”谢公，即谢安。

谢灵运是著名的山水诗人，因未得重用，四处游山访胜，以山水忘忧。欧阳修也爱与朋友一起游山玩水。《与梅圣俞四十六通》其五(明道二年)云：“然作宰江浙，山水秀丽，益为康乐诗助，谁与敌哉！某自奉别以来，未尝作诗，亦无文酒之会，所谓三日不谈道德，则舌本强也。”[31]谢灵运袭封康乐公，称谢康公、谢康乐，好营园林，游山水，族弟谢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欧阳修说，自从梅尧臣离开，没有文酒之会，很少作诗，觉得文思枯竭了。《将至淮安马上早行学谢灵运体六韵》(景祐四年)云：“晴霞煦东浦，惊鸟动烟林。曙河兼斗役，沓嶂隐云深。寒鸡隔树起，曲坞留风吟。征夫倦行役，秋兴感登临。”景祐四年九月，欧阳修自许州还夷陵，将至唐州，时值初秋，仿谢体作此诗。《惠泉亭》(景祐四年)云：“席间谁伴谢公吟，日暮多逢山简醉。”谢公指谢灵运。

欧阳修最推崇的是陶潜，咏陶潜的诗文特多，故置之最后。欧阳修把做官比做缰锁，向往无拘无束的隐居生活。《送刘虚白二首》(嘉祐四、五年间)云：“我嗟缰锁若牵拘，久羡南山去结庐。”《题张应之县斋》(明道元年)云：“小官叹簿领，夫子卧高斋。五斗未能去，一丘真所怀。”五斗，用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典故。但是他无法下定决心像陶潜那样，彻底离开官场去做农民。他把自己比作“官隐”“小隐”。《夏侯彦济武陟尉》(景祐元年)云：“官闲同小隐，酒美足衔杯。好去东篱菊，迎霜正欲开。”《答梅圣俞》(约庆历元年)云：“一尔乖出处，未尝持酒杯。官闲隐朝市，岁暮惨风埃。”欧阳修说自己为五斗米而折腰，无需惭愧。《新营小斋凿地炉辄成五言三十九韵》(景祐四年)云：“五斗岂须惭，优游岁将毕。”《送黄通之郧乡》(庆历三年)云：“无惭折腰吏，勉食落头鲜。(均人相尚食腐鱼，故俗传为落头鲜。)”《送襄陵令李君》(嘉祐四年)云：“折腰聊为五斗屈，把酒犹能一笑欢……民淳政简居多乐，无苦思归欲挂冠。”陶潜的饮酒、赏菊、作诗、爱琴，都是欧阳修吟咏、效仿的对象。《河南王尉西斋》(明道元年)云：“欲就陶潜饮，应须载酒行。”《与谢三学士绛唱和八首》之《和八月十五日斋宫对月》(明道元年)云：“清谈对元亮，琼彩映萧萧。”元亮，即陶潜。《寄圣俞》(明道二年)云：“寄问陶彭泽， 篮舆谁见邀？”《暇日雨后绿竹堂独居兼简府中诸僚》(明道二年)云：“南窗若可傲，方事陶潜巾。”《戏书拜呈学士三丈》(明道元年至二年间)云：“渊明本嗜酒，一钱常不持。人邀辄就饮，酩酊篮舆归。归来步三径，索寞绕东篱。咏句把黄菊，望门逢白衣。欣然复坐酌，独醉卧斜晖。”黄菊、白衣，均用陶潜典。《续晋阳秋·恭帝》云：“陶潜九月九日无酒，于宅边东篱下菊丛中摘盈把，坐其侧。未几，望见白衣人至，乃刺史王宏送酒也，即便就酌而后归。”《秋日与诸君马头山登高》(庆历三年至五年间)云：“惟有渊明偏好饮，篮舆酩酊一衰翁。”《怀嵩楼新开南轩与郡僚小饮》(庆历七年)云：“霜林落后山争出，野菊开时酒正浓……会须乘醉携嘉客，踏雪来看群玉峰。”《夜坐弹琴有感二首呈圣俞》(嘉祐四年)云：“吾爱陶靖节，有琴常自随。无弦人莫听，此乐有谁知。”陶潜蓄一张无弦琴，欧阳修引伯牙、师旷典故，讥讽当世之人反不及鸟和鱼，不能理解琴中所表达出来的高世之情。《清明前一日，韩子华以靖节斜川诗见招，游李园。既归，遂苦风雨，三日不能出，穷坐一室。家人辈倒残壶，得酒数杯。泥深道路无人行，去市又远，索于筐筥，得枯鱼干虾数种，强饮疾醉，昏然便寐。既觉索然，因书所见，奉呈圣俞》(嘉祐四年)云：“少年喜追随，老大厌喧哗……宠禄不知报，鬓毛今已华。有田清颍间，尚可事桑麻。安得一黄犊，幅巾驾柴车。”斜川诗，指陶潜《游斜川诗》。《偶书》(嘉祐五年)云：“吾见陶靖节，爱酒又爱闲。二者人所欲，不问愚与贤……决计不宜晚，归耕颍尾田。”《霜》(嘉祐四、五年间)云：“奈寒惟有东篱菊，金蕊繁开晓更清。”《答资政邵谏议见寄二首》(熙宁四年)云：“相如旧苦中痟渴，陶令犹能一醉眠。材薄力殚难勉强，岂同高士爱林泉。”《鹤联句》(与范仲淹、滕宗谅)(年份不详)云：“幽闲靖节性，孤高伯夷心。”《送刘半千平阳簿》(年份不详)云：“松径就荒聊应召，桂丛留隐定相招。”桂丛，桂树林，指隐居之地。松径就荒，典出陶潜《归去来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欧阳修咏陶潜，以表示自己对功名富贵的淡泊，在北宋诗坛上掀起学陶、咏陶、和陶的风气，至苏轼，陶潜的名声遂上升至顶峰。

由上可知，欧阳修钦慕魏晋士人，表现出显著的魏晋风度。下面，我们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来看看六一风神的代表作《醉翁亭记》是如何化用魏晋风度的。

1. 琅邪山：古称摩陀岭，东晋元帝司马睿为琅邪王时，寓居于此而得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七记载，欧阳修仕途正处于上升期时，因上疏为韩琦辩护，为党论者忌之。庆历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谏官钱明逸、开封知府杨日严兴“张甥案”，欧阳修落龙图阁直学士，罢都转运按察使，以知制诰出知滁州。[32]欧阳修选择写此山，不是因为此山风景秀于他山，他是借古喻今，暗喻此地为暂时蛰居之地，期待将来东山再起。果然后韩琦拜相，欧阳修升枢密副使。

2. “西南诸峰，林壑尤美”：《世说新语·言语》云：“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33]《世说新语·言语》云：“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34]林壑之美，令人醉心。《醉翁亭记》接着写山间之朝暮、山间之四时，只是“林壑尤美”的具体化而已。

3. “太守与客来饮于此”：《宋书·列传第二十七谢灵运传》云：“灵运……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履，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35]以官员身份带领下属游山玩水，以示雅兴。谢灵运的游乐颇为过度，以至人们谓为山贼。欧阳修为政以宽简为便，在滁日颇多游历，但不影响公务。朱熹《朱子考欧阳文忠公事迹》云：“故公为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扬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间，事已十减五六，一两月后，官府阒然如僧舍。或问公为政宽简而事不废弛者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弛废而民受其弊矣。吾之所谓宽者，不为苛急尔；所谓简者，不为繁碎尔。”识者以为知言。”[36]

4. “醉翁”：见前引嵇康、山简典故。欧阳修之醉，是以不误政事为前提的。只有与朋友、宾客在一起时，才会酣醉。魏晋士人之醉意，当然不止于酒本身，而是脱略形迹、寄情世外。欧阳修的醉酒，其用心与魏晋士人相同，“山水之间”只是个托词而已。

5. “山水之乐”：《世说新语·言语》又云：“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 ：“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 。”[37]《世说新语·文学》云：“郭景纯诗云 ：‘林无静树，川无停流 。’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38]《世说新语·栖逸》云：“许掾(询)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时人云：“许非徒有胜情, 实有济胜之具 。”[39]魏晋士人对山水的热爱，反衬出世俗对权势的热衷。欧阳修寄情山水，出发点与魏晋士人一样。

6. “宴酣之乐”：《世说新语·赏誉》云：“子敬与子猷书道‘兄伯萧索寡会,遇酒则酣畅忘反, 乃自可矜 。’”[40]《世说新语·任诞》云：“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41]《世说新语·任诞》云：“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42]《世说新语·简傲》云：“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43]《晋书·列传第十九毕卓传》云：“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44]酣醉，是对世俗烦恼的刻意回避，也是对黑暗现实的无声抗议。借酒醉，保全了人格，避免了祸端。欧阳修的“宴酣之乐”，用意与魏晋士人相同：公务之余，游山玩水，与民同乐，而不奔走于权贵之门，努力钻营以求升迁。

7. “非丝非竹”：《世说新语·方正》云：“齐王冏为大司马辅政，嵇绍为侍中,诣冏咨事。冏设宰会，召葛旟、董艾等共论时宜。旟等白冏：‘嵇侍中善于丝竹, 公可令操之。’遂送乐器。绍推却不受，冏曰：‘今日共为欢，卿何却邪？’绍曰 ：‘公协辅皇室，令作事可法。绍虽官卑，职备常伯。操丝比竹，盖乐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为伶人之业。今逼高命，不敢苟辞，当释冠冕，袭私服，此绍之心也 。’等不自得而退。”[45]《世说新语·言语》云：“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 。’王曰 ：‘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 。’”[46]《晋书·列传第十九嵇康传》云：“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47]《晋书·列传第十九阮咸传》云：“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虽处世不交人事，惟共亲知弦歌酣宴而已。”[48]《晋书·列传第十九阮瞻传》云：“瞻字千里。性清虚寡欲，自得于怀。读书不甚研求，而默识其要，遇理而辩，辞不足而旨有余。善弹琴，人闻其能，多往求听，不问贵贱长幼，皆为弹之。神气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终日达夜，无忤色。由是识者叹其恬澹，不可荣辱矣。”[49]“非丝非竹”，不是否定丝竹之乐，只是说此乐不限于丝竹之乐，更有他乐——与人同乐之乐。事实上，欧阳修善于弹琴，每出，必呼朋唤友，携琴、酒而游，其志趣与魏晋士人是一致的。

8. “众宾欢也”：《世说新语·政事》云：“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霑接,人人有悦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悦。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坐并欢。”[50]此宾客，非钻营之客。在人格上，宾客与欧阳太守、王丞相是平等的。他们的关系，是上下级，但更似朋友。如此，方能“与人同乐”。

9. “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见前引嵇康“玉山将崩”之“颓山”。“颓然”而醉，既享受酒的香醇，又借以忘忧。

10. “游人去而禽鸟乐”：《世说新语·言语》云：“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不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51]游人无害禽鸟之心，禽鸟亦不惧游人，和谐共处。

11. “醉能同其乐”：《世说新语·识鉴》云：“谢公(安)在东山畜妓，简文曰：‘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 。’”[52]孟子说“与民同乐”，至魏晋，则更进一步，“与人同忧”。范仲淹加以综合、发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是范仲淹的朋友，此文说：“人……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颇与民同乐，当然也与民同忧。

12. “醒能述以文者”：《世说新语·文学》云：“魏朝封晋文王(司马昭)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 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53]欧阳修号称一代文宗，当然不亚于“神笔”。欧阳修说“醒能述以文”，承醉而醒而作文，而不说“后以文记之”，说明与阮籍一样，此醉非烂醉如泥、不省人事之醉，醉乃是表象，醉中已把文章酝酿好了。

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列举。《醉翁亭记》集琴、酒、诗文、山水、雅集于一体，是魏晋风度的集中展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醉翁亭记》引魏晋士人典故，并非完全照搬，而是化用，如羚羊挂角，只见其神不见其迹。如不仔细寻味琢磨，难以察觉。这就是欧阳修的高明之处。因而九百多年来，注家和论者都未予以重视，六一风神的魏晋风度被遮蔽了。欧阳修化用的这些魏晋典故，没有一个是“驰骤跌宕，悲慨呜咽”“飘风急雨”式的，而是委婉深长、悠闲自得、超然物外，十足的阴柔之美。《唐宋文醇》说此记“要亦无关理道”——即不谈修身治国的大道理，而是“萧然自远”——一派飘逸的魏晋风度，确为的论。难怪明人崔铣《洹词》卷四《醉翁亭记跋》感叹：“欧阳子其慕晋人之风邪？”[54]但是，欧阳修不是机械复制魏晋风度，而是去其荒淫，留其高雅，予以升华。《与梅圣俞四十六通》其四(明道元年)云：“昔之山阳竹林以高标自寓，推今较古，何下彼哉？但恐荒淫不及，而文雅过之也。[55]

当然，六一风神受魏晋风度的影响，也不仅是《醉翁亭记》一篇而已。欧阳修那些著名的散文，都充满了魏晋风度。如《岘山亭记》记晋代羊祜、杜预，羊祜有先见之明，居功不傲，及时隐退；杜预灭吴，其功至伟，立碑岘山，集解《左传》，墓葬从简，欧阳修赞叹不已。归有光评曰：“确是岘山亭文，当与孟浩然诗并绝千古者也。徐文昭曰：‘风流感慨’。”[56]刘大櫆评曰：“欧公长于感叹，况在古之名贤兴遥集之思，宜其文之风流绝世也。”[57]唐介轩评曰：“文境绵远，亦如草木云烟之杳霭，出没于空旷有无之间。”[58]林纾评曰：“文之超尘离俗，如仙子步虚，翻空而愈奇，真神来之笔。”[59]

又如《丰乐亭记》描写泉、亭之美景，游赏之快乐，与《醉翁亭记》如出一辙。归有光评曰：“风流太守之文。”[60]毛庆蕃评曰：“纡迴百折，归于宣上功德，非独立言之体宜然。”[61]唐介轩评曰：“题是丰乐，却从干戈用武立论，辟开新境，然后引出山高水清，休养生息，以点出丰乐正面。此谓纡徐为妍，卓荦为杰。”[62]陈衍评曰：“永叔文以序跋杂记为最长，杂记尤以《丰乐亭》为最完美……此欧公平生擅长之技，所谓风神也。”[63]

又如《真州东园记》《送田画秀才宁亲归万州序》《画舫斋记》《浮槎山水记》《送杨置序》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无论六一风神是学习《春秋》、司马迁、韩愈还是其他，以《醉翁亭记》为代表的六一风神的阴柔之美，来自魏晋风度。人们也用魏晋人物来评论欧阳修，如茅坤把欧阳修比作谢安：“遒丽逸宕，若携美人宴游东山，而风流文物照耀江左者，欧阳子之文也。”[64]何焯引陶渊明来评《醉翁亭记》：“长史云：通篇命意在‘醉翁之意’四句。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云：有疑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至末，逐层带转，兼取濠上之意。’”[65]欧阳修学习魏晋风度，开宋人“艺术化”人生方式之先河，至苏轼，达到顶峰，成为历代文人效仿的榜样，而欧阳修的魏晋风度，反被人遗忘了。

注释：

[1] 郭预衡：《论欧阳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2] [韩国]黄一权：《六一风神——称谓的来源及其阐释》，《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4期。

[3] 如祝尚书先生认为：“茅坤所谓风神的评语，被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广泛接受，于是‘六一风神’成了欧阳修古文特色的定评。”(祝尚书：《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195页)刘德清先生认为，明代的茅坤最先用“风神”来描述司马迁的文风，进而用来描述欧阳修的文风。“到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手上，‘六一风神’的称谓广泛使用开了。”(刘德清：《欧阳修论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63页)刘宁先生认为：“欧阳修文之所以被茅坤认为深具‘风神’之美，是因为欧文深于叙事，且在叙事方式上与《史记》多有近似，‘六一风神’的情韵之美要与六一之文独特的叙事之法结合起来观察。”(刘宁：《叙事与“六一风神”——由茅坤“风神”观切入》，《文学遗产》2011年第2期)

[4] 马茂军：《庐陵学与六一风神》，《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5] 陈傅良：《温州淹朴学田记》，《陈傅良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0页。

[6] 杨素萍：《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陶渊明与欧阳修之比较》，《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7] 陈明霞：《论欧阳修词的魏晋风神》，《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5期。

[8] 李方擎：《欧阳修的魏晋风度略论》，《文学界》2010年第1期。

[9] 曾枣庄，金成礼：《嘉祐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2页。

[10][11][54][56][57][58][59][60][61][62][63][64][65] 洪本健：《欧阳修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58，94，242，546，917，1219，1309，546，1316，1218，1311，557，801页。

[12] 林 纾：《春觉斋论文·情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84页。

[13] 洪本健：《略论“六一风神”》，《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

[14]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与意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3页。

[15] 冯友兰：《论风流》，《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609页。

[16]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2页。

[17] 叶 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4页。

[18]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9页。

[19] 鲁 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3页。

[20] 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56页。

[21] 如：傅刚：《魏晋风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刘宗坤：《沉沦与觉醒：魏晋风度及其文化表现》，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年；孙立群：《魏晋士人品格与社会生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中国古代社会史专业，1999年；郭平：《魏晋风度与音乐》，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任华南：《魏晋风度论》，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

[22] 如：陶新民：《李白与魏晋风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陈平原：《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见《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高俊林：《现代文人与魏晋风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23][25][26][27][29][30][44][47][48][49] [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60，1229，2426，1362，2703，2074，1381，1369，1363，1363页。

[24][33][34][37][38][39][40][41][42][43][45][46][50][51][52][53] 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7、133，133，127，230，564，424，609，617，639，267，111，154，110，350，220页。

[28][31][36][55]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977，2446，2648，2445页。

[32] 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6页。

[35] [梁]沈 约等：《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75页。